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地中海的岛国—马尔他举行首脑会晤。在这次会晤中，美苏首脑宣布，长达43年的以东西方全面对抗为特征的冷战已经结束，世界从此进入后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的最根本特征是一超多强，即一方面存在着美国这样唯一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俄罗斯、中国、日本、欧盟等地区性强国。美国为了继续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竭力推行单极战略，并到处寻找美国要对付的敌人。美国的这种做法遭到了其它国家包括其西方传统盟国如法国、德国等强烈反对。2001年1月，美国新总统小布什入主白宫，上台伊始就决定立即部署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美国的一意孤行，理所当然被俄罗斯、中国等国视为动摇世界战略力量均衡的疯狂举动，欧盟国家对此也十分担心。可以预计，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目前正在展开的单极和多极之间的历史性较量。
第一节：布什的外交思想
乔治·布什(Geoge Bush 1924-)，美国第41任总统。1924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米尔顿城。其父是一有名的银行家，曾是国会参议员。布什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学习成绩优秀，酷爱体育。1942年6月，布什中学毕业后，放弃了上耶鲁大学的机会，投笔从戎参加了海军，成为当时美国海军最年轻的飞行员。他作战勇敢，成为空中战斗英雄。战后，他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毕业后他在得克萨斯州白手起家，艰苦奋斗，成了一名石油界的百万富翁。1966年他步入政坛，当选为美国众议员。1970年他进入外交界，先后担任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美国对华联络处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81年出任美国副总统，连任两届。1989年当选为美国总统。1993年下台，回到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布什著有《乔治·布什自传》（维克托.戈尔德）、《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回忆》等。
布什在1989年入主白宫时，美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美苏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苏联、东欧形势急转直下，给美国的“和平演变”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布什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很快形成了他自己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考虑有三点：第一，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用国务卿贝克的话说，美国作为“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和“最具有实力的经济大国”，必须充当“争取自由与和平变革”的领导力量，充当“民主的庇护人”和发展国际合作的“催化剂”。 第二，美国的对外关系要以现实为基础。这就是既要遵循美国的价值观念，“以美国的价值观念为指导来改变世界”，同时又要强调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因为美国完全按价值观念标准来制定政策，虽然令人“身心舒畅”，但有可能不符合国家利益。第三，将军事实力作为外交斗争的保证。布什政府认为，保持军事实力并在必要时有能力使用这种实力是美国应付各种各样新的挑战的保证，只有从实力出发，才能有“更为牢固的和平”。 布什的外交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超越遏制”战略。1989年1月27日，布什在就任总统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表示完全同意“冷战尚未结束”的观点。但很快就改变了看法。1989年5月12日，布什在得克萨斯州农业一机械大学发表题为《苏联的变化》演说中，5月21日在波士顿大学发表的题为《欧洲的未来》的演讲中，以及5月24日他在海岸警卫队学院发表的《90年代的安全战略》的演说中都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思想。他说，杜鲁门以来的遏制战略“发生了作用”，“我们现在正接近于两种目标——暴政和冲突这一目标与民主和自由这一目标——之间一场历史性较量的尾声。”但90年代美国的目标“比简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要大得多”。这一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在不放松对苏军事遏制的同时，抓住苏联进行“改革”的时机，以经济援助为诱饵，采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手段，使东欧脱离苏联的影响，促使苏联削弱军事力量，同美国合作解决全球范围的地区冲突，最终使苏联国内政治“多元化”，实行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超越遏制”不再是简单地“遏制”苏东，而是将目标扩大到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企图把它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实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一统天下。
“超越遏制”战略在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在军事上，1990年5月底6月初，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于华盛顿。美国以经济合作为诱饵，使双方签署了削减战略核武器、销售和不生产化学武器、监督与核查地下核试验等有关军控的联合声明或协议。
在经济上，布什表示欢迎苏联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让苏联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邀请戈尔把乔夫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等。美苏两国签署了经济、文化、科学、海运等多个领域合作的协议。但同时，美国又坚决以苏联开始建立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允许私人资本，实行自由价格；实行自由选举和法治；彻底放弃对哪些“追求对内镇压和对外颠覆活动”的政权的支持；与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谈判并给予它们以自主权；削减防务开支等作为发展经济合作的条件。尽管上述条件非常苛刻，但在经济形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作出了巨大让步。
在政治上，美国政府以维护民主、自由、人权为名，向苏联施加压力，同时对苏联东欧内部的反对派给予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加速其和平演变。
在意识形态上，美国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西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使苏联东欧发生变化。1989年7月布什访问波兰和匈牙利时，就竭力宣传美国的民主价值，公开声称自己是去“做民主制度的吹鼓手”和“引导改革”的。并采取援助、贷款等形式鼓励这些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帮助它们发展私营经济、摆脱经济困境。事实证明，美国的支持加速了苏联东欧诸国的剧变。
2. “新大西洋主义”。1989年12月，布什在北约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新大西洋主义”。它是美国在欧洲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为了掌握主导权、维护自己的利益、稳定并加强同盟国的关系而提出的一项对欧新政策。它的主要内容是按照美国的战略意图，改造欧洲现存的组织机构——北约、欧共体和欧安会，使它们成为建设“欧洲新秩序”的三大支柱。其基本思想是：在德国逐步统一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业已存在的西方各种体制，赋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种新的作用，使之变成一个能够建立新的欧洲安全体制的“政治组织”，在北约建立一个军备控制的常设核查机构，以监督遵守裁减军备和建立信任措施计划的情况。美国政府要求西欧和日本必须在安全和防务方面分担更大的责任，在非军事领域如维持国际和平计划、地区发展和第三世界债务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在贸易上，西欧和日本保证美国商品也能进入它们的市场，就像它们的商品进入美国的市场一样。此外，美国力图通过欧共体，保持对西欧国家密切关注并限制西欧同苏联和东欧建立特殊关系。
但是“新大西洋主义”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其推行并不顺利。随着苏东剧变和德国统一的完成，西欧从自身利益出发，努力以经援、减免债务、发展经贸、直接投资等方式对东欧各国和苏联施加影响。美国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下降，既希望西欧援助苏联和东欧进行民主改革，又不希望西欧籍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布什政府采取了尽力利用多边的国际经济组织筹划经援，让盟国的资金为美国的政策目标服务的策略。1990年4月，美国大力促成在巴黎建立了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该行拥有资本120亿美元，美国是最大股东。该行成员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4个成员国、除阿尔巴尼亚之外的所有东欧国家及亚洲、美洲等共42个国家和机构。该行的职责是推动对中欧及东欧国家的投资，减少投资风险，促进上述国家向市场经济过度及加快机构改革。美国通过该行在援助东欧问题上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使美国更为担心的是，西欧联合的趋势日益明显。西欧国家积极搞西欧独立防务，法德在1991年10月提出组建一支5万人的联合部队，试图以此为基础逐步取代北约。此外，美国想建立它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西欧却想建立一个独占一极的多极世界。美国要求欧洲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停止农业补贴，法国等坚决拒绝。这说明西欧对美国的离心趋势加强。但它们的共同利益仍远远大于分歧，西欧仍需要美国的保护，美国仍需要西欧的支持。
3.对华政策思想。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布什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断绝双方政治军事关系及高层人员往来及一系列经济制裁措施。但由于长期外交经历及在华经验，布什总统对中美关系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反对断绝中美关系、孤立中国，主张积极接触，同中国保持建设性对话。1989年11月15日和16日，美国国会两院分别通过了协商一致的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制裁的修正案，要求布什总统签署生效的法案除了上述制裁措施外，还增加了禁止向中国出口卫星和警察装备，结束一切核技术合作，不再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暂停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保险业务，以及暂停对中国贸易援助等条款。11月21日，布什否定了国会通过的法案。此外，布什于1989年7月和12月两次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访华，保持中美联系。12月16日，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不愿再做伤害10亿多中国人民的事。 1990年，布什政府批准了两笔对华贷款，顶着国会的压力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默许日本恢复第三次对华贷款。1991年，实际上取消了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布什政府还重申将严格遵守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恪守“一个中国”的立场。布什政府保持同中国对话，维持与中国保持关系，其主要考虑是：美国在全球的利益是与中国有关的，美国与中国开展军事、经济、外交合作符合美国利益；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没有中国的合作，是无法制止核扩散的；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对平衡日本和苏联在远东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最终将成为经济大国，美国不能将这个巨大市场让给别人；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没有中国的合作，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难以解决。但是，在1992年9月，为了赢得大选，布什政府决定对台出售150架F16战斗机，这一行动突破了“8.17公报”，是中美关系发展中遇到的重大挫折。
