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于内外政治分离而产生的大量置于各国管辖权以外的全球性问题，不仅是21世纪国际政治，同时也是各国国内治理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治理呼唤新的全球合作形式和解决方案。内外政治互动的三种方式分别是内外政治互为支配的一元论、内外政治并行独立的二元论和内外政治相互合作的二元协调论，其中，内外政治二元协调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贯穿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确保了中国以合作和负责任态度处理全球性问题，促进了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在结构上的相互支持。
全球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共同合作，通过订立各类国际制度，在国际社会对主权国家管辖权以外的全球性问题形成有效管理，最终使国际社会接近秩序的过程。在当今国际社会，日益增加的全球性问题处于一个缺少管辖机构的政治市场中，以民族国家领土为界限所设计的国内制度，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的治理上，不仅忽视全球性问题治理的意义，有时候，国内制度的设计还助长了国家将国内问题的成本转移到国际政治中。自19世纪以来，一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意识到，需要建立国际制度管理这些处于主权国家管辖权之外的共同问题，以避免这类问题因治理不足而威胁到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由此促使国际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制度建设因此成为全球治理演进的核心。
一、内外政治互动的三种方式
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不足，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严重分离的事实(以下简称内外政治的分离)有关。当今国际社会，各国在内外政治之间的关系上还不存在统一的共识。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基本上存在三种认识和实践。
第一种认识是内外政治的一元论，即要么认为国内政治从属于国际政治，要么认为国际政治从属于国内政治。对于大部分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来说，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是认为国际政治要从属国内政治，也就是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对内政的考虑会压倒性地重于对国际事务的考虑，进而言之，拥有强大能力的国家，甚至倾向于将内政模式推及和应用到全球治理领域。一元论的外交结果是较少考虑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或他国的利益，在政策制定上倾向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一元论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国内政治服从国际政治，内政的调整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但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制于国际政治。那些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和外围的中小国家，或者处于全球相互依赖极不对称状态下的国家，往往不得不选择这种途径。
第二种认识是内外政治的二元论，即认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本质上处于两个不同的且平行的领域。在国内政治中，存在强烈的等级治理结构，可以形成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安排，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因为没有世界政府，国际安全治理服从均势的自我调节机制，其他全球性问题治理只能依赖国家的善心和自觉。有的时候，内外政治还会处于冲突状态下。民族国家制度强化了内外政治对立的现状。在传统政治学教科书中，政府在保护固定领土上居民的安全和福利上，职能定义得很明确很清晰，但是，对政府行为可能在国际上产生负面效应的约束上，定义则很模糊。这就造成政府对内责任与对外责任出现不平衡。在代议制民主国家，由于政府更受制于国内选区利益，此种情况往往尤甚。毫无疑问，在内外政治的二元论思维支配下，国家会把重点投在国内治理上，至于全球治理，因为与国内治理无多大干系而被严重忽视。
第三种认识是内外政治二元协调论，二元协调思维不将内外政治分离、分割开来，相反，却从两种政治合作统筹的角度，重视内外政治的对话协商，追求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的平衡，探寻国内问题和全球问题的综合治理观。内外政治二元协调的整体思维是对传统主权观念的发展和突破，它并不否定主权制度在现代国际秩序中的基础性意义，也不将全球问题治理理想化地寄托在世界政府或霸权国家上。这种思维支配下的政治实践，对弥合既有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分离，以及探索内外政治整合的政治理论，具有新的意义。
显然，各国内外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受到上述三种思维的支配，即便同样一个国家，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往往也会被相异的内外政治思维所左右。内外政治的一元论和二元论都不利于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一元论容易犯的错误，是在观念上希冀以特定国内政治模式指导全球治理，在行动方式上以单边行为取代集体协商，在治理结构上以霸权结构代替民主结构。在全球治理模式中，内外政治一元论的治理型态可以在人类最古老的大地域政治型态——“帝国”和“霸权国家”中——找到对应。二元论是大多数国家在全球治理上的支配思维，这并不是各国愿意服从这个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传统的主权国家制度安排的自然结果。良好的全球治理，需要建立在内外政治合作的基础上。本文从这个前提出发，探讨中国与全球治理关系的独特性意义。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
