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夷制夷”是清朝政府在其后期推行的主要外交政策和策略。这个政策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中的产物，是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从疑忌转向依赖的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即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 但是,“以夷制夷”外交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策略,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国牌,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战国时期的小国东周和西周，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执行了一条平衡的外交路线，即在强国间保持等距离政策，用比较灵活的外交手段，利用各国的矛盾，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以延续本身的存在。再如，美国曾在独立战争时期打法国牌，日本曾在同沙俄斗争时打英国牌,都取得了成功。当然,一定的国力是成功地实施“以夷制夷”的前提。从世界外交史上看,很多国家包括某些强国亦实行过这一策略。如英国就是运用此道的高手。然而,象清朝政府这样不思自强自立，一味依靠外国, 并长期奉行“以夷制夷”政策, 即一直把开放全中国，让西方列强都保有特权这种情况，当成可以利用的局势，使其互相发生矛盾，避免一国独霸中国，却是罕见的。尽管清政府提出和实行“以夷制夷”政策的本意是要利用某些外国势力来抵制另一些外国势力的侵略，但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加速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一
“以夷制夷” 原是春秋时代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付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一种策略, 后来为历朝君主所继承, 成为对付周边藩属和国内少数民族的传统手法。根据这种策略，中国统治者利用一部分所谓夷狄去遏制另一部分更为强大的夷狄，或者利用一些强大的夷狄去控制另一些弱小的夷狄。在古代，“以夷制夷”也叫“以夷伐夷”或“以夷攻夷。”如《汉书·晁错传》曰：“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利也。”《后汉书·邓训传》云：“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资治通鉴·汉章帝·章和二年》载：“今幸遭天受，此虏分争，以夷伐夷。”《明史·李材传》亦曰：“给事中唐尧钦等密言：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
“夷”是相对于“夏”或“华夏”而言的，原是中国古代对东方民族的贬称。《礼记·王制》：“东方四夷。”春秋以后，成为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泛称与蔑称。《孟子·梁惠王上》：“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清朝统治者尽管本身出自“夷狄，” 但却继承了中原汉民族世代相承的华夷观念，恢复和建立了以朝贡关系为主要特征的东亚宗藩国际体系。当时清朝的周边属国有：朝鲜、越南、琉球、缅甸、老挝、暹罗和不丹等。清王朝认为中国是地处中央的天朝上国，各国与它的官方来往都是万方来朝。清朝对属国的政策一般是“册封”和“朝贡。”遇有属国国君即位，中国朝廷要派遣使臣持敕书、印信前往册封。属国则被要求定期派使臣到中国都城向皇帝进贡。如朝鲜1年1贡，琉球、越南两年1贡，缅甸10年1贡。中国作为宗主国则要对前来朝贡的使臣设宴款待，并给予巨额的赏赐。清政府营造的这种“天子守在四夷”的华夷秩序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直到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东亚以后，特别是1840年英国发动可耻的鸦片战争并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以后，朝贡制度才开始走向瓦解。
面对传统华夷秩序的瓦解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人士如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例如，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曾主张，除英国外，允许所有其他外国与中国通商以及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新式水师等。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在1844年编纂了《海国图志》一书，总结了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明确提出了“驭外夷”的根本办法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即联合与英国有矛盾的国家，以牵制其力量；同时学习西方的“长技，”使中国在军事上赶上西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写道：我们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基于对当时国际关系格局的分析，魏源还主张实行“以夷攻夷”的计策，即联合美国和法国从海路进攻英国本土，联合俄国和廓尔喀从陆路进攻印度，支持暹罗收复新加坡，这样使英国四处受敌，不敢来远犯中国。
可是林则徐和魏源等人的进步主张，并未被清朝最高统治当局所采纳。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充军新疆。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后，1847年和1852年又经过两次修订，但直到1858年才呈交御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统治者对魏源的著作却十分重视。该书推动了日本的倒幕和明治维新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 清政府面对强敌纷至, 束手无策,被迫提出了“羁縻”之计,其中亦包含了“以夷制夷”的想法。1858年4月8日,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在上谕中曾认为：“如先解散俄、咪（美）酋,不至助逆,则英法之势已孤,再观其要求何事,从长计议。……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 但是,清政府初次联俄,就被沙俄趁火打劫,强行割去中国北方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二
