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清除苏东剧变问题上的诡辩派哲学和迷信派哲学，我们在前面用了两个整篇的篇幅，对苏东剧变及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分别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长时段考察。[①]但为了进一步清除诡辩派哲学和迷信派哲学，也为了更好地清除经验派哲学，在本篇中，我们将对苏东剧变和苏东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及其剧变的相关问题作出理性反思。
培根在《新工具》中曾经将理性主义者或独断主义者比作蜘蛛，把经验主义者比作蚂蚁。他既批评独断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也批评经验主义者。他之所以批评独断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乃是因为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他之所以批评经验主义者，乃是因为他们对经验材料“只是收集起来使用”。他据此断言：“哲学的工作”就像“蜜蜂”的工作。因为蜜蜂采取的是“一种中间的道路”：蜜蜂“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他强调说：哲学工作“既不只是或不主要是依靠心智的力量，但它也不是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中把材料收集起来，并且照原来的样子把它整个地保存在记忆中。它是把这种材料加以改变和消化而保存在理智中的”。他满怀信心地说道：“从这两种能力之间，即实验的和理性的能力之间的更密切和更纯粹的结合（这是从来还没有作过的），我们是可以希望得到很多的东西的。”[②]因此，我们在对苏东剧变及苏东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分别作出上述考察之后，还需要像蜜蜂那样，对这些历史事实作出进一步的理性反思，从中推演出某些较为一般的结论或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第一节 “成也苏联，败也苏联”与“成也东欧，败也东欧”
在前面两篇中，我们依次考察了苏联剧变和东欧剧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剧变和东欧剧变是两个孤立的毫不相干的历史事件。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及其与其他事物的关联呢？在相关的讨论中，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苏联剧变对东欧剧变的决定性影响，断言：“成也苏联，败也苏联”；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东欧剧变对苏联剧变的决定性影响，断言：“成也东欧，败也东欧”。下面，我们就尝试着对这两种观点作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谈一下我们自己的观点。
一、“苏联剧变”与“东欧剧变”关系的“二律背反”
如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提出过“二律背反”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倘若我们从有限的经验对象认识无限的宇宙总体，我们的认识就会产生矛盾，形成“二律背反”。他断言：这样的二律背反共有四个：（1）世界在时空上是否有限？（2）世界万物是否可分？（3）世界是否存在有自由？（4）世界是否有第一因？然而，在讨论苏联剧变与东欧剧变的关系时，我们似乎也遇到了一种二律背反。
2000年，在东欧剧变发生十周年之际，有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成也苏联，败也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思考》的论文。该文的核心观点，如标题所示，在于指出：“在二战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发展进程至关重要，有时甚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作者提供的理据主要有五个：（1）“没有苏联红军的解放和苏联的援助与支撑，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难于很快取得执政地位，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政权”；（2）“没有苏联把斯大林模式强加于东欧，东欧各国也许会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3）“没有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东欧各国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不致被扼杀，社会主义事业可能得到复兴，不至于引发一次次的危机”；（4）“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不至于引起思想混乱，在政治反对派进攻面前失去了战斗力”；（5）“没有戈尔巴乔夫对东欧事态的‘西奈特拉主义’（亦即所谓‘辛纳屈主义’——引者注），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不至于在西方和平演变策略和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内外夹击下一朝倾塌”。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成也苏联，败也苏联，这就是东欧剧变的根本动因。”[③]
不只中国有学者持“成也苏联，败也苏联”的观点和立场，即使东欧国家的学者也有持这样一种观点和立场的。例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沙夫就曾持这种立场。[④]在亚当?沙夫看来，“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垮台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发挥了至关紧要的作用。沙夫主要提供了三个“鲜明的例证”。第一个例证是柏林墙的倒塌。如所周知，柏林墙是东德政府于1961年8月12日深夜开始修筑的一道长达1369米用于防范东西德公民来往的高墙，为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标志性建筑。1989年11月9日深夜，存在了28年零3个月的柏林墙被推倒和拆除。在谈到柏林墙倒塌的逻辑原点和历史原点时，沙夫强调了戈尔巴乔夫的关键性作用。他指出：1989年10月7日，戈尔巴乔夫参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庆庆祝活动，“第二天，德莱斯顿的街头就开始出现游行示威，很快它发展成为导致柏林墙倒塌的狂风暴雨”。[⑤]沙夫强调说：“我可以断定，假如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柏林墙本来是不会倒的。当时苏联在民主德国的驻军很多，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同意，任何人不敢去碰一碰柏林墙。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能否定。”[⑥]沙夫列举的第二个例证是“两个德国合并”。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德国分别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并由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管德国最高权力。柏林市因此也划分为4个占领区。1948年6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并于翌年5月23日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我们所谓西德。同年10月7日，德国东部的苏战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我们所谓东德。1990年8月31日，东德和西德在42年后于柏林签署了两德统一条约。10月3日，东德正式加入联邦德国。沙夫将两德合并归因于西德总理科尔对莫斯科的访问，归因于戈尔巴乔夫的“妥协和让步”。1990年，科尔，作为西德总理，为了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曾先后两次访问苏联，拜访戈尔巴乔夫。科尔第一次访问苏联是在1990年2月9日。科尔此次访问的目的在于劝说苏联改变对德国统一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取得苏联在德国统一的方式、时间、速度和条件等问题应由德国人民自己决定的承诺。在此次访问中，科尔如愿以偿，说服戈尔巴乔夫“最终打开了通向德国统一的道路”。1990年7月15—16日，科尔第二次访问苏联，双方就德国统一后的军事、政治地位、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限额以及不把北约的军事结构扩展到东德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很大程度的相互谅解，达成所谓“八点协议”。至此，两德统一的外部障碍问题基本上已经全部解除。沙夫在谈到科尔对苏联的第二次访问时，强调“这次访问具有重大意义，两人达成了许多默契”。沙夫援引参加采访此次访问的西德《镜报》记者的报道说：“科尔在拜会戈尔巴乔夫夫妇时，德国客人只是张大嘴巴听戈尔巴乔夫的讲述，接受戈尔巴乔夫馈赠的大批礼品。就是在这次访问中，双方确定要把两个德国合并。”沙夫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莫斯科的同意，要使德国合并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⑦]许多德国人将“两个德国的合并”视为“值得德国人自豪的壮举”，沙夫则强调说：“这一胜利当然是戈尔巴乔夫妥协和让步的结果”。[⑧]沙夫列举的第三个例证是波兰的“圆桌会议”。所谓圆桌会议，如上所述，其所意指的是由波兰政府、“团结工会”和波兰教会代表参加的于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召开的事关人民波兰历史命运的重要会议。1989年6月，即在圆桌会议两个月后，波兰共产党失去政权。1989年12月，即在圆桌会议8个月后，人民波兰（亦即社会主义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寿终正寝。在谈到圆桌会议的召开和人民波兰的倾覆这个话题时，沙夫也果断地断言：“波兰这场现实社会主义的‘死亡之舞’”的“方式”是波兰的，但“旨意”却是莫斯科的。他分析说：“我了解波兰领导人的工作方式，我可以大胆地断言：有关制度方面和外交方面的所有行动，如果不同‘老大哥’商量，波兰领导人是绝对不可能采取的。这不是出于习惯，而是出于必须。因为这是要掉脑袋的大事。……现在连昔日的反对派也公开承认，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圆桌会议’是不可能召开的。”[⑨]
但也有学者强调东欧剧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至关紧要。英国学者雷切尔?沃克就曾强调过东欧剧变对苏联解体影响的极端重要性，尽管他也承认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剧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写道：“在关键的1989年，戈尔巴乔夫同意东欧国家走自己的路，随后又同意德国统一，但却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些如此重大的解放行动将会鼓励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去争夺自己的自治与独立的程度。”[⑩]而我国学者中也有从作用与反作用的角度来解释和强调东欧剧变对苏联解体的重大影响的。例如，《俄罗斯研究》的编辑胡健在其《对外战略：解读苏联剧变的一个视角》中，就曾在肯认苏联的内政外交对东欧剧变具有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特别地突出和强调了东欧剧变对苏联解体的重大影响。他写道：“苏联对东欧的‘松绑’是苏联内部‘民主化’改革必然的政策结果，然而，对东欧的‘松绑’和东欧的剧变反过来又极大影响了苏联国内政策，并促使苏联国内政策更加激进，更促使苏联各主权共和国独立情绪高涨，最终促使了苏联帝国彻底崩溃。”[11]
应该说，他们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苏联之为超级大国不仅在于它的科技发达和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还在于它有受自己支配和控制的国家和地区，正如美国之为超级大国不仅在于它的科技发达和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还在于它对于欧洲和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配和控制一样。我们之所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称作“世界大国”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称作“超级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拥有了一批自己的卫星国。而东欧国家无疑是苏联最重要的卫星国。如果此论成立，我们便可以由此引申出一条重要结论，这就是：失去了东欧国家，苏联也就因此而不复是超级大国。所谓“成也东欧，败也东欧”，即是谓此。
其次，东欧与苏联之唇齿相依关系即使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也有鲜明的表现。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曾经突出地强调了民族问题，特别是突出强调了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问题。《大国悲剧》共12章，可以说其中9章都直接关涉民族问题。而在这9章中，又有5章直接关涉到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问题。这就是：第六章“雪崩前奏：波罗的海三国”，第七章“后果：仇俄浮出水面”，第八章“后果：可耻的审判”，第九章“‘独立’乌克兰的怪现状”，第十章“二合一的乌克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谈到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时使用了“雪崩前奏”这个字眼。这就是说，作者在这里是将苏联的解体理解成一种“雪崩”现象，而把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离运动理解成苏联解体的“前奏”。雷日科夫强调说：“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民族土壤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带有地区性。但它们却成了几年后造成雪崩式毁灭性发展过程的推动力。在这些事件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加盟共和国起到了特殊的催化剂和起爆器的作用。”[12]他的这种说法应该说是切合实际的。如前所述，苏联是于1991年12月20日经由各加盟共和国签署《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和终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而最终解体的，然而，在此前19个月，即早在1989年9月25日—1990年5月8日期间，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三国便已经宣布主权独立。从这个意义上看，称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为苏联解体的“前奏”是一点也不为过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是苏联解体的“前奏”，那么催生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换言之，构成苏联解体或苏联“雪崩”的“前奏”的“前奏”又是什么呢？倘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波罗的海三国是直接与东欧国家（波兰）接壤的国家，从而也就是苏联诸加盟共和国中最容易受东欧剧变影响的国家。我们知道，波兰的团结工会是在1989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颠覆了人民波兰的，又是在1989年12月通过立法将“波兰人民共和国”改为“波兰共和国”的。与此相应，作为波兰近邻的立陶宛则是在1989年9月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并且于1990年3月通过《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的。立陶宛剧变对波兰剧变的这样一种滞后性和大体同步性清楚不过地诠释了东欧剧变对苏联解体的直接影响。能够用来生动说明东欧剧变对苏联解体影响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91年12月“别洛维日协议”的签订。“别洛维日协议”的签订乃苏联解体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因为正是这个协议明白无误地宣布了“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存在”。然而，在协议的三个签署国中有两个即是与东欧（波兰）直接接壤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是不言自明的。既然东欧诸国的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能够摆脱苏联的控制而走向“独立”，则作为东斯拉夫人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乃至俄罗斯人也就同样有“理由”摆脱苏联的控制而走向“独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东欧剧变视为苏联解体的历史原点和逻辑原点。