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从时间、事件、领域来概括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流行的分类是以时间为标尺，比如，在过去的30多年中，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出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积极的建制努力等等，都可作为中国与全球治理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也有学者是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类型来看这一进程的，中国参与了从高政治到低政治，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从经济环保到军控人权，从正式到非正式的几乎绝大部分国际制度。此外，还有学者从政企关系、部门关系、国家—社会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角度，考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
时间、事件、领域只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表现形式，如果换个视角，比如从上述内外政治协调论的视角出发，或许更有助于了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独特性。在以上三种内外政治分析取向中，出现这样几种观点，值得参考：
第一，一种观点认为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就是中国对国际制度很好的学习过程，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社会化。比如，一些国际制度(如环保规范、烟草控制等)在中国的接受和内化，体现了学习的过程效应，当然，学习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曲线，但学习的指向是总体线型向上的。这种观点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它在特定范围、特定议题领域、特定的“学习”阶段确实具有一定解释作用，但它不是没有缺陷的，比如，它过于强调国际制度对中国国内治理的单向指导作用。在该分析条件下，中国是作为受动方被分析，中国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则被大大忽视。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其深层意识结构中所包含的主体性资源，使中国在面对国际制度和规范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并不是不加选择地接受和学习的。换句话说，中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接受那些反映人类进步政治文明的国际制度，搁置某个阶段暂不适合中国的国际制度，反对不合理的国际制度。因此，学习过程并不是被动接受的学习过程，而是对学习的内容和进程具有主动选择的特点。更进一步说，或许最不该忽视的，是中国对有些国际制度扮演了能动性的改造作用，况且，中国在国际制度建制上也非常积极。因此，国际制度确实在中国产生内化效应，但是与内化相对的一面，即中国在国际制度改制、转制和建制中的能动性、创造性工作，却被忽视了。
第二，与内外政治一元论有关的第二种观点，是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会将国内政治经济中的成功模式推广到地区和全球治理中，如同美国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经营国际秩序时所努力做的一样。即便从保守的角度看，中国凭借本身的规模和体量，一旦融入到国际体系中，也会对国际体系既有的制度和规范形成冲击，迫使有些国际制度改革方向按照中国的方式来进行，也不是没有可能。从世界历史中大国兴衰的规律看，当一个国家的物质力量迅速崛起的时候，该国的世界意志和世界意识会随之勃兴，物质力量的成功会造成该国对其成功的国内制度的自信，且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冲动，将国内制度移植到世界政治中。假如这种思维支配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中国则可能走向对外输出制度的扩张道路。甚至有人会认为，东亚国际体系和治理会按照过去中国的朝贡体制模式来塑造。
第三，从二元论来看，中国对全球治理并不感兴趣，因为中国会严格地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区别开来，或者说，内外政治处于严格的分割状态，甚至是冲突状态。按照这种思维，是不存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首先，中国的议程兴趣集中在国内而不是国际，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内向型的国家，在国家建设没有充分完善前，中国不会大规模地主动介入到全球治理中。因此，中国只要把国内问题解决好，就是对全球治理的最大贡献；其次，中国对全球性问题并不持积极参与的态度，中国只会从自己利益角度出发，最低限度地参与全球治理，甚至中国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担心更深地参与国际制度会束缚住中国自主的行为；再次，中国国内民族主义会抵制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接受；最后，比较极端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不可调和的。长期来看，两者间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甚至会冲突。
以上三种逻辑都无助于很好地理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进程。在中国参与的特定全球治理议题，或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某个特定阶段上，有些逻辑是有解释力的，但整体而言，这些看法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实际上，中国在学习过程中不丢失自主性，在崛起过程中不寻求对外扩张。至于二元论的观点，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积极、活跃的角色的事实相比，显然存在很大差距。本文提出的假设是，内外政治二元协调是解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重要因素。
