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78年以来的中国国内转型与国际体系转型具有共时性与相关性意义。在提供一种国内—国际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国内转型的国际体系因素以及国内变迁对对外关系转型之影响的同时，作者还分析了中国国内转型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认为国际化带来的国内—国际利益联系维持了过去30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关系。随着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进展，这种合作关系在将来可能受到考验，存在潜在的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7）11—0006—08

一 引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接近30年的路程。30年渐进偶尔激进的改革（特别体现在经济领域）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带来巨大的调整与变化，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政府的经济功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大，经济领域的自由得到充分而又相对有度的释放，社会阶层与利益团体呈现多元与多样的格局。与此同时，因为国内变迁与进步，对外关系的手段、渠道、方式以及范围也发生了独特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转型与进步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同学科的理论正在给予中国转型的万象以近似或者相异的解释，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在如何理解中国外交转型问题上也贡献了自己的理论与智慧。① 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变迁与转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象，对它的把握首先脱离不了中国30年政治经济变迁的国内小背景，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照顾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国际体系）发生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两种背景下的体系转型不是孤立而是相关的，彼此互动，既有相互适应、调整与契合，也有矛盾、抵制甚至冲突。本文结合国际体系与国内变迁理论，从政治经济学视野解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关系变化的根源，同时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走向给予一定的理论解答。

二 研究的方法与国内—国际的分析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前，政治理论至少因为两个领域的自相隔离而难以产生大的突破与迈进。其一，政治科学理论一直自囿于国家范畴，满足于将公共事务治理放在固定边界下的国家体制内考察，对国际的介入变量则多为忽视，国际变量最多也就被视为参照因素而已。更为严重的是，政治理论一直缺少国内—国际的整体理论模型，无法解释国内社会中出现的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力量向内作用而产生的诸多新现象，从而出现理论退化的趋势。表现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政治理论一直只被看做是国家理论在全球范围的运用或者放大，而对外关系则在多数情况下被视为国内政治经济的简单延伸而已，至于利用完整的国内——国际结合理论阐释国内政治经济或者对外关系，这类研究则极为缺失。② 其二，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前，国家—市场或者权力—繁荣这组关系很少被纳入到政治经济学范畴来考虑，而且，国家与市场大多被置于相互取代的逻辑中，制度安排与国家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被割裂了，国际权力结构以及全球投资与贸易体制安排对国内结构的重组效应在政治学研究中受到极大的忽视。比较而言，随着80年代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国家—市场关系在研究中的自相隔离现象得到改善，因此也激发了理论研究的突破与进步。③ 不过，就提供一种完整的国内—国际分析模型来说，政治理论至今并未出现大的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建立一种较为完整的国内—国际分析模型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建立这样的模型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与趋势，也便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国内变迁与外交转型，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它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1978年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有关国内—国际分析模型的要点如下：

第一，在特定历史时段中，国际政治权力分配与全球生产／贸易格局结合在一起所构造的政治经济结构，或者我们一般所说的国际体系，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调整的压力。有三种打通国内—国际界限的传导机制，它们分别代表着国家、市场与社会层面的作用机制，一是政治权力，二是价格运动，三是人口及与其相关的跨国社会运动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传播。在国际社会结构中，国家总是处于特定的关系性权力与因果性权力网络中，政治权力通过劝说、威胁、惩戒、制裁甚至战争等手段最终改变特定国家的政策选择与利益诉求。在自由竞争或者较少国家管制的前提下，借助于投资、贸易与商业网络以及原材料、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又会迅速传递到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中，内化强度和传递的速度与特定国家市场开放程度以及其国家—市场关系模式相关。同样，人口的跨国流动与跨国社会运动使观念和意识形态流动无所不在，并进而会在国内变迁与对外关系调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④ 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这三种传导机制的代理者分别是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在国内——国际之间扮演沟通行为者的角色。⑤