二、东欧剧变与苏联剧变的辩证关联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无论是“成也苏联，败也苏联”，还是“成也东欧，败也东欧”都是“言之有据”的。因此，对于苏东剧变的研究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在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站队，而是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出发，进一步探究出苏联剧变与东欧剧变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肯认苏联剧变与东欧剧变之间的单向的射线性关系，而且还应该进一步肯认和阐释它们之间的双向的射线性关系，亦即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存互动的关系。
其实，无论是苏联的成败还是东欧的成败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毋庸讳言，没有苏联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胜利和红军的解放，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确实很难取得执政地位；没有苏联的援助，新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便很难迅速地恢复经济，很难有战后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苏联便很难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抗衡；没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甚至没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经济剥削的忍受，苏联战后经济的迅猛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苏联在二战期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离开了东欧各国人民在二战期间所开展的坚忍不拔的反法西斯斗争，也是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鲁迅当年曾用“芝麻”和“芝麻油”的关系来生动地阐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他写道：“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 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 样。”[13]他的这个比喻对于我们刻划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以及苏联剧变与东欧剧变的关系也是非常有益的。
当然，我们强调存在于苏联和东欧各国以及苏联剧变和东欧剧变之间的是一种互存互动的关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并不否认苏联及苏联剧变在这一矛盾关系中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且不要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国的改革实践无一不受苏联改革实践的影响，无一不受戈尔巴乔夫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的影响，无一不受他的“多元化”、“公开化”和“民主化”思潮的影响，即使从长时段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最后归因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因为几十年来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遵循的差不多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模式。而且，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与梵蒂冈这一神圣同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渗透首先是东欧入手的，但它的终极目标却也在于演变苏联，消灭它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苏联。
三、从普遍关系和关联的角度看问题
在哲学史上，对关系范畴可谓见仁见智。在康德看来，关系范畴与量的范畴、质的范畴和模态范畴一样，都是一种先验范畴，都是“心灵的作品”。[14]但法国科学哲学家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e，1854—1912）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关系实在论”，宣称：科学“所能达到的，并不是老实的武断论者所设想的那样是事物本身，而不过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已；除这种关系以外，再没有可知的实在”。[15]诚然，将关系宣布为唯一的实在，固然值得商榷，但否定关系的实在性想必更加荒谬。因为关系永远是关系项的不可分离的规定性，脱离关系的关系项（亦即所谓独立实体）终究是一种抽象。事物无不处于普遍的关系和关联之中。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所宣扬的那样一种超越关系的“绝对”毕竟只是一种虚构。由此看来，从普遍关系和关联的角度来审视苏联剧变和东欧剧变无论对于我们本真地了解这些事变，还是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它们的政治本质以及昭示西方敌对势力对苏东国家实施境外宗教渗透的战略意图都是非常必要的。
从普遍关系和关联的角度看问题的第一个好处在于它能够使我们避免单纯从苏联剧变看苏联剧变、单纯从东欧剧变看东欧剧变的片面性和浅薄性，无论对苏联剧变还是对东欧剧变都能有一个较为全面、较为深刻的认识。例如，如果我们从东欧国家与苏联的关系的角度审视东欧国家，如果我们比较充分地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东欧国家的深广影响，我们就不仅有望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而且还有望对其改革的艰难性有较为真切的感受，对其发生体制演变的潜在危险和可能性有较为清醒的体悟。再如，如果我们考虑到东欧国家与苏联在政治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体性，考虑到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唇齿关系，考虑到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国际格局，我们对美梵神圣同盟从东欧国家（首先是波兰）入手对苏东国家实施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的战略图谋就不难识破了。还有，如果我们从苏联剧变和东欧剧变的关系和整体来审视美梵神圣同盟对苏东国家实施的境外宗教渗透，我们在考察东欧剧变时对于其“西化”和“分化”的政治战略就会有更全面的把握。因为从苏东剧变整体看，西化与分化这样两个政治战略往往是结合在一起实施的。这一点，无论从苏联来看，还是从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来看，都是十分典型的。
从普遍关系和关联的角度看问题的第二个好处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从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苏联剧变和东欧剧变。邓小平在曾经将“东西”和“南北”视为我们时代的两个基本问题。而他所谓“东西”问题，也就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即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这个问题。[16]我们只有既超出东欧国家的视野，又超出苏联的视野，从时代的高度将东欧国家和苏联统统看作西方敌对势力，首先是美梵神圣同盟和平演变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对象国，而不再仅仅或是囿于东欧诸国，或是囿于苏联一国，我们才能对美梵同盟境外宗教渗透和苏东剧变的政治本质有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解。对于我们来说，谈论和阐释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固然重要，从“东西”的高度来审视和阐释苏东剧变则更为重要。否则，我们就会“弊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在对东欧剧变和苏联剧变的分析和研究中迷失方向。
从普遍关系和关联的角度看问题的第三个好处在于它有助于我们对整个苏东剧变作长时段的审视和解析，有助于我们将苏东剧变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予以审视和解析。如是，我们不仅有望对苏东剧变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巨大损失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促使我们对之进行更为深刻的反省，不仅有望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性有更切身的体会，而且还有望因此而透过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制造的种种雾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充满信心，把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这一历史事件仅仅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插曲。
既对苏联剧变和东欧剧变分别进行较为具体、较为深入的考察，又不仅仅囿于这样一种考察，而是从苏东剧变的整体、从时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高度对苏联剧变和东欧剧变作出进一步的理性反思，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这也就是我们的方法。
第二节 美梵神圣同盟与波兰剧变
东欧剧变，如同苏联解体一样，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对东欧剧变的成因，人们给出了种种不同的说法。一些学者立足于“外因论”，或是将东欧剧变归咎于苏联推行的“一体化”方针和“有限主权论”，或是将其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辛纳屈”主义，[17]或是将其归咎于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一些学者则立足于“内因论”，或是将其归咎于东欧国家的“经济崩溃”，或是将其归咎于东欧国家“政治体制的僵化”，或是将其归咎于东欧国家的民族问题或民族矛盾，或是将其归咎于东欧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格。[18]应该说，所有这些分析都不无道理，也都不尽全面。而全面地解读东欧剧变也非本著的目标，本著的基本目标在于从宗教维度反思东欧剧变，指出境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和境外宗教渗透战略乃东欧剧变的至关紧要的一项原因。正是由于本著的这一特殊视角，美梵神圣同盟及其对波兰和其他苏东国家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和反思。
从境外宗教渗透的角度看问题，美梵神圣同盟及其对苏东国家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无疑是苏东剧变中的一个中心事件。而波兰又是美梵神圣同盟对苏东国家实施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突破口，因此，深入探究美梵神圣同盟对波兰实施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在整个苏东剧变的研究中便具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鉴于我们在本著第二篇中已经从历史事实层面对美梵神圣同盟及其对波兰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作了介绍，在本节中，我们将主要着眼于对之作进一步的义理分析。
一、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图谋
东欧剧变在一个意义上是死于“自杀”，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可以说是死于“他杀”。倘若从死于“他杀”的立场看问题，则西方敌对势力，尤其是美国与梵蒂冈的“神圣同盟”则可以说是东欧国家的第一杀手。
无论是美国还是梵蒂冈都早有图谋东欧国家的野心。就美国而言，它是在由于其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转而着重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思考并实施其分化东欧的外交路线的。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并没有将贫穷和弱小的东欧诸国放在眼里，这从它与苏联和英国签订的雅尔塔协议即可以看出来。一如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和1919年的巴黎和会确定了新的国际格局一样，美国、英国和苏联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木半岛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也是一个确定新的国际格局的重要会议。按照雅尔塔协议，欧洲一分为二：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欧则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尽管一些西方人士对于这一协议的内容持有异议，例如有人曾批评罗斯福将东欧拱手让给了苏联，但其所确定的国际格局和欧洲二分的局面却还是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接受和认同。这种情况至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决意对苏联着力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而开始发生了变化。195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炮制了一个题为“美国对东欧国家政策声明”的文件（NSC5811/1）。该文件将美国东欧政策的长期目标规定为“推行全面的国家独立，成为自由世界共同体的和平的一员”，而将美国东欧政策的近期目标规定为“促使它们朝着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方向和平演变”，“减少被统治国家为增强苏联的力量做贡献，削弱苏联集团内的单一化和内部凝聚力”。[19]由此看来，美国东欧政策的根本宗旨在于孤立和打击苏联，其根本措施则在于“分化”和“西化”，即一方面在东欧“推行全面的国家独立”，以“削弱苏联集团内的单一化和内部凝聚力”，使东欧各国脱离苏联的“统治”或“支配”，另一方面使东欧各国“成为自由世界共同体的和平的一员”。
与此同时，梵蒂冈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也逐步将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纳入自己的工作日程。尽管20世纪的天主教有过“现代派”和“自由派”之争，但20世纪上半叶的天主教却始终缺乏“现代”气息。只是到了60年代，这种状况才有了改变。这种改变是同约翰二十三世这个人和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这次会议联系在一起的。约翰二十三世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美国对东欧国家政策声明”的当年，即1958年当上教皇的。而在他当上教皇的第二年，即1959年，他做出了一个无论对于天主教还是对于当代世界都至关紧要的决定，这就是筹备召开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这次会议于1962年10月开幕，于1965年9月闭幕。与前此召开的20次大公会议不同，它不再仅仅拘泥于教义之争，而是着眼于教会与时代、教会与社会、教会与现实世界（世俗世界）的关系，提出了“赶上时代”的口号，“把罗马天主教会引进了20世纪的现实世界”。[20]它号召整个教会“要认识到人类事务的合法的自主性，要投身于自己‘在尘世的使命’，去建设地上之国”。[21]它甚至高调地宣称不仅要与基督新教和东正教对话，不仅要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和所有其他宗教对话，而且要与共产主义对话。而它与共产主义对话的目标显然意在改变和消灭共产主义，而首先是改变和消灭东欧的共产主义。而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虑，罗马教廷于1978年10月16日选举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1920—2005）为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皇，取名约翰?保罗二世。意味深长的是，约翰?保罗二世不仅是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个成为教皇的斯拉夫人和东欧人，而且也是自1522年哈德良六世后第一个非意大利教皇。[22]因此，梵蒂冈此举不仅与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建立“地上之国”的旨趣相一致，而且其瓦解苏东联盟的政治意图也昭然若揭，从而与美国的东欧政策完全合拍，并且因此而与美国政府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缔结了对东欧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神圣同盟”。
