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时，曾专门讲过几次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的“内部通讯”和“会议简报“制度。这两种制度设立的动机，我们一时不好简单判断，但这种制度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保留了许多史料，这些史料不敢说绝对准确，因为凡编辑过的史料都可能存在被选择的可能，但这些“内部”史料相对公开的文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却是无疑的，我们研究中国当代历史，一定不能放弃这个史源。掌握这个史源的好处，一是可以扩展史料，二是有利于帮助我们判断当时历史人物的真实处境和内心活动。在目前中国当代史料不可能完全解密的情况下，这个史源的意义应当引起特别注意。
1956年，中共中央曾试图调整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个态度也引起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注意，费孝通是比较早注意到这个转变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后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的早春天气》以及他1957年的命运，都与他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判断相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辑的内部简报《代表来信》第36号(1956年7月17日印刷)，曾刊出过费孝通的一封来信，编者加了这样一个题目：《要密切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学术机关工作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费孝通代表来信》，全文如下：
为密切在资本主义国家学术机关工作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联系，利用他们在国外的讲坛，进行宣传，以加强国际统战工作事，特作如下的反映和建议，请转有关方面研究和采择。
最近看到在英国剑桥大学讲学的考古学家郑德坤给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宋蜀华的信。这封信很能反映这一类人的思想情况，也指出了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郑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留美，抗战时期在四川华西大学任教，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一九四七年去英国讲学，解放后返香港，没有回国，也没有职业。后来应英国剑桥大学之聘，任远东考古学美术讲座。宋原是他的学生，响应领导上的号召，最近去信动员郑回国。这是他的复信(5月18日寄出)。
先摘录他来信如下：
“今早接到你4月25日的信，这是几年来一件很高兴的事。自从1951年离港来英，一直没有和任何国内的朋友亲戚通过信。转瞬5年，真像是充军西伯利亚似的。回国的人，大大、小小、老幼总不在百位之下。行前都答应给我们通信，但是别后便如石沉大海，连一张平安回到目的地的明片都没有，能不令人寒心?去夏在荷兰汉学会上得遇翦伯赞、周一良两位，谈叙至快。周一良还替我买些参考书。前些日子人民日报载共产党新党员名单，他已被批准参加，所以我想他是例外吧!今天你的信真使我兴奋，希望可以长久有这类的信，客居异乡也不至于十分寂寞。……
“关于回国一事，真是谈何容易?一家五口，破釜沉舟的由香港搬来。现在已上了轨道：工作的工作，读书的读书，看家的看家，再搬动起来实不可能。但最大的矛盾还是我们的生活、思想及习惯的问题。试想四五十年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思想习惯都是陈旧要不得的。回国后假如学习不过来，那才自投陷阱。国内的进步，社会的改变，我们知之甚详。我们有人民日报、大公报、新华社每日新闻报告，今日中国、中国建设、文物参考资料、考古通讯、考古学报、历史研究及各种图书。祖国的猛进成绩使我们向往，使我们觉得做中国人的光荣。这样干他10年、20年、30年，现代化的祖国才可以建立起来的。
“一时不可能回国还有许多其它的原因，你知道我们在香港3年，1948——1951，多方想法子接洽要回国，始终不得要领，剑桥的朋友听到我困居香港，特想法成立了——远东考古学美术讲座，请我回来。工作是永久性的，现在国内安定，便告辞回国，在道义上也讲不过去(周一良劝我退休后回国，那时老头子不免有‘今老矣无能为也矣’之叹了)。再者小孩们都在读书，刚上轨道。我们的东搬西移，使我们浪费了多少年月，似不应再打断他们的学业。……我的工作大部在东方学系及考古学系之间，课程是远东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陶器、铜器及雕刻书画等五种。学生并不多，前年还有位研究生。”
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几点：
1、 这些在国外工作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爱祖国的，在国外长期作客，内心是有矛盾的。
2、 他们肯定祖国已走上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回国工作还有些顾虑，特别是思想上怕改造不过来。
3、 他们在国外有了比较稳定的职业，生活也不坏，要下决心回国，不是他们现有的觉悟水平所能做到的事。
4、 我们在解放初期在这方面没有注意，有些曾争取回国的人，接不上头，受过困难，心存失望。
5、 他们愿意和国内友人联系，而国内的知识分子却对于写信出国有顾虑，以致使在外的人感到寒心。
根据这些情况，我认为这些人要争取他们回国工作可能不太容易，所以就不如利用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占有的讲坛，为我国人民和世界和平服务。
建议办法如下：
1、 调查清楚在资本主义国家学术机关服务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人数，所在机关，所有地位等。这些人在国内就很容易调查出来，因为原来都是现在国内高级知识分子的亲戚朋友。
2、 有计划的指定他们的朋友中若干人负责联系。这样做，国内的知识分子就有胆量公开和他们的联系了。供给他们书报，并报告他们亲戚朋友的情况。
3、 邀请他们返国参观，可通过华侨事务委员会邀请，并保证他们参观后可以返回原任。最初他们可能还有顾虑，但有人回去了，一定会有很多愿意来参观的。
4、 鼓励他们报告各国科学的情况，在国内杂志上用显著地位发表，使他们觉得在国内还能有地位的。
5、 鼓励他们在国外发表文章介绍国内情况，和批判外国人的谣言和歪曲的报导，供给他们可靠的资料。
依我估计，这类人为数是不少的，在欧洲可能不少于百数，在美国更多。因此这项工作是值得注意的。
1956年5月26日
从上面这个材料，不但可以判断费孝通当时的思想活动，同时也可以判断郑德坤来信中反映出的海外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郑德坤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1931年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科毕业，当时他做的论文是《山海经研究》，后来一度做过厦门大学历史系代理主任，《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中载有关于他的相关信息。郑德坤给他学生的私人通信中表达的真实想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当时流落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