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是当前学界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时常用的三个概念。它们在研究中经常被互换或交叉使用，反映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它们的研究目的都是为揭示和解释某种规律，但三者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或侧重点，在研究设计中提出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路径也有所不同。在学界不断呼吁提高国际关系研究门槛和专业化水准的背景下，厘清相关概念，明确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设计不同的研究议程，探求不同的内部规律，在学理上有利于提高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增强研究者的专业意识，深化该学科的研究程度；在实践上有利于纠正因缺乏专业知识而产生的关于外交的模糊认识，为中国外交营造健康和理性的国内舆论环境。推进和发展这些学科，一方面需要国际视野，把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放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学、对外政策学和对外关系学的学科大背景下，从普遍的理论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也需要坚持本体意识，扎根中国实践，通过对中国实践的深入研究为这些领域的普遍理论构建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关 键 词：中国外交  中国对外政策  中国对外关系  外交学  对外政策分析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并在国际上更加积极有为，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并开设了外交学专业。为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国学者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外交的著作和教材。这些成果反映了中国外交学科的研究状况，但多数成果存在编撰方法和体系雷同、内容和观点重复的问题，也体现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面临的困境。有学者在梳理当代中国外交学科的教学状况时提出，“中国外交教学的中心应该是中国对外政策与外交关系……外交教学需要重视中国外交史以及外交思想史”。①这种认识表明当代中国外交学科至少包括对外政策、外交和对外(外交)关系三个密切联系的方面，但三者有什么区别、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仍然是需要厘清的问题。在学界不断呼吁提高国际关系研究门槛和专业化水平的背景下，本文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状况，分析这一学科概念不清、研究对象不明确等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有关中国外交的模糊认识，以期引发学界关注，促进并提高本学科的专业化水平。

一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脉络及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中国外交研究以及出版相关著作最初是为了满足该学科的教学需要，大都称为“当代中国外交”或“当代中国外交史”，也有部分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其中最早的出版物是1964年外交学院以集体名义铅印出版的内部教材《中国外交史1945-1960年》。②1957-1965年，外交部组织编写和出版了10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涵盖了1949-1963年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文件。③可以看到，前者标题使用了“外交”的概念，后者则使用了“对外关系”的概念。1988年，外交部组织编著的《当代中国外交》(下称“韩念龙版《当代中国外交》”)作为“当代中国”丛书的一卷出版，④确立了该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

在韩念龙版《当代中国外交》出版的同一年，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出版。该书多次更新再版，至今仍是中国高校广泛使用的教材。⑤近年来，外交部组织编写的多部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的著作、⑥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当代中国外交》也采用了“外交”这一概念。⑦但是，多数高校开设的这门课程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命名。有一些教材采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⑧但鲜有教材使用“对外政策”这个名称。⑨这些教材无论使用何种概念或名称，也无论其是否有“史”，在方法和观点上都遵循了韩念龙版《当代中国外交》所确立的原则，采取历史叙述方式，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进程。除对历史阶段的划分或阐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外，均属历史学科中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这些成果多使用“外交”概念，但与普遍意义上的外交学有着不同的内涵、发展轨迹和学科体系。外交学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学者已经出版了多种外交学教材和辞典，⑩一些高校建立了外交学学科，并设立了外交学系。(11)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学的学科传统得以延续，1955年9月外交学院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的基础上建校。1942年，郭节述将英国外交学家哈罗德·尼科松(Harold Nicolson)的《外交学》一书翻译成中文，1957年该书再次被翻译成中文。(12)新译本对英文版序言进行了删减，还加入了根据该书第三版翻译的俄文版序言，从阶级分析视角批评了尼科松的资产阶级观点，显示了时代的特点。1959年，另一本外交学经典欧内斯特·萨道义(Earnest Satow)的《外交实践指南》(第四版)被翻译成中文，1984年又根据第五版出版了新的中文译本。(13)在这一时期，多部与外交有关的译著陆续出版，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交知识的需求。(14)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对外交学知识和专业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1997年，《外交学概论》(下称“鲁毅版《外交学概论》”)出版，其内容包括当代外交的基本准则与进步总趋势、当代外交机构的组成和职责、外交代表与领事代表、外交特权与豁免、当代外交的方式、外交交涉与外交谈判、国际会议、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条约等13章。(15)随后有多部外交学教材出版，但大都沿用鲁毅版《外交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外交理论、外交实践、外交原理、外交制度、外交战略、外交决策和外交途径等。(16)

作为一门学科，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应该与普遍意义上的外交学研究保持一致，或者说，前者应该是后者在具体国家(中国)的体现或实践。早在外交部成立之时，周恩来曾提出使外交学“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8)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对中国外交实践的研究与国际上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外交的特色、风格和气派；也只有把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放在外交学、对外政策学和对外关系学的学科大背景下厘清概念、明确研究对象，才能更好地适应相关学科的发展，推动和深化学科研究和教学工作。

二 外交、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研究对象的差异

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曾提出：“知识本是一体的。把它分成不同的学科是对人类弱点的一种屈从。”(19)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被划分为不同的学科后，每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的不同决定了学科的不同，也决定了它们提出和回答问题的角度有异。外交、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在实践中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作为不同的分支学科，它们的具体研究对象或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广义上看，外交包括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外交学是有关国际关系的科学。对外关系或对外政策的总和常被称为外交，对外政策也常被称为外交政策。广义上的外交学把外交、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或者说把外交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国际问题研究当成一回事，将国家之间的关系称为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把国际关系史当作外交史，把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称为该国的外交，把对外政策决策视为外交决策等。简而言之，凡是与国际事务挂钩的都属于外交。如英文中的对外事务或外事(foreign affairs)被翻译成外交，外务部或对外事务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也被翻译成外交部。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认为只要是涉外事务都属于外交。这些都反映了公众对外交的模糊认识。