由于美国是一个靠清教精神立国的国家，[23]所以，尽管在政治立场上与梵蒂冈比较接近，但长期以来与梵蒂冈一直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美国在立国初期与梵蒂冈建立的只是一种领事关系，虽然在第11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1795—1849）在位期间（1845—1849年），美梵关系一度由领事关系升格为公使关系，但至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任职期间，美国不仅撤回驻教廷公使，而且还完全关闭美国驻梵使馆。这种状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鉴于梵蒂冈持谴责德国纳粹主义的立场，[24]才有所改观。60年代初，随着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的召开和罗马教廷介入国际政治、反对共产主义立场的明朗化，美梵关系开始升温。1979年10月，约翰?保罗二世访问美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关于和平和人权问题的演讲，美梵关系全面复苏。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梵蒂冈，秘密会见约翰?保罗二世，双方订立以西化东欧、瓦解苏联帝国为政治目标的“神圣同盟”。1984年1月10日，美梵正式建交，美国总统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分别将各自派驻对方的“私人代表”任命为大使。可以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基于西化东欧、瓦解苏联帝国这一政治目标的美梵关系进入了和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或蜜月期。但至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随着美梵同盟政治目标的如愿以偿，美梵关系逐步降温。其深层原因在于：“1984年建交以后，在里根任期内和布什任期之初，美梵在反苏反共有堪称‘神圣同盟’的一致利益，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美梵亲近的这一基础已不复存在。”[25]
二、境外渗透“突破口”选择的种种考量
美梵同盟并非一个宗教同盟，而是一个政治同盟，一个美梵反共势力利用宗教对波兰和东欧各国实施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同盟。其最高纲领在于藉西化东欧各国来瓦解苏联帝国，以期实现美国独霸世界的外交目标。其根本举措在于在东欧地区“去苏联化”，用里根与约翰?保罗在1982年6月7日密谈中的话来说，即是解决“苏联在东欧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问题”。[26]然而，美国和梵蒂冈在对东欧8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时却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而是将重心放在波兰，以期以波兰为突破口，然后在东欧各国全面“开花”。这一点从美梵结盟第一天起就是非常明确的。[27]
美梵神圣同盟西化东欧以波兰为突破口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首先，在东欧8国中，波兰不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而且其影响也举足轻重。波兰的面积为31万平方公里，约占东欧8国总面积的24%。其人口为3700多万，约占东欧8国人口总数的27%。此外，波兰不仅是苏东集团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同盟华沙条约组织条约的签署地，而且还是华沙条约组织中的主要成员国：不仅是其联合武装部队的主要成员国，而且还是其一体化部队的主要成员国。[28]因此，如果能够使波兰发生剧变，它就有望对东欧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反之，你策划阿尔巴尼亚剧变，即便成功了，也不可能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阿尔巴尼亚一是国家太小，面积只有2万8千平方公里，只占东欧8国的2%，人口只有300万左右，也只占东欧8国的2%。此外，阿尔巴尼亚与大多数东欧国家本来就不完全一路。例如，阿尔巴尼亚早在1968年就退出了华沙组织。阿尔巴尼亚退出华沙组织，并没有影响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并没有跟着它退出。同理，即使阿尔巴尼亚首先发生了剧变，也未必能够产生出波兰剧变的效果。所以美梵同盟以波兰为突破口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其次，美梵同盟以波兰为突破口实施其对东欧国家的宗教渗透和和平演变战略，还有一个合理化根据，这就是波兰是东欧诸国中天主教信众在人口比例中最高的国家。东欧各国基本上是一个以基督宗教为主要教派的国家。除阿尔巴尼亚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外，其他7国均以基督宗教为主要教派。其中，东德以新教为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以东正教为主，只有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天主教为主。而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国家中，波兰的天主教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最高。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有6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0%左右。捷克斯洛伐克的天主教徒有10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波兰的天主教徒有33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0%左右。波兰不仅是东欧国家中信仰天主教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而且还是宗教（天主教）信仰程度最高（最深）的国家。[29]据有人对世界上42个国家和地区的抽样调查，波兰的宗教信仰程度排名第二，不仅远高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还远高于意大利。[30]波兰宗教信仰方面的这样一种状况不仅特别方便美梵同盟利用宗教对波兰实施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实现其和平演变波兰社会制度的政治图谋，而且还特别方便梵蒂冈利用天主教对波兰实施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实现其和平演变波兰社会制度的政治图谋。在对波兰实施其和平演变战略的过程中，美国之所以特别倚重于梵蒂冈，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此。[31]
美梵同盟以波兰为突破口实施其对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还有一个可资利用的条件，这就波兰不仅对民族问题特别敏感，而且在民族问题上与俄国和苏联积怨极深。波兰，作为一个国家，相对于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而言，历史不算悠久。它是在公元965年才正式建国的。然而，它所遭受的苦难却甚于他国。在它的历史上，虽然也曾扮演过征服者的角色，例如，它曾于16世纪攻陷莫斯科，并在那里扶植过傀儡政权，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处于被骚扰、征服、肢解和瓜分的境地。事实上，波兰在建国之初，就不时地受到欧洲诸强的骚扰、肢解和宰割。至近代，这样一种苦难史和屈辱史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单单在18世纪下半叶，波兰即被三度瓜分。第一次发生在1772年，当时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第二次发生在1893年，当时被沙皇俄国和普鲁士瓜分。第三次发生在1795年，当时被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全部瓜分。正因为如此，波兰人具有超乎寻常的民族情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波兰人与俄国和苏联积怨甚深。且不要说在欧洲列强18世纪下半叶对波兰的三次瓜分中，俄国都扮演了主要角色，即使在十月革命后，苏联也曾给波兰带来过巨大的民族伤痛。首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和德国于1939年8月签订了以牺牲和瓜分波兰为基础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苏联在波兰制造了著名的“卡廷森林惨案”。[32]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以战胜国的名分如愿从东波兰获取多达近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33]所有这些都使得“波兰人对俄国和俄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过敏症’”，[34]不仅使相当一部分波兰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有限主权”论极为反感，而且还使相当一部分波兰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也极为反感。波兰与苏联的这样一些民族恩怨不仅使美梵同盟瓦解波兰与苏联的联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也为其煽动波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上西化道路准备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
美梵同盟对波兰实施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还有一个便利之处，这就是波兰天主教与波兰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关联性。如前所述，波兰是965年正式建国的，而波兰受洗并且以天主教为国教则发生在第二年，即966年。这就意味着天主教是在波兰寻求立国精神基础的情况下作为立国之本进入波兰的。而且，在此后不久，即在波兰设立了直接隶属于罗马教廷的主教区（968年）和大主教区（1000年）。这样一种独立的天主教管理模式此后一直构成波兰的民族独立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这不仅在波兰的民族历史上有鲜活的表现，[35]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生动的体现。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绝大多数波兰天主教神职人员都英勇地投入了地下抵抗运动，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著名的民族英雄，有1/3神职人员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例如，圣方济各住院会的柯尔贝神父（1894—1941）在奥斯维茨集中营中代狱友去死的事迹就曾感染和鼓舞了许多波兰人。再如，在新波兰长期担任天主教领袖的司提反?维辛斯基和卡罗尔?沃伊蒂瓦也都曾为当年地下抵抗运动做出过重要贡献。司提反?维辛斯基（1901—1981）曾任亚格隆尼大学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投身地下抵抗运动，曾组织过一个名为“复光”的旨在弘扬波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知识分子团体。1948年开始担任波兰大主教，1953年开始担任红衣大主教。1980年维辛斯基去世后，波通社发表讣告，不仅称他是一个“伟大的波兰人”和“爱国者”，而且还称他是一个“一向主张采取明智的、负责任的和公正的解决办法的人”，“他的态度和活动使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威望”。 卡罗尔?沃伊蒂瓦（1920—2005）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军人家庭。早年曾在位于克拉科夫的亚格隆尼大学就读波兰语言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且因此还被列入纳粹的黑名单。1946年，沃伊蒂瓦成为一位神父。1956年，开始在卢布林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1958年，升任克拉科夫教区助理主教。1964年，升任克拉科夫大教区总主教。1967年，成为红衣主教。1978年，成为罗马教皇。由于波兰天主教与波兰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有上述的历史关联性，它在波兰民众中便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而波兰天主教的领袖人物，如维辛斯基和沃伊蒂瓦等，由于其身上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环，他们在波兰民众中便具有一般政治领袖难以享有的巨大号召力和影响力。美梵同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波兰剧变中之所以每每得手，波兰天主教与波兰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关联性无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最后，美梵同盟之所以以波兰为突破口对东欧实施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历史机缘。因为1980年的格但斯克大罢工和地下团结工会的崛起给美梵同盟对波兰实施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提供了上好的机会。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似乎是一种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的司空见惯的事件。例如，早在1956年，波兰就爆发过著名的“波兹南事件”。波兹南事件其实也就是一次由波兹南的切卡尔斯基工厂（亦即斯大林机床车辆厂）工人牵头的规模巨大的罢工事件。1968年，波兰爆发了由华沙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牵头的波及许多重要城市的游行示威事件。1970年，波兰又爆发了由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牵头的波及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抗议示威活动。1976年，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地区也相继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但1980年的格但斯克大罢工却非同寻常。首先，这次罢工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和政治意图。例如，在前此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中，罢工者关注的主要是工资和物价问题，但在这次大罢工开始不久，罢工委员会即向波兰政府提出了保障“人权”、“自由”、承认地下工会等政治诉求（即“21项要求”）。其次，罢工委员会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性组织，即“团结工会”，并通过游行示威和罢工等手段迫使政府正式注册登记该组织，从而使这一地下组织摇身一变而成为一种合法组织。第三，这次罢工运动不但有自己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组织，而且规模空前。团结工会1980年10月在华沙地方法院正式注册成功后几个月内，其会员人数即爆炸性地增长到1000万。而这就意味着在波兰有1/4以上的人口和80%以上的工人为团结工会的会员。无怪乎有政治评论家将波兰成立团结工会当作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一个其历史影响唯有十月革命和南斯拉夫决裂才能比配的历史事件。[36]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黑格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波兰人显然已经决定写下历史。在团结工会的旗帜下，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民众运动，燃起了波兰人民的政治想象。”[37]现在，美国政府感到他们出手的时候到了。
三、美梵在波兰剧变中的分工合作
