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于全球性的大国而言，外交不单只是外交，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内政，反之亦然。外交能力指的是大国统筹国内国际大局，综合调整和动员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物质权力与规范网络等资源，达到国内进步与国际体系稳定相互促进所必备的统合能力。本文按照国家—市场—社会的逻辑，从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规范以及国内与国际统筹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外交能力建设中所要面对的一些议题。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也使今年成为国际关系中举世瞩目的“中国年”。30年来，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体系，这一进程既给国内政治经济带来深刻变化，也对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深远影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使中国与世界处于榫卯相合的状态，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新的现象促使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更宽广的学科视野和历史意识深入思考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进行细致耐心的钻研，以在主观上推动理论研究的创新和进步，客观上使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成长的大战略。

本文从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结合的视角，讨论对外关系工作与研究中如何在统筹两个大局的前提下，恰当地处理好几对关系，提升国家的外交能力(diplomatic capacity)。外交能力是大国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大国统筹国内国际大局，综合调动和动员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物质权力与规范网络等资源，达到国内进步与国际体系稳定相互促进所必备的统合能力。本文不是理论演绎性的，更多是一种归纳阐述，但是本文的归纳并不是对现象的简单陈述，而是在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的框架下，围绕政治经济变迁中国家—市场—社会三大因素，对中国对外关系变迁中的外交能力构成展开论述。

中央与地方

对中国这么超大规模的国家来说，央地关系安排对国家治理具有特别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早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对其就有深刻的阐述。在往常的研究中，央地关系历来被放在政治学或者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范畴中，似乎还没有被纳入国际关系学者的思考视野。为什么我把央地关系放入我们思考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部分呢？我想至少有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央地关系一直是中国政治自古以来的一大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分工明确、事权清楚、财权合理，那么国家治理就更有成效，国家能力就越强大，处理对外关系就越自如、统一和有力。第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央政府面临上下两难的境地，一是被迫向地方分权，以扩大地方国际行动的范围，二是面对大规模的全球公共问题（例如环境、卫生安全、突发性灾难、恐怖主义等），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很多情况下向区域或者全球性集体决策机构上缴权威。随着地方参与国际活动范围的扩大，地方的国际行为与中央政府的外交行为密切相关，两者处理得好则相得益彰，处理不好则两相受损。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说所有全球政治都是地方政治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所有的地方政治都是全球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的全球联系及其国际行为，使央地关系协调在一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第三，对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而言，地方本身就是我们大外交、大外事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央地关系安排不合理，地方权力过大，地方保护主义抬头，从而自重甚至坐大，必然导致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减弱，权威出现流失，影响外交协定在国内自上而下的执行；地方权力过小，又容易导致地方失去活力，缺乏自主性，不利于其开展国际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

改革开放30年来，央地关系安排对我们的外交工作产生影响的一个例子，表现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强弱（国家治理能力强弱）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声誉之间所存在的正相关关系上。简单地讲，国家的治理能力越强，它就越容易在国内统一执行和贯彻相关政策，其在国际谈判中就越容易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在政府间关系中达成的协定就越能够在国内得到贯彻与执行，由此也会为其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的声望与公信力。这是事关一国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国际规则和协定（总称为国际制度）对于全球治理意义非小，它们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法治基础。过去30年中，中国接受、参与甚至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了很多国际制度。总的来说，中国在遵守这些国际制度方面表现良好，为中国赢得了很多国际公信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对遵守有些国际制度，表现还有待改进与提高，所以如此，并非因为中央政府主观上存在消极遵守的动机，而是因为地方有的时候以自己的利益代替了国家利益，导致地方客观上违背国际制度的事实。为什么国家强大了，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地方行为的宏观调控能力却不见得就上升呢？这与当前央地关系中不成熟的财政安排有关。1978-1994年，由于实行分权让利和财政包干制度，地方拥有更大的财权和事权，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急剧下降，到分税制实施前，中央财政不足以在全国开展更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全国性公共产品供应能力下降，中央权威因此出现流失。宏观调控缺少了财政基础，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这些因素合并起来，导致中央政策在地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不要说在国内贯彻与外部世界签订的规则与协定，即使推行国内公共政策，中央政府往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财力稳步提升，得到极大改观，国家能力有所回升，但相应的是，由于现行分税制过于强调“财权向上集中、事权向下转移”，地方财政收入出现相对下降，加上财政转移制度不健全，使得地方政府迫于财政支出刚性的压力，不得不利用行政权力，有的时候甚至采用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方式，获取预算外费用。地方这种狭隘的利益动机在与中央利益一致的情况下问题还不大，但是一旦出现不一致，地方出于本地利益考虑，其行为就会影响国家法律和政策在地方的贯彻效果，从而出现为了地方利益而损害全国利益的可能。

