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藏策从无一面之雅，甚至不知道他在哪个大学任教，但是他的文字却很早就拜读，十分赞赏。他的“超隐喻”思想，一直让我沉思，经常有所联想。现在藏策的文集即将出版，我想借此机会说说我理解的“超隐喻”。

什么是隐喻？隐喻就是一个符号，其能指有两个所指――字面的，喻指的，例如皇帝的袍子，上面绣了龙的图纹，第一所指是一种神话中的动物，第二所指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这两个所指之间的关联，使比喻分成很多类：明喻，隐喻，提喻，转喻，象征，双关，暗指等等。我这里说的是最宽泛的定义，所有这些分类，都可以说是隐喻的变体。

西语Metaphor，既是总称“比喻”，又是小类“隐喻”，本来就乱，无怪中文译名更加混乱。我们抛开西语不谈，中文里，总称应该为“隐喻”，而不叫“比喻”，不是因为修辞学或符号学书上说的，隐喻不用像似词，“喻”而“隐”之，而是因为使用者大多并不感觉他们是在“一物比一物”。臣子口称天子，并不觉得天子是个隐喻代称；大臣伏呼“陛下”，并没有觉得这是转喻；太监声声“老佛爷”，并没有觉得这个比喻不伦不类；小民高呼“万岁”，不觉得万岁是个不可能的提喻。这些词自然而然指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喻指行为本身被隐藏起来。

如果隐藏的原因是“天理人伦”之类，一个隐喻就变成“超隐喻”。藏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其构成不容质疑不可追问”。

因此，我认为“超隐喻”这个术语，起得太好。我试用轶事来俗讲一下：史传朱元璋让封王的王子，在一排溜儿高僧中自己挑一个带走，给他们诵经荐福。高僧们个个想攀王子以求富贵，燕王朱棣走过道衍（姚广孝）跟前，道衍轻声说：“我给殿下一个礼物，一顶白帽子”。朱棣吓了一跳，赶快指斥并且走开，但是最终还是经不住诱惑，把道衍请到大都。以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没有道衍这个拆字破解隐喻，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天津，藏策兄也就要另某高就。那么朱棣何必吓一跳？因为超隐喻是不能点穿，不能“说白”的。一旦说“白”，就要出大事――因为隐喻的“不可追问”，天法自然，受到了破坏。

那么使用隐喻者的心里明白吗？连半文盲朱棣都明白道衍何所指，何况他人？这时用不到引《詩经》“丕顯成康，上帝是皇”；用不到用《说文解字》订正“皇，从自（始）从王”，只消明白“普天之下，莫非皇土”这条天理就行了。

超隐喻起作用的关键，在于“不能说穿”。中国古人，一步不差事事遵循儒家伦理条规的，绝对不会是大多数：如果是多数，就不用大力推行，童蒙训练，一生苦读了。所以我赞同“知难行易”：行为上不遵循超隐喻，违规者之多，罄竹难书，书上也懒得记录，叹一声“人心不古”就算了，意识形态比法律更不能责众。但是敢点破超隐喻，说出写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两千年只有李贽一个人。超隐喻只能用喻，不能点“隐”。隐，实为语言之隐，文字之隐，这个文本间性，恰好是言说的禁忌区。

超隐喻这个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既然西方的拼音文字，系词，名词变格，导致西方一连串的理论症结，那么中国的“指事会意”文字，每个字包含隐喻，就应当催生自己的理论。藏策在本书中，将他的理论用于楚辞分析，摄影分析，小说分析，社会分析，我读后大感过瘾。尤其是对“现实主义”这个当代超隐喻的细细剖析，非常到位，如他自己所说，“得心应手”。

但是我还想多看到一些论述，这个题目，值得再做更深入的论述。因为，我非常同意藏策说的，“没有必要跟在各领西方风骚三五年的主义疲于奔命”。只要借用成果，搭起平台，我们的理论家会有自己的产品。

2007年1月12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