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国际体系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转型时期，国际体系积蓄了较大的向积极方向变革的力量，但也存在转为内向的可能。维护国际体系的开放，避免国际体系转向封闭，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是当今国际社会少数致力于维护开放包容国际体系的国家之一。参与国际体系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以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利益观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观念基础，以协商谈判的和平合作方式把握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以及扩大有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共同利益形态，都有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维持包容性的合作关系。
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启示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是1978年以来中国内政外交展开的一个重要轴心。对这一互动进程的方式和结果，国内外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概括起来，有这样六种。第一种观点是崩溃论，认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会对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产生侵蚀性效应，最终导致中国的崩溃；第二种观点是威胁论，认为中国一旦挟自身庞大的规模进入国际体系，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中既有的运行规则和规范(也即国际制度)，对国际体系产生破坏性影响；第三种观点是以融促变论，主张通过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逐步促进中国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第四种观点是脱钩论，认为参与国际体系使中国越来越受制于外部力量而失去独立性，国内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会迫使中国选择退出国际体系，重新回到封闭状态；第五种观点是相互变进论，认为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有助于中国国内的改革和进步，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道路的模式本身，也会以自身进步的经验促进国际体系发生创造性变革；第六种观点与第五种观点相似，即和平发展论，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持与国际体系的合作性关系符合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利益。
上述观点各有支持，其中前四种观点随着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而时有起伏，均产生一定范围的影响，但都不能完全、准确刻画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全貌。总体上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始终致力于并维持了与国际体系的包容性合作关系，这一进程尽管偶有波折，但合作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主流。
为什么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中，没有出现前四种观点所预测的结果，而是维持了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关系？有四个因素很重要，这四个因素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制度的，也有观念的。第一，中国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国内在改革开放上存在高度的共识，在参与国际体系的认识和实践上，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贸易，接受合理国际制度的约束而不是在国内政治中予以抵制，承认国际社会广泛的共同利益而非仅仅强调国家利益，支持对市场必要的国际国内监管，反对市场凌驾在任何力量之上，重视协商谈判而不是武力至上，强调文明对话而不是夸大文明冲突。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扩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具有契合性，两者的配合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交往提供了利益和市场基础。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可能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带来不确定性，对此后文再做阐述。第三，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维持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各国对多边主义、互惠、开放贸易方面的国际制度的共识大于分歧；全球化为各国创造的共同收益机会，抑制了各国内部的保护主义力量，促进各国国内政治给予开放国际体系以支持。第四，全球性问题的紧迫性上升，人类共同利益感加强。需要各国集体行动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在各国政治议程中相对上升，使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撇开国内政治分歧，在国际层面协调行动。
这四个因素虽不是全部，但却是维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合作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包容性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以上四个因素至关重要的共同点，是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保持合作而非对抗状态。不是所有大国的国内政治都能与国际体系保持合作状态，也不是在全球经济中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其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就一定是合作性关系，两者是否合作可以通过许多指标反映出来，包括：国内法与国际法产生冲突时，是否更倾向于接受国际法的约束；合理国际制度在国内的批准和执行程度；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赖高低；国内市场的进入难易和开放程度；对非同质文明和意识形态是否宽容和尊重；是否存在自我约束机制，评估国内公共政策的国际负效应；等等。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国际体系演变带来了历史性的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影响有：第一，中国的发展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利益相互包容，不可分离。尤其是中国海外利益的延伸和扩大，促使中国的内外政治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问题史无前例地需要放在内外政治统筹的背景下去思考，内外政治的高度协调，使“脱钩论”既无现实基础，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第二，在认识层面，与国际体系的良好互动，还带来中国的世界意识的复苏，也即从传统比较局促的地域意识，向宽广的世界意识转换。