第二，国内—国际分析模型假设全球层次的权力—生产—意识形态的分配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的选择与走向，而不是相反。所以这么说，有两个原因，世界性的权力—生产—意识形态的分配结构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的重组或者再组效应，从比较政治经济学角度讲，既可能由于模仿效应而导致各国公共政策选择的趋同，也可能由于国内抵抗因素而出现公共政策选择的趋异。⑥ 笔者的模型从利益与理性角度假设，最终的趋同或者趋异效应取决于世界性权力—生产—意识形态在国内所能获得的利益集团的支持或者反对的程度，国内结构当然也是重要的，它提供了外源力量在国内活动的制度框架，但是国内结构并不是静态的，而且国内结构本身会由于利益集团的组合与分化而改变。另外，在世界性权力—生产—意识形态背景下各种力量在国内博弈的结果又决定国内变迁的方式与方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的“各种力量”并不局限指传统的国内利益集团、政党、社会团体等集体行动组织，在国内—国际分析模型中，在国内活动的各种力量还包括越来越多的跨越国界的集体行动组织，例如跨国企业联盟、商会、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而且这些力量对国内政治经济议程的决定作用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第三，国际体系因素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会从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围墙被拆开，国际体系力量就会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⑦ 以回溯的观点看，1978年以前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在与国际经济力量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但是1978年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在中国国内变迁中开始占据显要地位。⑧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对中国而言，国际体系具有很强的刚性，这种刚性通过定义国际体系的核心概念国际制度体现出来：（1）当代国际制度大部分是按照自由主义理念设计的；（2）国际制度本质上是在多边主义原则上运转的；（3）一些国际制度具有重要的分配性含义，它们承担着国际体系中重要的价值分配功能。⑨ 因此，至少在初始阶段，在中国不大可能改变体系特性的前提下，体系力量对中国国内的塑造作用要更大。

在国内—国际分析模型中，本文并不认为全球性的权力—生产—意识形态在与国内的较量中已经完全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从而使传统的建立在国内基础上的政治经济理论过时了。然而，本文显然不接受司空见惯的说法，认为外交与国际关系只不过是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的对外延续。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呈现一体化的趋势，尽管速度很缓慢，有时甚至还会出现退步，但是这种趋势值得我们跳出传统的政治经济理论，从全球层次审视国家内部的变迁。

三 国际体系与中国国内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在生产关系层面上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二是近年来发生在体系层面的制度性变革进程。苏联解体对全球性的权力—生产—意识形态的分配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球权力分配由过去的两极阵营对抗结构转向美国为主导的单极结构。从生产意义上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东欧国家集团遭遇失败，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俄罗斯东欧国家的震荡式实验与大范围的推广，市场导向的经济模式在地理范围上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在意识形态或者观念上，自由民主以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其强势和支配地位。如果从资本主义以及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来定义当前国际体系的话，8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变化并不涉及制度性内容，更多的只是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在范围上的扩大与延伸。⑩ 新近的国际体系变化则发生在制度变革领域，更多涉及实质性的体系安排层面。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悄悄撼动着既有的单极权力结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实践加剧着全球不平等与社会风险，既有制度安排越来越暴露出治理功能的不足，与此同时，全球公共意识的觉醒以及社团革命不乏对主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怀疑。显然，这次转型的核心从调整与改革既有国际制度安排入手，范围几乎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建立的所有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围绕制度改革的谈判、争执甚至冲突正在成为体系转型期世界政治的重要议程之一。

中国转型需要放在国际体系变迁与转型的大背景下去考察。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时机选择上契合20世纪80年代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与经验使中国经受了1989年苏东剧变的考验，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与实践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对接，其进一步的结果就是中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大家庭中。王正毅在考察中国转型时，将1978年以来的中国转型分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非WTO国家向WTO国家转型三个阶段，这在时间序列上是准确的。(11) 如果从外延上看，中国转型经历了从自我孤立到渐进、局部开放，从全方位开放到融入国际社会以及最终“走出去”的过程。(12) 而从内涵上讲，转型在国内表现为从计划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行政集权体制到多元制衡体制，从国家主导到国家—社会关系的平衡，在对外关系上则表现为从革命、浪漫主义外交到务实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外交转变。(13)

