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法律界，死磕律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死磕律师是风格硬朗和针锋相对、在法律程序问题上据理力争、不轻易妥协的律师。死磕主要体现在风格上而不是理念上。在现实中，死磕律师容易与公检法形成一种对立的斗争场面。

死磕现象由来已久，有人的地方就有死磕，律师界自然也不例外。死磕律师大放异彩是从重庆李庄案开始的。律师陈有西、杨金柱等人利用博客等自媒体撰写文章评论该案，打破了官方媒体的话语权。死磕手段主要有：利用自媒体发声；成立专家顾问团和律师观察团。

李庄案中，死磕律师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到了北海案，死磕律师形成了密切的派别关系。以杨金柱为首的一些律师，被称为“死磕派律师”。对“死磕派”律师的提法，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提出了异议。北海案是中国死磕律师成型的标志。最重要的死磕手段出现了：律师抱团取暖，一呼百应。另外，死磕律师与一些传统媒体的记者建立了合作关系。例如，《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李蒙是死磕律师的御用记者。贵州小河案是死磕律师的进一步发展期。

杨金柱是死磕律师的领军人物。他的成名绝技是写公开信——给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写公开信，美其名曰“大战风车”。还有利用各种机会，对违法现象进行申诉、举报等。杨金柱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搞起了行为艺术，声称在重庆法院翻跟头、到最高法院滚钉板。

行为艺术的顶峰是杨金柱和李金星（伍雷）在福州法院送红薯和北海法院打地铺绝食抗议。对此，我是充分理解和支持的。我说：“当历史书提到杨金柱、伍雷送红薯、绝食的时候，一定认为是中国司法的笑话，而不是死磕律师的笑话，就像《世说新语》记载的那些故事。那是怎样一个荒诞的时代呀？”

2013年平度陈宝成案是死磕律师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案例。他们开始发表一些法律之外的激烈言论。例如，有人发微博称：“全国律师平度起义”，迟夙生转发后评论道：“我愿战死这里！”李金星说：“平度事件的根本实质，是作为律师，是选择站在人民一边还是选择站在土匪一边。”该案七名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委托了包括浦志强、迟夙生、斯伟江等名律师在内的辩护队伍，数百名律师和记者分批进驻平度。该案是死磕律师运动化的开始。

到了今年，死磕律师的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例，江西乐平案，因为阅卷被拒绝，律师和罪犯家属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举行了长达19天的不间断抗议。杨金柱等人也搞过法院门前抗议，但是人数少、时间短。乐平案，死磕律师的行为已经是明显的街头运动。与乐平案情况差不多但是影响更大的河北聂树斌比较，聂案的律师和学者们开过研讨会，发过公开信，要求再审，理性得多。

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申诉阶段的律师阅卷权缺乏法律的严格保障。聂树斌案是在最高法院指定山东省高院复查之后，律师才被允许阅卷。2014年《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修改之后，律师阅卷的权利加强了，然而这仅是一个法院内部规定，效力较低。另外，该《办法》允许法院对阅卷进行审查和限制。

第二例，黑龙江庆安徐纯合案。该案是死磕律师异化的标志案件。首先，律师为了炒作而死磕。杨学林律师在《论死磕派律师》中提到死磕的两大前提是：“办案机关明显且严重违法；当事人已经死磕且强烈要求律师死磕。”徐纯合案的调查机关没有“明显且严重违法”，有些律师主动跑过去找徐纯合的老母要求代理案件，同老人一一握手并把照片发到网络上。

死磕律师最忌讳别人说他们只会演戏没有专业和技术含量。徐纯合家属委托的律师发表了《对央视所谓“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调查结论”的法律意见》，把推母摔女的懦夫行为说成“紧急避险”，13个疑问和5个要求，没有一个写上法律依据（唯一写了的一个还是联合国决议）。丢人！死磕律师走到了穷途末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直接裸奔了。

2013年的平度陈宝成案，律师界首次出现大规模聚集，主要是声援、慰问和凑热闹。今年徐纯合案律师的聚集则带有强烈的对抗性。覃永沛称：“中国律师从南宁到东北，拟共同向恶警发起挑战，尽管东北恶警抓了游飞翥、马卫东律师，南宁发生了谢阳律师被殴打等恶性事件，此战最终一定是正义战胜邪恶。”

游飞翥到庆安火车站警务室找警察李乐斌，并发微博称：“小李子，你可先子弹上膛，提着枪来见我！”他又跑到庆安拘留所大声喊叫。（见游飞翥、李方平、葛永喜微博）“唐天昊律师、葛永喜律师已经到达庆安拘留所，门口没有牌子。他们手持喇叭高声呼喊：游飞翥、马卫，我们找你们来了。”（见陈文伍微博）这不是寻衅滋事是什么？

死磕律师对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他们只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不是正义的化身，言论具有片面性。死磕律师队伍良莠不齐，一些人为了追名逐利，故意炒作。徐纯合案和乐平案律师的“运动性死磕”，偏离了法律轨道，把磕法律变成了磕政治。这种改变不是死磕律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理性转型，而是一种无序的、盲目的现象。死磕律师走入了歧途，具有相当的危险性。

【作者简介】甄鹏，山东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