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伴我四年的江安图书馆。春夏秋冬，四季的图书馆，或许只是拥挤与清净、暖气与空调，灯光与微风的细微变化。我坐在近明远湖的三楼，一晃就是四年。那最美的记忆莫过于，读了一天书后，西沉的太阳洒下一抹醉人的光影在桌前。这样出太阳的日子，在成都并不易见，总是和好书一样稀少，令人惋惜。
折算一下，四年中，近两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读过的书码起来，足有几摞。记下来的却寥寥无几。
（一）
我读书的开始，得从高中说起。
有年读到余秋雨先生在文革的读书往事。他在山上找到一座藏书楼，看门的老大爷告诉他，这是当年蒋介石废弃的书阁，藏书甚丰。而他和老大爷聊天，谈到古籍时，如遇知音，便获得自由进出的机会。就这样，他在那里醉心于读书，不知世事。
在愚民反智的文革年代，他的故事仿佛武侠小说中主人公山洞奇遇，苦修数载的传奇，避开了战乱、饥荒。出山之时，终成一代佳话。自撰成书，后人读之，让人艳羡。这样朦胧的憧憬，在幼时的记忆里层出不穷，在面对某些选择时，引导着我向书籍、思想靠拢。
记得高二那年，在图书馆冷清的书架间，淘到思维科学的书。我怀着对智识的渴求，认真做笔记学习，一度认为即将掌握知识规律的重大秘密。此时只好讪讪一笑，暗嘲当时的我无知浅薄。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科学哲学，也不知道解剖学对人类思维的追问，唯独知道一些心理学的解答，和思维规律的粗浅认识。
有个五一假期，我没有回家。宿舍一墙之隔，是不知边界的自然保护区。夜晚蚊子光顾不能眠，我就抱着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坐在宿舍楼大门旁，借着厅堂的白炽灯，读尽。阖书那一刻天已微亮。
高中时候，我还只是觉得阅读是件好玩的事，就像爱着的街舞、篮球、围棋。但对于读更多的书，朦胧中已有念头。大学以后，不想上无聊的课，参加无聊的活动，想做有意义的事，才想着博览群书，寻找更深刻的智识。
（二）
刚入大学，读克罗齐的书，听他匪夷所思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却发现，这人在大学蔑视课堂教育，习惯逃课，只是他逃向的是图书馆。那时扪心自问，做不到，可是会向他看齐。况且也有朋友的读书经历告诉我，这种读书之道并非虚假。
入学不久，我就提醒自己，要多读不同门类的书籍。时间充裕的周末，我和朋友们就会到水吧闲聊，谈近来生活、读书和八卦。不同专业的人凑到一起，聊什么都有新意。后来创办读书会，也尽可能让更多专业的人参与，以书为媒，思维碰撞。
林毓生曾谈及在芝加哥大学的读博经历，跟着哈耶克研究五四前后的思想史。他也提到懵在阅读要求上，哈耶克开列了五本专业书籍，还有五本非专业的，有一本是《莎士比亚全集》。林毓生当年读得也是憔悴，然而他自己也说，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受益的。哈耶克的做法使我深思，不分学科的读书真的好吗？
大二上学期，我修读哲学系的导论课，上课的余平教授布置的期中考试题是，写一篇不限字数，“大学是什么”的文章。而到期末，有一道题如出一辙，依然是反思大学。我还记得他说，我看重的不是你写的有多深刻，而是你思考上推进多少。
读书也是如此，要是跳跃在各个领域，学得很难深入。从大二以来，我选修过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的专业基础课程，并旁听不少课程，对于理解各学科有很大帮助。读书之余，辅以专业学习，不说掌握多少知识，但是对每个学科的一些思维特点，还是略知一二。
（三）
我在大三对社会学思考有些感悟。那段时间，川大某学院发生一起学生与老师的课堂冲突。教授制定了该门课程及格的标准，必须在某些国家级刊物媒体发表足够数量的文章，确是强人所难，而教授却事事讲个人，大学发文在中央媒体的例子。最后在某节课上，学生与老师当面对峙。
恰好兴趣所致，事先探听到那门课的时间，观看了整个过程。那段时间，我在研读社会运动。课堂上，学生轮番抨击这个规定，我就一边观察，一边以此对学生、老师的团体分析，并成功预测了事情的发展及结果。
正如以后经历的无数件小事，从社会学等角度思考的意义在于，它帮助我超越时空的理解上世纪的两场学生运动，一场发生在民国年间，另一场发生在本世纪结束前的十一年。而对学运的思考，社会学侧重社会团体、各方势力的发生、联动，如何推动一场运动走向结束。而我读的历史学，它们的探究超越那一场运动，而围绕着事件，反问数十年的社会动向，最后如何酝酿出这样一场运动。