4．关于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冷战结束后，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不仅取得了对前苏联冷战的胜利，而且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依据实力政治的原则，美国总统布什在1990-1991年间提出了关于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基本构想。1990年8月2日海湾危机爆发后，布什当天发表讲话，首次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他认为，“海湾危机是一个严重事态，但也为历史性合作和建立世界新秩序提供了大好机会。” 1990年9月11日，布什在国会的演说中再次强调：“所谓世界新秩序就是法制的规则取代争论的规则，每一个国家要认识到对自由和正义负由的共同责任。” 翌年4月13日，在马尔克斯维尔空军基地对空军学员发表讲话时，他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四项原则：（1）和平解决争端；（2）团结一致反对侵略；（3）减少和控制武器；（4）公正对待所有国家和人民。 布什的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其实质是要利用冷战后对美国有利的形势，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或“美国世纪”。在1991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曾明确表示，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首要原则。”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具有道义上的声望，也具有维持这一声望的物质力量。美国已称为世界各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灯塔。” 同年8月13日，在提交给国会的《1991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政府继续宣称，美国“已经获得了一次非同一般的机遇，随着旧模式和既成事实在我们周围化为乌有，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个国际新体系”。在这个新体系中，“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其基本价值观念不受损害，其制度和人民能得到保障。”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稳定和安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健康发展。”
布什是美国历史上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总统之一。他通过“超越遏制战略”加速了东欧、前苏联的和平演变，与戈尔巴乔夫一起结束了持续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为美国赢得了空前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对华关系上，布什总统坚持与中国进行接触的政策，为中美关系的继续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布什总统在外交上的成功却不能掩盖他在国内经济政策上的失败，他的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在国内外也遭到了不少的批评。结果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他败给了被他更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
第二节： 克林顿的外交思想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1946-），美国第42任总统，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最年轻的总统。
克林顿1946 年8月19日生于美国阿肯色州霍普镇。原名威廉-杰弗逊-布理斯。他的童年十分不幸，可以说是遗腹子，其生父威廉-杰弗逊-布理斯，在克林顿出生前3个月死于车祸。两岁时，当他的母亲在新奥尔良学习护理时，他就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1950年，其母再嫁汽车销售商罗德-克林顿，小布理斯也改名为威廉（比尔）-克林顿。1962年，克林顿作为阿肯色州高中学生代表，到首都华盛顿出席了全国青少年团体代表大会，并有幸与肯尼迪总统握手并合影留念。少年时代的这一经历使克林顿终身难忘。1964年克林顿考入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主修外交专业，曾担任大学学生会主席并协助联邦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工作。1968年，克林顿大学毕业，获国际政治学学士学位，并考取罗兹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70年，他考入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并如愿地成为一名律师。1973年，他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赴阿肯色州州立大学担任教授。1974年，他首次试图竞选众议员但未果。1976年，克林顿成功地当选阿肯色州检查长，两年后当选阿肯色州州长，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担任州长的时间长达12年。克林顿任州长期间，在推动州教育改革和实施经济发展计划方面取得成就，被选为美国南部经济发展政策委员会主席，兼任全美州长联席会议主席，并曾协助总统主持国家最高教育当局的工作。1990年，克林顿被选为民主党最高委员会主席。1991年11月3日，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1996年11月再次当选。1997年，保拉-琼斯性骚扰案发生。1998年，克林顿--莱温斯基性绯闻案爆发，克林顿的公众形象大为受损，并引发了美国国会对克林顿的"总统弹劾案"。克林顿的著作有：《人民第一》（与戈尔合著）、《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等。其外交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奉行“中间道路”的政治哲学思想。美国政治从本质讲是选举政治，这对27岁就投身政治的克林顿而言并非秘密。他曾经宣称：“一个改革者必须做选民需要他干的事，而不是自己想干的事。”由于美国选民多数属于中间派，克林顿从90年代初开始就强调自己是‘新民主党人。”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他提出了“人民第一”的口号，并强调要把自由主义思想与保守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克林顿说：“我们必须采取的变革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不是保守主义式的。它是两者的结合，而且与两者截然不同。生活在城镇乡村的美国人民对左、右派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陈腐话语，以及使我们的政治代替了行动的其他言论不感兴趣。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机会。人民的责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在对外政策上，克林顿则倾向于在逃避主义和世界警察之间采取中间路线。他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中写到：“尽管世界局势持续紧张，威胁已经浮现，两党中仍有某些人要选择逃避而不是介入，要让我们向内转、无视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的国际义务。……他们花言巧语地鼓吹美国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却又反对付出保持这种领导地位所需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的福祉、我们的力量都依赖于保持我们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美国不能通过‘逃避’即逃避我们的责任和承诺来领导，也不能通过自顾自来领导。相反地，我们必须领导各个国家组成的社区，和它一起工作。”同时，克林顿指出：“当然，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但我们能成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
2.参与和扩展战略。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曾提出要保持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强有力的同盟；振兴美国经济和推动国外民主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三大支柱。就任总统后，总统国家安全事物助理安东尼·莱克向他建议采取“扩展”战略。
1993年9月21日，莱克在华盛顿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发表了一篇题为《从遏制到扩展》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强调美国要奉行一种全新的国家对外战略，这种战略的主旨就是“扩展”市场经济制度、美国的价值观念与世界自由民主力量。莱克认为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民主国家”、“基本民主国家”、“转折过程国家”和“无赖国家”。美国要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具体来说，“扩展战略”包括四点内容：（1）发展与巩固同已经实行市场制度的民主国家的合作与协调，并以此作为推行美国战略的基础；（2）对于包括俄罗斯、中东欧和独联体各国等正在建立市场制度的国家，美国将采取大力扶植和支持的政策，促进并巩固其变化；（3）对于哪些“对市场制民主国家持敌对态度的国家”，美国将对其采取从外交、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的孤立政策；（4）对于哪些困难深重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将不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以帮助民主和市场经济存在严重人道主义问题的地区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促进其发展市场民主机制，实现美国的人道主义议程。
莱克的“扩展”战略对美国调整其外交战略有很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克林顿政府又补充了“参与”的内容，将“参与和扩展”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旨，并充分反映在1994、1995和1996年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参与”是对孤立主义某种程度的否定，它强调的是不断保持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领导地位”。
“参与和扩展”战略有“三大支柱”，其顺序是：（1）国家安全。这是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的保证；（2）经济发展。这是美国继续在世界上保持头号强国地位的前提；（3）扩大民主。这是促进美国在全世界利益的最佳途径。这个战略核心问题有三个：第一是美国自身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第二是美国盟国的安全利益；第三是防止任何地区有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威大国的兴起。
“参与与扩展”战略在强调美国必须保持一支既强大又能作出灵活反应的军事力量的同时，也非常强调“促进民主”的作用。《国家参与与扩展战略》（1994）指出：“扩大民主社会和自由市场国家大家庭有利于美国所有的战略利益——从在国内促进繁荣到在国外遏制全球威胁，防止给我们的领土构成威胁”，“与新兴的民主国家合作，帮助他们维持发展自由市场和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促进民主”在世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目标：（1）促进俄罗斯和其他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主和市场改革；（2）帮助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国家，因为它们最靠近西欧民主大国；（3）寻求扩大亚太民主国家阵营；（4）在美洲，“大踏步”地向民主和市场迈进；（5）在非洲，有选择地帮助一些国家的民主进程，同时关注该地区的未来。美国的在这方面的长远目标是：实现这样一种世界，“每一个大国都是民主国家，而且有许多其他国家加入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的大家庭。”
3. 对俄政策思想。克林顿执政后，俄罗斯经济持续滑坡，国内政治动荡。克林顿政府利用俄罗斯国力衰退的机会和俄罗斯当局迫切谋求西方支持的心情，对俄罗斯采取了既融合、遏制的双轨政策。
首先，美国在军事上进一步谋求削弱俄罗斯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彻底消除俄对西方的军事威胁。1994年1月，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国家领导人达成协议，美国和俄罗斯都承诺保证乌克兰作为无核国的安全，乌克兰拆除其领土上的176枚洲际导弹和约1500颗核弹头，并将核弹头运往俄罗斯销毁。由于乌克兰的核武器是全部对准美国的，美国为此提供给乌克兰1.75亿美元作为补偿。1994年1月14日，克林顿在与叶利钦会谈后，双方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和一系列双边协议，宣布两国关系进入“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双方决定最迟在1994年5月30号以前下令停止将各自的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这就是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实际上是从核时代开始起），双方第一次将根据两国不再是敌人这一点来对自己的核力量进行日常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此次访俄没有带去任何援助计划，只是承诺取消俄向美出口商品的限制，向俄国开放市场。