因此，在时间维度上，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的共时性意义。除此之外，两种转型在空间意义上还存在相关性，因而具有分析的价值。相关性之一是，中国在国家战略上选择与国际体系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国内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是适应有时甚至是顺应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规范与原则，因此，国内转型的结果与趋势并不形成对既有国际体系的冲击与挑战，两种体系具有对话的可能性。相关性之二是，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模式不再是改革开放前的独立自主型，而逐步演变为相互依赖型，(14) 权力、生产以及观念得以借助更多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在国内—国际之间得到流通，国内政策选择对国际体系因素变得更为敏感。当然，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也会注意到中国因素在国际体系转型中慢慢突出起来。因此，相互转型中任何一方承受的敏感性都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与双向的。

那么我们如何为国际体系与中国国内转型的相关性影响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呢？

获利集团及其在国内转型中的地位：中国国内转型是一个在不断妥协中的变进过程，政策选择是各种力量妥协、平衡的结果，支持改革的政治联盟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支配地位。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转型过程中的三种不同利益集团：主张对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做任何变革的不变集团、主张逐步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渐变集团以及主张采取激烈方式利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的急变集团。(15) 渐变集团本身是在变与不变斗争中妥协的产物，有意思的是，如果以回溯方式看，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三种集团构成“洋葱”状形态，而渐变集团则处于“洋葱”的中间大头，尽管中间形状偶尔会出现向两头的偏动，但很快会得到纠正。1978～1993年间国内经济的所有制、价格、货币、工资、就业、城乡、贸易等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双轨制或者“差别化”(16) 现象，其实是两种极端力量的妥协，是最终通过渐变力量集团表现出来的一种改革策略。渐变改革的可行性在于它降低了国内转型中对立方冲突的风险，而双轨制或者倾向于市场一方的“差别化”原则又有助于获取支持改革的政治经济力量，同时，对市场导向改革的受损者给予适当的补偿又换取了反对改革的利益集团的间接支持。(17) 改革总的方向是市场导向的，到20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整体推进战略，双轨制逐步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开始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1993年和1997年党的两份重要文献(18) 代表市场导向的渐变力量在整个利益结构中占据了优势，改革开放进程开始加速推进。支持改革的核心力量来自在国际竞争中拥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向型经济最为发达的沿海省份、日益释放的非公经济力量、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逐步壮大的中间阶层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中那些在政企合作中获得税收激励与回报的官员。开放带来的经济成长与福利的增长进一步加强了获利集团在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分量。自1978年的近30年来，由于利益结构的变化，带来所有制的调整、财产权利的变迁、公民经济权利的扩大以及传统集权决策体制的分散，表明了国内结构在发生渐渐的调整，至于利益结构的变化到底会带来政治改革向什么方向发展，仍然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观察。