世界意识与传统的天下意识是有区别的。过去的世界意识是朴素的天下意识，在时间和地理上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导致“天下之大只有中国”的狭隘意识；今天的世界意识则是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和时间维度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前途，从过去朴素的天下意识，从当前的民族复兴意识，创造性地向更为开放和包容的世界意识转化。有了宽广的世界意识制高点，中国的内政外交才具备在更大格局下展开的可能。第三，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没有采取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方式进行，这在500年人类现代化史上是个奇迹，没有文化的和平属性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约束的优点，是解释不了这一和平进程的。第四，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进程中，并不谋求主导国际体系，也不试图打破国际体系，中国本身是以和平方式，从体系外国家转变为体系内国家，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转变为国际体系改革的贡献者。中国通过更为主动、也更为进取的态度，发挥自己在国际体系建制、改制、转制过程中的作用。第五，中国模式构成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其中所蕴含的发展经验和制度文明，为国际体系中新兴国家和后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参考。
转型期国际体系面临的问题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际体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受过一些事件的考验，包括苏联解体，中国在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美国在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欧盟内部一体化和反一体化力量的此消彼长，南北问题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不足导致频繁的国家失败现象，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生态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我们思考未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时，值得注意。
第一，保护主义以及带有内向倾向的观念力量在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中有所上升，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一体化与反一体化、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力量之间的对立有所强化，短期来看，没有任何一方力量可以占据绝对优势，但后面一类力量的活跃增加了国际体系走向内向和封闭的可能。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支持开放国际体系的国内力量在许多国家受到削弱。趋于内向的政治力量在一些国家表现为活跃的政治保守主义、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自我中心的问题解决思维、对来自新兴国家竞争能力的担心和警惕、对多边合作和国际组织的抵触以及信任的降低。受制于国内议题的压力，尤其是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的政府财政危机，各国在国际层面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下降，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动力有所削弱。从世界政治经验来看，走向封闭的国内政治无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不利于国际合作的开展。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重要稳定作用的大国，更需要将内外政治统筹起来考虑政策制定，而不能完全从自我立场出发寻找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以避免国际体系走向封闭。
第二，建立在物欲扩张和利润最大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尤其是英美市场经济模式)受到批判和质疑。国际监管和国内监管的呼声上升，脱离国际和国内监管的市场再次被证明会危害国际和国内秩序。另外，在危机状态下，监管型政府成为比较普遍的国内选择。国际社会长期忽视对跨国公司、国际垄断企业、跨国金融资本的监管，过快的全球化与必要的监管力量之间出现不平衡。国际体系在形成配套的国际制度对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方面，存在明显缺陷。金融危机以来，更为强调社会责任的社会型企业(social enterprise)模式开始受到鼓励。人们对监管达成共识，对社会型企业的发展前景寄予期望，但是这种诉求遭到那些建立在财团力量基础上的国内政治制度的强有力抵抗。
财团—军事—政治权力相结合的国内制度，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威胁。国家权力控制在财团手中的政治制度，其扩张性要远远甚于财团力量驯服在国家权力下的政治制度。对一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家来说，其政府的国际责任与国内责任严重失衡，而在国际体系内，则缺少必要的国际制度对政府公共政策域外负效应进行评估、干预和监管。三权分立制度暴露出在国际交往中责任的推诿现象，政府的国际政策变得难以捉摸、不清晰、不确定，是全球集体行动低效的国内根源之一。许多国家内部改革由于坚固的利益集团阻碍，几乎寸步难行，创新和进步力量受制于社会僵局，这种局面既削弱了国际协调和集体行动的国内支持基础，也降低了国际集体决策在国内执行的效率。
华盛顿共识暴露出贪婪的、不受节制的资本力量对国内秩序和国际体系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建立在私有财产竞争观念基础上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人类秩序模式。随着市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减弱，世界思潮出现更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模式上出现更多的选择，识字率的提高和信息的扩散，带来发展中国家文化自觉、自主意识的增强，“去西方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影响力在扩大。中国模式在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方面的制度文明，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西方对中国未来成长担心的不只是物质力量的积累，更深层的是中国成功背后的制度和文化，可能对过去几百年来西方组织国际秩序的价值信条以及由此衍生的软实力所产生的挑战。
第三，在国际体系内，中国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些国家内部保护主义力量之间的摩擦，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海外经营，与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但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跨国企业之间的磨合，变得敏感。