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大致孕育于19世纪的70年代,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式形成,并成为清政府后期最基本的外交方针。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的传统驭夷之道破产，不得不提出了“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方略。清朝统治者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也由疑忌转变为依赖。1861年1月，恭亲王奕忻在一篇奏折中认为：“自换约以来，该夷（英法）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同年11月，叶赫拉那氏发动“辛酉政变，”对外更奉行投降卖国的政策。翌年，她发布“上谕，”正式决定“借师助剿，”即借洋人之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从那时起，清朝统治者认识到不仅可以借助洋人镇压中国人民，而且可以指望依赖外国侵略者的相互牵制，避免一国独霸中国，以维持自身的苟然残喘。清朝政府的这种妥协投降的政策，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19世纪70年代，由于中国的孱弱和清朝政府的“和戎”政策，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周边国家和边疆频频告急，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外国列强便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 1824-1885年，英国通过3次侵略战争逐步占领了缅甸，并将其划为印度的一个省。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1883年，法国强迫安南成为其保护国。1888-1903年，英国多次侵略西藏。1895年，日本迫使清政府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并在1910年把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1903年，俄国灭亡浩罕。1913-1915年，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到19世纪末，清朝的藩属已基本丧失，清政府“抚有四夷”的局面瓦解了。与此同时，西方列强还纷纷在中国本土夺取侵略基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法国割去云南省一部，强租广州湾为军港；英国割去野人山之一部分，强租威海卫为军港，并强租九龙半岛和香港附近的各岛屿；德国强租胶州湾为军港；沙俄强租旅顺为军港，大连为商港。从夺取的侵略基地出发，西方列强还互相承认“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及云南、两广一部分属英国；云南、两广的一部分属法国；山东属德国；福建属日本；长城以北属沙俄。当时美国因忙于美西战争，无暇在华夺取势力范围。1899年，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获其他列强同意。美国要求实行利益均沾，共同分享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的一切侵略特权和利益。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康有为对于当时的形势曾忧心如焚地描述道：“俄北瞰，英西 ，法南瞵，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
在此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被称为“顽固派，”
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变化无动于衷，墨守成规，拒绝向西方学习任何东西。另一部分人则是洋务派，他们主张变法图存，师夷长技，实现自强、自立和富国强兵。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奕忻、文祥，在地方有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中兴名臣。”1861年，奕忻在一篇奏折中就已提出了自强的主张。他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 1874年，李鸿章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变法自强的主张。他写道：“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因此，“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济。”穷则变，变则通，否则“战守者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 在洋务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从60年代起，开始了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这个运动尽管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最后由于顽固派阻扰和帝国主义的破坏以及洋务运动本身的局限性，却失败了。
在寻求自强和自立的同时，洋务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开始研究古代中国的纵横家思想和西方的均势学说以及如何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均势，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他们强调说，一个小国处于强大国家之间，求得生存的一个极好例子是春秋时期的燕国。另外一些例子包括19世纪末的比利时和瑞士。1878年，马建忠在巴黎研究国际法时，首次阐述了西方均势思想及其对中国的价值。 他从巴黎写回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并说明欧洲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虽然它们都是主权国家，但是它们的和平关系却靠均势来维持。中国能否同强大国家结盟而从中得到好处呢？马建忠的回答是肯定的。
李鸿章也是这种结盟和均势政策的鼓吹者。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对华搞外交讹诈。李鸿章提出联日,“以东制西”。他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 因此,在1871年,李鸿章力排众议,主张与日本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其中修好条规第2条规定“若他国偶有不公或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及至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李鸿章发觉上当,说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同时他主张开放台湾：“与其听一国久居，莫若令各国均沾。” 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间,日本又乘机吞并琉球,敲诈勒索。李鸿章更认为日本不可靠,转而主张联俄拒日。他说：“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 则日本与各国皆 其戎心。与其让于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失之于日,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 。”