其次，美国力图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华约和苏联解体后，北约成为欧洲唯一军事政治集团。美国企图通过加强北约来保护自己在欧洲的领导地位，抢占中东欧“真空”，直逼俄罗斯边界，包围并遏制俄国。1994年1月，北约正式提出东扩战略，宣布欢迎其它欧洲民主国家加入北约。后顾及到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强烈反对，美国又提出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框架文件。1995年5月俄罗斯正式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但是北约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同时继续积极推行东扩计划，最终目的是使俄罗斯之外的“伙伴国”发展成为正式成员国。俄罗斯虽然坚决反对，但由于力不从心，被迫退让。1996年3月，美国在布拉格召集了12个要求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国家外长会议，重新启动东扩进程。1997年5月，北约和俄罗斯在巴黎签订《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的基本文件》。同年7月，北约举行马德里首脑会议，决定在1999年北约成立50周年时吸收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等3国加入北约。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俄罗斯被迫改变了其“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把“恢复大国地位”作为俄罗斯外交的重要原则，随后俄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也逐渐增多。1994年9月，叶利钦访问美国，克林顿与其会晤时称美俄关系是“不完全一致的伙伴关系”，叶利钦则强调“如果不与我们商量美国就不能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这标志着美俄关系正在进入“蜜月后时期”。 在波黑问题上，克林顿政府偏袒穆、克两族，俄罗斯则支持塞族。1995年5月，克林顿与叶利钦在莫斯科会晤，双方分歧颇多。俄罗斯同伊朗签署了价值10亿美元的核反应堆合同，美国因为敌视伊朗，为了遏制伊朗在军事上的发展，坚决反对俄伊核反应堆交易。克林顿挥舞着“人权”旗帜，要求俄罗斯停止对车臣的军事行动，遭到拒绝。此后，在伊拉克核查问题上、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特别是在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问题上，美俄分歧明显，俄罗斯都有不同之音。这些都反映了俄罗斯不甘心做“小伙伴”，遏制与反遏制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
4.联盟政策思想。克林顿政府力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继续实现对西方盟国的领导。但是，随着其盟国实力的增长，它们变得越来越难驾驭。美国同其盟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
首先是贸易领域内摩擦增多。这突出表现在1994年2月美日首脑华盛顿会晤时，日本首相拒绝接受克林顿的条件，会谈宣告破裂。这在美日首脑贸易谈判史上还是第一次。克林顿不时挥动超级301条款，要对日本、西欧甚至加拿大等盟国进行制裁，这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美国为了加强对古巴、伊朗和利比亚三国的经济封锁，先后出台了“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严重损害了其盟国的利益，遭到了它们的坚决反对。
第二，在欧洲安全等问题上矛盾重重。克林顿强调美国将继续保持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并主张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扩大北约的范围，使之管辖全欧的事务。而法国等西欧国家则希望发展欧洲独立的防务机构。在希拉克出任法国总统后，法国更是在中东、非洲大陆、北约内部等处与美国展开了激烈争夺。
此外，在1998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法国拒绝参加。1998年6月，爱尔兰等8国发表了关于核裁军问题的联合声明，对北约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威慑战略提出置疑。德国则建议修改北约核武器战略，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都引起了美国的愤怒，加剧了矛盾。在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问题上，由于欧洲盟国的反对，克林顿政府在去年被迫宣布推迟部署，将这个难题留给了小布什政府。
虽然美国同其西方盟友之间矛盾重重，但它们有着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它们之间的合作仍然是第一位的。这突出地表现在日美加强了其军事同盟。1996年4月，美日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使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由“一国型变成地区型”，从“防卫型变成攻击型”。1997年9月，美日政府公布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最终修改方案，使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从“日本本土”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日美防卫合作的内容也大大增加了。1999年8月，美日正式签署了共同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协议的换文和研究项目的备忘录，标志着美日共同研究开发TMD计划的正式启动。 美日军事同盟的加强反映了美国想利用日本帮其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而日本则想借助美国实现自己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二者互相利用。美国同其它西方盟友也是合作大于对抗。
5.对华政策思想。克林顿1993年上台后就面临着如何处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这一棘手问题。尽管他在竞选时曾批评布什的对华政策，许诺执政后要把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同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但当他就任总统以后却权衡利弊，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采取了折中的处理方法：一方面宣布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一年，另一方面又坚决要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重大改进。克林顿的这种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对华政策不仅遭到了中国的反对，而且遭到了各界的严厉批评。1994年5月，克林顿不得不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1994—1995年度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在今后审议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时将其与人权问题脱钩。这是克林顿对华政策的一次大调整。正如克林顿所说：“我们作出的将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同其人权状况脱钩的决定，最好地反映了我们的政策…” 此后，克林顿政府排除国会和一些利益集团的压力，在1995年、1996年、1997年也宣布无条件地延长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最惠国待遇改名为正常贸易关系后，克林顿也是主张延长对华正常贸易关系，并提议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为了使国会两院通过这一法案，克林顿总统多次与民主党众议员会谈，他还和副总统戈尔与议员们通过无数次电话，并安排了一次由克林顿与几位前总统共同出席的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的大会。2000年5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该法案。随后参议院也通过了该法案，经克林顿总统签署已正式生效。
随着亚太地区的迅速发展，美国对外经贸关系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克林顿提出了“新 亚太共同体”的设想，更注重中国这个亚太地区最大最有潜力的国家。1993年11月，克林顿总统邀请江泽民主席出席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西雅图会议期间，他们举行了首次会晤。这打破了1989年以来美国政府关于中断两国高层接触的禁令，为两国领导人的高层对话打开了大门。会晤前，克林顿对美国记者说，美国必须同时遵循这样两个方针：不能孤立像中国那样强大，像中国那样对世界前途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但是，也不能对美国不能容忍的事情不闻不问。此后，克林顿又多次指出，美国将奉行同中国广泛接触的战略，通过广泛的接触与合作，保持对中国较强的制约力和影响力。克林顿的上述讲话明确勾画出了其在“接触”中遏制中国的政策。
1994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议员在国会参众两院中占据多数席位，亲台势力进一步加强，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盛行。在此背景下，美国采取了许多做法为发展中美关系设置障碍。例如，美国单方面中断了双方知识产权谈判，在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上制造障碍，利用联合国人权会议干涉中国内政等。特别是克林顿在压力下，于1995年5月批准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这一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行为，极大地恶化了两国关系。在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关键时刻。1995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成立50周年特别会议期间，克林顿与江泽民举行了第三次会晤。克林顿表示：一个强大、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中国孤立对抗遏止都是不明智的选择，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是明智的选择；美国要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克林顿还重申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唯一的合法政府，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此后两国关系一度有所缓和。1996年3月，当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举行三军联合作战演习时，美国国会众议院竟通过“美国应帮助保卫台湾”的决议案，美国政府还决定向台湾海峡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公然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使中美关系降到了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1996年11月克林顿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多次表示要重视对华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发展。1996年11月，克林顿与江泽民在马尼拉会晤，克林顿政府终于确立了比较明确、系统、有连贯性的对华政策，将“接触”和“融合”视为对华政策的重点。1997年10月，江泽民成功访美，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声明宣布中美将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3月，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协议生效，结束了美国在核技术方面对中国长达11年的禁运；同月，白宫宣布放弃当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特别是克林顿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及全球战略考虑，将原计划在11月的对华访问提前到6月。克林顿访华时，两国首脑决定不把两国所控制的核武器瞄准对方，中美是伙伴，不是敌手。双方还就两国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坦率的对话。克林顿在台湾问题上表示美国将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他还认为：“一个稳定、安全、开放、繁荣，对更安全的世界负责任的中国，对美国是有利的”。中美之间的“友谊可能永远不是尽善尽美，而且没有任何友谊能这样，但我希望我们的友谊可以永久地存在下去”。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粗暴地践踏了国际法和中国主权，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致使使馆人员伤亡，馆舍严重受损。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谷。1999年9月，克林顿与江泽民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了正式会晤。双方表示，中美两国将继续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克林顿明确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重申执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中美两国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6．新干涉主义思想。克林顿上台初期，除对伊拉克持续进行毫不留情的军事打击外，在对外使用武力问题上一度受到美军在索马里维和行动失败的影响，比较谨慎。例如，在波黑问题上，克林顿政府最初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希望波黑内战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欧洲盟国，所以一直拒绝派维和部队去波黑执行维和任务。为了争夺在巴尔干和欧洲的主导权，也为了给克林顿竞选下届总统捞取政治资本，它从1995年8月起开始直接调解波黑危机。美国纵容波黑穆克两族联合对付塞族，策动北约空军打击波黑塞族，还利用国际制裁向南斯拉夫联盟施压以迫使波黑塞族就范。在美国压力下，波黑塞族作出了巨大让步。1995年11月，波黑、克罗地亚和南联盟的塞尔维亚三方领导人签署了代顿协议。克林顿政府还利用近年来美国实力处于顶峰的历史机遇，力图通过北约新战略使北约欧洲化和全球化，使北约成为美国称霸全球的工具。它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完全撇开联合国，借口科索沃问题，操纵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了长达78天的狂轰乱炸，给南联盟造成了巨大损失。经过科索沃军事干预的“实践”后，克林顿政府的以“新干涉主义”为特征的“克林顿主义”开始成型，其实质是要谋求美国在全球的霸权。