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原则。按照市场原理来组织经济生活，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不同的文明区域内，都曾盛行。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一直将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权紧紧拴在一起，认为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没有市场经济，甚至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没有经济增长，其实，两者的结合只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事，例如，在东方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市场经济与公有财产观念长期并存。资产阶级革命在内外政治领域产生了两大结果，一是内部确立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二是确立暴力垄断机构民族国家，用以在内外政治中保护私有财产权。在主张私有财产权至上原则的民族国家内部或者它们之间形成的“国际体系”中，法律——广义的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重要功能之一是保护私有财产权。所以，私有财产权与市场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只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流行起来的。此制度安排对近代国际体系产生了一个重大影响，也就是财产私有造成的彼我对立、竞争和冲突，广泛出现在人与人之间、人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政府之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会自然产生国际和平，这就是冷战结束后紧随“民主和平论”而流行的“市场经济和平论”思潮，这种观点在经验和逻辑上至今都找不到最有力的证据，尽管斯密以后的绝大部分西方经济学流派一直致力于论证这个观点。
在世界政治和国内政治中，中国接受市场经济一些普遍的原则，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混合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一方面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它与工业化民主国家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本质区别，这又为现在和将来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间的关系埋下了不确定的因子。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还带来政治制度上的根本不同。概而言之，人类政治经济制度一直在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之间寻找平衡，一个极端是政治被经济或者国家被市场所绑架，此制度安排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经济运行的主轴，它虽能保持利润导向的创新，但是又有循环性的创造性毁灭现象；另一个极端是政治控制经济、国家左右市场，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即滑向这一端，其结果是导致经济和社会活力丧失殆尽。居中或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政治不被经济俘获，国家权力和社会领域不被资本控制。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一直试图在寻找居中的平衡，但始终避免国家权力为资本所俘获，这也是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本质性的区别所在。
一个更为开放的国际体系，需要接受多样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而不是强调对立和排斥。国际体系改革完全按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规范，并不可能，同样，国际体系完全排斥、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也不现实。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向这两种体制的任何一个方向发展，都会导致现今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革，对国际秩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因此，中国与国际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规范上需要相互宽容、理解和尊重，国际体系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西方国家，需要接受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的制度文明。
第四，国际制度改革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当前，国际社会在国际制度的缺陷和改革上存在共识，但是在改革的范围和方向上存在分歧。国际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成为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发挥积极贡献和作用的障碍，表现在：新兴国家承担的国际责任与其在国际制度中享受的权利之间存在不平衡，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与其在国际经济制度中的代表权之间存在不平衡，少数大国缺乏节制的行为与国际制度相应问责机制的缺失之间存在不平衡，文明多元性和发展模式多样性的现实与多数国际制度倡导的单一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之间存在不平衡。
国际制度是国际体系有效持续运转的基础，国际体系的转型无不是从国际制度建制、改制、转制来完成的；国际制度改革的范围、内容和方向，直接涉及当下国际体系形态的走向。短期看，既有的国际制度还没有做好充分接纳新兴力量的准备，这就使得国际制度内的守成力量和国际制度外的创新力量形成竞争，外围的创新力量没有大到取代制度内守成力量的地步，制度内守成力量也没有衰落到愿意更多接纳创新力量的地步。金融危机促使两种力量的竞争表面化了。各国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出现了三种可能性：首先，国际社会在国际制度改革上出现集体不行动，最终导致成员逐步退出现有的国际制度，从依赖多边集体决策回到依赖国内政治决策轨道上。这是最坏的一种可能，因为这种情况意味着国际体系出现崩溃。其次，在不彻底变革现有国际制度的前提下，立足外围和新兴国际制度建设，赋予新兴国际制度以权威和功能，以渐进方式形成对现有不合理国际制度的替代，逐步促使现有不合理国际制度的边缘化。这是较为可靠和可行的双轨制增量改进方式。再次，国际社会对现有国际制度改革的内容、方向、步骤存在共识，并能采取集体行动。