然而，这种广义的外交概念或对外交的笼统理解显然已不能适应当前学科的发展。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厘清外交学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学科的边界，还需要从狭义的角度界定这些概念，区分外交与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明确各自的内涵，确立它们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中国学者对外交的狭义理解主要受萨道义和尼科松对外交概念界定的影响。萨道义认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是指用和平手段来调节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20)尼科松则认为，“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它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外交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21)前者突出了“智力”或“机智”在外交中的地位，认为外交是对“国家相互关系”或“国与国之间外交事务”的处理，并指出外交的方式和手段必须是和平的；后者则强调外交本质上是实施对外政策的一种方式或方法。

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将“外交”界定为“国家以和平方式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行为体在对外事务中行使主权，以处理与他国关系，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现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决定一国外交的不同性质、内容和特色，形成不同形态的外交”，“外交是和平处理国家关系的科学、艺术和技巧”。该书对外交的定义突出了外交的两大使命——“维护本国利益”和“实现对外政策”，(22)这也明确肯定了外交的工具功能以及“和平”特点。

明确了外交的概念也就界定了外交学的研究对象，即“以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外交行为这一领域所特有的矛盾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国家实行其对外政策的实践经验，并探索外交行为规律的学科”。(23)外交学是从国际法分离出来的，早期被看作国际法的一部分。(24)由于外交学学科的实践性特点，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黎塞留(Richelieu)、弗朗索瓦·德·卡利埃(Francois de Callières)、亚拉伯罕·德·威克福(Abraham de Wicquefort)、萨道义、尼科松、乔治·海恩(Jorge Haine)和基尚·拉纳(Kishan S.Rana)等既是外交活动的实践者，也是外交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吴建民结合自己的外交经验完成的《外交案例》因提供了外交办案的中国实践和中国特色而具有突出意义。(25)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外交学研究出现了“复兴”，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26)研究群体不断扩大，如在国际研究协会(ISA)成立了外交学分会，而且拥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海牙外交学研究》期刊。总体而言，冷战后外交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发展壮大。

外交学视野中的外交的历史(the history of diplomacy)与广义上被称为外交史的国际关系史(the history of diplomatic 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是国家间相互关系发展的进程、规律和特点，而外交的历史研究的是“外交是什么，其独有的特色是怎么形成的”。“外交的历史是与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不同的一种历史，它不在于说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或其他关系互动的兴衰、各方的动机及其行为的后果。外交机制的历史关注的是外交作为一种制度的演变，包括其有形的机构安排以及作为一个享有特定权利和义务的成熟职业产生和完善的过程。”(27)

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处理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进行对外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方针和行动准则。它是由各国政府中的中央决策机构或其他行为体的最高决策机构根据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变化而制定的，是为了一定利益，或落实一定时期的战略任务，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28)中国学者关于对外政策的界定与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对外政策概念是高度一致的。对外政策既可能是一种语言上的政策宣示，也可能是具体的对外行动。语言方面的政策宣示既包括明确表达的政策观点，也包括在应该明确表达或别人期待应该表达观点和意见时保持沉默。

从学科演变来看，对外政策研究经历了从建立比较对外政策理论到比较对外政策分析的转变，现在多被称为对外政策分析。(29)国际上从事对外政策分析的主要学术机构是国际研究协会下属的对外政策分析分会，其主要学术阵地是该分会的旗舰期刊《对外政策分析》。虽然对外政策分析的研究对象大都是历史上的重要对外政策决策，但是对外政策研究很少采取历史的视角，所以也没有对外政策分析史之说。

从对外政策与外交的联系来看，对外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做出处理对外关系的相关决策，外交的首要任务则是恰当地执行决策。一方面，对外政策是外交得以开展的指导思想，没有明确的对外政策就不可能有目标清晰的外交。也就是说，作为对外政策实施手段的外交受对外政策的指导并依附于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外交如何实施对外政策目标，反过来也会影响一国对外政策的实施。正因为两者关系密切，有学者提出：“从对外政策分析的角度看，外交既是对外政策的输入也是对外政策的输出。作为对外政策输入的外交，与影响对外政策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其他因素有关，如一个行为体向另一个行为体发出的外交信号(会影响另一国家对外政策制定)；作为对外政策输出的外交则是一个行为体对外政策工具箱中的工具之一。”(30)实施对外政策的外交受对外政策影响。

对外关系是特定国际关系行为体在特定对外政策指导下开展对外交往的总体状况，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一般状态”，“它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等……其中国际政治关系是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关系，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经济关系是最基础的关系”。(31)对外关系包括以外交手段实施对外政策的对外关系，也包括以其他手段(如经济和军事手段)开展的对外关系，还应该包括不受政治关系影响而存在于不同民族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外交反映的是对外关系中最高层次的政治关系，这也是把外交关系当作对外关系或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对外关系研究的范畴要比外交关系广泛得多。