此外，克林顿政府还采取强硬措施对付所谓的“无赖”国家。为确保“后院”安全，1994年9月，美军“和平入侵”海地。1996年2月，古巴空军击落两架闯入其领空的美国飞机。克林顿政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制裁古巴的措施，特别是批准执行旨在强化制裁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试图制裁同古巴做生意的外国公司，招致世界各国的一片谴责之声。美国还借口其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被炸事件，于1998年8月用导弹袭击了阿富汗和苏丹。
克林顿执掌白宫8年，其内政外交均有建树。在内政方面，他奉行“中间道路”的治国理念，注重国内经济发展，实现了美国经济有史以来最长的繁荣期。在其任内，失业率是美国30年来的最低，民众收入增加，实现了60年代以来的最低通胀，创造了2200万个工作机会，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也有所上升。此外，在1993年到2000年之间，全美暴力犯罪率下降了27%。克林顿入主白宫时，联邦年度财政赤字高达2900亿美元。而他离任时，美国的财政结余达到2560亿美元，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预算结余。在外交方面，克林顿起初是一个门外汉，他的第一个任期可以说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与中国的关系、与盟国的关系也搞得一团糟。但是，克林顿年轻，他学得很快，在第二个任期，克林顿的外交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确立了经济、安全和民主三大战略目标，基本奠立了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框架。他推进了经济外交，为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的自由做出了贡献。在推进北爱和中东和平进程、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等方面，克林顿也进行了有成效的“个人外交”。在对华政策上，克林顿主张对华全面接触，积极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敦促国会通过关于中国PNTR法案，以及与中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性伙伴关系”，使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定位。但是，克林顿任内推动北约东扩，他的对伊拉克政策和对于巴尔干冲突的介入，尤其是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安和抨击。
第三节：基辛格的外交思想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 1923-）, 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
1923年5月27日，基辛格生于德国菲尔列市的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因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随父母迁居纽约。在30年代的希特勒大屠杀中，基辛格至少有13个亲戚被送进了毒气室。对此，基辛格的传记作者之一沃尔特.伊萨克森评论说，基辛格的几乎所有个性特征—他的哲学悲观主义、他的信心与不安全感的共存、他的因自己易受伤害而觉得空虚、以及他的因渴望赞誉而显得傲慢—都可以追溯到那场历史灾难。基辛格到美国后，他父母把他送进了华盛顿高级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有5000学生，其中犹太人很多，当时基辛格的最大愿望是毕业后做一名会计师。但是，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件事却改变了基辛格的命运。1943年，基辛格加入美国国籍，不久应征入伍，在美国陆军服役。在军队中，他有幸遇到了同是德国裔的列兵克雷默尔，后者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一个伯乐。在他与基辛格的初次交谈中，克雷默尔就认定基辛格是一个天生的奇才。1944年9月，基辛格所在的部队—美军第84师被派赴欧洲战场。第二年初，他们开进了德国。由于克雷默尔的建议，基辛格被调到师部担任德语翻译，军衔也从列兵提升为军士。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他从第84师调到第970反谍报部队，并被任命为陆军中士参谋。1945年3月，基辛格还被任命为接管德国被占领城市的官员。在其任职期间，基辛格表现了卓越的行政能力，并克服了对德国人的报复心理而谨慎地使用了自己的权力。
战争结束后，基辛格回到了美国。1947年9月，他根据《士兵权利法案》获得奖学金并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在哈佛读书期间，基辛格荣幸地得到了威廉.埃利奥特做他的导师。埃利奥特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是哈佛的一个传奇人物，为黑格尔的信徒。他教授给了基辛格一套完整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二个伯乐。1950年，在埃利奥特教授的指导下，基辛格完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为《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这篇本科论文长达377页，埃利奥特教授仅看了前100页，就提笔批了“最优”。基辛格的论文至今在哈佛仍被人提起，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学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规则”，这条规则限定未来的大学生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由于本科学习成绩优异，基辛格被免试推荐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1952年，他获得硕士学位，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基辛格的博士论文题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该文集中研究了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建立与维持，实际上是对欧洲古典均势学说的评述，它奠定了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学派中第一流学者的声誉。由于杰出的学术成就，基辛格被授予夏季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担任一门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他还组织了国际问题研究班，并创办了一份名为《合流》的季刊。但是，基辛格留校任教的愿望却被哈佛大学粗暴地拒绝了。1955年，基辛格不得不回到故乡纽约，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的研究主任，负责起草带有结论性的研究报告，并准备出版专著。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的理论，从而使基辛格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一炮而红。同年，哈佛大学决定聘用基辛格，授予他讲师等级。1957-1969年，基辛格历任哈佛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在校外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计划主任、国际问题中心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兰德公司顾问等兼职。
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基辛格担任了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但是后来尼克松却战胜了洛克菲勒，获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最终赢得了大选。在竞选中，基辛格曾经把尼克松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尼克松却不计前嫌，他看中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他决定聘请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三个伯乐。1969年1月，基辛格离开了哈佛校园，到华盛顿走马上任，实现了由文人战略家到政策制定人的转变。1969-1973年，基辛格任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到1975年。1973-1977年，他兼任美国国务卿，获得了了一个外来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职务。在任期间，基辛格信奉均势外交，积极推动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对苏联推行“缓和”战略，从而构筑一个以均势为基础的稳定的世界和平结构。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他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缓和也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1月，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不久，基辛格退出政坛，起初想回哈佛任教，但为哈佛校长博克婉拒。后来，他受聘担任了乔治城大学教授，乔治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阿彭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1982年，基辛格创建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他本人担任董事长，他的好友和前助手-斯考克罗夫特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离开政界以后，基辛格仍在不断地撰写论文，发表演讲和出版著作，他对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均发生过重要影响。1983年7月，里根总统曾任命他为中美洲政策两党委员会主席。1986年，基辛格荣获自由奖章。在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处于危机的时候，基辛格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呼吁保持中美之间的正常交往。