然而，美国决意联合梵蒂冈在波兰大干一场则是1981年12月的事情。这是因为1981年12月13日，鉴于团结工会在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重建国家”的政治口号并准备将之付诸行动，波兰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军管。当天，波兰国务委员会颁布《关于战时状态的法令》，宣布由15名将军和5名上校组成的“救国军事委员会”接管全国，逮捕了包括瓦文萨在内的一大批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团结工会又重新转入地下。这使美国政府既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又感到问题的紧迫性。于是，美国政府与梵蒂冈开始紧急磋商。鉴于当时苏联已经在波兰边境陈兵18个师这样一种情况，当时美国政府和梵蒂冈需要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借机促进波兰的“演变”，一是要保证这样一种演变是一种“和平”演变，尽一切可能不为“苏联提供军事干涉”提供任何“借口”，以致“造成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事件的局面”。[38]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梵双方一致认为应当从“经济”和“道义”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从经济方面对波兰政府施加压力，对团结工会给予支持；一是从道义方面对波兰政府施加压力，对团结工会给予支持。经济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美国政府承担的，而道义方面的工作则主要是由梵蒂冈承担的。
爱德华?盖莱克于1970年接替哥穆尔卡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以来，波兰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与此同时却也将波兰引向了依赖西方世界的轨道上来，致使波兰对西方的债务越来越重。1970年，波兰的外债只有11亿美元。至1980年，波兰已经成为苏东地区欠西方债务最多的国家，累计达到230亿美元。这就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波兰施压提供了方便。在波兰政府宣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当月，美国总统里根即宣布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中止向波兰贷款，要求偿还债务并不予考虑延期还债，中止波兰在美国水域的捕鱼特许权，停止向波兰出口高技术等。美国在以经济手段对波兰政府施压的同时，又加大了对团结工会经济和“道义”两个方面的支持力度。里根对团结工会的命运可谓关心备至。就在波兰宣布军事管制的当天，里根即与教皇通了电话，商量对策，紧接着又派出虔诚的天主教徒沃斯特作为私人代表到罗马觐见教皇。里根政府不仅通过美国情报机构和梵蒂冈密切关注波兰政府和团结工会的状况，而且还很快制定了一项赞助和支持转入地下的团结工会的计划：（1）向团结工会提供“具有决定意义的”资金，以维持其活动；（2）提供先进的通讯设备，为团结工会组建一个有效的集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于一身的地下网络，以便团结工会即使在军事管制条件下也能够开展通讯联络；（3）对经过挑选的人员进行培训，使其能够使用所获得的先进通讯设备；（4）动用情报局的情报资源充当团结工会的耳目，甚至可以与之分享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情报。[39]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制定了一个旨在“简要说明美国在东欧的目标”的文件（即NSDD-32文件）。该文件将美国在波兰和东欧的目标归结为下述三点：（1）秘密支持东欧地区“为了摆脱共产主义统治”而发动的地下运动；（2）加强针对该地区的心理战，尤其是要加强诸如“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无线电广播；（3）寻求贸易与外交途径，使该地区的各国政府抛弃对莫斯科的信任。[40]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团结工会在“道义”方面给予的另一项重要支持是经过精心策划，使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于1983年以“领导了波兰工人运动的和平方向”名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与美国虽然也给团结工会以道义支持但毕竟以经济上的支持为主不同，梵蒂冈则虽然也给团结工会以经济上的支持但却以“道义”上和“谋略”上的支持与行动方面的掩护为主。波兰实施军事管制后，梵蒂冈和波兰天主教会不仅成了团结工会分子的庇护所，成了团结工会专家小组与瓦文萨之间的联络人，而且还向团结工会提供了一批又一批的食物、金钱、药物以及各式各样的印刷机器。更为重要的是，梵蒂冈和波兰天主教会还不失时机地向团结工会提供谋略上的支持。例如，在波兰实施军事管制不久，约翰?保罗二世就通过教廷的管道向瓦文萨发出指示：一方面要求他的团结工会继续开展地下活动，另一方面又要团结工会的会员们注意活动方式，不要贸然走上街道，以免引起华约条约国的武装入侵或波兰军队的大规模武力镇压。在对团结工会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指导的同时，约翰?保罗二世还不忘给波兰政府施压。在波兰实施军事管制5天之后，即在12月18日，约翰?保罗二世致信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和“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要求雅鲁泽尔斯基“尊重人权”，“结束波兰的流血”，“重新回到非暴力的道路上来”。[41]与此同时，波兰天主教会开始直接出面干预波兰政治。1982年4月5日，格莱姆普大主教所任命的“主教团社会委员会”抛出了一个名为“关于社会妥协问题的提纲”，不仅谴责波兰政府实施军事管制，而且还要求波兰政府取消军事管制，释放瓦文萨等反对派，恢复团结工会及其他反对派的活动，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签署妥协协议，并且向波兰政府提出了波兰天主教会参与签署妥协协议的要求。令人不解的是，波兰天主教会的这一“提纲”竟然成了规范和指导上个世纪80年代波兰社会运动的一项基本政治纲领。其结果是1989年2-4月波兰三方，即团结工会和“建设性反对派”、波兰政府和波兰天主教教会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关于团结工会地位合法以及波兰实行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的决议。如所周知，正是由于这次圆桌会议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最终导致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倾覆。
四、作为导演兼主演的保罗二世
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剧变中，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仅通过支配罗马教廷和波兰天主教会而成为这场剧变的导演，而且还不止一次地成为这场剧变中的主演。
他自担当教皇后曾先后三次访问波兰，对波兰剧变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9年，约翰?保罗二世在其担任教皇的第二年即访问了波兰。在这次访问中，不仅以其在华沙机场上跪下来亲吻故乡土地的举动即刻点燃了波兰人的民族热情，而且还以“领导波兰明天的是耶稣”的暗语一下子点燃了波兰人的政治热情。在短短几天的访问中，竟有三分之一的波兰人参加了由他在波兰各地主持的弥撒活动。他的这次访问无疑为80年代波兰持续不断的罢工运动和抗议活动埋下了火种。教皇保罗二世第二次访问波兰则发生在1983年。如果说教皇第一次访问波兰的政治意图有所遮蔽的话，这一次则公开得多了。他在演讲中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波兰政府监禁和迫害的人致意，不仅会见了受到监禁的瓦文萨，而且还公然强调“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以致有人将教皇对波兰的这次访问被称作“波兰的第二次洗礼”。教皇保罗二世第三次访问波兰发生在1987年。1987年乃波兰剧变的前夕。他的这次访问比前两次更加不遗余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教皇保罗二世行程3000多公里，访问了9个城市，做了36次布道和演说。可以说，他的这次访问为1989年的圆桌会议做了重要的铺垫。不难看出，教皇保罗二世三次访问波兰无论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是十分讲究的和经过精心策划的。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是教皇保罗二世具体导演了波兰剧变。
1980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出版一部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的著作《真正的战争》。在这部著作中，尼克松明确地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称作“第三次世界大战”。[42]尼克松强调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就开始了。”而且，从此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进行着，从苏联夺取东欧，到共产党征服中国，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在古巴建立苏联力量在西半球的前哨站，到苏联及其盟国目前对非洲、伊斯兰新月地区和中美洲的推进”。[43]对于这次世界大战，尼克松还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它为“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二是它为“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乃是因为“这场战争已到达了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美国和苏联都成了“全球性强国”，在任何地方影响他们之间力量对比的任何东西，也都影响到他们之间在每个地方的力量对比。尼克松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学会从全球角度考虑问题”。[44]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是“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战争”，乃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在“生活和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进行的。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仅涉及到军事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而且还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所有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都是十分重要的”。[45]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是“第一次全面的战争”还由于“敌人的性质”：“因为他们的制度是全面的极权主义制度，它打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旗号前进，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甚至它的人民的头脑也是国家的财产。”[46]从这个意义上，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可以称作“和平的战争”。
正是基于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战争”和“和平的战争”的设想，[47]尼克松突出和强调了打意识形态战的绝对必要性。尼克松援引拿破仑关于“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精神”以及“从长远说，精神总是能征服利剑”的格言，[48]一方面强调了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战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既有利剑又有精神”的美国对于苏联的优越性。尼克松在阐述美国在意识形态竞争中的“有利条件”时，特别强调了宗教的力量和作用，强调宗教与美国的结盟及其力量。13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谈到“教皇和沙皇”的结盟。[49]现在，事情完全颠倒过来了，美国反倒成了教皇向苏联和东欧实施宗教渗透和意识形态输出的同盟者了。尼克松在谈到教皇保罗二世对波兰的第一次访问对波兰政局所造成的深广影响时得意洋洋地写道：“马克思曾经把宗教斥为毒害群众的鸦片。今天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发现宗教是一块不可破的岩石。由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凯旋而回波兰，苏联人不得不认真思索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说过的一番话。当时他曾经带着轻蔑的口吻问道：教皇有多少师军队？教皇没有装甲师，但是他拥有的力量不是苏联的坦克所能粉碎得了的。他触发的情绪深入人的精神的核心。不理解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低估这种力量。”[50]尽管尼克松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政客，其著作中内蕴资产阶级偏见不言而喻，但他的这一论断无论如何是包含有真理颗粒的。当年人民波兰之所以如此迅速地遭到颠覆，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对波兰天主教教会中反共势力的低估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这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对于保罗二世及其所支配的罗马教廷和波兰天主教会在波兰剧变中的作用，对于境外宗教渗透在波兰剧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波兰共产党人本来是不应当低估的。
第三节 一个东欧共产党人的迷失与觉醒
早在120多年前，恩格斯在其致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恩格斯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他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51]东欧剧变，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或一个“历史结果”，无疑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产生”出来的“合力”形成的。形成这一合力的既有东欧各国的国内的力量，也有东欧各国的国外的力量；在国外诸多力量中，既包含苏联，也包括由美梵神圣同盟所代表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力量；在国内诸多力量中，既包括受境外敌对势力影响和操纵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包括受梵蒂冈影响和操纵的各种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尽管致使东欧剧变的原因有“无数”个，但无论如何，美梵神圣同盟对东欧诸国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作为导致东欧剧变“合力”要素中的“一力”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东欧诸国的剧变过程中，有哪一个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曾有过高度的警觉呢？有哪一个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曾对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曾有过有效的防范和抵御呢？其中的教训无疑是惨痛的，是需要认真反思、努力汲取的。
一、东欧剧变的悲剧性质：不战而败与认敌为友
人们往往把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诸国的政治变迁称作悲剧。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似乎不得要领。因为悲剧之为悲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内蕴有悲壮的气氛和情节。然而，在东欧剧变中，我们无论如何却感受不到这样的气氛，看不到这样一些情节。
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巴黎公社运动无疑是一出悲剧。巴黎的工人阶级虽然英勇顽强，但他们的政权组织——巴黎公社在巴黎仅仅存在了两个月（1871年3月28日—5月28日）。但在这出悲剧中，我们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悲壮的气氛，都可以看到悲壮的情节。巴黎公社运动从一开就洋溢着一种悲壮气氛。因为巴黎工人阶级是在普鲁士军队兵临城下、法国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与普鲁士签订投降协定并决定全力镇压巴黎工人的背景下以大无畏的精神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巴黎公社政权的。不仅如此，尽管巴黎公社从成立之日起，其处境就极其恶劣，军事形势尤为严峻，但巴黎公社还是有条不紊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可歌可泣的是，在巴黎公社最后的日子里，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最后200名公社战士面对5000多名政府军的围攻个个英勇不屈，全部壮烈牺牲。以致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时，情不自禁地赞颂道：“为公社慷慨赴死的巴黎人，数目之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战斗。”“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52]
