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理解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
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画这样一种现象：一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未能持续提高甚至倒退，因而无法顺利而巩固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准确理解“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了解世界银行对各经济体收入水平的分类标准。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对各经济体进行分类，但当时并无明晰而固定的分类标准，只是粗略地参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经济体制等把各经济体分为这样几类：工业化经济体(即当时的经合组织成员)，发展中经济体（又分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两类），资本富裕的石油输出国，中央计划经济体。
为方便分析，从1989年开始，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为唯一依据，划定了一系列门槛数值，对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即：以1987年美元计价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6000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经济体，介于1941至6000美元之间的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介于481至1940美元之间的为下中等收入经济体，480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经济体。之后，在1987年美元计价的门槛线基础上，根据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币种的物价指数，逐年滚动调整为现价美元。由于物价水平有涨有跌，所以门槛线就有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有升有降，而并不是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直线上升。如2012—2016年高收入门槛线依次为12615美元、12745美元、12735美元、12475美元和12235美元。
其实，虽然门槛线会根据物价进行调整，但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门槛线“真实水平”相对固定。由于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在提升，所以长期来看，高收入门槛线相对于全球和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比例都呈现降低态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高收入门槛线相当于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30%左右，而2016年仅相当于后者的22%。同期，高收入门槛线也由全球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8倍左右降低到不足1.2倍。
还需要指出的是，用于划分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同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者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同。国民总收入包括四个部分：劳动者报酬、资本折旧、资本的报酬即利润、政府收取的间接税，也即包括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用于衡量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则仅指居民可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数值上显然要小于人均国民总收入。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直观上看首先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那么，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如何呢？
1996年以前，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9年巩固地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相当于对应年份高收入门槛值的4.3%、5.8%、10.1%、16.4%、35.4%和67.5%。可以看出，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向高收入门槛值的收敛速度几乎是指数式的。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保守预测，我国有可能在今后几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依据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2016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是8260美元。第二，假定我国今后一段时间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速保持在6%的水平。第三，基于2007—2016年高收入门槛线因物价因素年均提升0.98%，假定今后门槛线按1%的速度提升。第四，假定我国今后物价涨幅为年均1%。第五，假定美元相对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1美元兑6.7元人民币。综合这些假定，我国在2023年可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一预测的假定条件可能会和未来实际情况有出入，但在各种假定条件组合下，我国于2030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都是大概率事件。从2010年我国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算起，用时13—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与过去30多年间先后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的经验是吻合的。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届时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将明显超过高收入门槛，巩固地处于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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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
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从直观上看是经济增长问题，但实际上涉及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顺利而巩固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涉及三方面的重要任务。
持续推动技术和产业升级。我国人口规模堪比一个大洲，这样的巨型经济体可以容纳的技术和产业谱系是非常宽广的。在这个宽广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中，我国目前只有少数领域处于全球比较领先的位置，还有很多领域如工作母机、成套装备、核心零部件、生物、医药、医用设备、材料等，与技术前沿国家尚有较大差距。缩小这些差距，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未来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源泉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部署。落实这些部署，将推动我国技术和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进而在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放缓的背景下，进一步拓展非农产业内部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配置的空间，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
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从国际经验看，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是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要条件。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众多，有个人能力、努力程度和风险偏好等原因，这是合理的、有利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但也有不合理、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我国看，主要包括某些税费不合理、一些体制性因素不利于保障农民权益、一些城市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一些人违法违规谋取利益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机会均等、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三个方面提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对策。落实好这些措施，不断改善宏观经济政策，使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趋于合理，将使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处于比较合理的水平。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发展的环境可持续性。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已经成为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为改善生态环境而采取的措施，如改善大气、水和土壤质量的措施等，固然会增加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抑制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投资活动和产出增长，但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带动作用，因为生态环境监管措施会促进绿色环保技术研发和扩散，带动相关投资活动。研究表明，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已经出现，未来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将脱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落实这些部署，构建充分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内在要求。
综合起来看，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不会拖累经济增长，而且将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技术、环境和社会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构性目标并非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即使我国顺利跨过高收入门槛，在高收入国家中也仍然处于较低收入水平，仍然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避免因战略和政策失误导致收入水平绝对意义上的倒退回上中等收入，避免相对意义上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力争在保持比其他高收入国家更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持续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持续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朝着全球技术前沿迈进。
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届时，不仅10多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极大改善，而且将为其他50多亿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也将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用于帮助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这将是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