「标题注释」本文研究当中，不涉及港澳台地区，仅仅指中国内地的情形。感谢章奇博士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内容提要」本文在划分三种经济转轨类型的基础上，将中国和印度经济转轨道路概括为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在比较中印经济转轨的若干共同方面后，分析了两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互补和竞争关系。

「关键词」经济转轨/中国经济/印度经济

20世纪末期以来有关国家的经济转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东欧和前苏联等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而进行的激进式改革，但目前的绩效并没有“华盛顿共识”倡导者预期的那样好。第二种类型是中国、越南等国在原有政治制度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的渐进式改革，目前的绩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第三种类型是印度等国在西方式民主选举制度下进行的渐进式改革，目前的绩效也是值得称道的。比较三种类型，可以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后两种转轨类型的特征概括为：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与之对应的是“休克疗法”。显然，目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判断：中国和印度等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推行渐进式改革，是优于激进式道路的。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第一，两个国家的总规模比较大。按照世界发展报告的数据，2001年中国国民收入为11300亿美元，位居世界各经济体第6位；总人口为12.7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0.75％。同一年印度国民收入为4774亿美元，位居世界各经济体第12位；总人口为10.3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6.84％。第二，两个国家的发展问题对全球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国2001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890美元，总人口占世界上中低收入国家总人口的58.78％。中国2000年每天花费1美元（1985年国际价格）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6.1％。印度2001年人均国民收入为460美元，总人口占世界上低收入国家总人口的41.18％。印度在1999～2000年期间，每天花费1美元（1985年国际价格）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4.7％。（注：这里的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3，World Bank，2003.数据可直接在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 ）上进行查询。）由此可见，研究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鉴此，本文从中国和印度经济转轨若干共同特征比较入手，对两国在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这个人类经济史上的重大现象，做出经验上的注解。

一、中国和印度经济转轨的共同背景和任务

中印两国在民族独立之前分别遭受半殖民统治和殖民统治之害。根据麦迪逊（Maddison）的研究，1600年中国GDP 占世界的份额为29％，印度占23％。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进程当中，中、印两个东方大国却遭遇太多不幸。到1950年，印度GDP 占全世界的份额降低到4％，人均GDP 为619美元。该年度中国GDP 占全世界的份额也降低到4％，人均GDP 则是439美元。（注：这里的数据，都来自于Maddison Augus，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ECD Press，2001.p.261.）有研究表明，“在殖民地时期受殖民者压迫程度越深，就越倾向于接受和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通过政府干预人为加快工业化的进程”。（注：参见：http//www.J.L.ccer.edu.cn/artacle/.）中印两国于20世纪40年代末分别摆脱半殖民地、殖民地地位后，均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印度政府从1956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作为战略目标。（注：参见文富德：《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章。）后来，虽然在1978～1980年人民党执政期间政策导向稍微有所变化，但是1980年国大党重新掌握政权之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基本上一直奉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印度与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的战争，实际上也强化了印度对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追求。）中国则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早期，也推行了典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尽管在1958年和1970年等特定时期内，曾经进行过行政性放权改革，但这些改革并未改变中国的发展战略。甚至可以说，行政性分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加速重工业发展，或者为了建立备战的工业体系。（注：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

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早期发展阶段，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所遵循的一套内在逻辑，必然在经济结构上反映出来。

从投资结构角度看，印度制造业部门固定资本投资占全国总固定资本投资的比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一直维持在20％甚至更高水平上。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冶金、机械、军工、能源和化学工业当中。中国重工业部门占用的基本建设投资，在“二五计划”时期到1978年，基本上都在40％以上；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则不超过10％。（注：参见林毅夫、蔡f ǎng＠①、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从就业结构角度看，重工业是资本密集行业，吸收劳动力比较少。在长达40年的发展之后，1990年中国和印度第二产业部门吸收就业的比重，都没有超过20％。（注：参见联合国劳工组织数据库：http://www.laborsta.ilo.org/.）就业结构扭曲必须以劳动力市场的高度管制才能够维持，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劳动力流动受到比较大的限制，从而也必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还会导致其他种种社会问题。

从资源配置决策机制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内在要求是政府垄断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配置权力。中国改革之前的经济体制可以概括为人、财、物、产、供、销六统一；印度改革之前的经济体制的特色则是无所不包的审批制度。

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印两国的共同特色是国有化（或者称为公有化）程度比较高。而且，国有或者公有，主要集中在工业特别是大型重工业部门中。这是扭曲要素价格的条件下，政府为保证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以及赶超战略意图得以实施，而不得不采取的次优的微观治理结构，这是必然的经济逻辑。（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2页。）