然而，我们在东欧剧变中，似乎却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英烈。请看，那个在1990年年底波兰总统选举中下台的雅鲁泽尔斯基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不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卡洛伊在匈牙利剧变中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不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雅克什和乌尔班内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剧变中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不配！保共总书记日夫科夫、姆拉德诺夫在保加利亚的剧变中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不配！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昂纳克和克伦茨在民主德国剧变中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不配！南共主席团主席舒瓦尔和潘切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剧变和解体中配得上英雄称号吗？不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剧变中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更不配！
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之所以配不上英雄的称号，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差不多都是不战而败的。既然不战而败，无真正意义上的战斗可言，自然也就谈不上战斗英雄了。然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战，并非完全由于他们惧战，而往往是由于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战斗对象，找不到自己的对手，至少从他们对向他们国家实施境外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美梵同盟缺乏警觉这点看，情况是如此。尤其荒唐的是，他们这些共产党领导人中有许多不仅对向他们国家实施境外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美梵同盟缺乏警觉，甚至在其处理国内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时还往往将已经结成西化东欧神圣同盟的美国和梵蒂冈视为盟友。这一点在波兰剧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如前所述，至1988年，由于美梵神圣同盟及其操纵的团结工会和波兰教会反共势力作祟，波兰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在这种情势下，波兰统一工人党不仅没有积极开展同这些敌对势力的斗争，反而在当年6月召开的十届七中全会上发出了同受美梵神圣同盟操纵的团结工会建立“最广泛的联合阵线”的呼吁。不仅如此，为了达到与受美梵神圣同盟操纵的团结工会建立“最广泛的联合阵线”的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89年1月召开的十届十中全会第二阶段会议上专门通过了“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议。[53]不仅如此，波兰统一工人党还屡屡将消除国内政治危机的宝压在受梵蒂冈直接操纵的波兰教会身上。该党不仅多次乞求本来与团结工会沆瀣一气的波兰天主教教会充当政府与团结工会的调停人和中保，而且在1989年6月议会选举这一生死关头寄希望于波兰教会。为了换取波兰教会在选举中的中立立场，不仅雅鲁泽尔斯基亲自会见格莱姆普红衣大主教，而且波兰议会还于5月17日通过一项名为《关于波兰政府与天主教关系的法案》。该法案除以法律形式正式承认罗马天主教会在波兰的合法地位外，还给波兰教会提供了连波兰教会都意想不到的诸多便利。但受梵蒂冈操纵的波兰教会早已有了自己的既定的政治目标，并没有为其所动，照旧站在团结工会一边，致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惨败，波兰政局也因此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此看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之所以在事关人民波兰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认敌为友，干出与虎谋皮的蠢事，最根本的就在于他们对美梵神圣同盟及其操纵的波兰国内敌对势力的政治图谋缺乏必要的警觉，从而未能识破美梵同盟及其操纵的波兰国内敌对势力的政治真面目，最终陷入了不战而败、葬送人民波兰社会主义事业的凄惨结局。这无疑是波兰剧变悲而不壮的一项根本缘由。
因此，波兰剧变给我们的一项重要启示在于：为要有效地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维护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我们就必须牢固地树立“东西”意识，树立“世界”意识、“主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对于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并对之采取行之有效的防范和抵御措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东西”意识、“世界”意识、“主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必备的基本素养。这可以看作是我们从境外宗教渗透角度审视苏东剧变希望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
为了进一步佐证这一观点，下面我们不妨对当代波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沙夫这个个案作一番剖析。沙夫在波兰剧变的前期和后期对波兰剧变的态度和立场有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推动其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动因正在于他对美梵神圣同盟及其操纵的波兰境内敌对势力反共政治意图的意识和警觉。因此，对于我们当前这个话题来说，沙夫实在是一个典型不过的例证。
二、一个东欧共产党人的迷失
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13—2006）是波兰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波兰科学院院士，曾长期担任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一如沙夫自己所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波兰剧变中，他并不是“一个‘逍遥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身份出现的。[54]1978年，沙夫完成了他的专著《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试图对当时刚刚发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明。1981年8月，他写了《波兰的教训》，试图对1980年8月以来波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一分析”。1981年12月，波兰军队接管政权并宣布波兰处于战时状态后，沙夫又及时地写了《波兰的教训（续）》。90年代初，波兰剧变后，沙夫发表了《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内幕》。从沙夫的这些论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东欧共产党人的迷失，也看到了一个东欧共产党人的觉醒。对沙夫这些著作的比较研究实在是一件饶有趣味且意义重大的事情。
如前所述，沙夫是在1978年完成《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这部专著的。70年后半期，波兰的国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方面，盖莱克的改革非但没有拯救波兰经济，反而使波兰的经济形势明显恶化，而且越来越依赖西方。另一方面，群众对波兰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滋长，其关系也开始趋于紧张，一些政治反对派组织，如“工人防卫委员会”、“保卫人权和公民权运动”、“大学生团结委员会”、“农民自卫委员会”、“波兰青年运动”和“独立波兰联盟”等相继出现；在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下，波兰社会的意识形态从下至上都开始出现混乱和危机。事情一如拉科夫斯基（Mieczyxaw Franciszek Rakowski，1926—2008）在其《回顾与展望——波兰向何处去》一书中所说：“70年代后半期在国家的政治格局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即目的在于削弱波兰统一工人党权力、削弱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力量的种种压力，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断产生影响。”[55]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教会在西方势力和梵蒂冈怂恿下，也开始加快了干预波兰政治的步伐，不仅或明或暗地支持政治反对派，而且开始公开批评人民波兰的社会制度，并千方百计地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然而，面对波兰教会的步步紧逼，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非但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予以回应，并积极引导波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反而步步退让。为了缓和波兰日益紧张的政教关系，为了借助宗教势力化解波兰的社会危机，盖莱克还亲自访问梵蒂冈，与罗马教宗保罗六世会晤，促成波兰与梵蒂冈尽快正式建交。而且，盖莱克对梵蒂冈及其操纵的波兰教会可谓言听计从，即使一些波兰共产党人对此也有非议。例如，此后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波兰总理和波兰会议主席的拉科夫斯基在谈到70年代后期的波兰局势时就曾抱怨说：“教会的强烈意见往往比我们许多同志或同盟者的意见更加受到重视。”[56]
如果我们比较充分地考虑到沙夫写作《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的这样一种社会背景，考虑到当时波兰群众对波兰政府的不满情绪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和紧张气氛，考虑到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时的主流观点，我们对沙夫在该著中所表达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立场，就不难理解了。在这部著作中，沙夫力求扮演的是“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一方面他极力鼓吹改革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特别是“党的官僚机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另一方面，他又极力鼓吹建立“共产主义的‘宗教大联合’”。[57]
在该著一开始，沙夫就“摊出”了他的“名片”：“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58]他的这个说法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他想藉此宣称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开放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是他想藉此宣示他对“现实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实践中的种种形式”的态度和立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当前实践中的种种形式，尤其是对于“现实社会主义”，沙夫采取的是一种较为中庸的立场：既不属于“它的讴歌者”，但也不“全盘否定它”。也正是在这两层意义上，沙夫将“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界定为“立足于共产主义而力图改变其现存形式的人们”。[59]其实，沙夫的“不同政见”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首先，是“革命的异化”、“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社会主义民主”和“个性自由”问题。而这个问题在论述过程中逐步集中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存模式”及其“改革”问题，集中到“摈弃斯大林的遗产”问题，最后又集中到“党的模式和党内民主形式的问题”。[60]其次，是社会主义国家“同宗教和教徒的关系问题”。在沙夫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是必须明确和不能回避的。这就是：“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不能同唯灵论和宗教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神论是它的不可‘遗漏’的组成部分。其次必须看到，共产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可以为宗教的动机所接受的。”[61]沙夫强调说：对“无神论者”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将其理解成“非教徒”，一是将其理解成“信仰的反对者”和“教徒的敌对者”。[62]沙夫将对无神论者的后面一种理解宣布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当抛弃的“宗派主义的和已经过时的无神论”。他极力倡导的则是对无神论的前面一种理解，并在对无神论的这样一种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宗教大联合’”的口号。[63]
在具体阐述“共产主义的‘宗教大联合’”时，沙夫强调说，如果一个教徒
在关于社会活动的目的这个问题上“即使是部分地与我一致”，那“他就是我的战友”，尽管他的行为由另外一种动机支配以及他在其他方面有着与我不同的观点。“认清分歧，但同时也看到为争取社会变革而奋斗的共同基础（这种变革能够保证使人们在谋求幸福的生活时获得更多的可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之间进行对话的最深刻的含义所在。这就是从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出发实现一个特殊的基督教徒大联合的基础。”[64]如果沙夫的这些话原则上似乎无可挑剔的话，则当他用抽象的人的学说、用教宗保罗二世通谕的观点来进一步解释他所谓“共产主义的‘宗教大联合’”时，他就难免有些离谱了。他继续阐释说：“大‘家庭’对我们来说就是人的大家庭。在这个问题上所持有的一种特殊观点与教皇保罗二世颁布的《救世通谕》[65]有关。这个通谕详细阐述了（客观和主观的）异化问题，并提出了为消除异化而斗争的要求。”他洋洋得意地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能够在一篇教皇通谕权威的基础之上进行共同的斗争，这是一幅多么广阔和现实的前景啊！”[66]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沙夫在这里并不只是在泛泛地探讨宗教学原理，也不是在一般地在探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而是在为波兰政府摆脱现实的政治困境提供的灵丹妙药。因为他在说过这些话之后，紧接着便强调说：“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有了摆脱困境的办法，而这困境原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67]从盖莱克和此后雅鲁泽尔斯基的政治实践看，我们似乎看不出在沙夫身上有什么“不同政见者”的痕迹，我们看到的却是波兰政府高参的气象。