可见，央地关系并非就是简单的国内政治问题。地方割据与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国家执行统一的对外政策，容易使一国政令多出，协调困难，造成外交被动。因此，建立国内统一市场与法律、法规，确立有弹性、收放自如的央地关系，对更好地开展我们的大外交，就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

部门与部门

地方的块状分割会影响中央统一外交政策的执行，同样，部门之间的条状分割也会阻碍中央外交的开展，削弱中央政府的外交统筹能力。这里所说的部门分割并不局限于行政部门，还包括立法与司法部门。条状分割的特征是部门之间沟通不畅，权责分配不清，信息缺少互享，遇事相互推诿，部门利益至上。在任何现代国家，部门利益都是现实存在的，这是部门理性使然，但是，部门利益过度膨胀，部门之间严重分割，必然导致国家外交能力下降，影响国家外交质量。

严重的部门条状分割如何影响到国家的外交能力与外交质量呢？首先，国家外交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一国执行对外政策时，国内各个部门所能达到的配合程度。在一般的分权体制中，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会存在制衡关系，自然会影响政府对外政策的公信力。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一旦这种制衡关系完全被部门利益所牵制、压制，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外交公信力就会不断受到置疑。例如，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复无常，很大部分与其国内分权政治体制存在关系。在非分权的议行合一国家，虽然理论上并不存在行政、立法、司法之间的分立，但是，部门理性的逻辑仍然会在现实生活中导致各个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追寻本部门最大化利益，从而与国家利益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因此，不论在何种政治体制的国家，部门分割都是困扰国家外交能力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次，部门的条状分割增加了一国执行外交政策时国内谈判的成本。在狭义的对外关系范畴中，国家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并不会涉及国内更多的部门，但是，从广义的对外关系范畴看，国际经济协调与全球社会性问题的治理都会在国内产生利益调整后果，国际经济和社会协调因为触及不同的国内部门利益，往往使其国内贯彻效果受到影响。在另一种情况下，当部门利益分割严重时，政府对外谈判的精力除了要放在政府之间的谈判上，还必须放在协调国内部门上，以求共同与一致。最后，条状分割的最严重后果是有些部门利益在部门竞争中获得优势，从而取代或者凌驾于国家全局利益之上，成为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往往沦为某些特殊部门利益的工具，可谓贻害无穷，各国政治生活中此类事例可谓举不胜举，的确危害不浅。

因此，部门协调能力是一国外交能力强弱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公共问题的增加，提高了国内部门协调与跨国部门协调的必要。一方面，公共问题之间具有关联性，任何问题多多少少都与其他问题相关，它们已经不单属于某一职能部门的事务，其解决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配合，国内的跨部门协调尤其重要；另一方面，全球公共问题大多与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随着国家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加强，国内部门需要增设相应的涉外机构处理全球公共问题，由此又增加了各国之间部门协调的必要（又称跨政府协调）。

改革开放30年来，部门协调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以中国与WTO谈判为例子，中国“复关”与“入世”的谈判牵涉到国内将近20个部门。外交谈判看似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实质上，谈判的政策偏好与方案更多需要预先协调、平衡好国内部门之间的利益取向与立场。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就入世在国际层面所进行的艰难谈判，其实要是深入到国内的话，国内部门之间事先协调与统筹，克服纷争，寻求一致，其难度丝毫不亚于国际谈判。另外，要认真执行中国入世的承诺计划，也需要中央政府统筹好国内各个部门，以免国际承诺在国内产生扭曲，成为国外势力借以发挥并指责中国的借口。再一个例子是，在处理卫生、反腐败、环境保护、毒品交易、海盗、非法移民这类全球公共问题上，国家之间的跨部门协调也增加了，21世纪初期以来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跨国疾病控制，就使中国公共卫生部门与外国对应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变得更加频繁和必要。