第五，美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稳定器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其扮演稳定角色的信用的可靠性产生疑问。美国在冷战结束时丧失了重要的改革机会。今天，美国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史无前例地占到全球军费开支的50％，在最近一次军火贸易中，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单笔近800亿美元的买卖。是什么样的所谓内部民主制度使一个国家可以维持这么庞大的军费开支，对外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且在国内不受约束地得以将如此一大笔军火卖给一个国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几乎讳莫如深！显然，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给不了我们这个答案了。美国的第二大不确定性是财政问题。笔者不是金融问题专家，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去问：这个国家如何解决国家、社会保险、企业和私人庞大的债务问题？有种流行的看法是美国的制度具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创造能力，因此美国能够步出危机。当然，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其逻辑上的缺陷在于它是建立在美国永远正确的前提上，只要美国是正确的，而且总是正确的，那么其任何国内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用兵和财政是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把钥匙，财政危机长期不得其解，其后续效应将是连锁性的，必将冲击到美国现有军事体制的融资机制(联盟体系)，甚至冲击到一直被视为完美的美国国内民主制度基础。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贡献
当前国际体系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转型期，这次国际体系转型的内容和方向，关系到21世纪的世界政治状态。以现在的认识局限，世界政治中可以确定和展望的现象有以下几点，在以下可预见的确定条件下，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第一，人类资源和环境限制的确定性。根据联合国估算，到2050年，全世界人口总数会达到90亿；在1945年的时候，全世界人口大约是20亿；到2010年，人口已达到70亿。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粮食产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这也是过去几十年世界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世界粮食产量不可能只有增长没有波折，设想人口聚集区粮食产量出现连续下降，或者人口聚集区出现连续多年的极端气候，其对政治与社会的含义是什么？
第二，更多的国家加入工业化进程，更多的人口参与到城市化过程中，而现行的工业化模式以及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制度，很难提供80亿—100亿人口状态下的生存解决方案。在二战结束以来的近70年里，跃居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非西方国家屈指可数，世界上20％的人口占有80％的财富，换句话说，假如50％的人口都过上现在20％人的生活，自然资源是支撑不了这种无止境的需求的。
第三，教育的普及以及文盲率的降低，带来文化的觉醒。按照现在新兴国家的发展速度，预计全世界中产阶层的规模到2050年将从现在的15％上升到40％左右。发展中国家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文化自觉运动将进一步削弱西方几个世纪以来在非西方世界确立的价值和文化优势。国际社会中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天平，在向有利于非西方世界、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第四，全世界治理能力不足的国家有近60个，大部分国家不是国家力量太强，而是太弱，西方式选举政治的简单移植不是强化了国家能力，而是削弱了国家能力。自17世纪以来的几波发展浪潮，根本上没有改变世界贫富的不平衡差距，这也凸显了发展议程的重要性。随着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到2050年左右，那些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可能会成为资源枯竭型国家。疾病、瘟疫、灾难、粮食短缺、水资源匮乏、资源枯竭等均可成为挑战许多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因素。资源枯竭型国家和制度创新能力衰减的国家的出现，还将带来已有城市和文明中心出现转移的可能。
第五，现在的国际制度、国内政治制度、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还没有出现突破性革命，以适应资源日渐稀缺和环境逐渐恶化的挑战，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需要共同改革，以探寻持续发展、持久和平的内外社会秩序。现今流行的建立在私有财产权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建立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在依附资本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强化了国际国内不平等现状，且依赖国际国内不平等来维持这类制度。21世纪人类持续发展、持久和平的秩序模式，仅仅依赖现有制度内的维持性创新已经不够，而必须对现有制度进行突破性创新。
推动国际体系向更为包容的方向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在21世纪，要保持一个有活力、能包容、可持续的国际体系，国际体系的转型需要考虑：首先，多元。21世纪的国际体系面对一个主体性意识更强、文化上更为自觉、发展道路更为多样、行动上更为进取的新兴国家群。一个均衡的国际体系，在国际制度改革上要适应多元文明、多样发展道路、多种市场经济制度的现实。其次，法治。以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的联系和沟通为核心，加强国际制度的他律约束机制和国内制度的自律约束机制建设。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国内公共政策的外部负效应越来越明显，而国际社会对一国政策的域外负效应或者其主动对外转嫁危机的政策往往束手无策，一方面，国际制度的他律约束机制经常遭到国内政治的蔑视、抵制和反对，另一方面，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其国内制度往往缺少自律的约束机制，以评估本国公共政策可能的外部负效应。因此，仅有国际制度还不够，有效的国际制度需要自我约束的国内制度的配合，这点应该是迈向更为法治的国际体系改革的核心。再次，民主。少数国家决定世界事务的想法和做法已经过时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国际体系的转型和改革需要体现更广泛的代表性，既要考虑更多中小国家，也要考虑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既要考虑包括发达国家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也要更多地吸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代表性除了考虑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因素，也要考虑地域、文明等因素。民主的国际体系还必须考虑有效性，许多国际制度所以在国内政治中遭到蔑视，与其有效性不够是不无关系的。最后，发展。国际体系转型要适应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国际开发和援助类的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作陷入误区，是为当地谋发展还是推行西方政治制度，定位不清；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简单照搬西方选举民主，带来的不是善治和秩序，而是为当地社会埋下分裂与碎片化的种子。发展议题面临的迫切问题是，需要通过已有的和新建的国际组织，将精力真正集中到帮助治理能力不足的国家培训人力资源、改善基础设施、强化政府管理、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上来。民主与发展是相互支持的，民主和发展的模式也是多样的，国际社会需要总结过去几波现代化浪潮的教训，将发展作为21世纪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