然而，沙夫开出的“灵丹妙药”并没有奏效。至1980年，不仅波兰的经济形势更加糟糕，而且波兰的社会危机也更加严重。1980年8月31日，在工人罢工的浪潮中，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成立了华沙签约国中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和控制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该工会组织在成立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很快就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其会员人数便激增到1000万人，占波兰工人总数的80%，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波兰当局乃至苏联当局都开始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波兰问题，并且还是一个影响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的问题”。[68]许多家欧美报纸都近乎一致地将这一事件列为当年的世界十大新闻之首；美国国际变化研究所所长S·比亚勒教授认为这次事件比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意义要大得多，匈牙利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赫洛杜什·安德拉什教授则干脆说，”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堪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69]团结工会的出现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其对波兰乃至所有东欧国家实施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绝好时机。1981年初，公开宣布苏联为“邪恶帝国”的里根一上台，便紧锣密鼓地开展与西方其他国家和梵蒂冈对波兰的渗透工作。里根政府除了继续发动“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等传媒进行煽动性宣传外，还于1981年4月派遣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赴罗马与梵蒂冈商讨建立瓦解东欧国家的神圣同盟事宜。不仅如此，里根政府还于1981年8月初，通过向波兰贷款等方式来“保护团结工会和促进波兰改革”。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沙夫依然持守其鸵鸟心态。而他也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来审视80年代初出现的波兰事件，并写作《波兰的教训》一文的。与此前态度不同的是，在《教训》中，沙夫点名批评了西方社会，不仅批评了美国政府，批评了里根和“美国政策的官方发言人”黑格等，而且还批评了“北约的政策发言人”伦斯等。但沙夫批评的并非他们对波兰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而是他们对波兰事件的“判断”。沙夫批评说，里根总统“关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末日就要到来”的谈话是“幼稚到令人羞愧的谈话”，是在将他的“虔诚的愿望”当作“思想范畴”。[70]但沙夫着重批评的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宣传”：“根据这些宣传”，波兰事件“是由敌人代理机构唆使和组织的，由帝国主义领导和资助的反革命事件”。沙夫谴责说：“这显然是官僚机构的防御性反应，他们对本国公民实行鸵鸟政策。”[71]在这篇长文中，他不仅对境外敌对势力插手波兰事件的行为视而不见，而且还极力为这一最终导致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运动辩护，强调：“波兰事件的主角是工人阶级”，“这是波兰人民群众不愿意在现今条件下继续生活下去而爆发的一场自发的、真正波兰的运动”，“在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这场反对政权和制度的群众性的人民造反行动，具有和平革命的一切特点（至少现在是这样）”。[72]当然，沙夫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这样的谴责和赞颂层次，而是进一步对波兰事件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分析。经过一番分析后，沙夫得出结论说：波兰事件并非“敌人代理机构唆使和组织”的结果，乃是由社会主义波兰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由社会主义波兰的“罪过”造成的。沙夫断言：社会主义波兰的“大罪”主要有三条：（1）“是企图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之主、客观条件的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这是原罪”；（2）“是不顾社会心理状况，企图实现社会主义”；（3）“是使社会主义制度下必不可少的领导力量的党异化的一切行动”。[73]团结工会的造反行动之所以是革命行动，乃是因为它反对的是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社会制度和一个已经异化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官僚机构，它反对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官僚社会主义”。由此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波兰事件非但不能证明有人在反对社会主义，反而表明了波兰工人阶级的“成熟”，证明它已经“转变成为‘自为的’阶级”。沙夫写道：波兰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波兰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熟了，它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因素，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了。按马克思主义的行话来说，工人阶级已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了。用通常的话说，就是波兰的工人阶级（已表明他们有条件实现自己的意愿）已不愿意让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工人阶级希望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工作。”[74]至于团结工会，则被他称作“一个直接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利益的组织”，它在波兰的出现不仅是难免的，也是适时的：“在党明显垮台时，波兰工人阶级成熟和要求自治愿望日益增长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团结’工会。”[75]
由此看来，沙夫的《波兰的教训》，除了对团结工会造反行动的赞颂和对波兰社会主义原罪的揭发外，与其1978年完成的《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相比，似乎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相反在某些问题上，他甚至还向后倒退了一步。例如，如果说在《若干问题》中，沙夫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波兰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缺乏警觉的话，在《波兰的教训》中，沙夫则对之加以坚决的否认。尽管沙夫以“开放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不同政见者”自居，但无论从其1978年完成的《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中，还是从其1981年8月完成的《波兰的教训》中，我们都感受不到这一点。
三、一个东欧共产党人的觉醒
然而，随着波兰事件的进一步升级，境外敌对势力对波兰实施政治干涉和宗教渗透日趋公开化，沙夫的头脑开始清醒，其政治立场也开始随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从其在1981年12月波兰实施军管后写作的《波兰的教训（续）》一文中，我们便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1981年下半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梵蒂冈支持和怂恿下，团结工会中的右翼势力逐渐抬头。当年秋天召开的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提出了“自治共和国”和“多党制”等口号，而且还提出了“重建国家”的口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的和平谈判终究未能取得任何进展，甚至连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的建立包括团结工会在内的“民主协商阵线”的建议也完全没有可能落实。在这种情势下，波兰统一工人党意识到它现在有必要“像保卫波兰独立一样保卫波兰的社会主义”。[76]于是，在12月12日，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和波兰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雅鲁泽尔斯基下令波兰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团结工会转入地下。沙夫的《波兰的教训（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
《波兰的教训（续）》在对波兰形势的分析上与《若干问题》和《教训》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这篇文章中，沙夫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为团结工会唱颂歌，把团结工会的成立看作是波兰工人阶级成为成熟的“自为”阶级的标志，而是开始为团结工会唱“挽歌”，谴责“他们越来越被胜利冲昏头脑”，特别是谴责团结工会主席团12月17日的拉多姆决定本质上是在挑起“内战”。沙夫写道：“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团结工会主席团在拉多姆决定，为纪念1970年波罗的海沿岸的12月事件，于12月17日在全国举行街头示威游行。如果政府仍不答应团结工会的要求，就宣布举行无限期总罢工。”沙夫在具体分析这一事件时还如实地给挑起内战的团结工会右翼势力扣上了“推翻社会主义”的的罪名。他分析道：“在这里，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发问：国家政权能有什么抉择？很清楚，12月17日在波兰会发生内战，因为只有政治上的稚童才会相信，拥有强大的权力机关、并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做好准备的党和政府不会以暴力对团结工会领导人几个月来就公开宣称的‘推翻社会主义’的企图作出反应。团结工会领导人通过12月17日时间想达到什么目的是清楚的：通过总罢工使国家陷于瘫痪，在工厂中组织战斗小组并消灭共产党人……一句话，他们寄希望于内战。”[77]
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教训（续）》不再仅仅从波兰“内部”，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官僚机构”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开始从“外部”来反思波兰的动乱。沙夫不仅将波兰的动乱明确地宣布为“外国不知羞耻地利用”国内反对派“政治上的愚蠢和幼稚”“进行宣传的结果”，而且还明确地谴责境外敌对势力为“政治煽动者”和“幕后策动者”，说“他们总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尤其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各种特务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有意识地保留和维持下来”；“他们进行操纵而不让公众看见自己”。沙夫在谴责境外敌对势力时，甚至明确地使用了“美国和西欧的反动集团”这样的字眼，谴责这些“肮脏的手在玩弄这场关系到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赌注”。[7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的教训（续）》中，沙夫对其向来视为“盟友”的波兰教会开展了批评。尽管沙夫依旧非常怀念维辛斯基红衣主教，说他虽然“非常保守”，“不屈不饶地为宗教信仰而斗争”，“但他同时又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波兰人，他准备同政权当局携起手来，尽管他并不喜欢它”，尽管沙夫依然寄厚望于“波兰的教皇”，把他说成是“一个当然的最高仲裁人”和“伟大的深明大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却开始对受到“波兰的教皇”支配的波兰天主教会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谴责道：“我们的教会最近一段时期是否继承了维辛斯基红衣主教的这种传统了呢？没有。如果维辛斯基红衣主教仍然在世，在军事管制条件下可能导致民族灾难的示威游行，就不会从做完弥撒后的教堂出发（但几乎所有的示威都是这样发生的）。如果维辛斯基红衣主教仍然在世，就不会有哪位神甫敢于发表现在人们听到的那种不负责任的、引起社会混乱的布道演讲（我是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的，并非只是从官方消息中了解情况），教会就不会同国家权力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也不会在涉及到民族团结和教会参加民族团结这类重大事务上采取儿戏的态度，不会一味地支持团结工会。”[79]
然而，沙夫的觉悟，或者说沙夫在波兰剧变问题的政治立场的最后转变却是在波兰剧变的最后时刻实现的。如果说沙夫在写《波兰的教训（续）》时，他对罗马教廷和罗马教廷支持的波兰天主教会“仲裁”和“缓冲”波兰事件还寄予希望的话，则至90年代初，当波兰剧变完成，一切真相大白后，沙夫终于明白波兰事件的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原来竟是美国与梵蒂冈，是它们结成的“神圣同盟”。沙夫在谈到“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合谋导演波兰剧变时，援引“一位美国分析家”的话说：“就波兰而言，教皇和总统……所干的就是利用国内对立势力的矛盾，制造内部冲突，自己却不留任何可能被人抓住的把柄。”[80]沙夫在谈到里根政府的和平演变谋略时，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利用教会这张牌来征服人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己又不留一点可以被人利用的痕迹。由此，我们看清了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垮台的过程中，美国领导人及其特务部门是如何积极开展工作的。”[81]
应该说，在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的长期教育下，沙夫终于醒悟境外敌对势力通过宗教渗透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和“社会复制”乃波兰剧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因。尽管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官僚机构及其腐败作风和波兰政府改革的不力是波兰剧变的一项基本原因，美梵神圣同盟对波兰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同样是波兰剧变的一项不容忽视的原因。诚然，沙夫的这样一种觉悟是以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被颠覆为惨重代价的，但从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看问题，他的这样一种认识依然是难能可贵的。
四、沙夫的后知后觉与先知先觉
当年孙中山在解释民权主义时，曾经将人分成三种：第一种人叫“先知先觉”，第二种人叫“后知后觉”，第三种人叫“不知不觉”。[82]根据孙中山的这个说法，我们既可以将沙夫划归于“后知后觉”，也可以将其划归于“先知先觉”。
我们之所以将沙夫划归于后知后觉，乃是因为沙夫在波兰剧变的前期，不仅对国内反对派活动的政治意图缺乏警觉，而且对境外敌对势力对波兰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也毫无警觉，从而对波兰事件作出了一系列的错判。直到波兰剧变进入后期，甚至直到波兰剧变进入最后关头，他才对波兰剧变的政治实质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才对波兰反对派“推翻社会主义”的政治意图以及美梵神圣同盟利用波兰教会演变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有了清醒的认识。
我们之所以将沙夫划归于先知先觉，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在苏东国家，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像沙夫这样在苏东剧变中提高了觉悟，对境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及其恶果有所认识的。另一方面，还因为尽管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史的角度看问题，人类社会自上个世纪初开始已经步入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尽管只要人类社会形态的这一发展阶段存在一日，“一球两制”的状况会就存在一日，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活动也就会存在一日。因此，无论是对于那些尚未觉悟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于将来对此应该觉悟的人们来说，沙夫的这样一种觉悟和认识都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资产。鉴于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沙夫的这份觉悟和认识不仅是弥足珍贵的，而且将会是影响深远的。
