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7日，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共同出席会议，并发表《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中日韩知识产权合作十年愿景联合声明》《关于未来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联合声明》等系列文件。在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25周年、三国领导人会议停摆4年半之际重启会谈，不仅体现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东亚地区形势复杂严峻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就地区、全球问题交换意见的必要性，更再次彰显中日韩合作对于三国民生、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的重要意义。
作为东亚合作的重要动力源，三国领导人从体制机制、具体项目及外溢效应三个层面入手，为三国未来合作作出长远规划。首先，三国再次确定通过不间断定期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和三国外长会等方式，促进三国合作机制化。其次，三国将在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六个关键领域，即人文交流、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经济合作与贸易、公共卫生与老龄化社会、科技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及救灾与安全领域确定并实施互利合作项目。再次，三国再次强调将围绕朝鲜半岛问题、与东盟合作等议题进行合作，为地区乃至国际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凡此共识，既有利于三国开展各领域合作，增进民生福祉，更有助于推动区域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之所以长时间停摆，除了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外，主要是由于地区及国际局势发生了复杂、深刻变化。一方面，重视地区盟友体系构建的美国拜登政府为落实其“印太”战略及对华遏制构想，不断尝试通过拉拢日、韩两大传统盟友推进其“北约亚太化”进程。另一方面，日韩两国对华政策在领导人更迭、政治右倾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亦呈现消极调整动向。
具体而言，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唯一一个既有意图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认为中国对其构成所谓“最严重地缘政治挑战”，其对华政策充斥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理念。与之相呼应，日韩两国对华认知及政策亦出现消极变化。例如，日本2022年底出台的新版安保战略三文件便将中国定义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韩国朝野亦不时出现将中国视为“最大安全威胁”“竞争对手”等谬论。
受此影响，中日、中韩关系均呈现下滑趋势，面临严峻考验。就前者而言，日本岸田政府一面声称愿意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并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表述重新写入2024年版《外交蓝皮书》；一面又以“中国威胁论”陈词滥调为底色，在推进所谓东海、南海、台海“三海”联动遏华战略的同时，将经济问题上升至国家安保层面，与美国等加强半导体供应链领域的合作，扬言要遏制乃至排除所谓“外部威胁”。至于韩国，尹锡悦政府自上台以来便一意孤行地采取“亲美、友日、遏华”的外交政策，不仅积极配合美西方构建封闭排他、维霸遏华的“小圈子”，更染指台湾问题，公然违反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精神，悍然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中日、中韩关系近年来之所以出现反复，进而影响中日韩三国合作顺利推进，根源就是日韩两国政府既没有端正心态，理性看待中国发展，更没有充足的政治魄力跳出一味追随美国的战略藩篱，更谈不上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繁荣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中日韩三国合作能否行稳致远，离不开日韩关系的真正改善，而非“盟主”美国的“撮合”。表面上，出现双边关系回暖迹象的日韩两国既拥有所谓“共同价值观”，也是深受美国“器重”的重要地区盟友。但实际上，制约日韩两国关系发展的不仅是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历史、现实问题，更包括植根于战略文化、民族情感的互斥心理。如日本政府虽在2024年版《外交蓝皮书》中将韩国表述为“伙伴”，但随即又主张日韩争议岛屿（韩称“独岛”，日称“竹岛”）是日本领土。此种前后矛盾的表述，恰恰是当前日韩关系“虚假繁荣”的真实写照。换言之，日韩双边关系乃至中日韩三国合作，理应建立在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的基础之上。
展望未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的重启，既不意味着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进展，也不代表中日、中韩关系能够彻底摆脱消极态势，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国际关系现状。日韩两国若执意与美国进行战略捆绑，在积极配合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和泛安全化，大搞对华“脱钩断链”的同时，以机会主义心态处理同中国的关系，那么不仅中日韩三国合作将难以实现，中日、中韩间正常经贸、双边关系亦将遭到严重损害。
面对百年变局下复杂的东北亚地区形势，中国以区域共同利益为重，坚持“引重致远”，倡议加强中日韩区域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希望日韩两国能与中国相向而行，在恪守既有政治承诺、摒弃“挟美遏华”错误思维的基础上，真正落实会议成果，真正在推动区域和平发展上发挥正面作用。只有这样，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才能惠及三国民生，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并普惠于国际社会。
来源：《当代世界》2024年第6期；
作者：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