现在，外交的范畴在扩大，外交已经不是单个外交部的事情了，国家的外交能力也不仅仅通过外交部的工作职能来衡量。既然如此，先前职能单一的外交部在遇见大范围的全球公共问题时就显得太小而应接不暇，从大外交的现实要求看，外交上需要协调、统筹的国内行政部门将越来越多，而如果权责不清和信息不通畅，难免会造成对外关系中的被动局面。

国家与社会

现在的外交不单局限在政府与政府之间。随着通讯与交通技术的革命，以及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跨国互动日益加强，非政府或者社会力量作用于外交的分量越来越大。20世纪后期，全球性的社团革命，将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推到了国际关系的前台，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行为者之一。外交既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展开，也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动，像奥运会这样的舞台，早已超越传统的体育范畴，成为民间外交活动和国家形象展示的重要场所。国家除了传统的利用政府资源投入所获得的外交能力之外，“社会”外交资源同样成为国家外交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各国中央政府普遍碰到的一个尴尬局面是，面对全球性公共问题，其显得太小，而面对国内有些问题，则又显得太大。事实上，单靠政府一己之力，处理大范围的全球公共问题实在是捉襟见肘。在许多政府能力不及或者不愿意、不方便涉足的全球公共问题治理领域，显然，非政府组织能够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实际上，将外交局限在政府层面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这只是狭义的外交范畴；广义上说，“社会”外交同样是国家大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近兴起并受到各国政府重视的公共外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那么，我们如何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认识国家外交能力问题呢？在社团革命的背景下，各国外交的构成与展开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西方民主理论过分强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将社会对国家的制约视为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这种观点失之偏颇。国家与社会在事权上有分工而无对立，两者相安互补，是现代成熟国家国内长治、善治的一个标志。何况，即使在工业化民主国家，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决不简单就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是完全中立或者独立的。政府与社会力量有时会出现对立，但是有时——甚至更多的时候——是合作或者补充关系。如果不从合作与补充关系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一味从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出发的话，将市民社会的独立性视为“神话”，就无法理解“社会”外交是国家外交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也不利于在现实中统筹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提升国家外交能力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利益主体与社会结构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国家太强与社会太弱的现状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政府已在慢慢退出越来越多原本属于社会力量承担的议题治理领域，社会与非政府组织开始在国家治理与公共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一大进步。

统筹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极大地提升我国的外交能力，弥补传统政府外交的不足。为此，以下几点显得尤为必要：第一，政府需要与社会组织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对立或者冲突，否则，外交就会陷入被动之苦。中国特色的社团革命的重要内容，就是政府与社团之间良好的合作、协商与互惠关系，“市民社会”并非政府的敌人，而是政府的伙伴。这与其他转型国家存在本质的不同。第二，政府必须勇敢地将许多社会性事务剥离出来，促进社团的良好发育，鼓励社团分担这些剥离出来的功能。实践证明，在全球化的今天，政府统包统揽，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在对外关系中，专业性学会、民间思想库、志同道合的团体、商会等，有的时候能够发挥重要的二轨外交功能。容纳而不是让这些茁壮成长的社团游离在政治生活之外，对办好大外交是利大于弊的。第三，政府必须警惕和防止利益集团型社会组织的滋生。在把市民社会看作国家制约力量的神话中，所谓市民社会中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大多无非是“独立”追求特定社会组织的狭隘利益而已。利益集团型社会组织的滋生，会干扰国家大外交的执行，损耗国家的外交能力。

国家与市场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对外延续，外交同样也是国内经济的对外延续。国家与市场关系中的两个重要主体，是政府与企业，前者是国家的合法代理者，后者是市场的主体。一国的成长与强大，总是离不开强大的遍布全球的企业。全球500强企业中，美国占了将近一半。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的利益就是通用公司的利益，通用公司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这种说法固然反映美国政府与大公司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使政治容易沦为大商业集团操纵的工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有其弊端，但是，它确实表明强大国家的成长与其大企业成长是相伴相生的。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开放的法律环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造就强大的企业。而在国际关系中，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外交无非是为了争取和平并且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外交在经济层面上，直接或间接的目的是为了扶助、支持企业更好地做好国际经营布局，以维护和扩大海外利益。