沙夫的这份觉悟和认识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为要有效地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我们就必须具有世界意识和国际大视野，就必须向波兰剧变后的沙夫那样，既要学会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看问题，也要学会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看问题，及时识破和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罪恶阴谋，有效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否则我们就会重蹈波兰剧变前和波兰剧变中的沙夫的覆辙，成为一个不讲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坐看社会主义政权被颠覆，成为沙夫那样一个“不愿做逍遥派”的“逍遥派”。[83]在积极借鉴沙夫“后知后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学会从“外部”、用“一球两制”的世界眼光来看待境外宗教渗透、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变“不知不觉”为“先知先觉”，防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和宗教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于未然，乃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历史正命。
第四节 苏联解体的历史之谜
前面我们已经论及苏联的崛起，谈到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并不发达，仅相当于当时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然而，尽管它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尽管十月革命后又经历过多年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经历过多年本土作战，但至上个世纪50年代末，它已然“从许多大国中的一个擢升到两个超级大国之一”，[84]而且其工业总产值已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由此足见苏联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如此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何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短短几年时间内顷刻土崩瓦解。其玄机究竟何在无疑不仅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而且也是当代国际政治史中最值得探究的课题或课题之一。
一、雷日科夫的思考：“乱自何来？”
2006年年底，在苏联解体15周年之际，曾于1985—1990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伊?雷日科夫在经过十多年潜心“深入探讨”苏联解体“前因后果”的基础上，写出了他的名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把苏联解体说成是悲剧倒没什么值得奇怪。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他的演说中就不止一次将其称作“世纪悲剧和灾难”。[85]例如，2005年4月25日，普京即在国情咨文中明确地将苏联解体说成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最大的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86]雷日科夫超出普京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将苏联解体理解为一个“大悲剧”，而且还比较具体而深刻地阐述了苏联解体的“前因”和“后果”。饶有趣味且耐人寻味的是，雷日科夫在阐释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时大玩时空穿越，分别将美国“先知”杜勒斯和苏联“先知”伊?亚?伊林的两段预言置放到《大国悲剧》的首处和尾处。
在该著的开头，雷日科夫在“乱自何来”的标题下，首先大段援引了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面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和平演变战略的演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民族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87]尽管雷日科夫随后并未把美国和平演变战略视为苏联解体的唯一动因，强调“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88]但他毕竟把苏联解体这一事件置放到了20世纪国际关系大背景中予以审视，从而为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解读苏联解体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视角。
《大国悲剧》的结尾也同样耐人寻味。与在该著开头援引美国外交活动家的预言不同，在该著的结尾，雷日科夫大段援引的是俄国杰出的哲学家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的预言。伊林（1883—1954），作为苏联“最为清醒”、“最为深刻”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我们的任务》一书中曾以先知的敏锐写道：“俄罗斯绝不是一块块领土、一个个民族偶然的集合和堆砌，也不是把一个个‘州’人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机制，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形成的、文化上有内在逻辑的机体。……这个机体在国家战略上也是一个整体，它向全世界证明了它自我防卫的意志和能力；它还是一座屹立于欧亚两州的堡垒，因此也是世界均势的堡垒。对它的肢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冒险，它的毁灭性的后果将给人类带来长久的影响。”[89]雷日科夫所援引的哲学家伊林的这段话无非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从国家层面看，苏联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形成的、文化上有内在逻辑的机体”，它在“国家战略”上也是“一个整体”，一个有充分“自我防卫的意志和能力”的“整体”。其次，从国际层面或从世界层面看，苏联是“一座屹立于欧亚两州的堡垒”，因此也是“世界均势的堡垒”。不难看出，雷日科夫之所以强调苏联的有机性和一体性，之所以强调苏联有充分的“自我防卫的意志和能力”，无非是想表明：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是在“内部”，[90]在于苏联“内部”存在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至于究竟谁是隐藏在苏联内部的“第五纵队”，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似乎始终一直在谈论这个话题，但却总是给人不甚了了的感觉。他只是笼统地说：在作为苏联解体“主要原因”的“内部原因”中，“有经济的、社会的、党和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一一列举它们”。[91]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肯定的，这就是雷日科夫在这本著作中再三强调了苏联解体的“一个纯主观的因素”，强调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强调了他们的“个人品质和活动”。他写道：“还有一个纯主观的因素，对我们国家的毁灭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当时的两个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个人品质和活动中。”[92]不仅如此，雷日科夫还对他们两个人的“品质和活动”作了概括：“戈尔巴乔夫由于政治上的无能，把我国引到了深渊的边缘，等到苏联眼看就要寿终正寝的那年，他再去无头苍蝇似的忙忙碌碌，早已于事无补。”[93]“第二个人物——‘破坏英雄’叶利钦的命运却有所不同。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94]毫无疑问，雷日科夫作为苏联剧变的当事人和局中人，[95]他的这样一些判断虽然也有明显的不完满之处和浅薄之处，但就其强调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内部”而言，则无疑是正确的。在探究“乱自何来”这个问题时，雷日科夫既强调了外部原因，也强调了内部原因。就此而言，雷日科夫的理论视角和立场是有其值得借鉴之处的。至于他想藉引文表述的第二层意思，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不仅突出了苏联存在对于世界均势存在和维系世界和平的必要性，而且也道出了苏联解体对世界格局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但详细讨论后面这个问题毕竟偏离了本节的主题，故而在本节中我们将仅仅围绕雷日科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苏联解体的“内因”和“外因”予以展开。
二、苏联的解体及其悲剧性质：“不战而降”
如果说苏联崛起的速度令人震惊的话，它的解体的速度则更加令人震惊。
实际上，苏联，特别是作为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合而成的苏联，并不是十月革命的直接产物，而是苏俄各民族在2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渐走到一起的。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其实也就是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这个共和国由16个自治共和国组成。我们通称的苏联，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则是在1922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的。当时苏联也仅由4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它们分别是：俄罗斯（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南高加索联邦含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共和国）。直至1940年8月，苏联在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上接纳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共和国加入联盟时，苏联才有了15个加盟共和国的规模。这15个加盟共和国分别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罗的海三国）。
然而，如果说苏联具有15个加盟共和国的规模用了22年零8个月时间的话，那么，苏联解体的时间则要短得多，具体地说，是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完成的。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沙皇俄国时期，由于不断向外扩张，俄国吞并了周边许多民族，形成了多民族国家。在苏联时期，虽然通过推行平等、友爱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民族矛盾却始终存在。至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苏共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实施，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首先是1986年3—4月间发生在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青年与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踵而至的是发生在1986年12月16日发生的阿拉木图事件。这是一起由苏共中央任命非哈萨克族出身的人取代哈萨克族人为当地领导人直接为导火索引发的民族骚乱。1987年10月开始，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爆发了民族冲突乃至民族仇杀。1989年4月，格鲁吉亚共和国发生了由分裂主义分子策动的第比利斯流血事件。更为严重的是，1989年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此后于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议会又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据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共和国内失效。紧接着，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仿效立陶宛，于1990年5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改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1922年共和国宪法。爱沙尼亚苏维埃也仿效立陶宛，于1990年5月8日改国名为爱沙尼亚共和国，并且宣布只有经该苏维埃批准通过的法律才可以在爱沙尼亚施行。
然而，从1989年9月开始的南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共和国和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半独立运动只不过是苏联解体的前奏，真正构成苏联解体中心事件的则是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该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我们知道，苏联虽然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但作为苏联支柱的则是俄罗斯。这不仅因为俄罗斯有170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约占整个苏联面积的76%，也不仅因为俄罗斯有1.39亿人口，约占苏联人口的52%，而且还因为在自然资源和经济实力等各方面，俄罗斯相对于其他共和国具有绝对的优势。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可以没有外高加索三国，但绝不能没有俄罗斯”。[96]而且，“6?12”事件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巨大效应还不限于俄罗斯这一个加盟共和国自身，而是构成了苏联解体诺米骨牌效应系列中的一个强大加速器。在这一事件的推动和示范下，至1990年12月，又有9个共和国相继发表了独立宣言。这9个共和国是：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戈尔巴乔夫在谈到“6?12”事件的历史效应时，不无形象地说道：在这一事件之后，在苏联境内，“开始了‘主权国家大检阅’”。[97]长期在俄罗斯工作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也宣布“1990年6月12日是一个转折的日期”，断言：“它对后来许多事件有影响，它注定了苏联的频死期及其速度、方式，并迅速使挑选不同抉择的可能性丧失殆尽。正是在这一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赞同了其主席鲍里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的提议。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立主义倾向的起点和开端，这些分立主义分子先是断送了苏联，而后是俄罗斯。”[98]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6?12”事件界定为苏联解体一系列事件中事关全局的中心事件。
“6?12”事件之后，促成苏联解体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个共和国于1991年12月8日达成的“别洛维日协议”。1991年12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领导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尼斯拉维奇?舒什克维奇在明斯克的别洛维日森林会晤。第二天，他们三人代表这三个国家签署了由斯拉夫三国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曾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的发起国签署过1922年联盟条约，现在我们三国明确指出：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存在。”别洛维日协议比“6?12”事件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6?12”事件虽然是肢解苏联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但它毕竟在形式上还肯定了苏联的存在，而别洛维日协议则根本否认了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的存在。然而，别洛维日协议毕竟是“6?12”事件的继续。关于这两个事件的关联性，时任俄罗斯国务秘书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的根纳季?埃杜阿尔诺维奇?布尔布利斯曾经给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医生赶到病人那里，可病人已经死亡。于是在别洛维日森林开具了死亡证明。”这就是说，在布尔布利斯看来，苏联在“6?12”事件中，至迟在“8?19”事件中已经死亡，而“别洛维日协议”则只不过是叶利钦等人为苏联开具的一份“死亡证明书”而已。