你无法说哪一种学科思考是错误的，正如争论哪个学科更经世致用，这样的询问总是限定了学科最初分类的意义和价值。在学科发展史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学科界限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如今被我们称为多门学科的先贤，然而他并没有学科的概念。
正如福柯提出的“权力的知识”，和著书立说的《规训与惩罚》，本有突破学科思维的深刻含义。学科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人们更便捷掌握知识，为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深度思考，然而现在却演变成固守一门学科的大趋势。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渐渐体会到呈现在书本之外的故事与感受。思考中，也渐渐染着不同学科的思维痕迹。混乱，却满是新意。思维的探索不会止于泾渭分明的学科，有些看似奇特的联系总能勾起我对于各领域的兴趣。
古龙笔下的李寻欢，与加缪笔下的默尔索那么相似，活像局外人。而博尔赫斯写的巴比伦彩票，巴比伦人实现了“全民彩票”，彩票公司成为了权力的来源，人们根据每次抽奖的奖励、惩罚，决定了生死、官职等命运。这样一票新奇的小说，更像是追问社会制度的意义与指向目标。我不否认文学本身的独特魅力，然而文学带给人的深度思考，也不限于如何提高写作和讲好一个故事。
我在杂乱读美国历史时，总会想起两本书。里斯曼《孤独的人群》里，他从社会学分析二战后美国人的代际差异，谈论不同年代的人为何会带有时代烙印。而后我读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用新闻写作写历史。两本书籍的主体人群形象在大脑里重合的那一刻，你就理解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战后的美国和那一代人。以至于我再读到《麦田里的守望者》等描述美国“沉沦的一代”，就能感同身受。
当我如今谈论这些感受，多学科的知识并非是细致区分，分门别类的储存在脑海，而是糅杂凌乱的。这几年读书，没能组构起一个知识丰富的自己，反而是激起我不断遗忘的本性。在阅读中，我会打乱知识的学科界限，并将它们像杂物堆起。这样看似不经意的阅读记忆，伴随阅读量的积淀，面的拓宽，那些我渴求的思维灵感如泉水汩汩而流。
（四）
我曾一度困惑，但又心里偷乐，幸亏我对每个学科都没有深入，就可以扮成童稚无知的小孩，接纳多种知识，享受思维的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不断更换学科，前一本是法律，后一本就读历史。这么读书，还是很难进去每一个领域的。然后学乖了，读的书之间最好有些连续性，而不是杂乱无序的。
我在法学领域投入的时间并不算多，不管是读书，还是专业学习，难免有时会忧虑，甚至怀疑这么不分学科读书是否是对的。专业实习我选择了一家律所，吃力的看合同、证据材料，写律师函、辩护词时反复修改，不敢确信。那个时候的危机感，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那段日子，距离司考、保研不到半年，我开始有所侧重的读法律书籍，心境才逐渐明朗。
学法律的人常听说一句话，要学会法律人思维。但每次听到这句话时，我反倒警惕、畏惧。人在朝着某种专业思维训练后，思维会渐渐掌控人思考本身。这在某方面来说是件好事，所谓的专业思维就是如此，并且会在个人身上日臻成熟。某些领域的杰出人物往往就是在某些方面能够准确、快速辨别问题并予以解决。但思维的成熟，在另一面看来，也是一种思维的固守。常说一个人年迈后，思想古板、不开化也是这番道理。那种跟随他几十年的思维方式，已经深深烙印在他大脑里，无可更替。
认知心理学家大卫·帕金斯曾说过一个“绿洲陷阱”，谈论知识是如何阻碍智识发展的：知识逐渐集中于一片硕果累累的“绿洲”，离开这片仍旧多产和湿润的地带，不仅风险大，成本也高，因此人们对现成知识依依难舍。
人的读书困境在于，怎样有勇气离开衣食无忧的环境，去陌生的领域里打拼闯荡。在历史中浮现的新知识，却不一定能够进入那些思维已经固定的人脑里。他要打破自己的知识结构，去接受新东西，往往是要告别与记忆粘黏在一起的思维。
身边喜欢哲学的朋友，有次对我说，现代人的思维还脱离不开“现象与本质”的思维方式。这是黑格尔提出的，距今已有一两百年了。我有点震惊，一百多年的思维方式，居然延续到现在，还一尘不变。
（五）
四载岁月，我闯进一个浩瀚的思想世界，堪比星空。我彷徨，甚至迷失。久而久之，在追逐智识中，我学会敬畏，夹杂着理解、震撼、感慨的心绪，还包含一些对真理的执着信念。而诸多大师、思想家，难免对智识怀着一丝敬仰的。
很多人至今探讨问题时，眼神里、嘴角边不经意就会流露出“某某学科帝国主义”的观念，一棍子打死别人的想法。其实呢，一门学科真的就能掌握世界的真理么？况且，那么多的人连自己所在的领域都未曾精通。
