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意识比狭隘的民族复兴意识更为重要。否则，一个国家纵使拥有很多可调度的资源，拿着一手的好牌，若无宽广的世界意识、世界知识和世界人才储备为匹配，也不一定就能打得很好。

我以前在复旦大学给国际政治系本科生上课的时候，班上有不同国家的学生。除了中国学生之外，来自中东欧、非洲、西欧、北美、日韩等地的都有，学生们宗教信仰不同，其本国政治制度也不一，有的学生彼此国家之间甚至还有外交纠纷。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就特别注意相关国家知识用词的正确性和平等性，尤其是相关国宗教忌讳和历史人物评价的内容，讲起来格外慎重，有的时候甚至还要考虑本国教科书中的话语他们是否能理解和明白。当然，这种情况在国内学生上课时就不会出现，国内师生之间有“我们一家”的感觉，大家接受一样的政治教育，一样的价值，讲课的时候师生有默契和共识，自然就不太注意国际交往中的这些细节知识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许多全球问题离开中国的支持和配合根本无法解决，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也在上升。有时我想，假设现在美国一夜之间坍塌了，中国陡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被迫担负起许多国际事务的领导权，那么，依中国现在的国际事务管理经验和知识人才储备，能挑起这个担子吗？

大国之大，首先在于其有宽广的世界意识。“世”是时间，“界”是空间，也就是其思考内外问题，从更大的地理格局和历史时段而不仅仅只是从自己本位出发。

有人会说，中国人自古就有天下意识，难道天下意识不是世界意识？其实不然。过去农耕文明时代的天下意识，在地理和时间上局限很大，所谓天下体系，更多是个“想像的共同体”。到鸦片战争前后，天下意识封闭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地步，天下体系迅即崩溃，落得“天下之大没有中国”的境地。

中国现在崛起了，人们喜欢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振奋民族精神角度来说，应该多讲，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的话，就会发现，毕竟现在全球化了，说话声无法关在自家门里，别人听了会怎么想？恐怕怕的成分多于爱的成分。所以，我觉得，民族复兴意识应该需要创造性地转化到世界意识复苏上，世界意识需要我们从人类大我的角度进行叙事甚至行动，因此，包容、共同发展、共生、亚洲精神这些概念就很重要。国家现在反复强调“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世界意识需要我们更多地去了解别人，不能凭想像揣测，也就是说，要有世界知识储备。

有次我遇见一个房地产老板，他和西班牙人做生意，他不懂西班牙文，看不懂西班牙文合同，但是他爽快地签了合同。我问他胆怎么这么大，难道不怕被骗？他说对方看上去人挺老实，不像坏人。这着实吓了我一跳。中国有句老话，叫“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话在我的理解，所谓“外战外行”，根源在于不了解对手，很多时候靠想当然来判断和行事，那样自然要吃亏。了解对手后吃亏和不了解对手吃了糊里糊涂的亏毕竟是两回事，了解对手后做对了和不了解对手后蒙对了也是两回事。国家现在鼓励走出去，很多企业由于不了解当地国情，就仓促下手，不注重风险评估，血本无归的事例不少。当然，从我们国际问题研究来说，更需要加强对当地的国情民情社情的深度研究。过去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所做的满铁调查档案，对中国情况搜集之完备令人叹为观止。现在假设我们真的要在一个小国撤侨，我们是否能立马拿出当地的路况地图可能都是个疑问。当然，我们现在加强外国国情研究，不是为了搞殖民，而是了解对方，避免不必要的决策失误，大家一起共同发展。

回到开头。我们现在搞公共外交，其实也要注意话语的对象。我们在言说时往往内外有别，对内讲的话语与对外讲的话语不统一。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这种现象反过来看，实际上需要我们学会将内政外交中的重大问题，像上课时的传播一样，讲的让“国际学生”都听得懂，而不只是“自家人”听得懂，这样才能更好地将中国的看法和理念传播出去。因此，学会国际政治语言的正确性、平等性、包容性、谦和性，对公共外交就至关重要了。

总之，世界意识比狭隘的民族复兴意识更为重要。否则，一个国家纵使拥有很多可调度的资源，拿着一手的好牌，若无宽广的世界意识、世界知识和世界人才储备匹配，也不一定就能打得很好。管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团队，道理也是如此。

（苏长和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

原文来源：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