基辛格的著述很多，其成名著作是《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7），此外还有《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1957）、《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1961）、《麻烦的伙伴关系—对大西洋联盟的重新评价》（1965）、《美国对政策—论文三篇》（1969）、《白宫岁月》（1979）、《动乱年代》（1987）以及《外交》（1994）等。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1．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基辛格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之中。这篇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施本格勒：历史是直觉知识》、《托因比：历史是经验科学》、《康德：历史和人的道德经验》，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责任感》。在这篇论文中，基辛格把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3个哲学大师扯到了一块，并向学院派提出了挑战。论文的内容十分复杂，行文刻意求工，立论独具慧眼。除对施本格勒、托因比和康德进行了专门论述以外，论文还涉及到了亚里士多德、荷马、维吉尔、但丁、弥尔顿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从论文来看，基辛格的政治哲学思想实际上是施本格勒的命定论与行动自由的结合。施本格勒对基辛格影响深远。斯坦利.霍夫曼曾经指出：“基辛格就连走路时也似乎有施本格勒的幽灵伴随他的左右。”基辛格的论文具有浓厚的命定论色彩。基辛格写道，施氏懂得“历史事件的命定性”，并且认识到“伴随着一种文明的兴起而出现的觉醒”， 但施氏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他“没有理解这一点，即必然性缺乏引导作用，也没有鼓舞作用。……成功和失败是两个相对的属性，只有在回顾时才具有意义，并且永远不会有最后定论。但是伴随着行动所持的态度能证明一个人的性格，证明这个人赋予客观必然性的内在的独特见解。” “生命是痛苦的，既有生，必有死。生存注定是倏忽无常的。从来就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的，没有一种期望是能完全实现的。这是必然性，这是历史的命定，这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困境。”但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认识仅局限于一种自然主义的机械论，科学家与此并不相干。”因为人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行动来自内心的需要，来自对环境有所了解的个人，来自对现象的独特理解。客观必然性永远不能指导行动，任何活动都只反映人的个性。理智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过去是死的，这是必然性所决定的；但是自由支配着未来。”“生命中包含着苦难和倏忽无常。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或他哪个时代的环境……对自由的体验使我们能够超脱过去的苦难和历史的挫折。在这种灵性中包含着人性的本质，包含着每个人赋予他生命的必然性的独特之处，包含着使人宁静的自我直觉。” 从行动自由的观点出发，基辛格主张伟人可以创造历史。 基辛格是崇拜伟人的。在1975年12月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表示：“戴高乐是伟人，罗斯福是伟人，毛泽东是伟人。”他认为，伟人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使他的人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如果没有他，就很难设想他的人民的历史会一模一样。” 在其他的场合，他还写道：每当“思想意识起决定作用”的革命运动的初期过去以后，“很多事情要取决于人物的偶然性。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领导人物消失了，运动就可能崩溃或改变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他强调：“法国的恐怖时代由于去掉了罗伯斯庇尔这一个人而结束。”“如果列宁不搭那躺由德国开往俄国德著名列车，布尔什维克革命也许不会发生。” 基辛格的本科论文显示，基辛格是有哲学头脑的，他具备成为哲学家的潜质。但是，基辛格志不在此，他渴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检验他的哲学。
2．均势理论。与布热津斯基依靠地缘政治理论起家不同，基辛格赖以起家的不二法门是他的均势理论。这种理论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中已经清晰可见了。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并不是一篇典型的美国博士论文，甚至没有当时哈佛博士学位论文的特色。他的兴趣不在于评价梅特涅这样的历史人物，而在于研究梅特涅特等人创设的并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维也纳均势体系。基辛格对论文题目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试图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国际事务的研究者。但是，他没有选择当代的题目，却选择了19世纪中的某一时间段，因为他觉得19世纪初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当代问题存在着相似性。虽然现在永远不会重复过去，但必然同过去相似，未来也必定如此。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正如基辛格在论文中写道：“自然科学的成就通常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实验；而在国际事务领域里的政治科学的成就则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时期。我选择了1812年到1822年这一时期作为我的论题，坦白地说，一部分原因是这一时期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同我们当代的问题很类似的。但我决不强调这种类似。” 因此，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可说是借古讽今，实际是一本研究如何结束战争、缔造和平和保持和平的著作。根据对维也纳体系的研究，基辛格认为，和平并非一国外交政策之目的，而是正当地考虑并执行政策所带来的额外报偿。和平也不是国际体系的首要目标，国际体系的首要目标应当是稳定而非和平。他在其著作的开头写道：“在那些回顾起来似乎最为和平的时代，人们最不必费劲去寻求和平。而在人们似乎无休止地寻找和平的那些时代，看来最无法取得安宁。当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把和平—其概念为避免战争—作为首要目标的时候，国际体系就处在国际社会中那个最霸道的成员的摆布之下。而每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也不能牺牲某些原则的情况时，至少还可以设想求得在力量均衡基础上得稳定。” 但是，问题在于，稳定的国际体系如何才能实现？基辛格提出，稳定有赖于“一种能普遍接受的合法性”（正统），有赖于“有关各种切实可行的安排的性质以及外交政策所容许的目标与方法”的国际协议。他写道：“稳定的局面通常不是从谋求和平，而是由普遍接受正统尔产生的。这里所指的‘正统’，不应该与公正混同起来。它只是意味着具有行得通的安排的性质和在外交政策上能够容许的目标于方法上的以种国际协议。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就是所有主要强国都能接受国际秩序的基本安排，至少是没有一个国家对它感到如此不满，象凡尔赛和约以后的德国那样。” 据此，基辛格把国际秩序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际秩序和革命的国际秩序。他还把那些承认某一特定国际秩序为合法并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国家称为“合法国家”，相反则称之为“革命国家”。在19世纪初，拿破仑的法国就是这样的“革命国家”，这还不禁使人联想起20世纪中后期的苏联是否也是“革命国家。”基辛格指出：任何国际秩序中，只要其中有一个“革命的”国家，谈判便无法进行；外交家也许会进行会谈，但是达成有意义的协议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而当一个国际体系中有一个“革命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又很强大的话，通常的结果是出现军备竞赛或者战争。 换言之，基辛格认为，与革命国家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武力对付他们。至于在战胜之后如何对待“革命国家”，基辛格赞赏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的做法，认为他们摆脱了对法国进行“惩罚性和平的勾引”。基辛格写道：“量度卡斯尔雷成为一位政治家的一个标准就在于十五个月之前，他是拿破仑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则以一个倡导一种充满协调精神的和平的人而出现了。” 他认为，欧洲之所以能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扩张所造成的“动乱”中获得“稳定”，“主要由于两个伟大人为的工作结果。”他们就是“以谈判促成国际和解的英国大臣卡斯尔雷，和使这种和解正统化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 在其论文中，基辛格还从均势理论的角度批评了美国人的“道义外交”观念，认为“岛屿强国”一般总是不愿承认“战争可能由于内在的原因而产生”，他们宁愿相信是“坏人恶念”引起的。一个“没有满足不了的要求的大国”这种概念是非常投合岛国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概念给那种把战争转变为“十字军式的讨伐”，以便惩罚首先挑起战争邪恶势力的行为提供了决定性的解释。 岛屿强国的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地理因素而引起，另一方面也与其国内结构和国内政治相关。上述两种情况导致了岛屿强国与大陆强国的不同政策目标，以及对均势的不同看法。总之，基辛格强调，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努力，给予了欧洲一种稳定的国际体系，并为和平得以维系一个世纪之久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也认识到了欧洲为享受好处也付出了代价，特别是维也纳体系的终结是以空前残酷和具有无比破坏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的。
3．有限战争理论。所谓有限战争是与全面战争相对的一种战争样式，是“为了具体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些政治目的的存在就会在使用的武力和企图达到的目的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有限战争代表一种影响敌人的意志而不是摧毁它的企图，也就是使我们打算强加于敌人的条件比继续抵抗更有吸引力，即力求达到特殊的目的而不是把敌人全部歼灭。” 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当代美国核战略与有限战争的代表作之一。在该书中，基辛格提出，核武器的发展和美国核垄断地位的丧失，已使美国战后政策面临要么进行全面战争要么束手无策的可怕的窘境。因为“现代武器的毁灭性，剥夺了全面战争胜利的历史上的意义。甚至于比对方能造成更大的破坏的一方，可能也无法保留足够的力量使对方屈服。”“今后的全面战争的结局，只能是交战国的两败俱伤。” 因此，“全面战争已不再是执行政策的一个有意义的工具，” 有限战争才是核时代推行政策的可能手段。基辛格认为，有限战争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类包括二等国家之间的战争，如以色列与埃及的战争等；第二类是西方大国或苏联同实力小得多的国家之间，在不受外力干涉下的战争；第三类是始于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之间，但可能扩大的战争；最后一类是大国之间爆发的战争，这是危险性最大的有限战争。有限战争理论不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简单的替代品，它不能从纯粹军事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应该主要从政治的意义上来理解。“有限战争的结果决不单单决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它代表着一种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协调起来的本领。完全摧毁敌人作战能力的企图会破坏心理均势，而这种均势的存在却可以使保持有限战争不扩大对双方均为有利。” 有限战争的本质在于威慑。基辛格认为，“威慑就是设法向对方提出危险性，这种危险将使对方认为于其所要获得德任何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对方不致采取某种行动途径。” 威慑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志，二者缺一不可；战略理论的目的就是平衡力量的这两种因素，即物质因素与心理因素的效力；以全面战争为主要威慑方法会妨碍这种平衡。“当敌人向你挑战时你所不敢使用的一种威慑力量就已经不再成为威慑力量了”。“核时代的基本战略问题就是如何在威慑政策和当威慑政策失败而从事战争时的战略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最适宜的战略是一种能以最小的代价达到其目的的战略。战略理论的目的就是把每一行动方针的有利之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达到最大限度的威慑的目的，但同时却要冒最小限度的危险。” 基辛格的有限战争理论提出了对核时代外交战略的独到见解，很快得到了美国朝野的重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曾被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指定为必读参考书，出版第一年就售出了17000册，对50-60年代的美国战略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肯尼迪上台后采用的所谓“灵活反应”战略，实际上是基辛格有限战争理论的翻版。