我总认为，那些学富五车，理性自知的人，在面对不同专业、不同意见的人，应该有足够的宽容精神。他们会尊重不同人的想法而不是偏激，为人亲和，十分儒雅。观点不合也不致出手相向，或者暗地里“捅刀子”，活像一个披着“知识分子”外套的“痞子”。
我也很难理解，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何以傲气逼人。那些夸夸其谈的人，究竟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少，对智慧与知识有多少认知，竟然敢自以为是，或自居人师。而那些随手一甩就是几千字文段的人，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每一个字呢。我所知道的是，那种玩弄知识，卖弄学识的人，多半是浅薄而无知的。
这样的观念，从很早开始读书就有了。那个时候，很佩服林清玄、周国平、克里希那穆提，他们透露出那种宽容气质。书龄渐长，待读到房龙的《宽容》，讲宽容的历史，更像是一本哲学史。从那时起，我开始从思想史、哲学史角度去思索这种含糊不清的想法。希腊哲学家的气质不就是如此吗？《理想国》里，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总会使我去想，他们的理性思考，为何如此迷人。
陈嘉映先生在漫谈哲学史及变迁时，谈过理性时代，也分析过理性的含义，他说“理性的反省精神中包含宽容观念，各种观念并列陈杂，没有一种天然统一性，我们因此才需要一种超越于特殊观念之上的态度，从而能与不同的观念相处。”这样的话，还有对哲学史的理解，把我的疑惑终于一扫而空。
胡适有本文集，被后人编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摘取其中一篇文章作为标题。胡适是理解宽容精神的，而现在诸多人仍然缺少这一种精神。就像真理、自由、正义这些词汇，是一种美好价值向往，人们相信、坚持、抉择，但有时这些词成为压迫性的词了。这正像八九十年前的中国，“革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不支持革命，都被戴上“反革命”的罪名。
历史学家麦克法兰也说了，“年岁和阅历稍长的知识分子，能够有效地摧毁青涩的新思想，加入他们发现那是本质上更强大，更‘真’的真理。”反观有些人，还没掌握一门知识，就学会了摧毁别人的思想。
（六）
有位大我两届的朋友毕业，我们在他阿姨家通宵玩乐，期间翻他满柜子的书，看到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就被书名吸引了。朋友还推荐说，这本书对我写作影响很大。这个人如今靠着一管笔，满腹诗书，在媒体界混得风生水起。
身边有像他这样朋友，有着各自的写作爱好，戏剧创作、小说写作，或是纯粹的写，持续了四年。在我读到她们或是优美，或是深刻的文字，倍感欣喜，也为“这是同龄人写出来的”这个事实，感慨不已。
而我读过的优秀作家里，从罗兰·巴尔特、茨威格、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川端康成、卡佛、毛姆、海鸣威，再到卡尔维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教会我太多太多。
他们每个人的文字会有一些特点、风格，但若认真阅读，有些人的文字还透露出一股对文字的敬畏感。他们写下每一个字，就像雕塑家雕刻一尊举世罕有的佳作，慎重而精细，唯独害怕文字太过脆弱，承受不了笔力，传递不了思想与感情。这样的作品堪称经典，通篇读完，你很难找到一个多余的字。而每个字结合起来，连成一片，又会有其独有的魅力，拆散不得。
好的写作是富有节奏的，好比一首动人的歌，它的旋律恰到好处。写作的人如若用心至极，静心打造每一处。你在阅读时，刻下的旋律就会在心里按照节奏跳跃。这点对写作的自觉，使我辩识了很多优秀的书籍和文章。
读书有所弃，而如今也非所有的文字值得读。每隔一段时间，我总会对某些新知道的书感兴趣。计划读的书，从来不敢闲置太久，不然总会被下一本要读的拖过去。这样久了，我不愁没书可读，反倒是忧虑哪些书不该读。
冠之以“大数据”的这个时代，文字的意义，从字的本意悄然转化，成为一种数字存在，被统计，被计算。文字泛滥了，汹涌成灾。写作者不负责任的堆砌码字，读者若跟着走，总是会浪费时间的。我畏惧无价值的文字，忧虑浪费时间，也因此愈加痛恨从不检点审视的写手，他们粗制滥造文段，配以包装宣传，欺蒙人们购买阅读，耗费他人生命。而还有值得一读的文字被埋葬，分外可惜。
成文于2015年5月21日
作者简介
李宏基 本科就读于四川大学法学院；2015年下半年，将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方向为法制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