对外政策、外交和对外关系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见表1)。对外政策是实现一国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目标的路线、方针和指导原则，几乎包括一国对外关系的所有方面。外交则是一国实施对外政策、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方法和过程，具体方式主要包括代表、谈判、沟通和交流，其显著特点是和平，相关著作对这些功能进行了明确的阐述。(32)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手段除外交外，还有军事、经济和法律等。对外关系是一国在一定的对外政策指导下与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关系的状况，既包括外交关系，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政党和议会等众多不同方面的关系，其表现形式可能是和平的关系(如外交关系)，也可能是非和平的关系(如国家间的战争状态)，其中既有对抗也有合作。

国际学界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启示。西方早期研究中国外交和对外政策的著作多属于历史学或汉学研究的范畴，一般采取历史描述的方式叙述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发展变化的进程。至今仍有著作使用“对外关系”的概念，但已不再是主流。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何理汉(Harry Harding)主编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对外关系》、高龙江(John W.Garver)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系列和金淳基(Samuel S.Kim)主编的《中国与世界》系列。(33)在这些成果中，除高龙江的著述按照历史进程阐述了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发展脉络外，其他著述基本上都包括政策(不同因素对中国对外政策结果的影响)、关系(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和外交(在不同领域的行为方式)三方面。

近年来更多的研究开始使用“中国对外政策”这一概念，并试图把中国对外政策与普遍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结合起来，不仅描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什么，还对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因素进行了多层次分析。部分研究明确使用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或“中国对外政策理论”的说法，(34)如托马斯·鲁滨逊(Thomas W.Robinson)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主编的《中国的对外政策：理论与实践》。(35)该书除序言和结论外，第一部分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分析它们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前者包括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念、知觉和意识形态、国内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精英政治等，后者则包括国际体系和国际科技环境等因素；第二部分从对外关系包括中国与美国、苏联、欧洲、非洲、中东和亚洲邻国的关系分析中国的对外政策；第三部分是关于外交行为的分析，包括合作行为、参与国际组织的行为(多边外交)、国际经济行为和谈判等。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仍主要采用“外交”一词，西方学者使用“外交”概念的成果则相对少见。

三 厘清学科差异对学科发展的意义

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呼吁应厘清国际关系相关学科的边界。如阎学通提出，“随着国际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化，国际关系学内部的专业化速度加快……专业细化不仅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国际关系学者的专业意识的提高”。(36)这种观点已在自然科学领域被实践证明，并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经验。如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了“赛先生”和“德先生”，当时的“赛先生”笼统地指自然科学，后来分成了数学、物理学和化学，又增加了生物科学和医学。以化学学科为例，依照研究对象的分子类别和研究手段、目的和任务，其派生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分析化学4个分支。20世纪20年代以后又扩展为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等7个分支学科共80个研究方向。又如，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其科室分类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医学领域的突破也往往体现在某一专科领域，不同科室领域的新成果推动了医学领域的总体水平与进步，专科水平的提高是提高全科医生水平的有效途径。

阎学通在阐述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时提道：“国际关系学与其他学科的发展进程一样，都是从没有专业区分向专业不断细化的方向发展的……20世纪初，国际法、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是同一个学科，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研究才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形成相对的独立性。随着这三个专业独立性越来越强，现在已分属政治学、法学和史学三个不同的知识体系了(在我国称为一级学科)。”(37)由此可见，区分当代中国外交(史)学科的不同分支学科和侧重点是推动和深化该学科发展的基本要求。

(当代)中国外交以(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一门学科的(当代)中国外交是外交学的普遍规律在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中的体现。但如前所述，中国学者出版的以当代中国外交为题的研究成果却与外国甚至一些中国学者出版的外交学著作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学科体系，其中大多采用史学的研究方法，叙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进程。

参照外交学学科的内涵，当代中国外交应该重点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外交制度、外交规范以及运用这种制度或规范实施中国对外政策的能力、方式和特点等，具体包括研究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外交制度、外交思想、外交规范和习惯(国际法)、外交方式(形式)、外交手段、外交功能(包括代表、沟通和谈判)、外交实践(调研与办案)、外交技术(语言和文书)以及外交风格与特色等。如果要研究中国外交史，那么就应该研究中国外交制度的变迁和外交规范的发展以及中国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特点，揭示其发展规律和发展动力。

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对外政策实践，其内涵也应该与对外政策的普遍理论相一致，是对外政策理论在中国对外政策实践中的体现。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就应该按照对外政策的理论和基本方法要求首先明确研究的对象。当前中国对外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很多人并不一定了解中国在特定问题上的具体政策，却对中国对外政策拥有明确的观点或提出强烈的批评性意见，而且对相关政策了解得越少，观点反而越明确。在不了解对外政策是什么、不清楚特定对外政策内在机制的情况下，对政策未来的走向指手画脚、随意提出对外政策应该如何也是对外政策研究界常见的问题。例如，围绕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等议题，中外媒体和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如果要得出合理和符合逻辑的判断，必须清晰界定这些政策概念并明确分析对象，借助对外政策分析模式和方法，研究不同的国际国内因素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在机制以及政策形成的特点和规律。

中国对外关系是从国际关系中“分离出来并以新中国为主体、新中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叙述的那部分历史”。(38)中国对外关系不仅包括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包括中国在不同功能性议题上开展的对外关系，是落实对特定地区和功能领域政策的实践。在一定对外政策指导下开展的中国对外关系涵盖多个领域：按地理划分，当前研究最多的是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苏)俄关系、中非关系、中拉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印关系以及中澳关系的现状和历史轨迹；按领域划分，中国对外关系既包括政治和经济关系，也涉及文化、社会、金融和信息等领域。