4．关于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构想。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也随之结束，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于是，世界将向何处去，就成为国际间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战略理论家之一，基辛格宝刀未老，以其独特的战略眼光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向人们交出了一份厚厚的答卷—即由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该书洋洋70万言，共分31章，论述了从黎塞留到里根时期约300余年的以大国关系为背景的外交战略问题，并对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独到看法，是一部有关西方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经典之作。有人说，读这本书可以获得读4本书的功效。它既是一本国际关系史的著作，也是一本美国外交史的著作；既是一本政治学的理论著作，也是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及国际政治现实的力作。基辛格立足于均势理论，对未来世纪的世界新秩序进行了谨慎的预测。他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较不象冷战时期严格划分的两大阵营。彼时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上印度，另有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已首次全球化了。” 但是，令基辛格十分担忧的是，这些强国均缺乏驾驭多极均势的经验，尤其是美国人在历史上对均势存在偏见。对美国而言，如何在地位不分轩轾的国家之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上一世纪的孤立或冷战时期的霸主地位都会完全不同。因此，基辛格在回顾欧美特别是欧洲均势史的基础上，给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忠告。首先，基辛格强调，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成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有能力在全世界进行干涉。可是，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而且军力有关的问题也消失了。冷战胜利使得美国进入一个非常类似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国家体制的世界，也面临美国政治家、思想家一再质疑的实际状况。“冷战结束，制造出观察家称之为“单极世界”或“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但是，美国实质上并没有比冷战开始时更能单方面独断全面问题。美国比10年前更占优势，可是够讽刺的是，权力也更加分散化。因此，美国能够运用来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实际也减弱了。 其次，基辛格认为，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国家的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应建立在某种均衡的观念之上，而这是美国向来难以接受的观念。事实上，美国受惠均势良多，但却排斥均势观念。基辛格指出：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均势依其自身含义，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满意。它最能发挥功效的情形，是在对其不满的程度尚未超过受害一方已忍无可忍而力图推翻国际秩序的极限之时。 应该说，基辛格勾画的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是建立在势力均衡基础上的多极世界，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因此，它对冷战后奉行“单极战略”的美国政府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但是，基辛格的计划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例如他一方面批评美国领导人总是把自身的理想视为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令人寝食难安；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借由共同的价值观可以增强势力均衡。在现代世界，这些价值必然是民主的理念。 基辛格对俄罗斯的看法也存在着偏颇。他一方面欢迎俄罗斯的转向，另一方面，他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天然的”、“本能的”的大国，它仍旧是美国的战略威胁，无论俄罗斯奉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
基辛格是一个在美国国内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在1973年以前，它曾被美国媒体吹捧为“外交战略家”、“独脚智囊团”和“超级国务卿”等，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用筷子吃鱼子酱”的“纵横捭阖的能手。”后来，由于“水门事件”等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对基辛格的负面评价一度又占了上风，有人把他称为现代的梅特涅或俾斯麦，而这并非对他的褒扬。基辛格还曾被人指责为美国历来掌权者种“最危险的人物”，说他的外交是“踩钢丝表演，”“象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徒劳。基辛格的前同事、尼克松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纳特在1975年，曾撰文批评基辛格，抨击他的对苏联实行“缓和”的政策。纳特把基辛格上台前后的对外政策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基辛格在对苏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抛弃了他先前的信念，”“作为政府官员的基辛格，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作为学者的基辛格对他自己的缓和政策批评得更严厉的人了” 纳特的批评应该说是有根据的。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基辛格强硬地表示，“现代武器的极端残酷，使人们一想到战争便发生厌恶之感；但是，不愿冒任何危险的做法，无异于给苏维埃统治者一张空白支票。”在该书中，他还提出了打“有限核战争”的观点。 后来，他改变了看法，主张开始时使用常规武器。 但是，1973年担任国务卿以后，基辛格提出：“缓和是当务之急。在一个笼罩着核毁灭危险阴影的世界里，除了谋求缓和紧张局势之外，没有别的合理的办法。” 1979年在基辛格离开政府两年之后，他对自己的“缓和”政策也不再坚持了。基辛格表示：“我们决不应受缓和的蒙蔽，而感到高枕无忧，放松防务努力，并且不愿意考虑在地理政治上的后果，否则缓和就会变成绥靖。” 美国另一位著名的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对基辛格也啧有烦言。他声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基辛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他说，基辛格以其华而不实的工作作风取代了对美苏冲突的现实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其实，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基辛格虽然以均势理论起家，但他没有忽视地缘政治问题。例如在《大外交》中，他指出，“就地缘政治而言，美国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而已，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一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因为这样的组成会在经济胜过美国，最后在军事上也凌驾美国之上。即使这个主宰的大国开明，也必须抵制此一危险；因为一旦这个大国改变意向，美国将会发现本身有效抵抗的力量已经大减、也逐渐没有能力影响事件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80年代以后，基辛格的价值终于被重新发现。里根总统在1983年任命他为中美洲政策两党委员会主席。里根在准备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时，也曾向他请教。现在美国人已能心平气和地评价基辛格的外交成就了。《外交博士基辛格》一书的作者舒尔茨辛格写道：正像迪安.艾奇逊设计了冷战早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结构一样，基辛格创造了一种越南战争后的外交框架，而且还陷入外交政策官员所面临的环境变化之中。“亨利.基辛格是自冷战初期以来最出色、最值得称道的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现实的外交成就尚无人能出其右者。”“基辛格认识到了美国实力的范围与限度。”“在说服美国人认清自己在世界政治中所拥有利益的性质方面，基辛格至少在其部分任期时间里获得了成功。在他之前没有几个人，在他之后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认为，基辛格在西方外交思想上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他证明了均势理论可以运用于核时代，可以用来解决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论证了19世纪与20世纪的相似性；在《大外交》中，他又论证了19世纪与21世纪的相似性。基辛格的论证击破了那种认为在核时代国际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的观点，相反他强调了历史将继续发挥作用，均势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基辛格在1972年曾经宣称：自从1969年以来，美国政府“已把承认现实作为美国政策的出发点。本政府的政策的特点有时被说成是以传统的均势原则为基础的。如果说这个说法意味着深信安全需要一定程度的均势，那么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基辛格提出了“有限战争”理论和核威慑的思想，为处于困境中的美国核战略找到了出路。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卡特政府的“抵消战略”都是这种理论的具体体现。第三，基辛格强调了外交政策、国内结构与领导素质的关联，认为，对以一项政策的决定性考验，要看它能否取得国内的支持。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政策在政府机构内部得到确立的问题，这要看政府机构是否合理；其次是使政策与国家的经验协调一致，而这是一个历史发展问题。“政治家就犹如古典剧中的英雄，他预见了未来，但无法证明其是否‘真实’。各民族只能从经验中学习；等到它们‘领悟’时，要采取行动已为时太晚。……因此，政治家必须是教育家；他必须填补本国人民的经验和自己的预见之间、本国的传统和其未来之间的鸿沟。”
当然，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中也存在某些局限性和前后不一等问题，但是，他关于在均势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持久的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的观念却是始终一贯的。
第四节：布热津斯基的外交思想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1928- ）, 美国当代著名战略理论家，地缘政治学家，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928年3月28日，布热津斯基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贵族家庭。1938年，其父任波兰驻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领事，布热津斯基随全家迁居国外，后定居蒙特利尔市。1949年，他毕业于蒙特利尔市麦吉尔大学。第二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8年，布热津斯基加入美国国籍。1960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和政府学副教授。1961年，被肯尼迪总统聘为外交政策顾问。1962年，晋升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兼任哥大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所长。1966-1968年，任约汉逊政府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成员。1973，协助大通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发起组织三边委员会，任主席。1977-1981年，出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1年，布热津斯基荣膺总统自由勋章。离开政坛以后，布热津斯基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布热津斯基著述勤奋，成果颇丰，先后出版十几本著作，各种评论与文章达数百篇。主要著作有：《苏联军队中的政治控制》（1954）， 《持久的清洗-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1956）， 《苏联集团：统一与对立》（1960）， 《极权主义专政与独裁政府》（1961），《苏联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1962），《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1964）， 《苏联政治变革陷入困境》（1969），《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1977）， 《实力与原则》（1983），《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思想》（1986）， 《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89），《大失控与大混乱：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1993）和《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1997）等。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两本代表性著作《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思想》（1986）和《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1997）之中，其地缘外交思想似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霸权主义思想。布热津斯基的这两本著作虽然写作的年代不