1879年,鉴于日本在朝鲜的野心,总理衙门大臣丁汝昌建议,朝鲜应与各国订约,以牵制日本，因为“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敢无所忌惮” 。丁氏建议为清廷所采纳。同年8月李鸿章遂致书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建议他采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以牵制日本。他写到：“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李鸿章还提到不久前俄土战争中英国的有效干预挽救了土耳其的命运以及比利时、丹麦等弱小国家受到国际公法的保护而维持了国家的独立。否则,“万一日本阴结英、法、美诸邦,诱以开埠之利,抑或北与俄罗斯勾合,导以拓土之谋,则贵国势成孤注,隐忧方大,中国识时务者，佥议以为与其援救于事后,不如代筹于事前”。 李鸿章的这封信,表明“以夷制夷” 已正式成为清朝政府的官方政策，并被介绍给中国的藩属—朝鲜。1880夏，朝鲜修信使金弘集访问东京，中国驻日使节何如璋和黄遵宪与他会晤，希望朝鲜采取“以夷制夷”政策，与西方列强签定条约，以便在朝鲜创立均势，避免日本或俄国独占朝鲜。黄遵宪还为金氏撰写了《朝鲜策略》一文，提出如果朝鲜与美国订约，英、德、法、意将亦步其后尘；那时俄国即使攻击朝鲜，由于其他西方大国不会允许，它的野心将无法实现。 1882年5月22日年,在清廷的帮助下,朝鲜与美国签定了《朝美通商条约》。不久,英、德、意、俄、法等也援例,与朝鲜签定了类似的条约。从此朝鲜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
1883年，法国侵略安南和中法战争爆发前夕，驻法公使曾纪泽提议清朝政府在安南实行均势政策。他认为，这种开门的均势政策犹如投羊羔以引虎斗。因为没有哪一只老虎能抢走羊羔，这只小羊就有幸存的希望。 后来，因法国发动侵略安南的战争并与中国发生冲突，清朝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没有采纳曾氏的建议。
1885年,针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征韩”攻势,李鸿章再次提出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他认为：“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我当一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本必缩手”。 从此,清政府就用此计对付日本。直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仍不思备战,而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但列强因得到日本对其侵华利益的保证,纷纷表示中立。在战争中,清政府军事上很快遭到失败, 于是又吁请列强调停。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各国不愿开罪日本,调停不了了之。及至战争之后,清政府继续玩弄“以夷制夷”的把戏。李鸿章在京城里跑遍了各国使馆,乞求列强干预,但列强不为所动。为了诱使英国出面调停,李鸿章甚至准备出卖大量中国主权。他提议中英签定密约,清政府答应“在一定年限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关、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加开几个新的口岸,对英通商”。 李鸿章这个建议如果实现,则中国将变成印度第二，成为英国独占的殖民地。可是慑于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和考虑到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英国没有接受李鸿章的“好意”。李鸿章企求俄国干涉的努力,亦因俄人拒绝而告失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在得不到列强调停的情况下, 被迫与日本签定了空前屈辱的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定,引起了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地缘危机,中国几有瓜分豆剖、亡国灭种之忧。清政府此时经历几次大的军事失败,已经如惊恐之鸟,既无民族自信心,更无军事实力。因此更加依靠“以夷制夷”的政策，“以夷制夷”已由外交策略转变为外交的战略。1895年4月26日，张之洞提出为迫使日本废除《马关条约》，可以出让领土换取英、俄的支持。应“急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并许以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于若干酬之，亦许以推广商务。” 1896年6月3日,中俄签定《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清政府实行联俄制日。但沙俄的真正用意决非共同御日,而在借地修路,扩大对我东北的侵略。不久,沙俄强占旅顺和大连,表明联俄是靠不住的。1900年,俄国参加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嗣后俄军又赖在东北不走,说明沙俄根本不顾同盟道义,《中俄密约》对中国如同废纸。
1900年,八国联军联合侵华, 给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以最后一击。腐败、羼弱的满清王朝终于死心塌地地投入了外国侵略者的怀抱,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和代理人，成为洋人的朝廷。在1901年缔结《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太后竟然提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意思是要把中国的所有财富收刮起来,去讨外国侵略者之欢心。此后,清朝统治者就完全走上了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甘心情愿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可耻道路。当然,在对外交涉中,清政府有时仍运用“以夷制夷”的政策,如在交涉使沙俄从东北撤军的过程中,曾利用过英俄矛盾，以及联日制俄等。1902年4月，中俄签定《交收东三省条约》，1903年6月，清政府拒绝签订沙俄为破坏撤兵协议提出的新的七项要求，都利用了英日的国际支持，并主要依靠日本来对付俄国。当时张之洞等人曾建议清朝政府开放东北，“今使各国公同沾此利益，使各国公同为我定此章程，实使各国公同为我守此根本，开此上腴。” 清朝政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后来也为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所继承, 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方针。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以夷制夷》中曾写到：“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