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多方面的，国家掌握众多实施对外政策的手段，对不同领域的政策所展现出来的对外关系状况也是丰富和多元的。无论是不同功能领域的政策(如经济和贸易政策)，还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如中国对美国、俄罗斯、日本和欧盟等大国和地区的政策)，都可以运用不同的工具和手段来实施。从狭义的概念上理解，经济上的封锁、制裁和援助属于经济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而非经济外交。经济外交是指运用外交手段实施经济政策的过程，是国家“就国际经济关系中诸如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核心问题进行决策和谈判的过程”。(39)外交手段主要是通过国家代表与相关方进行沟通、谈判和交流。外交关系是指运用外交手段实施对外政策，即通过和平方式落实对外政策。这个过程是连续不断的，因而有制度和规范上的保证，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和平。

对外政策的丰富性以及落实对外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多元性决定了对外关系的多样性。中国的对外关系包括军事关系、法律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等。关于对外关系的既有研究既包括使用和平外交手段开展的对外关系，也包括使用非和平方式开展的对外关系，多数中国对外关系著作都把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和引发中苏紧张对峙局面的“珍宝岛事件”等包括其中。可以说这些都属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内容，但不应被看作中国外交的内容，也不属于外交关系的范畴，而是军事关系的范畴，即便在这些军事斗争中也有外交活动的配合。

传统上以军事手段实施对外政策的对外关系多以战争方式展开，也就是说早期对外军事关系的主要特点是非和平，因而不是外交关系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于“外交官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的说法，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外交官和军队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为了造成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因为外交队伍“应当向人民解放军那样……是一支立场坚定、重视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队伍”。(40)但在这个阶段中国并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外交。自1988年开始，官方开始用“军事外交”概念概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对外交往。这反映出军队对外交往方式的变化，即不再仅仅是以武力手段或战争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而是通过互访、派出武官、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联合培养军事人才等外交或和平的方式推动军事人员的往来和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实现共同利益。概言之，早期中国的对外军事关系多以非外交方式开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没有卷入过大规模对外军事冲突，当前的对外军事关系也更多是以和平的外交方式展开，因而也是军事外交关系。

中国外交和中国对外政策研究可能研究的是同一问题或事件，追寻共同的原则即探索规律、解释本质，它们研究的可能是同一类型的问题，但各自的侧重点或提出问题的角度存在差异。中国外交和中国对外政策研究都可以提出实证性问题和规范性问题，但提出的具体问题是不同的。例如，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实证性问题可能包括：中国对美政策是什么、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中国在环保问题上参与国际合作的政策是什么、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规范性问题则可能包括：中国是否有义务或责任援助其他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国家？这样做是否明智？而具体政策一旦被实施，也可以对此提出评估性问题，如中国在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有哪些政策获得了成功、哪些政策成果不彰等。

外交学也研究类似的问题，但其提出的实证性问题可能有所不同。例如，中国和美国在交往中是如何代表自己的，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大使馆，还是通过其他渠道？双方如何进行沟通？这些沟通方式在实现各自目标方面的效果如何？(41)外交学研究也可以提出规范性问题，如秘密进行的外交谈判是道德的吗？与当今新媒体时代的“公开”外交相比，秘密外交在实现谈判的目标方面会更加有效吗？

遵循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规律可以为同样的外交实践活动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例如，多数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教材都把独立自主原则的确立作为新中国外交史的第一章，这一原则始终被看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显著特点。但从外交学的角度来看，独立自主是开展外交的前提条件，一个在外交上不能独立自主的国家就不是主权国家，根本没有外交可言，更遑论大国外交。萨道义关于外交的定义强调外交是“处理各独立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强调外交是“代表国家的行为体在对外事务中行使主权”的行为。(42)这些定义说明外交的主体是独立国家，其职能是行使主权，两者都包含了独立自主的内涵。当今国际社会有不少国家为了自身安全与其他国家结盟，承诺在特定对外政策问题上与盟友“沟通”或“咨商”，但受到同盟的制约并不能否认这些缔约国在国际法意义上仍是主权国家并在外交上保持独立自主的事实。换言之，独立自主是一国开展外交的前提，没有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就没有外交，即使这些国家做出了在国际问题上与盟国协商的决定、签约承担义务，并根据条约规定的义务改变本国政策，也都是基于独立自主原则。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要把独立自主当作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则加以强调，是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涉及主权的很多领域受制于人，不能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反映了新中国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新特点。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苏联开始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并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自身国家利益。20世纪80年代，中国“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感到结盟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人，就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43)于是中国在强调独立自主时增加了“不结盟”，以突出其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结盟的独立自主。但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独立自主”地结盟，还是80年代的“独立自主不结盟”，都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做出的对外政策决定。因此，中国的对外关系在不同时期强调的独立自主反映的不是外交的不同，而是各时期对外政策决策的特点以及在这种政策指导下的外交行为或对外关系的特点，因为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独立自主都没有改变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事实，否则外交工作将无法开展。