在政府的全力推动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表现为，产出结构当中重工业部门的比例比较高。中国1952年时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部门产值的35.5％，1960年达到66.6％，1970年时为53.8％，到1978年改革开始时，这个比例是56.9％。（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另外，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1952年工业占GDP 的比重是17.6％，1957年达到25.4％，1965年达到31.8％，1978年达到44.3％。印度也通过多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建立起包括冶金、采掘、机械、运输机械、化工、电力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印度7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依次为7.5％、6.6％、9％、4.5％、5.9％、6.4％和8.5％。除“六五”（1980～1985）期间以外，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速度，都达到农业生产增长速度的1.5～2倍。（注：印度塔塔服务公司：《2001～2002年印度统计概览》，2002年版。转引自文富德：《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第70～71页。）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内在决定的一系列扭曲的结构，严重影响着经济绩效的提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均收入水平低。1950年时，印度和中国的人均GDP （1990年国际价格）分别为619美元和439美元，16个东亚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61美元。到1973年，印度、中国和16个东亚国家的人均GDP 分别为853美元、839美元和1569美元。1990年时，则分别是1309美元、1858美元和2700美元。（注：Maddison Augus，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p.216.）

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本来就存在着收入差距问题。但是，赶超战略却会使得收入分配更加恶化。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即使到21世纪初，中国有16.1％的人口，印度有34.7％的人口，每天花费1美元以下。（注：这里的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印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实际上已经具有世界性意义了。

二元差距问题严重。在印度和中国，改革之前的经济发展都没有显著缩小二元差距。可以用第二产业部门与第一产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除以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作为二元差距的一个基本衡量指标。（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追求这个相对劳动生产率指标缩小。比如，新西兰的比较优势就在农业部门。但是，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这个指标的大体趋势是缩小的。）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8年中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分别为8.07、6.09、4.56、4.33和5.62；印度相应年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则为23.65、20.01、18.74、16.18和15.12.（注：中国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得来。印度的增加值结构数据，来自联合国数据库：http://www.unstata.un.org/unsd/snaama/SelectionQuick.asp；就业结构数据来自联合国劳工组织数据库：http://www.laborsta.ilo.org.）

可持续发展潜力差。重工业本身需要大量投入矿产、能源等资源，排放大量污染物；另外，实施赶超战略时，需要进口大量技术和资本设备，这方面所需外汇，也需要依靠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维持。如果再把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导致的代价纳入考虑，那么，赶超战略在国民财富积累方面的绩效就更差了。达斯古帕塔在这方面的研究数据表明，1970～1993年期间，印度不变价格人均财富年变化率为-0.5％，中国是1.09％。（注：[英]达斯古帕塔（P.Dasgupta）（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中国和其他贫穷地区的财富创造和可持续发展》，载王梦奎主编：《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2页。）由此可见，在较长历史时期内，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不仅在国民经济产出增长（流量）方面绩效差，而且，在广义的社会财富积累（存量）方面，绩效也比较差。

社会腐败问题严重。政府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全面干预经济生活时，实际上就为社会腐败提供了温床。这是因为优先发展部门在社会当中享有的地位要高于其他部门，游说政府的能力也高于其他部门。这个事实造成两方面效应：其一，有大量资源用于游说政府，争取补贴和扶持，造成极大浪费，滋长了寻租之风；其二，优先发展部门的各种优惠条件，实际上是一种和生产经营管理无关的“租金”。通过游说得到这种租金，较之改善管理、提高绩效，要容易得多。印度和中国的例子说明，赶超战略下形成的扭曲的经济结构，是社会腐败得以存在的经济根源。

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并使人民均享增长带来的利益，这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含义。但在这些方面，印度和中国在改革之前推行的发展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不理想的发展绩效迫使两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曾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历史贡献的国家，先后在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了经济改革。

二、中印经济转轨道路的共同逻辑：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

本文一开始划分了两种类型的经济转轨，并将中国和印度的改革道路特征概括为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为什么这种转轨模式在中国和印度取得了好的经济绩效？为什么“休克疗法”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没有取得其倡导者预期的效果？对这个人类经济史上的重大现象，需要做出理论上的解释。

事实上，苏联、中国和印度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转轨之前，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于微观机制的缺陷：即执行赶超任务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所谓自生能力，是指企业在没有外在扶持的条件下，能够在竞争和开放市场中获得社会可接受利润水平的能力。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能否实现成本最小化，显然，一个成本没有最小化的企业，无论有多好的管理，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存续下去。而企业成本能否最小化，根本上取决于企业进入的行业、选择的产品和工艺技术结构，是否符合所在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相对稀缺进而昂贵，劳动力相对丰富进而便宜，因此，成本最小化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其产业、产品和工艺技术结构的选择，应该是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但是，苏联、中国和印度等在政府扶持下建立起来的重工业企业，基本上是资本密集型的，因而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注：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载《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2002年3月，第269～300页。）