将中国的内外政治互动定义为二元协调，并认为它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独特性所在，是个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假设。毕竟，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政治学及中国政治研究还缺少完整的理论体系以资参考。笔者初步从三个维度对这个假设作说明。第一，从观念上看，中国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属性的定义，既有强调特殊性的一面，比如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下，中国也特别强调与国际社会共性的一面，尊重国际惯例，重视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状态下，接受那些反映人类政治的进步要求、为绝大部分国家普遍接受的观念，例如，多边主义、互信互惠、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经济新秩序、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包容利益等。因此，国家本位意识与世界本位意识在中国不是对立和冲突的，而是相互补充与融合的。第二，在制度上，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相互调适而不是相互抵触。中国能够将合理国际制度在国内通过立法和政策进行内化，例如，在立法精神上，当国内法与国际法出现抵触时，中国一般采取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在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上，中国更倾向于两者的联系和补充，而不是对立和抵触。在国内诸多公共政策制定上，中国有鲜明的政策传统，即在不违背国家核心利益前提下，参考、借鉴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比较普遍的合理做法。例如，近些年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千年发展议程领域，国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就保持高度的联动。第三，在利益认知上，中国不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定义其利益，而是更多地将本国人民利益与各国人民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联系起来判断利益。随着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利益群体出现分化的趋势，分化的利益在代议制民主国家常常转化为对外政策诉求，从而出现局部利益损害国内大多数人整体利益或者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代议制民主国家是比较普遍存在的，此利益机制是导致代议制民主国家国际专制行为原因之一。不过，这种现象在中国却较少出现，原因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制度的功能之一是汇聚广泛的利益共识，减少局部利益、个别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的可能性。
内外政治的二元协调是全球性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处理全球性问题与众不同的视角。虽然在局部的议题上，我们也会发现中国对全球性问题的处理类似一元思维或者二元思维。但是，就连贯性和整体性而言，内外政治的二元协调更能刻画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逻辑。
三、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
一旦转换了视角和思路，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如果从内外政治二元协调的角度出发，就能比较清晰地判定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行为。需要回答的问题核心是：在全球治理中中国是否持合作的态度？
认为中国不会或者难以合作的观点主要是：第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是自我利益导向的，对中国有利，中国就参与，对中国不利，中国就回避；第二，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寻求主导全球治理的结构和进程，即其行为是以取得霸权的逻辑为支配的，这使得中国的行为会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第三，至少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不是个民主国家，国内缺少制衡机制，对外行为乃至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是不确定的。第四，中国国内法治的薄弱削弱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承诺效果。
这些观点仍然主要基于一元论或者二元论而得出。从内外政治二元协调的整体思维出发，笔者试图初步提出与这些观点不同的替代概念，用以解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
第一，中国的行为是自我利益最大化导向还是合作最大化导向？