国内转型中的国际体系因素：一旦开放的闸门被打开，国际力量就会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渠道介入到国内政治经济中。现有国际体系中由跨国公司、金融资本及其政治代理者组成的权力结合，因为其与中国巨大的投资与贸易利益以及因为这种日益增加的利益联系在中国国内产生的政策选择的机会成本，而加强了其影响中国国内变迁的权力。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权力结构主要通过跨国公司与金融资本的政治代言人达成的制度安排体现出来，这类国际制度大多带有经济自由主义的色彩，目的在于在全球范围促进有利于大型生产企业与金融资本集团利益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运动。用以实现经济利益（集团利益）的政治权力在主要西方国家与中国就“入世”问题的谈判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撇开“入世”给中国与世界带来双赢的问题不谈，正如有的学者的研究所表明的，在西方的预期中，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贸易制度安排，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少会加速其国内市场导向的经贸改革进程，使之在政策上不至于出现反复或者倒退，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还可以约束中国在世界贸易大家庭中的行为，而且，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更有效、更持续地打开中国国内的市场。(19) 同样，近些年来，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新近的汇率问题更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谈判议项之一。总之，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权力总是与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以求对象国在国内体制安排上做有利于商业扩张的举措。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扭曲的价格没有发挥调节国民经济的杠杆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价格改革，价格改革过程是从扭曲的价格到真正市场的价格之间渐进开放的过程，内容涉及由最初国家定价改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消费品和绝大多数投资品的价格都已放开，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调节。价格改革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成分的壮大，也促使中国经济更快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从另一方面说，国内的生产与消费对全球市场中的价格变动也更为敏感，全球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对中国国内的输入效应越来越强。例如，随着国际市场价格信息的导入，在全球生产中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将会经受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相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更易于打开并进入国际市场。进一步来说，价格变动会影响到国内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因为开放而成为输家，该集团在政治上就可能成为开放的阻碍力量——如果它们不能够获得体制特殊的补偿的话，而具有比较优势并能够从全球贸易中获利的行业（集团）更可能倾向于推动改革开放。

硬权力在主要国家间的分配构成了国际物质结构，而以一定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观念分配则形成国际规范结构，后者同样也会有目的地塑造国内政治经济。嵌入到国际制度中的观念——无论是流行的世界观、原则化的信念或者因果信念(20)——毫无疑问对中国的国内变迁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很难评估与度量。跨国公司的投资、公民的跨界流动、学术交流、非政府团体的活动等等，这些力量打破了地理界限，在国际—国内之间扮演着沟通行为体的角色。例如，宗教与科学这样的世界观、人权保护之类的普世性原则化信念以及环境保护这样的因果信念都可以在中国的内部转型中看到其影响的痕迹。在公民权利保护上，中国加入了绝大部分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并在国内逐步通过立法完善人权保护；有关环境保护的因果信念大大促进中国政府近年来在环保领域的政策举措；学者们最近的研究甚至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知识精英中的传播，通过经济学家—决策者之间的互动，进而推动了决策者执行更自由的贸易政策。(21) 总之，国际观念结构通过沟通行为体的桥梁作用，作用于中国的国内转型。(22)

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展出有关国际体系与中国国内变迁的假设。第一，体系的自由主义刚性促进中国国内市场化与自由化的转型，带有自由主义理念的国际制度逐步嵌入到中国国内的体制改革中，国际经济制度的分配效应很大程度上改变甚至重组了中国国内的利益结构。第二，尽管政治学家喜欢将中国定义为铁板一块的、高度集权体制的国家，但是如果从公共选择分析角度出发，“核心领导层的效用最大化政策选择”(23) 很大程度上更可能是在不同利益集团偏好的折中与权衡中做出的。第三，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假设，随着社会开放范围的扩大，国内能够集体行动的团体的数量也在扩大，它们在政治上可以对中央决策形成更多的约束与限制。并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化与国内—国际沟通的加强，集体行动组织存在分化与重组的机会，它们可以通过跨国结盟方式，获取国内谈判中的更多筹码，从而更有力地进入国内政治经济过程。第四，市场导向的改革促进国内经济自由的扩大，并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关系。市场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活动领域中更大范围的自由，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与干预大幅度减少，企业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权，非公经济迅猛发展，财产权利保护的法规渐行完善，对外交往的自由度显著提高，经济自由所要求的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逐步完善。所有这些国内转型指标都趋向而非逆向于自由国际经济体系，从而成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黏合剂。第五，改革开放与国际化在中国国内稳步创造着巨大的获利集团，获利集团的持续性与成长性依赖稳定的对外贸易与投资，(24) 它们因此更可能支持改革开放与国际化。(25) 反过来说，开放也会在国内产生受损与最少获利群体，它们可能成为开放的抵抗力量，正如有的学者分析所表明的，“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不只是受到第一种社会力量，即希望回到计划体制的人们的反抗，而且还受到第三种社会力量，即希望保持双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的人们的反抗”。(26) 第六，改革开放增加了中国退出国际体系的成本，提高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的机会。国际制度在中国国内的内化效应以及国际规范与原则对中国国内改革议程的设置和锁定作用，降低了国内改革出现逆转的可能性，至少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受益开放的国内获利集团还不大可能接受反国际化的政策。另外，政府有意识地通过财政、税收以及其他社会政策，给予开放中受损和最少获利群体以补助，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其对开放与国际化的阻力。