近年来，政府尤其关注国内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对外投资显著上升，跨国收购与并购案例增加，企业经营范围遍布全球，进入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为数不少。同时，在对外经营的企业类型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中国海外商业网络的扩大，引发的商业摩擦也越来越多，这类摩擦与西方国家最近几年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关，当然也与我国企业某些经营方式不成熟、对国际规则不熟悉不无关系。商业摩擦是中国走出去战略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它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既然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就需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凡此种种，说明企业海外经营已成为中国全球联系的重要纽带。

企业成长是国家能力和外交能力的重要物质内涵。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是说政府干预或者直接卷入企业的海外经营，也不是说政府完全成为个别企业的利益代理者，后者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代表的是全民族的利益，绝不可能在对外关系中只为了少数的、局部的、特殊的企业利益而牺牲全民福利。经验证明，政府与企业关系上处理不慎，外交政策会被某些垄断企业集团特殊利益所要挟，成为某些大企业的“人质”，那只会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垄断企业或者个别企业一旦形成企业利益集团，就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为了满足私欲而损害国家全局利益，进而危害国家外交，甚至有可能将国家拖入战争，此类教训在其他大国成长经历中不可谓不多。我们在对外关系中要统筹好国家与市场关系，第一，需要在国内创造有利于国有与民营企业成长的公平法律环境，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鼓励国有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与经营，而不是厚此薄彼。很多时候，由于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较少政府背景，其在跨国经营或者资产收购中往往比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优势。第二，在创造公平的国际法律环境上，政府有责任严肃认真对待重大国际经济规则的“立改废”工作，为企业的国际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激励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恪守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企业形象。

权力与制度

当今的国际关系一方面摆脱不了19世纪强权政治的阴影，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国际制度的发育与成熟，构成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说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那是因为权力仍然是国际交往的重要货币，强权经常凌驾在公理之上；说国际社会在诸多议题领域正在走向法治为基础的治理，那是因为国际制度正在发挥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仅仅依靠强权霸权的蛮横做法，在国际上终究会失道寡助，不得人心，是不可长治的办法，此种做法应该为有世界抱负的大国所摈弃。国际善治、长治的根本，还在于创设一套能够适合区域多样性和文化差异性世界的国际制度。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应该吸取历史大国的国际治理经验，外交能力除了服务于国内和谐社会的建设，也要在与其相称的前提下，致力于推动国际善治、长治。

中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后起大国不可避免要面对业已存在的各种国际制度，这些制度大多是工业民主国家制定的，有其不合理性，但是总的来说对维持国际体系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些游戏规则具有刚性，中国不大可能在改变这些规则的前提下，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参与国际体系互动，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接受、熟悉然后利用这些规则，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推动规则向更为公平、公正的方向转变。

30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急剧增加，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显著上升。权力在传统的理解中无非是做别人不愿我们做的事情，或者阻止别人做事情。但是权力的这种因果式的使用方式会遭遇抵抗、不满或者反弹。国家物质权力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国外交能力就能够得到正向提高。物质权力必须恰当且战略性地转化或者投资到公正合理的国际制度建设上，为世界提供善治所依赖的公共产品，才能达到世界长治的目的，并为一国赢得治理声誉。因此，外交能力离不开因果式的物质权力，但只有物质权力被投资到关系性规则、社会网络中，外交能力才能在国际社会获得持久的规范基础。

统筹好权力与制度的关系，将物质权力战略性地投资到国际规范、规则的建构中，面对的问题包括：第一，如何调整国内某些不合理的体制，按照普适、通行的国际制度进行国内转制，适应、熟悉既有国际制度，完成从国际体系之外的一员转变为国际体系内的一员的身份变化。第二，中国的发展在将来可能受制于现有的某些不合理的国际制度，这些不合理的国际制度甚至可能成为中国发展的结构性阻力，因此，对待这类带有区别性、歧视性的国际制度，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应当做好对其进行改制的准备。第三，当前中国外交的一个目的是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推进区域多样性和文化差异性世界获得善治。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的基础是公正合理的国际制度，随着中国国际责任的增加，如何通过多边协调，为一个善治、长治的世界提供全球或区域公共产品，对中国外交能力来说确实是一大考验。

