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是很重要的话题，与此相应，"将人文精神注入我们的科学"也是很重要的话题。因为目前我们的文化中确实需要更多的科学精神，而目前我们的科学中也确实需要更多的人文精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注入"还是"融入"，都是极其必要重要的，又是极其任重道远的。
提到"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我马上想起了26年前《中国科技报》举办的"将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研讨会，当时多位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参会，钱学森先生、袁翰青先生等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我也想起了百年来在这方面尽管我们还算是持之以恒的，但确实出现过四个重要阶段的集中努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思想解放、科学精神大讨论。我很期盼这次"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研讨会能借助当前文化繁荣发展的大环境，整合全社会力量启动我们第五个重要阶段的集中努力，并在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以前四个重要阶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扎实有效地推动将更多的科学精神真正注入或融入我们的文化。千万不要等若干年后我们再回顾时，又遗憾地发现我们的努力明显不够或收效甚微，而我们的文化中真正注入或融入的科学精神仍然很少。
新文化运动开启"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尽管在新文化运动前已开始这方面的零散努力，但真正集中开启这方面的还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之一是引入西方的现代科学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任鸿隽任社长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任鸿隽1916年在杂志上发表《科学精神论》，指出求真崇实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根本内涵："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而真理之特征在有多数事实为之佐证。"胡适认为，中国人往往迷信和盲从，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缺乏怀疑精神。他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中指出:"科学的最精神的处所,是抱定怀疑的态度。对于一切事物,都敢于怀疑,凡无真凭确据的都不相信。这种态度虽然是消极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这态度可以使我们不为迷信与权威的奴隶。怀疑的态度是建设的、创造的,是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指出："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权威；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先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的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
科学与玄学论战聚焦"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在1923年至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在批评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时，尽管颇有科学万能和科学主义的倾向,但科学派"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当时论战的重要问题是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丁文江认为科学方法在各个领域是普遍适用的，只要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生问题，科学的人生观就是可能的。他相信"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都不是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科学是没有界限的；凡是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凡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不论材料性质如何，都是科学。……举凡直觉的哲学，神秘的宗教，都不是知识，都不可以做我们的向导。"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通过七个"坚信"表达了科学主义立场：一是"精神离不了物质"；二是"宇宙都是暂局"；三是"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后人"；四是"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恶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五是"物质文明愈进步，品物愈备，人类的合一愈有倾向，复杂之疑难亦愈易解决"；六是"道德乃文化的结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七是"'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大同之效，唯课之于科学而能实现。"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说："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至于'人生观'，我们只有做官司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卦的人生观，只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胡适主张"拿今日科学家平心静气地，破除成见地，公同承认的'科学的人生观'来做人类人生观的最低限度的一致。"他还根据科学知识列出十条基本观点阐述他所主张的"科学的人生观"。而张君劢在《人生观之论战·序》中问道："适之于《科学与人生观》之论集序中，反列举十大条，每条之中，皆曰根据某某科学，叫人知道某某事，意在以科学之力，造成一种新人生观，故自名其十条大方针，曰科学的人生观。虽然，敢问适之，科学家之所教人者，其为不变之公例乎？其为个人对世界万物之态度乎？"
思想解放重启"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非常令人难忘，也非常发人深省。1985年，《中国科技报》办文化副刊时申明："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实在难有文化的进步。时至今日，科学技术更已成为当代文化的脊梁。""当科学已在西方形成，并应用于社会变革，大大发展了生产力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却仍然沉浸在固有的缺少科学的文化之中，自我陶醉，故步自封。""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需要了解中国和世界文化，关心文化的发展；中国一切文化工作者也需要了解科学，关心科学进步对文化发展的意义，大家共同来创造体现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钱学森先生当时对《中国科技报》文化副刊的意见是："要用科学的本来面貌来改造我们的文化，而不是把科学改造成你们能接受的文化，然后压到《文化副刊》里。""'用科学来审视过去的文化，用科学来武装现代的文化，用科学来探索未来的文化'这个提法我赞成。但科学应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变了样的科学。这是很庄严、严肃的任务，对二十一世纪有影响。我希望《中国科技报》的《文化副刊》要迈出正确的一步，把它办成'正气浩然'的一版。"袁翰青先生在1986年"将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研讨会上说："讲古代的文化还得联系到科学来讲，讲近代和现代的文化还离开科学，我个人认为就是偏见了。在当代，很难讲还有不包括科学的文化。"夏衍先生在1988年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举办的"科学与文化论坛"上说："据我所知，现在的中青年作家，对科学有兴趣的人实在太少了。""知识分子没有一点科学常识，没有科学精神，那么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等等，都只是装饰自己的标签，科学不普及，人们灵魂深处的专制、武断、一言堂、瞎指挥等等非民主思想，是永远不能根除的。"
科学精神大讨论深化"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上世纪90年代后讨论的科学精神更强调对人的尊重,更提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孟建伟先生在1997年发表的《探寻科学与人文文化的汇合点》中指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应当汇合于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价值为最高理想,以人的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人文精神。中国科学院在2007年发布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指出,科学精神是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部分之一,源于人类的求知、求真精神和理性、实证的传统,并随着科学实践不断发展,内涵也更加丰富。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近年来"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要充分认识破除反科学、伪科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这项工作始终坚持不懈地坚持下去"。从1995年至2003年，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共主办了10次研讨会，在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无论科学精神还是人文精神都出现失落的现象。但王蒙先生在1994年发表的《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中,否认"人文精神失落"的说法，认为与其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发生了"人文精神失落",不如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失落得更厉害。在战争年代,与人有关的许多说法,诸如人道主义、人性论与人情味,常常被视为假仁假义的糊涂与混账,乃至视为敌方瓦解我方斗志的精神武器。而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一个未曾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
总体而言，"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既不能纸上谈兵，堆积口号，搞形式主义或文牍主义，也不能急功近利，贪大求快，搞形象工程或运动突击，这已被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在封建残余和唯利是图随处可见的当今社会，真正"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确实极其任重道远，又确实极其必要重要。只有扎实有效地推动将更多的科学精神真正注入或融入我们的文化，才能使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少些虚伪与贪婪，精神文化中少些空虚与堕落，物质文化中少些贫穷与奢侈，精英文化中少些依附与自私，大众文化中少些愚昧与迷信。
"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也有助于我们尽快实现社会大转型。唐德刚先生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大转型名之曰"历史三峡"，认为"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毫无疑问，"历史三峡"通过之日，正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