利益最大化被广泛用来解释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这个假设在社会科学中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在一个你死我活的生存状态中，这个假设是有解释力的；但是在一个“你活我也活”的世界里，这个假设的效应会大打折扣。在相互依赖的强互惠关系状态下，合作最大化要比利益最大化逻辑更有解释能力，此行为对社会秩序维系来说也更有必要。行为若以利益最大化为指导，必然导致冲突；以合作最大化为起点，则可以在整体而非个体基础上，对包括利益在内的更大范围议题上，促进行为体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从利益最大化到合作最大化是国际社会亟须转变的生存哲学。如前文所述，在全球性问题的政策宣示和实践上，中国强调把本国的安全考虑与别国的安全关切结合起来，重视将本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着重将本国人民利益与各国人民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统筹起来。因此，这里是否可以认为，是合作最大化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更能表达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动机。
第二，中国的行为是不受限制还是有约束的？
先验地以西方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质量，往往会因为不当的类比而影响人们的判断；而假设采纳现行的西方民主制度能够促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更为合作，在逻辑上反倒存在很大的缺陷。从西方选举民主的内在逻辑来看，选举民主不是反映民意和产生代表较广泛民意且又相对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公共政策的好方法，一些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对这一观点做出解释。例如，西方国家在几百年历史中频繁地对外战争、转嫁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这类不合作行为，是与其内部制度极有关联的。选举民主无法制约国家对外强制行为，反而更容易使一国不负责任地将内部压力转移到不受民意关切的国际政治市场中。因此，按此逻辑，假如中国的国内制度真的转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国家权力为资本而不是由人民所控制的话，以中国的崛起速度，中国更可能成为寻求对外扩张和霸权的一个国家，为了一个大公司的利益就可能大打出手，那样，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就失去了国内的制度保障。实际上，撇开中国内部政治制度的自我约束，以及参与国际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外部约束因素不说，内外政治合作性互动的增加，使中国更易于从整体而非狭隘角度判断是非、曲直与利害，行为更为节制而不是扩张。
第三，中国的行为是违背承诺还是更有力地遵守全球治理的承诺？
关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是个不守规则的国家”的判断，最被广泛引用的推理就是：只有那些国内拥有良好法治状态的国家，才可能在全球治理中恪守承诺，反之亦然。如果对这个判断不深作追究，会很容易接受这个乍看很有道理的结论。本文提出一个替代的假设就是：一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是否遵守合理国际制度，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个国家的内外政治是否协调合作。只有在内外政治协调的前提下，一个国家才更可能在全球治理中恪守承诺。这个假设看上去有些因果自我循环，不过，如果回到内外政治互动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上，这个假设就清楚了。按照前面论及的一元论和二元论，设想一个法制很健全、法治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只要它的内外政治互动受到一元或者二元论的支配，它完全可以以国内法优先的原则不理会国际制度的约束，或者凌驾在国际制度之上，或者以两个独立而且冲突的法域为理由，拒绝接受国际制度的约束。所以，内外政治的不合作甚至冲突，才是一国是否在全球治理中有效兑现其承诺的要害所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处于不断完善进程中，法治化程度在逐步提高，而中国与国际制度合作性的互动本身，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治化程度，并由此进一步支持了中国对国际承诺的遵守。但最关键的还是中国始终从内外政治二元协调角度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内外政治的良性协调互动，保证了在全球治理中中国拥有更强的信度，遵守和执行所做出的国际承诺。在现实中，中国在全球治理的履约问题上，也是最恪守承诺的国家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在国内政治中，最有力地执行，或者最快地遵守了所有的国际承诺。比如，在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国内执行上，中国实际上招致了一些国内外批评。
总的来说，内外政治的二元协调容易汇聚国内国际共识，使一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具有更明确的预期性和确定性，减少了国际制度的执行成本，有助于提高全球治理的效率。
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结构塑造
全球治理是一种组织结构。公司的组织结构是要保证获得利润，国家的组织结构是要确保安全、福利和秩序，全球治理的组织结构是要有利于全球问题得到较好治理。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网络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在很长时间内主权国家仍将是全球治理中能量最大、资源汲取能力最强、行动最坚决，以及最能给予全球治理以支持的行为体。因此，探讨全球治理结构，不能脱离和超越主权国家。在当代世界政治中，从国家本位出发，有两种全球治理结构为人熟知，一种是帝国形态的全球治理结构，另外一种是发展中的欧盟超国家地区治理结构。两种治理结构的共同点，均在于形成自上而下的、类似国内治理结构那样的等级治理结构。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超国家治理结构通过同质国家合并完成等级制建设，说国家是同质的，是指那些拥有相近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社会文化的国家，反之亦然。帝国治理结构则是由一个霸权国家通过军事联盟体系和金融贸易制度，在同质甚至异质国家之间确立自上而下的等级治理结构。超国家治理结构类似单一制或者联邦制国家结构在国际范围的放大，霸权的帝国型态的治理结构，是在霸权国家与附属国之间形成中心与外围的关系。