四 国内进步、外交转型与国际体系变迁

外交转型一方面受制于国内政治经济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受到国际体系因素的影响。放在国内—国际转型的分析框架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1978年来的30年中，中国外交转型经历了两个时段。1978年后一段时间的外交政策调整是方向性的，为了服从经济改革的目标，对外关系指导性原则是追求和平与发展，而非过去的革命与自力更生。在对外关系的动力上，务实或者利益取向成为政策选择的重要参考，自1949年至1978年一度在革命后社会中流行的革命与浪漫主义外交消退了。另外，就对外关系的领域而言，已不局限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体系，外交的迫切任务之一是如何与完全陌生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打交道。如同中国国内转型一样，1978年开始的外交转型更多是因为国内领导体制与领导观念的变化所致，国际体系因素的影响很弱。1992年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从而将中国外交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段，(27) 其中，制度外交成为这一时段外交的重要内容。制度外交的含义有以下几点：第一，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国际制度对维护国际合作与和平具有不可替代的角色，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这些国际制度中。第二，为了满足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对接与统一，减少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规则与制度摩擦，通过参与国际制度来完善国内市场体制的法制建设是必要的。(28) 第三，在可能的条件下，中国会在现有国际制度的改革或者新国际制度创设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有这样几个国内转型中出现的进步现象，正在或者将来会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一，非公经济的成长。1978年以来中国非公经济的成长与壮大是转型国家改革成功的一个典范。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就是中国非公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明确宣告“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999年和2004年的两次宪法修正案，以国家最高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作用。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的这些重要法律规定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扫除了制度障碍。截止到2006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在相关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提升，非公经济占到注册企业的95％、城镇就业人数的84％、固定资产投资的62％、进出口总额的74％、国内生产总值的65％。在全国40个传统工业行业中，私营经济在27个行业中的经济比重超过50％。(2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非公经济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海外投资与经营正在成为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关系上如何处理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碰到的新问题，这的确是一个新课题。

第二，地方力量与中国对外关系。近30年经济改革同时也是从局部推进到整体推进，逐步完成从沿海到内地开放的进程。中国沿海地区由于享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其较早地实现了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在推动中国国际化进程中功不可没。城市是一个国家国际化的先发力量，是参与全球化的主力。统计表明，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各个大城市群特别是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环渤海地区这三个大城市群集聚，三个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空间。截至2006年，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总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分别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GDP约占全国GDP的10％，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约占全国GDP的18％，京津环渤海城市群约占全国的GDP的9％，三大城市群GDP共占全国GDP总量的37％。随着城市群的发展，预计包括上述城市群在内的各大城市区将容纳全国人口的50％，可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85％。(30) 渐成规模的沿海城市带成了联结中国与国际交往的核心区域。一方面，沿海城市带从国际交往活动中获得直接的收益，城市带成为中国推进国际化、融入全球化的关键力量；另一方面，沿海城市带较为成熟的产业布局以及与外部世界强烈的经济相互依赖也为21世纪初期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近年来中国的区域合作外交在东亚取得的突破，离不开国内沿海城市带成长的贡献。随着改革开放从沿海向内地的推进，沿边地带次区域的国际化也在蓬勃发展，它们也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31)