国际体系的改革与转型具有阶段性、长期性、多变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促进国际体系向民主、法治、公正、包容方向发展，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在国际上走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重要保证力量。未来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维持与国际体系包容性合作关系的中国国内因素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第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以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利益观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观念基础不会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由率先突破冷战思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走改革开放发展道路的国家；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先后提出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和新利益观，并在对外关系中践行这些观念。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的安全关切，以互利合作寻求安全，达到促进人类共同安全的目标。新发展观注重把共同发展、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平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发展推动国际体系朝公正、互利、包容方向转变。新利益观强调，在全球化时代应该把本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及人类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各方利益汇合点，培育利益共同体意识。比较冷战结束后各大国的外交观，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和新利益观，摒弃了你死我活的安全思维，超越了狭隘的发展观念，脱离了一味输出制度的价值理念，将国家本位与人类本位、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结合在一起擘画中国与世界的未来，是极具世界意识和国际主义的外交主张。
第二，以协商谈判的和平合作方式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式不会变。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具备财团—军事—政治权力结合、更具对外扩张可能性的政治经济制度基础，中国的国内制度是保证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的制度基础。中国在国内治理中能够接受合理国际制度的约束，国内治理与国际制度保持较好的合作状态，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基础。在参与的多边国际制度中，中国维持着良好的遵约记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的表现，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在全球治理上，中国通过建章立制而不是暴力对抗方式推动国际体系渐进改革，与国际社会一道，通过国际制度建设，将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的成果以及全球化的成果制度化。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各种力量寻求均衡、平等的关系，除了与体系中传统的主导力量以外，中国与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联盟国家、亚洲腹地的中亚国家、拉丁美洲国家、新兴国家群体、东南亚国家等建立了许多正式与非正式论坛合作制度，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更有力的制度选择。
第三，有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共同利益形态扩大的趋势不会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关系由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向更为均衡、更为对称的方向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利益基础迅速扩大，这些共同利益并不简单表现在传统的贸易、投资、市场等经济领域，它们还表现在维护世界多样文明、多元文化的非物质领域，寻求中国与世界共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领域，在国内政治中给予全球性问题解决更多重视的议题领域，保持国际制度稳定与变革相统一的制度领域，鼓励各种发展模式取长补短、相互借鉴的政治领域。
在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中，中国致力于通过制度建设，将中国改革开放获得的利益、中国与其他国家拥有的共同利益、中国与国际社会存在的共同利益制度化。共同利益的制度化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关系，提供了不可逆转的制度基础，也使“脱钩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结语
中国是当今国际社会少数致力于维护开放包容国际体系的国家之一。参与国际体系给中国带来历史性的变化。参与国际体系没有像有些学者预言的那样，导致中国的崩溃，增加中国威胁国际体系的能力，促使中国走西方式发展道路，或者再次退回到原先封闭孤立的状态。三十多年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坚持走独立自主、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道路，与国际体系维持着包容性的合作关系。自近代工业化革命以来，以中国为领头的人类第四波发展浪潮(前三次分别是17到18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现代化、19世纪晚期德国和美国的现代化、冷战时期的现代化)，突破了殖民扩张、霸权道路的现代化和霸权庇护下的现代化模式，为人类和广大发展中后进国家在21世纪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其发展模式抽象为概念化知识，足以构成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的制度在国际社会产生感召力、吸引力、影响力的重要知识资源。
冷战结束已二十年，国际体系积蓄了较大的变革力量，金融危机催化了国际体系改革和转型的速度。当前国际体系处于敏感的转型期，国际社会最为担忧的是国际体系向封闭和排他转向。维护国际体系的开放包容，避免各国国内政治走向封闭，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金融危机期间，这点对各国走出危机状态，减少危机的危害程度，尤其重要。需要各国集体行动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一旦进一步恶化，只会加剧对各自国内秩序的危害。世界政治的历史表明，各国政治一旦转为内向，屈从国内利益集团短视利益，自行其是，关上国际合作的大门，国际体系就容易陷入纷争与冲突之中。历史上，国际体系历次处于开放与封闭的关口，都需要具有创新意识的国家共同合作，将国际体系拉回开放包容的状态，避免无政府混乱状态给世界政治造成的损害。这类创新型国家，最可能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扮演核心管理者角色。
原文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1年第1期 第9-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