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不是“休克疗法”那样在一夜之间可以解决的。世界银行最新组织的一项关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经济转轨经验教训的全面而权威的研究表明，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即使在私有化之后，仍然需要政府提供软预算约束补贴；而这些企业的新所有者实际上转化为具有相当大政治权力的寡头，把持着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反而限制了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发育。（注：参见World Bank，Transition-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Lesson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orld Bank，2002.）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企业提供的软预算约束补贴，最终转化为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和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改革，为两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两国改革模式共同的特征在于：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逐步解决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并逐步发育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最终带动国民经济向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进而带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

尽管中国改革在一开始并没有明确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但实际上，随着改革逐步深化以及大量非国有企业产生和成长，中国发展战略逐渐向比较优势战略转变。中国在1980～1990年期间，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10.3％，1990～2002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0％。（注：这里的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最值得关注的重大现象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到对国民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乡镇企业的发育和兴起，根本原因在于其符合中国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情，进入了劳动密集的行业和选择了劳动密集的工艺技术，进而能够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实现成本最小化，提升其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在后来的改革中，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逐渐发展，这些企业的行业选择、产品选择和工艺技术结构选择决策，没有因为政府短期税收优惠而造成根本扭曲。实际情况表明，这些非国有企业中，有相当部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壮大起来，进而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各种具有自生能力的非国有企业发展，对改变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产生了几方面影响。第一，示范效应。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给大量国有企业提高自生能力提供了示范。第二，竞争效应。有自生能力企业进入市场后，对没有自生能力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迫使其提高自生能力。第三，有自生能力企业本身参与对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改组，提高了后者的自生能力。另外，随着国民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中国要素禀赋结构逐渐升级，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存量结构逐渐提高，致使原来那些虽然没有自生能力，但进入的行业、选择的产品和技术结构与成本最小化的要求背离程度不严重的企业，逐渐获得了自生能力。这是中国改革以来微观机制改革的经济逻辑。

1978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之后，就开始酝酿进行经济改革。1980年英·甘地和1984年拉·甘地执掌政权之后，改革政策一度有所反复。但是对公营企业、外贸政策、计划管制等方面的改革，仍在缓慢地逐步推进。只是这些改革很难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改革。

1991年印度发生国际收支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下，新上台的拉奥政府开始推动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印度发展战略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经济结构也逐渐转变，经济发展绩效也在全面提高。一改过去“印度速度”给人们留下的不良印象，在1980～1990年和1990～2002年两个时期，GDP 的增长速度分别为5.7％和5.9％，（注：这里的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平均水平。

印度改革的最初入手点是放松管制，改革许可证制度。除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危险化学物品等领域以外，其他产品不再进行许可证审批。印度改革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是改革公营企业。通过减少持有股份的方式，逐步开展公营企业私有化过程；同时通过放松对私人企业进入管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鼓励私营企业和公营企业展开竞争，迫使公营企业提高效率。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创始国成员之一，印度还大幅度降低关税，减少各种非关税壁垒。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几个长期对外贸易政策，大大放松了对商品进口的限制。这些为了适应世贸组织要求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改革之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当然，印度官方并没有从口头上彻底放弃对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追求，（注：比如，印度一直在积极发展强大的军事工业，试图在南亚地区和印度洋上发挥重大的影响，并保持针对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上述可见，印度改革政策实际上松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几乎所有重要条件。

从微观企业机制转变角度分析，印度改革和中国改革的逻辑过程是类似的。放松私营经济进入管制，必然会诱致具有自生能力的私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开放市场以及发展国内私营企业，必然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带来巨大竞争压力，进而迫使其提高自生能力。而外资进入也为解决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提供了重要途径。

三、转轨以来中印经济结构变化的差异及其原因

前文指出，中国和印度经济改革的背景和任务是类似的，两国经济转轨道路也具有共同特征，两国微观机制改革的经济逻辑也是类似的。那么，为什么两国目前在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上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呢？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印度快（具体数据可参见前面的介绍）；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高于印度的水平，而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低于印度的水平（详见表1）。

资料来源：World Band，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pp.190-192.