同，但是它们的根本出发点却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不择手段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在《运筹帷幄》（简称，以下同）一书中，布热津斯基声称：“美苏关系是一种两个大国之间的典型的历史性冲突。然而它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它同时是两种帝国制度的斗争。它是一场两个国家对全球霸权的争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美苏争夺不仅是一个民主国家与一个集权国家的斗争，而且是两个大的帝国制度之间的冲突，……美苏冲突确已变成了两个主要帝国之间在全球范围的名副其实的历史性斗争。” 至于“帝国”的含义，布热津斯基明确指出：“我使用的‘帝国’这个词在道义上是中性的，用以描述一种从中心向外辐射的政治关系层次体制。” 换言之，帝国就是指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度，不平等制度，它使所有国家受制或服从于一个或几个政治中心。而在《大棋局》（简称，以下同）一书中，布热津斯基则宣称，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前苏联的垮台，美国在全球取得独一无二的首要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 由于美国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上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地位，美国成了后冷战时代“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 但是，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帝国相比，美国是一个新型的霸权。美国的世界霸权被公认为有很大的广度，其深度有限。美国的霸权意味着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与过去的帝国不同的时，它不意味着进行直接的控制。因此，按照布热津斯基的看法，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全球霸主的地位，“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获得了这一霸权，其主要的地缘政治表现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 但是，问题在于如何把美国的这种霸主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同时要“建立一种地缘政治框架”，以顺应将来美国霸权衰落之后的世界情势。
2．重视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思想。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目标出发，布热津斯基非常重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轴心作用。早在《运筹帷幄》中，他就写道：“美苏争夺虽然是全球性的，但有一个中心重点，这就是欧亚大陆。这一大陆块在双方争夺中是地缘战略的焦点，是地缘政治的争夺目标。争夺欧亚大陆的斗争是一场全面的斗争，在三条主要战略战线上展开：远西战线、远东战线和西南战线。” 第一条战线远西战线，在地缘政治上至关紧要，它是工业最先进的地区，控制着大西洋的重要出海口。远东是第二条战线，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在于控制着通往太平洋的主要出海口。第三条是西南战线，即西南亚，是重要的产油区。这三条战线上，都有几个要害国家，如欧洲的波兰和西德，远东的韩国和菲律宾，西南亚的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对美国来说，阻止苏联控制欧亚大陆特别是周边要害国家是这场争夺取得可以接受的结果的前提。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的对手前苏联已不复存在，美国实际上成了欧亚大陆的操控者。但是，布热津斯基认为，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地位仍然不容忽视。他在《大棋局》中写道：“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 布热津斯基认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整个欧亚大陆，好象一个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欧亚大棋盘，为“棋赛”提供了舞台。从地图上观察，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的大陆的周边地带。目前，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75%左右和世界GDP的60%左右，世界已知能源的3/4左右，它还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后面的六个世界经济和军费开支大国都在欧亚大陆，世界上的公开的核大国除美国外，也都集中在欧亚大陆。因此，对美国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将主要是欧亚大陆国家。根据欧亚大陆主要国家的实力和与美国的关系，布热津斯基把它们划分为地缘战略棋手国家和地缘政治枢纽国家。地缘战略棋手国家是指“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存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利益的国家”， 它们是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则是指“所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的国家”， 包括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按地理位置，布热津斯基认为欧亚大棋盘又可分为西部、东部、中部和南部四个部分。其中，西部地区主要由美国的西欧盟国组成，他称之为“民主的桥头堡”和美国“向欧洲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跳板”。东部地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他认为该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是“世界潜在的政治火山口”。中部地区主要包括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苏联解体使该地区出现了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黑洞”。南部地区主要包括东南欧的一部分，中亚、南亚的一部分，波斯湾地区和中东。该地区战略位置重要，蕴藏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种族和宗教冲突激烈，又是大国角逐之地，是“欧亚大陆的巴尔干”。
根据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形势的上述分析，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完整的和长期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旨在促进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多元化，“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国”以及任何威胁到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 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中长期目标则是培育真正的伙伴关系，建立一个真正分摊政治责任和全球合作的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政治社会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
3.分而治之的外交谋略思想。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推行美国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战略，布热津斯基主张实行分而治之的外交谋略。他认为，欧亚大陆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但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 同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单个国家向美国的世界首要大国地位提出挑战。因此，美国应当加强和永久保持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普遍的多元化，促使人们重视纵横捭阖，以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并谋求将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的敌对联盟。这种敌对联盟最危险的是中、俄与伊朗的同盟；其次是中日轴心；以及大欧洲联盟，不管是德俄同盟还是法俄同盟。总之，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继续关注地缘政治问题，而且必须在欧亚大陆运用它的影响，以建立一种美国为政治仲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 为此，布热津斯基特地精心设计了一个由欧盟、俄罗斯、中国、中亚国家、印度、日本相互制约的连环套体系，以使这些国家的力量相互抵消、相互对立，从而确保美国能够高居欧亚大陆仲裁者的地位，并进而控制全世界。对欧洲，布热津斯基主张实行控制、主导和利用的政策；对俄罗斯，他主张采取合作融合与遏制防范双管其下的两手政策；对于中国，布热津斯基虽然主张中美实现“大和解”，反对遏制中国，甚至把中国称为美国实现欧亚大陆战略的“远东之锚；”但是他对中国的防范和演变之心也昭然若揭。布热津斯基写道：“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兴起，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美国应对此给予高度关注。美国既不能采取遏制政策，也不能迁就。最理想的结果是把中国纳入亚洲区域合作框架。 在台湾问题上，他主张应维持现状，“避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任何在国际上提高台湾地位的行动”。但同时他强调，“对于中国一心想在朝鲜半岛占主导地位和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美国都可能在日本的支持下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 。为此，他主张保持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维持美-日-韩三角安全关系。如果中国将来实现了“民主化”，美国则应“鼓励海峡两岸就最后统一的条件进行认真对话”等等。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外交思想具有一以贯之的特点，但在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各有侧重。在冷战时期，他考虑的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主要是在欧亚大陆的三条战略战线和“要害国家”与苏联进行争夺。而在后冷战时期，布热津斯基主要关心如何保证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在欧亚大陆的仲裁作用，同时运用纵横捭阖的策略防范欧亚大陆新的超级大国的兴起以及反美同盟的出现。布热津斯基地缘外交思想包含了某些积极的因素，例如他承认了美国有效实力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实力不可避免的的减弱，他预见到了未来世界多极化的前景。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根据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将占全球的20%，到2020年可能降至10-15%；同时，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象本世纪美国曾经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但是，布热津斯基地缘外交思想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在他的著作《大棋局》中，布热津斯基公开地赤裸裸地鼓吹霸权主义，并为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出谋划策。他以世界仲裁者自居，规定中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只能做地区性大国而不能做全球性大国。他还以霸权主义的口吻称英国为已“退休的地缘战略棋手”，称日本为美国的“保护国”等。另外布热津斯基虽然对美国的粗俗文化时有苛评，但他仍然声称：“美国的政治经验似乎正在成为学习的榜样”，“中国国内的自由化不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布热津斯基对俄罗斯的看法仍然带有冷战思维的特点，他认为对美国来说，俄罗斯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罗斯又太强壮了。俄罗斯要么成为美国的小伙计，要么成为新的帝国，但为了防止后一种前景，美国的对俄政策应合作融合与遏制防范双管齐下。最后，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分析的中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他实际上漏掉了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
分析，“不定形的伊斯兰新月”一般说来隐藏着对美国的重大危险。
第五节:亨廷顿的外交思想