第三，社会多元化与中国对外关系。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与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社会分层在逐步扩大，其中一个重要现象是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许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培育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按照学者估计，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约是总人口的20％～25％左右。(32) 中产阶层自身具有自稳定性，他们反对社会动荡，但不拒绝社会变革，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中产阶层的自身特征表明这个阶层是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中产阶层在沟通国内外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与地区合作的支持者。社会中产阶层在国内与外交政策上相对温和渐进，主张谈判与合作，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和平力量。(33)

联系上述国内变迁现象，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有两个问题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一是中国会不会遵守国际体系中的制度？二是中国在将来会不会与现有国际体系产生冲突？本文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上述中国国内变迁中的进步因素以及前面论述的国际制度在中国的内化作用促进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维持比较牢固的合作关系。这个问题笔者在其他的文章中也做了论述，(34) 在此所要做的一个补充性甚至关键的假设是：国际化在中国国内产生庞大的获利集团，这个集团倾向于接受并支持对它们有利的既有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国际制度。经验也表明，中国在过去的近30年中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制度承诺声誉。

要对第二个问题给出清晰的答案是困难的，不过，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多多少少为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提供了一些逻辑线索。郑永年强调通过“中国内部崛起的深化”来化解因为中国走出去战略可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产生的冲突，(35) 因此，避免中国与国际体系冲突的一个解决之道在于中国国内转型能否步入到一个兼顾社会公正的“好的市场经济”(36) 而非“坏的市场经济”上，以“改变自己，适应世界”。西方流行的政治理论特别是民主和平理论，则强调通过中国内部政治民主化进程，逐步消解崛起的中国与国际体系可能产生的冲突。然而细做深究，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按照第一个问题的逻辑，中国维持与国际体系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内受益于国际化的获利集团支持改革开放。那么反过来说，假如国内出现逆转，受损或者最少获利集团以及保护主义势力形成的政治力量占据权力中心地位时，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就有可能出现抵触与冲突。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这种大逆转出现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既有获利集团自身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开放达到一定程度，使国内获利集团从国际化中取得的边际效应产生递减的情况时，它们还会成为开放的支持力量吗？或者还会支持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吗？当既有国际体系中的制度安排成为获利集团追求更多利益的结构性障碍时，它们会不会推动中国在国际社会选择冒进性的政策？更需警惕的是，当获利集团经过一段时间演变为分利集团或者寻租力量，并退化为保守以及既得利益守护集团时，它们还会支持开放的国际政策吗？这一连串问题一时难有答案，只能留待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解释中国能够与国际体系维持比较体面合作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过去近3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促进中国与国际体系接轨的国际制度大多是功能性与普世性的，它们容易被国内接受并在国内得到内化，因此，两方基本相安无事。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及其海外经济活动的增加，中国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分配性国际制度，中国与这类国际制度打交道时立刻凸显了相对收益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引起的摩擦甚至冲突自然开始增多。我们不能因为此类摩擦的增加而佐证中国可能正在成为现有体系的挑战力量，问题的根源在于分配性国际制度是旧的权力结构的产物，它们需要做自身的调整与变革，适应并接受中国成为国际制度主要参与者的事实。这也是国际体系转型本身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五 结论

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开放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特征渐渐区别于科尔奈所定义的“敌对地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37) 本文认为，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国内转型与国际体系转型具有共时性和相关性意义。文章提供了一种简略的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初步回答了中国国内变迁的国际体系因素以及在国内——国际转型背景下中国外交发生的新变化。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其国内转型受到国际体系因素的影响日益增大，中国成功完成了“国际体系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的转型，市场化导向的国内转型有助于维持中国与国际体系良好的合作关系。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体系”会进一步促使体系内的制度安排做出调整与变革，以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新变化。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相互转型过程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如何避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摩擦与冲突将是未来国际体系管理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收稿日期：2007—09—10］

［修回日期：2007—10—11］

注释：

① 有关中国转型与对外关系的研究，可参考王逸舟：《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特别见第8章“公民社会与政府外交”；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特别见收录的《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一文；郑永年：《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1～8页。