本文暂时还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概括中国的全球治理结构特征。不过，至少有两个刚性限制条件，使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的选择上不大可能走欧盟超国家或者美国的帝国治理结构途径。这两个限制条件是：其一，假设像欧盟那样以同质国家为基础形成等级治理结构，那么在国内制度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大多数国家不具有相似的条件；其二，中国宪法和政治制度的内在约束，使中国不可能在国际关系中选择走霸权道路。这两个限制条件都是刚性的，它们决定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结构既不会走国家合并的欧盟道路，也不会选择以霸权方式确立中心—外围结构的美国道路。另外，比起一元论和二元论，中国内外政治二元协调的模式也最不可能在全球治理中追求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结构。
中国在国际制度改革上的一些主张，对全球治理结构的塑造倒会产生引导性作用。如果全球治理结构通过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质量来衡量的话，那么它至少应该体现平衡性、代表性和有效性的原则。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上，中国主张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新秩序；在国际环境治理中，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在安理会改革上，赞成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公平、透明、有效和问责的安理会；在国际货币基金改革上，中国敦促基金组织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权，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在世界银行改革上，中国呼吁推动发言权和代表性改革；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上，中国强调要能维持开放的自由贸易；在20国集团建制上，中国关注峰会机制的有效性。总的来看，在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塑造上，中国主张治理结构要反映国际政治的多极化、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的趋势和特点，强调公平、包容、有效、问责和能力为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
从参与国际制度的深度来看，中国是当今几乎所有国际制度的成员国，但是中国不简单是国际制度的参与者。在国际制度中，中国还承担着重要的管理者和建设者的角色，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投票权国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派驻维和部队人数最多、军事贡献最大的国家。同时，中国是冷战结束后一些地区性新兴国际制度的倡导者和建设者，这些新兴国际制度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六方会谈机制、清迈倡议多边化货币互换协议、金砖五国首脑峰会等。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沿边地带，还存在许多中国与邻国共建的小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机制。这些新兴国际制度有的完成了组织化、正式化建设，更多则仍处于非正式化阶段。
中国内外政治协调的模式对于我们思考全球治理结构转型的最大启示，或许在于其通过内外政治合作的方式，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国内公共政策在国际范围的负效应。实际上，从内外政治角度观察，当前全球治理结构的一个最致命制度漏洞，或者许多全球性问题不能根治的根本，在于缺乏一个沟通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机构，使主权国家的公共政策能够在国内层面得到自动约束，避免和降低国内公共政策的域外负效应。这是既有全球治理结构和各国国内治理结构几乎不愿触及的问题。在美国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霸权治理结构下，其设计的国际制度一方面缺乏约束美国行为的他律机制，另一方面，其国内制度并不存在评估其国内公共政策的域外效应，并以此进行自我约束的自律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国际金融体系，危害的根源正在于此。要堵住这个制度漏洞，构建真正良好的全球治理秩序，自律的约束机制必须嵌入到国际制度改革及各国内部制度改革中，而这首先需要各国在认识上逐步摒弃内外政治的一元论和二元论思维。
五、共有知识生产对全球治理的意义
内外政治的二元协调显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行为和结构的独特性。然而，这种独特经验需要借助智力的创造和提升，以将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转化为更大群体范围所分享的共有知识。只有通过这种转化，才有利于将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拥有的好的治理经验巩固和传承下去。
共有知识是行为体之间就某个事实形成共同理解的知识，它帮助行为体形成共识，保证行为体采取自发集体行动。共有知识比普世价值对促进国际社会合作最大化的行为更必要。在群体和组织内部，共有知识是认同的纽带，在不同组织之间，共有知识是组织间对话、合作、一致行动的重要文化资源。一国在内外政治二元分割、对立甚至对抗基础上，是不大可能将自己的政治实践转化为更大范围内的共有知识的。它的知识一方面可能以局限在狭窄地域的地方知识的形态表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或者拒绝与外部世界的合作性交往，它的知识以封闭、斗争、对抗的形式反映出来。不过，在当今世界，对全球治理危害甚大的是一元论下的霸权知识体系，大凡利用普世价值观或者国内政治模式去改造世界政治的，其政治实践的经验，大多通过在我们和他们、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挑战与反应、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征服与殖民、傲慢与偏见这些主题下，完成一整套霸权知识体系的构建。