四 明确学科差异的社会价值

厘清核心概念，明确与(当代)中国外交(史)有关的不同分支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其价值不仅局限于学术和理论方面。随着中国公众更多地关注中国外交和参与对外交往，这样的学术努力也有助于为中国外交营造理性和健康的国内舆论环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持续动荡变革，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积极有为的中国外交受到更多公众的关注。客观上说，公众对外交的兴趣和关注增加以及参与对外事务意识的增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应该积极引导，使之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财富。但是由于教育背景、个人经历和看待问题角度等方面的差异，公众在许多外交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不少人对于外交的理解经常表现为宏观、笼统和模糊的认识，未能区分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甚至还存在一些错误理解。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研究者从学理上厘清概念、明确认识，从根源上消除错误认识，把握外交的本质，才能普及准确的外交知识，让公众正确地认识外交，为中国外交创造理性、健康和积极的国内舆论环境。

首先，区分外交和对外政策是外交学成为一门学科的基础。早在外交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的时候，其开拓者就在强调区分外交和对外政策的必要性和意义。萨道义在界定了外交的概念后即指出，“外交这个词虽然在英语中存在不到两个世纪，可是它曾遭到滥用或被混淆。比如说，有时它被用作对外政策的同义词。但是，对外政策是政府制定的，而不是由外交家们”。(44)尼科松也强调对外政策旨在确立国家的目的，但“外交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不是一项宗旨，而是一种方法。外交是实施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但非唯一手段”。(45)也有学者认为，把外交和对外政策区分开来是“外交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发展最基本的条件”。(46)

外交学学科的创立者之所以强调外交和对外政策的区别，是因为外交不是对外政策，也不制定对外政策。对外政策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是由国家最高决策部门制定的。尼科松在《外交学》第一章阐述外交和对外政策的区别时重申了萨道义的观点，指出“对外政策是由内阁决定的……至于这个政策的执行，不论我们称其为‘外交’还是‘谈判’，都要由有经验的和有判断力的专业人员去办理”。(47)当今主要的外交学理论著作对于外交部职能存在共识。多数著作都认为“外交部的根本工作就是收集、估计和沟通情报”，具体包括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提出政策建议，收集和储存信息，进行政策传递以及提供服务和管理职能。(48)外交部和外交部部长是“专职的外交执行机构和执行者”，而不是决策机构和决策者。(49)西方主要语言中均没有“外交政策”或“外交决策”的概念，因为外交是实施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过程，而非制定政策的过程，所谓“外交决策”实际上是对外政策的决策(foreign policy making)。

其次，只有在学理上明确区分外交和对外政策的不同，准确理解外交，才有可能向社会普及正确的外交理念和知识，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加积极有为营造有利的国内舆论环境。对外交的错误认识严重制约外交工作，这种状况不是一国一域的现象，也不是到今天才有的，而是外交学研究中一直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早在公众开始关注、参与和影响外交的时候，尼科松就对公众在不了解外交的本质和规律、缺乏国际关系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参与外交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过分析。他认为，一般公众“缺乏责任感”，对外交“无知”且“缺乏精确性”，掌握的外交知识“内容含糊和态度游移”。在探讨外交问题时，一般公众“常常强调问题的感情和道义方面，把情况描绘得很生动，对于实际问题反而略过不谈”，这些都可能对外交造成危害，基于这些认识尼科松极力反对公众参与外交。(50)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也探讨和分析了公众对外交的误解以及建立在这种误解基础上的期待，如有人认为在外交上应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期待外交工作“百分之百的成功”等。他提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因此他告诫说当“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关于外交的口号时，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51)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外交工作不可能将公众排除在外，而是要着眼于人民、立足于人民、依靠和服务于人民。这是中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新中国几代外交工作者所坚持和遵循的。对于公众由于对外交的误解而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引导和教育。钱其琛指出：“外交的主要职责是去传达信息和表述观点，解释自己的立场，并让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外交并不是去吵架和争论。”(52)钱其琛尤其反对外交工作的情绪化。他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引用苏东坡《留侯传》中对汉朝建国重臣张良的评价，可谓中国外交智慧的经典：“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53)这说明，一旦外交被感情驱使，必定造成国家关系紧张；一旦国家之间中断了联系甚至爆发了战争，外交就会因为失去发挥作用的机会而归于失败。

在当下的外交工作中，各国公众对外交最普遍的误解是认为自己国家的外交“软弱”，不能强有力地维护国家利益，要求外交工作者态度强硬，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这种认识是对外交本质误解的一种表现。从本质上说，外交是“智力”或“机智”的较量，是治国方略中“软”的一部分。谈判桌上的外交博弈与战场上的军事交锋有着本质的不同。作为职能部门的外交部在很多涉外议题上只能以和平手段来贯彻和落实政策。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曾提出：“大使手中无战舰可用，无重步兵，也没有堡垒和要塞，他们的武器是语言和机会。”(54)外交的目的在于促进和实现国家利益，在面对分歧的时候，外交的属性决定了它以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外交的最高境界。

一国政府由多个部门和机构组成，不同的部门具有不同的职能，它们代表了国家实施政策的不同工具。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参与对外事务的部门日益增多，实施对外政策的工具或手段也不断增加。具体使用何种工具以及如何使用这种工具都是由一国最高决策者决定的，属于对外政策的范畴，而非由掌握这种手段的职能部门所决定。国家也可以运用硬实力或“硬”的手段包括通过军事力量或战争方式实施对外政策。外交的主要手段是派出代表、进行交流和谈判。交流有助于互相了解，通过交流可以建构起交流各方的身份；谈判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和主要的交流方式，旨在通过对外交流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