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27—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
亨廷顿1927年生于纽约。曾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51年在哈佛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任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他还曾在美国许多政府部门担任公职和顾问。1978年，作为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曾随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负责向中方解释美国的对苏战略和政策。亨廷顿的主要著作有：《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代社会中的专制政治》、《难以抉择》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亨廷顿的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两个方面：
1.对冷战后世界格局的看法。1999年初，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孤独的超级大国》的论文。该文提出，在冷战结束初期出现的短暂单极已经过去，当今世界是一种“单极-多极体系”。虽然目前只存在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却不意味着当今世界是单极世界。因为单极通常表示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而没有其它强权的存在；同时单极也表示超级大国可以单独有效地解决国际政治的重要问题，而没有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联合力量的挚肘。可是，现在美国虽然是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同时却存在着其它地区性强国，美国的要求不仅遭到其它强权的抵制，而且甚至美国的传统盟友也对美国表示不满。因此，美国必须正视现实，重新熟悉强国间的游戏规则，善于做出妥协。美国的决策者也要精于对力量的理性估计，不要一味傲慢地依单极行事。 亨廷顿的“单极-多极体系”观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观察，与中国某些学者提出的“一超多强”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对美国某些人的单极世界梦想的当头棒喝。2001年1月29日，亨廷顿在接受德国「世界报」专访时又进一步指出，目前国际力量正进行权力重组，基於地缘关系上的策略联盟将形成区域性强权，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地位。他用三阶段来诠释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他说，第一阶段是美国仍然独霸全球的时期；第二阶段则会出现许多区域性强权，如亚洲的中国、印度，欧洲的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美洲的巴西；第三阶段则会出现抗衡区域强权的力量，如巴基斯坦对抗印度、日本对抗中国等。
2.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是从文明的视野来分析国际关系，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国际冲突，并由此制定相应的外交战略的一种理论。其代表人物就是美国亨廷顿教授。1993年夏，他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在国际上引起了争论。同年，他又在该刊冬季号上发表了《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模式》一文对其观点进行了申辩。1996年，他又在《外交季刊》冬季号上发表了题为《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适用的》的论文，对其观点进行了部分修改。
亨廷顿断言，国际冲突在经历了君主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之后，将进入到文明冲突阶段。他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沿着文明的“断层线”进行。他认为，过去以苏联、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三大集团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正在被8大文明组成的新的文明体系取代。这8大文明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文明和非洲文明。未来世界中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
亨廷顿认为，国际社会存在各种文明，每种文明都有其特性。西方国家不可以将自己的文明强加给其他社会，非西方国家不能照搬西方文明。在解决国际冲突时，主要责任必须要由在那些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文明国家来承担。西方国家不应有文明普遍性的幻想，应该提倡实力、凝聚力和它在一个文明世界上的文明的持久力。西方的责任是确保其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促进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他在1996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警告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种挑战来自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尤其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他们无论在人口，还是在经济潜力上都超过西方的趋势；另一种挑战来自国内，那就是外来移民的膨胀，使得美国的主流人种——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有成为少数民族的危险，美国应大力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同时要在外交战略上进行谋划。西方的外交战略应当是：“在短期内显然应推动文明内部，尤其是欧洲与北美成员的大合作、大统一；将在文化上接近西方的东欧与拉美接纳今西方社会；促进、维护与俄国、日本的合作关系；防止地区性的文明内部冲突升级为文明内的大战；限制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军事力量的膨胀；减缓西方削减军事能力的速度，维持在东亚和西南亚的军事优势；利用儒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间的差异和冲突；支持其他文明中的对西方价值观和利益表示同情的集团；加强能使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得以表达、合法化的国际机构组织并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机构组织。”
亨廷顿在西方国际政治领域享有大师的声誉。据《美国政治学季刊》1986年夏季号所载的统计资料，在国际政治理论领域，1981-1986年间，他被别人在学术著作中引用过1072次，遥居同行之首，可见其影响之广泛。亨廷顿早先的研究领域是拉丁美洲地区，后来转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在这些方面，他均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冷战后他重点研究世界格局和文明冲突问题。亨廷顿对冷战后世界格局的看法是理性的和现实主义的，但他的“文明冲突论”却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人的批评。有人指出，现实国际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仍是领土边界的争端和资源方面的争夺，传统势力均衡的失调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分歧，经贸关系的摩擦和知识产权的滥用，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仍将是以民族国家为主，国家利益的差异，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盈亏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是导致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纽约时报》在1993年11月7日一篇专论中强调：“过去的军事及外交之争已被经济有关的竞争及同盟所代替”。现在世界上存在的一些国际争端，看似文明冲突，但其实质领土边界问题，或是经济利益问题。 “文明冲突论”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质是用文明冲突的遁词来掩盖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和霸权行为，建立在这一理论上的外交战略必然是霸权主义外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十分片面的。他只看到了文明的冲突，而没有看到文明的融合和相互吸收。实际上，他的观点是很牵强的。因为文明并非实体，人为地把现代中国与儒教文明等同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为了适应美国对外政策的需要，他把武器销售作为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系的证据，更是十分荒谬的。
第六节： 梅杰的外交思想
约翰·梅杰 (John Major 1943—)，英国前首相（1990-1997年）。
梅杰于1943年3月28日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马戏演员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16岁就辍学自谋生路。同年，梅杰加入了青年保守党。1962年的整个冬季，梅杰曾一度失业，靠救济金生活。后来，他在供电局找到了已份职员的工作。1965—1979年，梅杰在标准渣打银行工作。1979年，他进入政界当选为下议院保守党议员，1981—1983年任内政部议会私人秘书，1983—1984年任下院保守党助理督导，1984—1985年任财政部次官，1985—1987年任社会保险部次官。1987年6月，梅杰首次进入撒切尔夫人的第三届内阁，担任财政部国务大臣，1989年7月出任外交大臣，同年10月又被调回财政部担任财政大臣。1990年11月，在英国保守党的内讧中，梅杰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并出任首相。
1.矛盾的欧洲政策思想。欧洲是英国生存发展和外交活动的主要舞台,在当今世界局势下，积极加入欧洲一体化建设已是英国不可避免的选择。但是，英国又不愿面对德法两国领导欧洲的现实。于是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犹豫和矛盾。梅杰执政不久，曾主动向欧洲派靠拢，不再使英国游离于欧洲事务中心之外。1991年3月1日，他表示英国将与欧共体伙伴密切合作建设欧洲的未来，他说：“我认为，帮助建立和形成欧洲未来的格局并且以极大的热情去这样做，对我们国家是有益的。我们应该成为欧共体的核心。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做到那一点，还要与我们的伙伴密切合作。” 同时，他强调在尊重各国体制的情况下平衡强大的共同体的必要性。1991年6月15日，梅杰发表对欧洲政策讲话中指出：“别人在谈论欧洲的命运，如果我们站在旁边生闷气，那么这不是英国应起的正确作用。欧洲不是他们与我们之间的一场战斗，欧洲也是我们的大陆，我们必须在协助确定其未来方面起历史性作用。”“我不想让英国处于靠边站的地位。” 1991年9月20日，梅杰撰文《一个强大、自信、自由的英国》，声称要“积极参加有关欧洲经济政治前途的讨论。” 当时的英国《卫报》有文章评论说，梅杰政府已“承认维护与欧共体其他国家之间的建设性关系对英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由于传统的影响和历史的包袱，以及大西洋派的压力，此后，梅杰在欧洲政策上有所退缩。他在1991年保守党年会上说，要在欧洲问题上采取维护主权路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就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外交政策以及我们的防务等问题采取重大决策的权力——我们的民族权力。” 1991年欧共体首脑会议开幕前，梅杰警告说他不会同意欧共体伙伴在经济和政治联盟条约中提出的任何建议，不接受那种说欧共体未来可能结成联邦的条约。在该年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上，梅杰虽同意建立经济货币联盟，最迟在1999年1月1日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实行单一货币，但要求不能规定英国必须加入，英国是否加入将由英国议会决定，即英国具有加入单一货币的“例外权”。另外，梅杰坚决拒绝英国参加欧洲“社会宪章”，在政治条约方面，要求删去建立“欧洲联邦”的字眼，代之以建立“更为紧密的国家联盟”。
1992年4月，梅杰组成新政府后，其在欧洲政策上的矛盾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一方面要求议会批准马约，要求保守党支持欧洲联盟政策，承诺他决不允许英国加入联邦欧洲后失去与众不同的大不列颠特性，并警告说：“如果我们作了错误的选择，那么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是非常危险的。” 他扬言，如果马约得不到议会的批准，他就举行新的大选。1993年7月，为推动议会通过马约，梅杰不得不采取信任投票的方式。1994年5月，梅杰说英国必须完全与欧洲一体化，并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更公开的“人民欧洲”的设想。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对欧洲联合采取了消极的态度。1996年3月英国政府发表了《国家间伙伴关系》的欧洲政策白皮书，强调英国坚决反对建立一个“整齐划一的、集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