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六中全会确立的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实现文化强国目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毋庸多言的，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才是关键。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中，一些核心问题必须解决。具体来说：

1、文化基质问题。具体来说，文化强国究竟要以何种“文化”强国呢？实际上，“文化强国”命题的背后实际上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从历史上看，以文化促发展，以文化促进现代化，迄今为止已形成了三个基本模式：（1）欧美模式，这种模式借助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形成了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文化，推动了近代工业革命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2）苏东模式，这种模式借助以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根基的社会主义文化，主要依靠重工业发展和计划经济获得成功。（3）东亚模式，这种模式借助传统的儒教文化，以教育和知识为主导，突出文化价值，以文化趋动经济，杜维明将其称为“第三种工业化模式”，由于韩国最具代表性，所以也称“韩国模式”。显然，欧美模式中，文化因素主要作为工业发展和物质生产的必要的辅助因素而存在的；文化强国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目标，依附于物质强国或工业强国目标之上。苏东模式更是将欧美这种工具理性或物质强国推向了绝对化和极端化，功利主义的目标被视为第一甚至唯一，因此也就愈加远离人的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韩国模式既没有完全接受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也没有受制于苏东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是将儒教文化传统作为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观，以文化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可以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强国模式。那么，上述三种模式，我们要择三选一，还是别辟蹊径？从现实来看，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是一个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单纯依靠一种文化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取的，因此走第三条道路的韩国模式可以成为参照，但也绝不是不二选择。如何看待韩国发展与中国发展的不同，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基本的平稳点，这才是最为关键、也是最具挑战的问题。

2、文化差异问题。如果文化基质的问题、文化发展模式的问题达成共识，另一个问题就会随即出现，那就是文化发展的目标问题。对于文化向何处去，人们的想法必然存在差异。而在诸多差异中，从目前来看，当前文化的差异问题突出表现在两处：（1）精英阶层内部的差异。文化改革要追求福利还是权利，追求保障还是发展，追求效率还是公平？国内的新左派、新自由派与新保守主义，一定会分别提出自己的方案。（2）精英与大众的差异。精英与大众的文化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文化领域、生活方式时，人们往往能够接受。但这种差异一旦表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另一番风景。霍夫斯塔特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说得很明白，民主和宪政这些价值，对于精英阶层来说永远都没有吸引力。按此思路，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文化变革理念的巨大差异，就使这一结果成为必然：如果决策完全掌握在精英而非大众手中，那么作为政治输出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决策难否为大众所接受，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而当前的社会现实恰恰如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那就应该让大众参与文化发展，参与文化决策；在精英与精英、精英与大众在互动、协调、论辩中发展文化、繁荣文化。

3、文化多元问题。文化多元的问题，实质就是“一”与“多”的问题。文化强国，是依靠一种文化还是多种文化？当然是后者。只有依靠文化大繁荣，才能建立文化强国。如果一个共同体内只有一种文化，无论多繁荣，也是专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才有生命力，才有前途。那么，各种文化之间是何种关系，如何应对“多元文化过剩”导致的文化虚无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两个极端取向，就是一个必须应的问题。对于文化多元问题，西方各国曾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同化模式、熔炉模式、马赛克模式（拼盘模式）等。然而，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先后高调宣布多元主义政策失败，开始着手构建新型社会文化。亨廷顿去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也在不断质问美国人和政府：美国还有没有主流文化，还要不要美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人和美国文化还在不在？这些现实发展表明，激进的“多元”与专制的文化的“一元”同样是不可取的。理想的方案是温和多元主义。让多元文化同时存在，但要打造其中的主流文化；主流与非主流、官方与民间、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4、文化动力源问题。谁是文化变革与发展的动力源头，是国家，是社会，还是个人？是从上而下的改革，还是从下而上的变革？鉴于中国当前的现实环境，政府必然在文化变革中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但问题是：政府是领导者、主导者、参与者还是中立者？这些不同的角色与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变革的目标、方向、过程，会千差万别，迥然不同。为了文化的繁荣与强盛，政府必须转变职能，给予社会更多的文化自主权，让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同时为文化变革注入动力，在政府与社会的合力下发展文化。

5、文化独立性问题。文化的独立性问题，从目前来看，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与经济太近。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界线不清；文化被作为市场追逐的利润增长点，导致恶俗低俗媚俗文化横行；文化市场了，文化观念和文化精神却持续萎靡不振。二是文化与政治太近。文化发展服务于政治发展的目标，甚至是替代品。从政治的角度，文化体制改革最终能走多远，成效多大，受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文化体制的改革，必然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诸领域因素的影响。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如果借助这些影响因素的推动，就可能成为一个可欲的目标；如果失却这些影响因素的支撑，就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