有效的经验、概念化过程、组织化推广，是一个国家能够为全球治理贡献知识类公共产品的过程。全球治理的共有知识一方面来自于内外政治合作的实践，一国的内外政治，以及国与国之间实践越能在平等、互信、对话、沟通、互惠、存异基础上展开，其互动经验越可能被提升和转化为各方接受的共有知识，成为凝聚全球治理共识的资源；另一方面，共有知识也可能来源于一国本土的实践，这些实践通过智力创造和文化交流，同样可以成为更大范围人群共同拥有的知识。例如，在发展和国内治理上，新中国积累了许多经验。比如，中国国内发展中的对口援助模式；中国在经济落后情况下如何在农村完成公共卫生体系的覆盖；中国的社会救助救济方式；中国打破社会科学不可试验的流行看法，在发展中通过试点试验纠正错误积累经验再推广的模式；过程民主是如何提高了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性；中国的基础设施改善经验；中国降低文盲率的途径；中国改革中的双轨制改进经验等等。好的经验需要上升到理论，这些经验不通过学者上升为可以写进教材的概念化知识，并通过组织化行为推广，它们就是分散的、孤立的，而且随着代际进程，很容易在记忆中散失，缺少被推广、被借鉴、被学习的可能。更有甚者，一旦某些经验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并被学者上升为概念化知识在国际上得以推广，自己就失去了此经验的知识专利权。我们现在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概念来自国外，不完全是中国缺少创造能力，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现代化起步上晚于西方，我们没有经历过某些发展阶段，自然就没有提炼概念的社会实践素材。但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是不同的，其自身积累了许多独特有效的经验，超出了西方现代化知识的解释范畴，因而需要智力和努力，从实践到理论，上升为概念化知识，再在文化交流中转化为人类共有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软实力就是如此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陈志潜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乡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其基本做法后被概括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定县模式”。1958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缺乏人力财力基础上，中国农村能够建立起广泛的卫生保健体系，陈志潜的贡献功不可没，其模式还被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不仅适宜中国，而且适宜推广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①可见，经验无处不在，但要通过智力创造，将其概括为广泛接受的概念并成为专利，才具有促进本土知识向共有知识转化的可能。
世界政治在21世纪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看谁能为全球性问题提供有效的治理方案。全球性问题在议题间的重叠性，与国内问题之间的联动性，以及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使政治家和学者们如果仍然立足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分割，可能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好的解决方案需要认识上的突破。但是，长期以来，世界政治理论或者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要么是在内外政治分离或者对立的前提下完成的，这导致国内政治理论与国际政治理论的分流而不是合流；要么是在一元论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导致世界政治理论成为国家理论的翻版。它们都不利于突破学科和国家的边界，整体地思考世界政治理论的建设。
由于内外政治分离而产生的大量置于各国管辖权以外的全球性问题，不仅是21世纪国际政治，同时也是各国国内治理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治理呼唤新的全球合作形式。本文剖析了内外政治互动的三种方式，并在内外政治二元协调的框架下理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进程、行为、结构和知识。内外政治二元协调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乃至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独特模式。这个概括不是绝对的，也可以找到反例，挑战这个假设。但是从行为的连贯性、事实的关联性和结构的整体性上，这个假设至少可以视为有效解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逻辑之一。
注释：
①陈志潜(1903-2000年)，中国农村医学“定县模式”的探索者和创立者，中国社区医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基层卫生保健事业的先驱，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20世纪30年代，他进行了拓荒式的乡村卫生医疗实践，以“注重现实，强调国情”的实践医学，在河北定县进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其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经验被称为“定县模式”。他撰写的《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录》一书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中华医学会推荐给发展中国家作参考。
原文来源：《国际政治研究》(京)2011年第1期 第35-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