通过对中国和印度在经济转轨以来的产业结构和增长速度差别的分析，可以从几个方面做出解释。第一，中国改革开始得早，经济活力的释放也就比较早。第二，较之印度而言，中国的区位更加靠近东亚和日本等发展迅速的经济体；而且中国大量海外侨民投资以及港澳台地区投资，是印度所无法比拟的。第三，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时，以信息技术（IT）为代表的新经济并未兴起；当时中国大量劳动力的素质也不具备进入现代服务业部门的条件；中国城市化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制约了第三产业中生活服务部门的市场空间；中国制造业本身落后也制约了第三产业中生产服务部门的市场空间；而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也导致了消费品极度短缺的局面，进而决定了轻工业产品的巨大市场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就从制造业中劳动密集的轻工业产品起步。再后来，随着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大量的电子、机械等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带动了中国制造业增长。中国也从这些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技术，制造业整体竞争力也越来越强。另外，中国城市化推进和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也带动了大宗原材料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生产的发展。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第二产业在改革以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印度和中国相比，在上述条件方面存在差别。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时，IT产业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优势，为软件业发展提供了中国无法比拟的优势。另外，就软件业等现代第三产业部门自身特征而言，并不需要大量的土地、能源、基础设施和资本投入，而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和必要的市场营销网络等，就可以获得较快的发展。这些因素是印度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就中国和印度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第二产业快速增长（中国的情形）和第三产业快速增长（印度的情形）相比，显然是前者能够带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比印度快的重要原因。

四、中印经济发展的未来展望

中国和印度沿着目前的共同方向推进改革，从宏观方面而言，最终都将逐渐转向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从微观机制而言，都必须解决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宏观战略转变和微观机制重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和印度都需要经过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的“补课”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上，中国和印度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关系既有互补的一面，也有不可避免的竞争。

就互补关系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未来印度逐渐承接中国转移出去的制造业。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许多劳动密集制造业产品在世界上占有了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印度改革之后，其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方向，必然是劳动密集产业，特别是相关制造业的增长。（注：尽管印度目前的软件业在世界上占有了比较大的市场份额，但是软件业等少敷行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印度这样的低收入人口大国的发展问题。印度最大多数的劳动力，并不具备从事软件业的人力资本素质。）中国比印度提前10多年进行改革，中国目前在许多劳动密集制造业部门比印度占有优势。但是，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劳动力成本必然逐渐提高，由此决定了不少劳动密集制造业需要转移出去，印度无疑是最重要的承接地之一。由此推断，未来印度可以承接在中国丧失比较优势的那些劳动密集产业，从而使两国保持合作关系。第二，未来中国承接印度的服务业特别是软件业的转移。目前，印度一些领先的软件业企业已经开始在中国建立研发基地，其所看中的是中国日益丰富的软件业人才资源及其低廉的价格。

中国和印度未来在一些方面的竞争关系，也是不可回避的。第一，大宗战略资源竞争。尽管印度改革比中国改革开始得晚，而且印度在最近20年经济增长速度不如中国快，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印度在2001年经济总量已经排在全球第12位。印度1980年时消耗商业能源总量为2.4亿吨石油当量，占全球的3.5％；到2001年，印度消耗能源总量为5亿吨石油当量，占全球的5.1％。中国在1980年时消耗商业能源总量为6亿吨石油当量，占全球的8.6％；到2000年，中国消耗能源总量为11亿吨石油当量，占全球的11.6％。（注：有关数据及其推算结果，都来自于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World Bank，2003.）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不断进展以及印度改革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活力，中印两国在大宗矿产、能源领域的竞争将不可避免。第二，对国际资本的竞争。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和印度资本短缺的典型特征不会改变。经过20世纪如年代的改革，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迅速上升。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与总资本形成的比例，在1990年时仅仅为0.3％，但是到2001年则上升到3.2％；中国在这两个年份该比例分别是2.8％和10.1％。（注：这里的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World Bank，2003.）从外国直接投资占资本形成的比例及其总额来看，印度目前的水平大致相当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水平。虽然如此，考虑到印度未来改革进程当中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可以预见，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必然快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带来新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营销渠道，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内一些部门改革。中国和印度在未来发展进程当中，都需要大量外资进入。这一点上，两个国家的竞争也不可避免。第三，中低端技术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中国内部存在比较大的地区差距，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能够和印度保持一个落差，中国和印度在制造业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上；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在未来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的过程当中，未必能够避开印度的竞争。中国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应对印度竞争的主要途径，并不是在目前阶段通过加快资本密集产业发展而回避竞争，而恰恰是在当前阶段加快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快速发展经济，积累资本，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使得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始终与印度保持一个落差。如果现在仍然走人为扶持资本密集产业优先发展的道路，经济逻辑必然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的最高速度，就如同改革之前的情形一样。长期来看，中国反而会陷于与印度更加激烈的竞争中。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