最后，区分外交与对外关系的差异同样有益于理解外交的本质，营造积极和健康的国内舆论环境。国际关系(包括对外关系)的现实是丛林法则。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中，部分大国总是为所欲为，小国往往只能为其能为，弱肉强食、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在历史上是常态，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仍被一些大国作为实施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外交文化本质上是一套规范，这种规范是人类社会在历经无数战争、付出沉重代价后，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在实践中形成并被广泛接受和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包括《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国际法基本准则，其核心就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在国际法上享有同样的权利并需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国际关系或对外关系关注的多为客观存在的实然，外交倡导的则多为规范性的应然。尽管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关系中仍存在部分大国凭借实力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及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现象，霸权主义仍然存在，但是没有一国政府会公然宣布自身行为不受国际法或外交规范的拘束。

对外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因而具有国际关系的特点。外交是对国际关系的处理，但外交本身不是国际关系。影响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的因素众多，包括实力和外交。因为实力和外交既是国家强大的原因，又是国家强大的结果和标志；并非缺乏实力必然导致外交失败，更不是没有实力就没有了外交，影响外交成败的因素往往也会影响一国实力兴衰。相对而言，外交是处理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一种工具、过程和艺术，是影响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外交既改变不了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的本质，也不决定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

明确了外交、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可以更好地贯彻中国的对外政策、做好外交工作。中国在外交上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55)并一贯表示“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56)把外交和国际关系或对外关系区分开来，在认识和开展外交时就可以避免把外交当作实力政治的附庸，提高法律观念，增加规范意识，注重规范创新，引领全球治理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五 建立普遍性与自主性相结合的分支学科体系

把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当作这些学科的共有知识与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特色或中国知识体系本土化。国际关系学已经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学科体系，中国国际关系学也具有专业学会、众多从事该学科研究的学者和专门的学术期刊，可以说已经较好地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相对而言，中国的外交学、中国外交和对外政策尚未形成与国际关系一样的学科体系，在与国际接轨问题上还存在不足。

在本文的匿名评审过程中，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外交学可以说是一门学科，中国外交是否能构成一门学科……如果把中国外交作为一门学科，那么它和普遍的外交学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既然将中国外交作为一门学科，那么它理应具有自成的理论体系和自主的知识体系，而文中的论证逻辑更多强调了普遍意义上的外交学的普遍性，并用这种普遍的外交学理论来检视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外交作为一门学科，与外交学相比其学科规定性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本文在修改过程中专门增加了对这一部分的探讨，希望能引发进一步的讨论和争鸣，促进该学科的发展。

针对这个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外交应该是而且已经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外交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基于三点理由：第一，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是外交学理论、对外政策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体现，其自然也应该是独立学科，是这些学科的内涵在中国外交实践中的体现。

第二，如果把中国外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将包括四方面：其一，中国学者对外交概念的界定和认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学者的界定和认识并没有也无必要体现出具有显著不同的自主性，而是更多地体现出共同性。虽然中国外交学研究领域把外交实践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中国学者出版的关于外交学的著作(从民国时期至今)和西方的理解是一致的，如本文引用的中外经典中关于外交的定义基本一样。其二，当代外交学理论或外交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英国。根据英国学派的观点，外交是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外交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国际社会共有的外交文化或规范，否则国际社会就无法持续。(57)其三，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这些规范的过程。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只是在早期，这一过程是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国门而被动接受，在后期则是一个独立自主地主动融入的过程，并且对这些规范做出诸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样的重大贡献。其四，至2015年，中国已参加了包括《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76年11月25日加入)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979年7月3日加入)在内的400多项国际公约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30多个国际组织，(58)这些制度都是当代外交规范的渊源，而且中国也在努力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规范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和外交实践与当代外交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内涵是一致的。

第三，外交特色或自主性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形成。只有在与小国外交的比较中，才能显示出大国外交的特色；只有与历史上或当今的其他大国进行比较，才能看出中国大国外交的特色；只有与本国过去外交的特色进行比较，才能看出现在的外交制度、落实外交规范规律的方式、代表、交流和谈判等外交方式的差异和进步。对于不同国家外交特色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外交学研究的一个议题，研究中国外交特色本身就是对中国外交的研究。美国外交是美国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中最大的学科，甚至可以说与国际关系不分伯仲。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外交是中国影响世界最为主要的手段，中国外交自然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及一门重要学科。

当代中国外交不仅应该是而且已经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外交是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有两个标志：一是行政体系内设立的学科，二是客观存在的学科。有些学科被列为学科，但暂时没有完善的教材与课程设置，更没有形成体系，另一些学科则是经过很多代学者的努力才得以形成。中国外交显然属于后者。中国外交是中国高校设立的一门重要课程，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最初就是为了适应和满足这个专业的教学需要，而且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外交实践更为丰富，已经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这个领域成果众多，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等学科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中国外交服务。

当然，目前虽然有不少中国外交的研究成果，学界却没有形成系统的中国外交学或当代中国外交学概念。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外交研究就不是一门科学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自然和自我的能力不断提高，任何一种现象都可以成为一种研究对象，只有科学研究本身才可以使之成为一门学科，不管其是否存在“学”字。对自然领域不同现象的研究构成了不同的自然科学学科和研究领域，对社会领域不同现象的研究自然也就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和研究领域。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各自都是一门学科，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学也是一门学科。还有一些研究领域并未明确地被称为一门学科，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和一门客观存在的学科。正如中国很多大学里都设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开设了国际关系专业，但是很少有国际关系学的提法，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政治学的其他二级学科，如比较政治、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和中国政治等。