“以夷制夷”的政策,清朝政府上下都是赞同的。但是对于结盟的对象和要打击的国家,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各有其主张。如李鸿章先主联日,后主联俄御日,但大部分时间主张联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主要主张联合英美; 1900年沙俄侵略面目暴露之后,那桐和奕 等主张联日制俄;袁世凯和唐绍仪后来曾积极主张联美。显然,结盟对象的不同,反映了他们对威胁中国生存的主要敌人的不同看法。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一般认为沙俄对中国的威胁要大于日本。早在1850年,林则徐就提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1861年1月,奕忻等在关于建立总理衙门的奏折中也认为：“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 后来,及至俄国入侵伊犁,一些封疆大吏和士人提出当务之急在于防俄。如王韬曾呼吁中外合力防俄。他写道：“盖在今日讲天下大计者，不患在英、法，而患在普、俄。……且普、俄方有志于东方，欲肆其雄图而逞吞并者，志不独在欧洲也，而俄尤 乎驰域外之观。……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合力以防俄。” 但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割占中国的台湾,并索取巨额赔款,引起中国朝野的强烈仇日情绪。相反,俄国在甲午战争后倡导三国干涉还辽,并以低利借款给中国偿付日本赔款。沙俄的行动使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时主张联俄的人占了上风。不仅亲俄派李鸿章主张联俄,而且一些亲英的地方大员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也赞成“与俄结欢以制东、西两洋” 。 有些人甚至为沙俄涂脂抹粉,把俄国说成是中国一贯的朋友，实际上是一厢情愿,是对俄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如郑观应曾写到：“今我国当创巨痛深之会,英、美皆作壁上观,独俄人仗义执言,邀同德、法,使日本还我辽东,复为我贷银作保。虽俄有私意,安知我不能籍此自强,而遽听俄自取乎？况俄主尝对我使者言,请中国变法自强,以御外侮。其欲我国振兴,得以互相维系,殷勤之意未必全为伪语也。且俄人之隐为我中国地者,非止一次矣。昔英人于上海兴筑铁路,俄人不平,飞报国中,登诸报纸。而后英廷始知其由。俄使于烟台席间告李博相曰：今当轴者志在整顿营伍,练习卒兵,然必以理财为先。否则有人无器,有器无财,其弊一也。烟台之役,英方有索于中,俄使乘此而发相劝之语,可见俄廷非无意亲中国也。 ” 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出现了明显地一边倒向俄国的倾向。这种政策倾向一直持续到1900年。
三
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从70年代开始实行,直到1911年清廷灭亡,是清朝政府的一项重要对外方针。这一政策的得失成败到底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清朝统治者在关于中国国家主要威胁的判断上,应该说是有错误的。日本尽管是中国生存的主要敌人之一,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只能来自于海上（日俄战争之前）。相反沙俄与我国东北和西北接壤,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其威胁要大于日本。从地缘矛盾讲,沙俄是中国生存的最大敌人，日本次之。因此联日或联俄无异于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正如邓小平指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其次,帝国主义国家在侵华问题上尽管存在矛盾,但因有“一体均占”的条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往往勾结在一起,使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很难施行。例如在1880年和1894年,清政府曾提议与英国结盟对付俄国和日本，结果均为英国政府所拒绝。后来,为了对付俄国,在日本对英国侵华利益表示尊重之后,英国就积极地支持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02年,英国还与日本结成了同盟。
第三,“以夷制夷”的政策在短期内尽管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总的说来是失大于得的,是不成功的。清政府在这方面的一些成功例子有：
1876年中英交涉“马嘉理”案时,英国为了防止他国干预,曾把谈判地点设在烟台。李鸿章洞悉英国的图谋,有意通知各国使节到烟台休假,迫使英国放弃了某些苛刻的要求。烟台谈判于1876年8月21日开始。在中英谈判期间，美、德、俄、奥各国公使以避暑为名云集烟台，并向李鸿章表示愿意“调停。”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谈判中态度傲慢，要求十分苛刻。李鸿章力持定见，最后尽管被迫答应了英国的不少条件，但拒绝了威妥玛要求将云南巡抚岑毓英提京审讯的苛刻条件。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后,日本强行割占辽东半岛,损害了沙俄在东北的利益。当然日本占有辽东半岛, 对中国威胁巨大,它意味着把日本的国界推至与京畿近在咫尺的辽河。于是清政府邀请俄国、德国和法国等联合干预,最后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
清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确实取得了某些成功。但对此不应评价太高。因为这种政策的根源在于国家的积弱,在于国家无力在国际上自立,而不得不自欺欺人，谋求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或倾斜甚至于依附某一或某些外国,甚至牺牲某些主权,以反对另一外国的侵略。例如,1896年,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曾对德国驻俄大使建议：“如果不使用一点武力,割让一个岛屿的问题是难以获得解决的”。 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一政策简单地斥之为卖国投降,但也不能视之为救国良方。总的说来,它只能延缓清朝统治的危机,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在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实践中,因盲目相信外国侵略者,一味依靠外力,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情况也是很多的。例如在1883年的中法战争中，清朝政府为避战求和，完全依靠英国人赫德进行调解。结果中国尽管取得了谅山大捷，仍不得不签定丧权辱国的和约。再如1896年李鸿章提出联俄制日,结果却被俄国人耍了。这一年,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国,与沙俄签定共同对付日本的《中俄密约》。沙俄外交官却把他当小孩子耍。结果李鸿章在签约时就中了俄国的“掉包计”，俄人利用用餐的时机篡改了原先的条约文本,即把中俄军事同盟对付“日本或与日本同盟之国”,改为“日本国”。这样重大的改动,李鸿章全然不知,用餐后照样画押。
《中俄密约》签定后,李鸿章颇为得意。他回国后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实际上,这个条约是沙俄精心策划的新侵略阴谋。它使俄国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后来黄遵宪写诗嘲讽李鸿章说：“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
对于李鸿章和晚清政府推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梁启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 梁任公对“以夷制夷”外交的评价应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