② 已经有许多学者为此做了很多学术尝试，特别参见Peter B.Evans,Harold K.Jacobson and Robert D.Putnam,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Thomas Risse-Kappen,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美］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姜鹏、董素华译：《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参考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特别见第69～77页。

④ 对观念与政治变迁的分析，可参考［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刘东国、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对沟通行为体的论述，可参考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第120～121页。

⑥ 这种趋同或者趋异效应在欧盟货币政策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参见［美］莉莎·马丁、贝思·西蒙斯：《国际制度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等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35页。

⑦ ［美］谢淑丽：《国际化与中国的经济改革》，载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第200页。

⑧ 谢淑丽：《国际化与中国的经济改革》，载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第200页。

⑨ 参考苏长和：《中国与国际制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9页。

⑩ 本文理解的国际体系是从制度安排角度来定义的，参考苏长和：《合约、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第9～18页。

(11) 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第185～188页。

(12) 郑永年形象地将这一过程分为“请进来”、“与国际接轨”、“走出去”，参见郑永年：《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第2—5页。

(13)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关于需要补充解释国内转型概念的建议。中国的国内转型从内涵上讲其实是从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向市场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根据笔者的理解，就体制而言，国内转型涉及的内容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与政治经济制度相关的决策网络以及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下的行为特征。显然，本文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个严格的定义，来分层次地对国内转型展开论述，这个工作可能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才可以完成。

(14) 两种对外关系模式的区分，可参考苏长和：《周边制度与周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期，第8～9页。

(15) 此分析参考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149页。

(16) 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17) 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18) 即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1997年江泽民作的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

(19) 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第323～324页。

(20) 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第8—11页。

(21) 王庆新：《中国入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载陈志敏、［加］崔大伟主编：《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全球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8～232页。

(22) 朱立群研究了中国外交变化的国内观念变化动力，她强调了国内—国际互动因素——而非仅仅国内因素——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观念变化中的意义。参见朱立群：《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9～20页。

(23) 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第73页。

(24) 自1992年以来，对外贸易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学者们的研究还表明，中国对外来直接投资——特别是1992年以后——存在巨大的依赖性，是亚太国家中依赖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参见［美］黄亚生著，钱勇等译：《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7～14页。

(25) 至少在过去的30年中，这个集团是支持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它们代表着市场效率。但是较少关注社会公正，因此它们在中国国内转型中的意义仍然有待观察和评估。

(2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

(27) 有学者将这一阶段的外交冠以“中国的新外交”，参见Evan S.Medeiros and Fravel M.Taylor,“China's New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Vol.82,No.6,November/December 2003,pp.22—35；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11～16页。

(28) 近30年中国经济领域的制度建设主要是在与国际经济惯例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近年来颁布的许多经济法律法规特别是有关涉外经济合同、吸收利用外资、外贸、仲裁、股票交易管理、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许多都是在参考借鉴国际惯例和国外成功法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在加入WTO之前，中国全力推进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并加强司法保障。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就清理了2300多件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实现与世贸组织“游戏规则”的顺利衔接。

(29) 引自《非公经济发展指标比重大增》，载《瞭望》周刊，2007年第40期，第37页。按照新的统计分类方法，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非内资经济三大类。

(30)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经济社会发展回顾系统报告之七：城市社会经济全面直辖市发展》，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qd/index.htm。

(31) 见苏长和：《周边制度与周边主义》，第14页。

(32) 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人口比重有不同的计算和统计数据，详见周晓虹主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3) 本文认为，中产阶层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只是更可能而非绝对就能发挥稳定与进步作用，在有些条件下，这个群体也可能是革命与激进的先锋。

(34) 参见苏长和：《中国与国际制度》，第8～9页。同时，笔者一直强调发达国家在国际承诺上并非一定可靠与有效，甚至表现得很差。

(35) 郑永年：《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第7～8页。

(3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391～398页。

(37) 参见［匈］雅诺什·科尔奈著，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8页。

原文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7年第11期 第6-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