尽管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但各学科研究的目的相同，即“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59)研究不是简单地描述一种现象或一个过程，也不是论证一项政策或一个行为正确或合理与否，更不是把一些政策当作研究过程应该遵循的指导原则或不可逾越的条件，而是去探索发现研究对象的规律和特点，尤其是研究对象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或不自洽的内容和表现，并借助本学科的方法去探讨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揭示其发展规律或特点，或构建起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的主要目标也不是对未来的行为提出任何政策预测或建议，因为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解释其发展规律本身就达到了研究的目的，对实践者具有了借鉴和指导意义。例如，一位化学家揭示了一种自然现象背后的化学机理，这不仅可以推动本学科的发展，人们还会很快掌握和利用相关机理造福人类。对外政策、外交和对外关系的研究皆是如此，科学研究所具有的启示或警示作用往往具有水到渠成的特点，发现和解释事物的规律、解释其内在机制和动力的研究就是在“造渠”，没有“造渠”的过程就不会有“水到”的结果。

从相互关系上看，外交学、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都没有集中于具体的国家，而旨在寻求普遍规律。中国外交、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则具有特殊性。这是一个普遍矛盾和特殊矛盾关系的问题。从对外政策的角度讲，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因素多数是相同的，国际舞台都是一样的，国内政治也都具有普遍性，但具体的地缘和历史文化有所不同，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导人执政时期的政策也有所不同。外交更是如此。外交的存在需要共同文化或共同规范，所有国家都受到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规范的约束，但是不同国家在外交实践中对待和遵循外交规范的方式不尽相同。国际关系的特点也是如此，但其所谓特色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够显示出来。

国际上从事对外政策和外交学理论建设的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实践的理论价值和意义。相对而言，对外政策研究领域的学者着手要早一些。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外交研究应该比照他国外交，为‘比较对外政策’这一分支学科做出贡献”。(60)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对外政策研究应更多融入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学科，原因不仅是它能从中获益，而是它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同样重要。中国对外政策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它不愿意或不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建’理论，即不能把‘中国案例’纳入学科辩论”。(61)近年来，学者们还在探讨将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路径和互利互惠的效益。(62)在外交学研究领域也产生了这样的意识，特别是在中国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倡议之后，中国学者展开了对该议题的研究，国际上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63)甚至有学者明确提出，恰如任何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或世界贸易组织，如果把中国排斥在外就不是完整的国际组织一样，任何不能包括或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就不能称之为普遍理论，对外政策、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急需基于中国实践的知识贡献。

此外，中国对外政策、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也需要对这些领域的普遍理论建设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给这些普遍理论打上中国烙印。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实践为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证研究的“金矿”，中国学者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西方外交学学者也提出，“中国的外交学学者需要超越一般性权力政治的国际关系理论，引入外交学理论，并把他们对中国外交学的研究和其他地区外交学理论结合起来。中国不仅应该生产和出口工业产品，而且应该对国际外交学理论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64)这些发展趋势提出中国对外政策、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不仅需要本体意识也需要国际视野，要把两者结合起来，立足国际视野寻求研究方向，以扎根本土的研究贡献世界。

六 结论

一位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是一位科学家，但她/他不会称自己的专业领域是笼统的科学，因为科学已经形成了众多学科和专业，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科学等大学科，而且每一门学科下面也已经形成了众多的分支学科。普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越是先进、科室划分得越细的医院，其顶尖的医生越不可能包治百病，而更擅长以身体的特定部位或特定疾病为诊治对象。相对而言，在当今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中，中国外交是重点，或者说所有的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都是为中国外交服务的，与中国外交相关的分支学科包括(当代)中国外交(史)、中国对外政策(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这些学科虽然已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仍然不够清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没有得到科学的梳理，它们是否有历史或是否被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没有差别，导致既有研究内容、方法和观点的陈旧和严重重复。这些问题既是制约相关学科发展的学理原因，也是相关学科总体水平的反映。

一门学科发展出众多不同的分支学科，这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每一门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又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成果，因而产生了众多跨学科研究。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一体的，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借鉴形成新的跨学科研究的现象越来越多。如果科学没有进一步的学科区分，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物理化学、生物化学或生物物理等跨学科分支。同理，只有明确与(当代)中国外交(史)相关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借助不同的分析视角，才能在学理上提高学科内的专业化程度，推动不同分支学科研究的深入，切实提高这门学科研究者的专业能力，最终提高中国外交研究的总体水平，并在实践上为中国外交创造健康和理性的国内舆论环境。这是中国外交相关学科研究当前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方兴未艾的跨学科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肖晞：《当代中国外交教学的缺失与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68页。

②张书元主编：《中国外交史1945-1960年》，外交学院1964年版。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在1957-1965年陆续出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10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1958、1959、1961、1962、1964、1965年版。

④《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谢益显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⑥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郭伟伟：《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曲星、钟龙彪：《当代中国外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1949-201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张清敏：《当代中国外交》，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张清敏：《当代中国外交》，五洲传播出版社2020年版；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9)》，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版。