国内与国际

现在，没有一个政府能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单纯地割裂开来。首先，在全球化时代，国内问题国际化，以及国际问题国内化，可以说比比皆是。有的时候，民族国家确实是两者相互渗透的一道屏障或者阀门，但是，这种屏障所起的阻隔作用随着资本、劳动力、通讯技术革命、观念传播等因素的快速流动而正在下降，国家很难独善其身。其次，全球公共问题的增加，正在侵蚀中央政府已有的权威，这类议题越来越需要放在多边集体决策框架下进行；另外，中央政府被迫将本应在主权范围内解决的问题，放到多边集体决策框架下考虑，它使公共政策的国内—国际界限模糊了，这可能是后主权时代外交的重要特点。换句话说，原先需要放在国内决策层面商议的议题，现在越来越多地被置于多边决策层面考虑了。再者，随着国家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加强，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呈现一体化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对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造能力日益加强，虽然我们还不能断言全球化会导致各国内部产生趋同的结果，但是像民主、市场经济、环保、非暴力文化之类的普世理念正在各国国内政治经济中得到尝试与推广。最后，国际关系理论从来没有否定国内—国际互动的意义，只不过人们在实践和观念中一直忽略这个问题。例如，国际无政府状态会加强国内的集权，国际体系越不稳定，国内特别是大国就必须将更多的财力投放在国内政治和军事动员上，与此相关，经济增长就会被牺牲；反之，国际体系越稳定，开放贸易就越可能，国家也就越可能将财力投放到民众福利改进上。显然，国内公共政策制定总是受制于国际体系因素。

中国已经不是两千年前中国中的中国，或者近千年前亚洲中的中国，中国现在是世界中的中国。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使我们在思考国内问题的时候必须具备世界政治的大局意识，国家外交能力的提升与运用也必须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前提下进行。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于外交能力的含义是什么呢？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与其说受益于全球化，还不如说受益于国际体系的稳定。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使中国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在经济建设上，客观上也为改革开放政策的连贯性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如果这个判断是真实的话，所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外交上首要的就是为国内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或者说，中国越来越有责任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第二，为了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中国需要在自身物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度通过单边或者多边方式提供国际体系稳定所依赖的全球公共产品，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从国际体系稳定的大局出发，国内利益也有让位于国际体系稳定需要的必要。第三，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享受诸多权利，也承担诸多责任。因此，外交需要站在本土角度全球性地思考。所谓本土角度，指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必须维护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所谓全球性地思考，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平衡。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民族的不能转化为广为接受的普世价值，仍然还是民族的。对中国而言，外交的人类关怀固然比较遥远，也需要与国力相称，但作为一种价值或者理想，大国不可或缺。

结语：大国成长进程中的外交能力

对于全球性的大国而言，外交已经不简单只是外交，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内政了，反之亦然。因此，内政—外交的传统划分方法不适用于具有全球抱负或者现实中存在的那些大国。小国有的时候也有卓越的外交能力，周旋甚至纵横于外交之林，但是这种外交能力不具有可持续性，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或者外交家的气质与魅力。对大国来说，鉴于外交和内政的不可分割性，外交能力对其大战略的重要性显然不能与小国等同视之。

然而，外交能力并不必然与国力成正比，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一些大国在国力虚弱的情况下，仍然具有极强的外交能力应对复杂的国际情势，而一些大国尽管国力迅速提升，但其外交能力却极为脆弱。因此，外交能力不会与国力消长必然关联，外交能力需要政府以战略性步骤统筹经营。

本文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起点，围绕国家—市场—社会的逻辑，分析了中国外交能力建设中所要关注的几对关系。30年来，对国际体系的开放使中国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世界政治中系统性问题的增加，要求中国树立大外交的观念，统筹、调动国内国际资源，增强应付国内和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外交能力。随着中国与全球联系的加深，国家命运已经与国际体系紧密相关，国家利益的实现离不开健康稳定的国际体系，国际制度的改制与建制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那么，在这样紧密互动的状态下，中国应该拥有怎样的外交能力，以应对国家成长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复杂性议题，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

原文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08年第4期 第7-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