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世界政治体系”这个概念多少还是有一点疑问的，因为政治体系主要被认为在一个国家内部才会存在，在世界领域并不存在，因为在世界政治领域，没有国内政治中政府这样的机构，怎么会有世界政治体系呢？这种观点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流行于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所谓“无政府”状态假设，这个假设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影响很大。按照这个假设，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国际政治是两种受到不同逻辑支配的政治，也由于这个假设或分析起点，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国际政治的研究彼此之间很难处于对话之中。如果我们把世界政治作为一个单位，就要跳出这个假设，思考可能的世界政治体系这个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体系怎么来的，以及对我们思考世界政治体系有什么影响。英美特色的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理论，在学科基本概念上，一般都是从权力和利益出发，它们认为政治就是权力之术，一切都是为了利益，这种看法对政治学一度伤害很大，将政治学降格了。从政治学一般价值和原理来讲，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讲，政治世界的一切不是从权力和利益出发的，而是从生产开始的，或者从以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分工、劳动、分配，再到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到一个世界市场，最后是解放，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或者我们要讲世界政治、世界经济，也一样，是从生产开始的，以解放为目的的，所以生产和解放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很关键的概念。
从生产过程来讲，每次生产范围的进步，我们发现都会带来像家庭、部落、联盟、联邦、国家乃至更大范围的社会政治体的出现。或者说，当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没有办法容纳不断扩大的生产力量的时候，就要求有新的社会政治形式。所以当代世界存在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所以存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这个概念，既是在生产、分工、世界市场联系的意义上讲的，同时也是从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从价格、汇率等诸多关联机制将各个国家经济内外融合在一起的意义上讲的。内外政治的统一有很多传导和联系机制，例如价格机制，还有汇率机制，以及使不同社会的人产生共鸣的观念传播和舆论机制，等等。
从组织协调全球经济活动的规则和制度出发，我们讲世界经济体系这个概念，人们大致能够接受，但是世界经济体系是什么，不同的学派看法是不一样的，这进而影响了对世界政治体系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是不同的世界政治体系观。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像斯密从抽象的贸易、比较优势、分工、自由贸易出发，认为这样可以推导出一个绝对和共同的世界政治经济状态。哈耶克这些影响比较大的庸俗自由主义学者或者乌托邦自由主义者，喜欢将这个世界称为自由世界经济体系，进而到达自由世界政治体系。如果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世界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来看，则认为这套概念和推理不能自动导致全世界的福利和平等，相反产生了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一步推到世界政治的话，这个世界政治体系具有很强的资本主义属性，而且其并不是自由的，反而经常带有很强的专制和独裁属性。世界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在当代国际政治里，表现为帝国型世界政治体系，霸权、干涉、强制、控制、非正义战争、侵犯他国人权等，是帝国型世界政治体系的特征，而这一世界政治体系的特征，人们从斯密到哈耶克的理论中是推导不出来的，这只有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才能推导出来。所以马克思和斯密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斯密看到的是抽象的自发运动的市场，认为会自动产生好的世界政治秩序，而马克思看到的是运动、历史、逻辑的生产和市场，它更有可能演变到资本主义世界专制的世界政治体系，这就是列宁指出的我们熟悉的帝国主义形态这样的概念。
第三个问题是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演变中的矛盾。当代世界政治运动的演变，笔者认为仍然处于马克思的历史规律中，而不是斯密、哈耶克、福山的历史道路中。现代世界没有出现斯密、哈耶克他们想象中、观念中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这样来讲，是有理论和无数现实素材支撑的。很多世界的乱象，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帝国型的世界政治体系。我们看到很多干涉、强权、专制、暴力、弱小国家的脆弱、不平等的加剧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我们看到几乎大部分世界问题都和这个体系有关，和帝国型世界政治体系有关。过去西方政治经济学掩盖了这些矛盾和问题，或者只是将世界的问题简单归结为很多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不发展，由此还为不少国家开出误导性的政治经济药方。同时英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竭力为这个世界政治体系辩护，如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美国治下的和平等，其实这是用一套话语把帝国型的世界政治体系给置换了。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给世界政治管理还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所谓的民主化浪潮下，各国内部政治分裂对抗日益加剧了国际不合作的状态。同时今天的世界政治里，政府弱化成为很多国家共同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目睹当今世界出现世界性不合作现象的重要根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几十年横行世界的政治理论和政府理论出了大问题，误导了世界的政治发展。现在西方政治学对这个问题的反思还是表面的，还没有深入到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学理论和政府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程度，笔者认为他们的自我反思能力和力度还不到20世纪前半期的水平。对政治学和世界政治研究来说，人们是需要重新构建新的政府理论的，这要从反思和批判代议制和新自由主义政府理论开始。
第四个问题是，既然帝国型世界政治体系是现代世界很多问题的根源，那么一个新的、好的世界的政治体系可能是什么，可能的世界政治体系是什么，或者说变化方向是什么，这个世界会不会向一个共同体政治体系或者共同体制度方向发展？要是往这个方向发展，就有很多基础理论工作要做。一是必须要有相互承认的外交体系或者主权制度，相互承认主权国家的体系，这是基础。中国人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政治体系，首先必须要坚持住这一点，捍卫相互承认的主权制度体系的重要性。二是一定要认识到世界政治里很多东西在变。比如关于利益和责任，过去教科书上讲到的利益，很多来自美国，如利益最大化、理性等。现代世界政治在生产范围内扩大，带来了很大的关联利益，关联利益界定了很多国家利益的新形式，同时对国家行为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我们不是从过去简单的美国教科书上讲的利益出发，对利益进行新的界定，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个是要有一个相互承认的体系，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相互承认的主权，第二个是相互负责的政治。所谓的相互负责的政治既包括国与国的，也包括内和外的。所谓国与国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还不多，就是各国之间怎么对自己公共政策产生的负外部性进行约束和自我节制。我们国家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没有用学理的语言说出来。美国操纵货币、滥发货币，这是对世界不负责任的表现，其既没有内部约束机制，也没有国际约束机制，诸如此类国内政策的负外部性问题，都是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一个大问题。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三辑 总第十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