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前是一本近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样的标题我第一次见到。题目称为“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很多，但都是从1949年谈起，“当代”比“现代”长，而且越来越长，这个奇怪的命名错位，成为特殊的中国式“必也不予正名”。治中国文学的巨大数量的学者，当然也在关注这一段中国文学，只是称之为“新时期”。如果“新时期”延续至今，就不再是“新”时期。命名如此，各种著作的论述

重点所在也如预想，一般把重点放在一段年代，此后的只是充满遗憾的余音。

如果把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切成三个三十年，那么1978-2008是我们明明白白当之无愧的“当代三十年”。皇帝别扭穿着的新衣虽然人人心里有数，我们却需要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人韩晗把这句话说出来。现在韩晗不仅说了，而且把它说成了一本有条有理有据的书，学者们没有理由不仔细听听他的论辩。

这个三十年的文学史，的确需要特殊的学养背景才能写出来：“当代”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几乎是坐过山车，转弯，转弯，再转弯，似乎能转的弯子已经转完，全世界又开始转弯，全球的文化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文化急速地融入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于是弯中有弯，弯道更弯。对于一个观察者，一方面是景象万千，山外有山，另一方面是应接不暇，纠缠不清。

中国作家和诗人，在这三十年中更新换代的速度频率，应当说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剧烈：先前世代，更新是按年龄推移的自动推进，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今是奇峡深谷，急流中不由自主。不想下台已经无法再写了，不想搁笔却被新人替代了。作家不是模特儿，不是运动员，写作应当是毕生事业，文章老成，文坛本不应当如此迅速地更换领唱歌手。

就在这三十年，在我们眼前展开，当年李鸿章看到那几艘笨拙的炮舰，就感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三十年进入了电子时代，文化在互联网上飞翔，整个人类文化已经不复旧观。当代中国文坛，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坛，而是中国与世界文化巨变中的文坛，不仅文坛在变，而是整个文化在变，这个变中有变的局面，不是任何一国的任何一代人能想象。

无怪乎关于当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见不到：应当说，这比任何一段历史更为难写。固然，任何当代史作为历史，本来就是特殊的历史，当代人物尚难盖棺定论，当代运动尚是余波未息，当代潮流还正方兴未艾，已成历史却尚未成为历史，正在发生却已经成为过去。要为这样的“准历史”写史，本是难中之难，更不用说这三十年文学思想纠结缠斗，倾向争执不下，流派争相出头互不服气，人物更是你争我斗抢夺有限的曝光率。

此种情形，使当代文学的全貌，以难写著称，散篇文章虽多，作家论，流派论，也并不少见，海量的资料，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年表》好编，历史难写，因为历史必须是对事件的叙述化，必须把散乱的人与作品穿成项链。

相比之下，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文学，为时不长，作家不多，杰作有限，专家学者学生却队伍庞大：现代文学史著作之多，令人称奇。甚至现代文学第二个三十年，佳作凤毛麟角，也已经有多本文学史著作。而为真正的“当代”文学三十年写史，至今著作寥寥。学院派往往为之束手，理论家或会言不及义，而从三十年走过来的如我这样的当代人，更可能被过近的距离所迷惑，被最初的人际交往感受所误导。最主要的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演变，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文学的范围，新的文学需要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讲解方式，甚至阅读方式。三十年前的读书人，今天可能不再读当代作品，正如三十年前的作家，哪怕执笔也不会再写“当代”作品，当代人看的作品。

在历史学中，一直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与“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两句话，语句似乎相反，却是一个意思：对“历史”必须拉开足够的审视距离，这个距离给与作者以当代视野，历史要作为当代史从内部看，也要作为非当代事从外部看。虽然当代史的写作一直在进行，但是谁兼有这两个眼光？如果当代人不能，要等后代，后代人的眼光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眼光：他们肯定能写，肯定会写（如果那时候人们还需要文学的话），但是那就未来的这个时代文学史，而不再是“当代”的当代文学史。如果当代人能，他就必须出入自如，既在内又在外，既熟悉，熟读，熟知，又保持批评者的独立判断。韩晗对当今的网络文学，青春文学，市场文学等，没有因为过于亲近而放弃批判立场，恰恰相反，他保持了警惕的审视距离：毕竟，一个不需要批判的文学，不是真正的文学。

因此，当我见到才二十四岁的韩晗写出的这本《新文学档案：1978-2008》，反而觉得理应如此。不会读怎么谈得上理解？再“深刻”的文学理解和艺术感悟，也只是隔山打牛，不着边际，哪怕有所评论，也会有所顾忌，怕被说偏见，怕被指为落伍，而刻意曲折回避。

韩晗是个早熟的学者。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对当代文化中的新事物极为敏感，兴趣盎然，这是我叹为观止的；但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又不一样，他好学不倦，兴趣面极广：从十九岁以来，他出版了七部书，而且体裁一部部不同：长篇小说，文化散文集，文学理论专著，文学理论翻译：他是80后新一代中很少见到的“文化人”，这种文学吾家事，文字上十八般武器无所不能的文化人，“五四”时代常见到，但此后就日渐少见，在专业分工过细的当代，几乎绝迹。

虽然我比较了解韩晗，见到这部文学史著作，依然觉得非常惊奇，为一个世代的文学写史，必是对这个时代产生的所有重要作品了若指掌，无法藏拙，无法闪避，无法就自己的好恶作挑选。但是，当代文学史既然如此特殊，既然被人视为畏途，就总的有勇者来做。如果历史能挑选它的言说者，它也会挑选一个80后的“文化人”。那么，如果这个时代的文学史挑选了韩晗，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毕竟，如韩晗所说，如果我们只关心当代作家“为什么写”，而不去问“写什么”或“怎么写”，那么我们不会真正理解这一代人在做什么。当然，对一部当代文学的“自觉的历史”，不必当作“历史的自觉”加以评价：我们应当忘记韩晗如何年轻，我们也不必看重“眼见为明”的目击，因为这些不是我们评价一部文学史的标准。从历史的标准要求一部历史，这本书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史：它从当今的角度回望并洞穿地注视今天，给我这样的过来人以新鲜异样的眼光，给正在走来的年代一个内外穿越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