⑦《当代中国外交》编写组：《当代中国外交》，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⑧窦晖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概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石志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0-1989.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孙永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胡之信、赵达薇、颜秉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牛军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⑨《毛泽东同志论我国对外政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蔡东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⑩参见蔡孝宽：《外交论筌》，敦复堂1926年版；廖德珍编著：《外交学概论》，大东书局1930年版；杨振先：《外交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王卓然、刘达人主编：《外交大辞典》，中华书局1937年版。

(11)相关情况可参见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简介，https://diplomacy.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5963&id=3045，访问时间：2023年1月11日。

(12)H.Nicolson著，郭节述译：《外交学》，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哈罗德·尼科松著，眺伟译：《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13)萨道义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室译：《外交实践指南》，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戈尔-布思主编，杨立义译：《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迄今已有七个版本，重印十余次，最新的第七版出版于2018年。参见Sir Ivor Roberts,ed.,Satow's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7th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14)埃里克·克拉克著，杨修、祖源译：《外交官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马丁·梅耶著，王祖煃等译：《外交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埃尔默·普利施科著，周启朋等译：《首脑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周启朋等编译：《国外外交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5)鲁毅等：《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16)金正昆：《外交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陈志敏、肖佳灵、赵可金：《当代外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赵可金：《外交学原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杨闯主编：《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杨闯：《外交学：理论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3页。

(19)Sir Halford J.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by the Right Honourable,Washington,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42,p.166.

(20)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第1页。

(21)Harold Nicolson,Diplomacy(2nd Edition),London,New York and 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p.15.

(22)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5页。

(23)鲁毅等：《外交学概论》，第6页。

(24)张清敏：《国际法视野下的外交——兼谈国际法在中国外交实践中的适用》，载《法律与外交》，2016年第1期，第108—132页。

(25)吴建民：《外交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6)关于近年来国际上外交学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学科发展状况，参见本刊特约记者：《21世纪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张清敏教授访谈》，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5期，第139—160页。

(27)Christer Jonsson and Richard Langhorne,eds.,Diplomacy,Vol.II,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4,Editors Introduction,p.1.

(28)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第2055页。

(29)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30)Stuart Murray,et al.,"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Diplomacy and Diplomatic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3,No.4,2011,p.716.

(31)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第747页。

(32)参见克里斯特·约恩松、马丁·霍尔著，肖玙译：《外交的本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2—126页；Paul Sharp,"For Diplomacy:Representatio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No.1,1999,pp.33-57; Stuart Murray,et al.,"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Diplomacy and Diplomatic Studies," pp.710-713。

(33)Harry Harding,e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New Haven: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 John W.Garver,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92; John W.Garver,China's Quest: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Samuel S.Kim,ed.,China and the World: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ost-Mao Era,Boulder:Westview Press,1984; Samuel S.Kim,ed.,China and the World: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 Samuel S.Kim,ed.,China and the World: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 Samuel S.Kim,ed.,China and the World: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New York:Routledge,1998.

(34)David M.Lampton,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1978-200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5)Thomas W.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eds.,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Clarenton Press,1994.

(36)阎学通：《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意识》，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Ⅲ—Ⅳ页。

(37)阎学通：《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意识》，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Ⅲ页。

(38)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第5—6页。

(39)参见Stephen Woolcock,"Economic Diplomacy," in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san,eds.,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09。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认为从严格意义来说决策不应被看作外交。

(40)甘步师：《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建设》，载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303页。

(41)Geoffrey Allen Pigman,"Debates About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Diplomacy," in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eds.,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Theory and Practice,pp.72-73.

(42)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第1页；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下)，第2045页。

(4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外交》，第340页。

(44)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第1页。

(45)Harold Nicolson,The Congress of Vienna:A Study Allied Unity,1812-1822,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46,pp.164-165.

(46)Pauline Kerr and Geffrey Wiseman,eds.,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Theory and Practice,p.3,pp.73-74.

(47)Harold Nicolson,Diplomacy(2nd Edition),pp.13-14.

(48)马丁·梅耶：《外交官》，第231页；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eds.,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Theory and Practice,pp.129-130。

(49)鲁毅等：《外交学概论》，第93—94页。关于中国外交部的职能，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要职责》，http://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yzz_673087/，访问时间：2023年1月22日。

(50)Harold Nicolson,Diplomacy(2nd Edition),pp.89-96.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5—400页。

(52)李菁、刘怡：《“‘不辱国家使命’，父亲做到了”》，载《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5期，第106页。

(53)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18页。

(54)引自Harold Nicolson,The 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London:Constable & Co.Ltd.,1954,p.13。

(55)《中国外交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一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日。

(56)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

(57)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168页。

(58)《共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载《人民日报》，2015年4月15日。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25页。

(60)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页。

(61)江忆恩：《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第64—73页；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p.391。

(62)Klaus Brummer and Valerie Hudson,eds.,Foreign Policy Beyond North America,Boulder:Lynne Rienner,2015; Zhang Qingmin and Edward Yi Yang,"Bridg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for Mutual Gai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25,No.4,2020,pp.663-680.

(63)Qingmin Zhang,"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No.16,2021,pp.358-369; Chas W.Freeman,Jr.,"Diplomatic Doctrine and Styl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Vol.16,No.2-3,2021,pp.370-380.

(64)Paul Sharp,et al.,"China's Global Diplomacy: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Vol.16,No.2-3,2021,p.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