尽管苏联早在“6?12”事件中就已经死亡，尽管别洛维日协议已经为苏联的解体开具了死亡证明书，但苏联的丧葬仪式毕竟尚未正式举行。而苏联的丧葬仪式则主要由两项议程构成。其中第一项议程为“阿拉木图宣言”，而第二项议程则为戈尔巴乔夫辞职。1991年12月20日，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11个国家的领导人经过紧急磋商，[99]就成立独联体达成一致意见，并发表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和终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而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议程则是在12月25日（圣诞节）晚上7时举行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办公室不仅签署了辞职声明，而且还面对摄像机，发表了为时12分钟的电视讲话。其实，无论是辞职声明的签署还是为时12分钟的电视讲话都不过是一种程序或手续而已。因为在当时，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职务了。他手里拥有的唯一的实质性职务就是他当时还掌握着“核密码箱”，从而所谓辞职也就是把“核密码箱”转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而且，对于他自己的辞职，戈尔巴乔夫也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据说他在12月21日获悉阿拉木图宣言内容的当天下午就已经草拟好了辞职声明。尽管如此，过场也还是必要的。而且也正是随着戈尔巴乔夫辞职声明的签署和电视讲话的完成，克林姆林宫屋顶上的苏联国旗才“合法”地换成了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苏联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69年，甚至可以说是存在了74年的世界强国或超级大国的僵尸才“合法”地被送进了火葬场。
苏联解体是一出悲剧：不仅是苏联的一出悲剧，也不仅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出悲剧，而且也是20世纪国际政治史上的一出悲剧。悲剧之后，尽管从俄罗斯到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谈论这出悲剧，但谈来谈去，至今似乎尚没有一个人比杜勒斯50年代初谈论得更为中肯。当时，杜勒斯把这场悲剧明确地界定为“一个最不屈的民族遭到毁灭的悲剧”。[100]把俄罗斯民族界定为“一个最不屈的民族”虽然内蕴有几分“文学”情调，但倘若说俄罗斯具有惊人的英雄不屈的民族气概则是无可否认的。如所周知，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后，连年发动对外战争，先后攻占过奥地利（1805年）、普鲁士（1806年）、葡萄牙（1807年）和西班牙（1808年），并且长期对英国实施大陆封锁（自1806年开始）。但当他1812年亲率60万大军侵略俄国时，却遭到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最后竟大败而归，当其回到法国时其军队已不足3万人。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对拿破仑侵略军的胜利不仅成功地捍卫了俄国自己的主权和尊严，而且也致使长期让整个欧洲战栗的法国军队从此不复存在，致使称霸欧洲的法兰西帝国也因此而于1914年走上末路。然而，如果说俄罗斯在19世纪初期的欧洲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不能不让欧洲各国刮目相看的话，则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则不仅让欧洲各国刮目相看，而且还进一步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自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后，在10个月的时间内，德军先后攻占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然而，当其于1941年6月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苏联时，却接连遭遇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苏联的卫国战争不仅卓有成效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且也为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然而，这个无论是拿破仑的军队还是希特勒的军队都不可征服的民族却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和平演变战略征服了。这不仅是苏联的悲剧，而且也是俄罗斯民族的悲剧。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在解读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悲剧时，径直将其理解成一种“投降”，并强调说：“此前，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在没有经历战争、革命或者入侵的情况下投降的例子。”[101]这就是说，在伯林看来，苏联解体的悲剧性质在于它提供了苏联和俄罗斯帝国在“没有经历战争、革命或者入侵的情况下投降”的例证，是苏联当权者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战而降”（也正是他们的“不战而降”才致使西方国家“不战而胜”），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一种背叛。充斥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到处都是投降、背叛和变节，在其中我们感受不到任何壮烈的情节和气氛，从而在严格的意义上，苏联解体虽然其结果无比悲惨但却没有资格被称作悲剧，而只能算作一种闹剧。而且，也正因为它归根到底是一出闹剧，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才更耐人寻味。
三、苏联解体的历史之谜：“被解体”与“自解体”
苏联解体之后，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之谜的谜底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学者将其归结为下述15种观点：（1）“三大垄断说”，此说断言：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长期推行“三垄断”制度，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2）“体制弊端说”，此说断言：“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3）“改革失败说”，此说断言：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政治改革”路线的错误和失败，即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苏联引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4）“蜕化变质说”，此说断言：“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5）“精英叛变说”，此说断言：苏联解体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变节的结果；（6）“党群疏离说”，此说断言：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把党与群众的关系由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7）“腐败亡党说”，
此说断言：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而是苏共的党内腐败；（8）“斯大林”说，此说断言苏联解体或是主要源于对“斯大林模式”的坚守，或是主要源于“去斯大林化”；（9）“和平演变”说，此说断言：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 战略的结果；（10）“戈氏葬送”说，此说把苏联解体的原因直接指向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11）“民族矛盾”说，此说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长期以来实行大俄罗斯主义民族路线，对内搞霸权主义，引起非俄罗斯民族普遍不满的结果；（12）“军备竞赛”说，此说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是因为勃列日涅夫集中巨大财富、科技、人力等资源，用于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导致苏联解体；（14）“可以避免”说，此说认为苏联的解体并不具有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15）“合理因素”说，此说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15）“舆论失控”说，此说认为，苏联改革过程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导致舆论失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102]
全面系统地阐释苏联解体的原因并非本著的目标。本著只打算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来审视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对这一事件的因果关系做一个扼要的梳理。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苏联解体既是一个“被解体”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解体”的过程。
在讨论苏联解体这一“被解体”和“自解体”的问题时，人们往往持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一种立场坚持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归根到底来自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来自苏联外部；另一种立场则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归根到底来自苏联领导人的蜕化变质，来自苏联内部。我们不妨将前者的立场称作“外因论”，而将后者的立场称作“内因论”。其实，从社会实践的观点看问题，外因和内因的界限并不是那样泾渭分明的，而常常是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从而是紧密地糅合在一起的。换言之，苏联的“被解体”与“自解体”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情，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是一块硬币的两个方面。
与戈尔巴乔夫不情愿承担苏联解体的责任不同，[103]西方政治家却对自己在苏联解体中扮演的角色不仅毫不隐讳，而且还津津乐道。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91年11月召开的一次美国石油学会的会议上就坦诚布公地宣示了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她在约45分钟的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讲述了几乎所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1）“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直到8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在遏制苏联方面一直“陷入困境”，但这种情况至1985年初有了根本转变。（2）1985年初，撒切尔夫人得到情报，说契尔年科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戈尔巴乔夫“可能继任”，[104]这样就可以“借助”戈尔巴乔夫“实现我们的想法”。撒切尔夫人坦言：“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3）尽管“我的苏联问题专家智囊团”开初对推举叶利钦为苏联境内“人民阵线”这个以“求主权、谋独立”为旗号的民族政治势力组织的领袖分歧很大，但“后来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最后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力气，勉强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即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苏联的解体真正开始了。”（4）“叶利钦的支持者坚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强力部门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实权。其余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借机宣布自己的主权（当然，多数共和国在形式上并未排除联盟地位）。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105]果不其然，大约两周后，1991年1 2月8日由斯·舒什克维奇、鲍·叶利钦、列·克拉夫丘克代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了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和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即大家熟知的别洛韦日协议，苏联解体了。由此可见，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差不多完全处于西方敌对势力的掌控之中。
如果英国为瓦解苏联不惜力气的话，则当时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为瓦解苏联而巨大投资及其在苏联解体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就是一件可想而知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俄国历史学家舍维亚金在《苏联灭亡之谜》中就曾以相当大的篇幅比较详尽地介绍了美国“智囊团”以及美国苏联问题研究机构。舍维亚金指出，美国实际上是在用“巨大而又复杂的一个体系毁掉了苏联”，“这一敌对体系中包含了西方领导集团及其特工机关、西方及东方共济会组织、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第五纵队’以及所有那些执行华盛顿发出的命令转而反对我们的部分”。[106]舍尔维亚断言：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第一个“实验室”是20世纪20年代驻拉脱维亚领事馆一伙外交官创立的所谓“里加学校”。这些外交官后来构成了美国驻莫斯科首个大使馆的中坚力量。40年代末他们在国务院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其中乔治?凯南和查尔斯?波伦的号召力尤为突出。当时美国感到不仅极其缺少有能力阐述苏联局势及其美国对策的苏联问题专家，而且甚至感到极其缺少精通俄语、能够将苏联报纸上有关美国的材料翻译过来的人才。鉴此，此后美国不仅培养了大批这样的苏联问题专家，而且还建立了“几百个”像“里加学校”一样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在这些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中，兰德公司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在谈到兰德公司的特殊地位时，舍尔维亚强调指出：“兰德公司是美国上层集团中最为著名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完全配得上类似‘智囊团’称呼的机构先前就有，但只是到战后当兰德公司建立之时该领域的发展才获得了现实特征。”[107]依照作者的分析，美国对苏联实施影响的初级阶段（50年代）的计划是《抑制共产主义》，而其在80年代的计划则在于实施所谓“托管领导”的计划，即“促使苏联国家内部自由化”的计划。[108]而这样两个计划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遏制计划和和平演变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舍维亚金在解读“苏联死亡之谜”时强调了美国和平演变战略与苏联解体的对应性和内在相关性或一致性。他援引苏联当代哲学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季诺维也夫（1922— ）的话强调说：“苏联的反革命是在外部和内部、客观和主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109]与季诺维也夫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在季诺维也夫将苏联解体称作“反革命”的地方，舍维亚金却宁愿将其称作“革命”。他写道：“假如对苏联的进攻仅仅来自外部的，那么这就会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战争。就算战争采取了非传统的手段方法，也仅仅是一场战争而已。假设一部分精英人物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得以实现，那么这也仅仅是一次革命。但问题恰恰是这两大事件同时发生了。苏联与苏联人民的内敌和外敌达成了协议，于是国内革命完成了。”[110]
季诺维也夫关于苏联解体起因于“外部和内部、客观和主观因素的综合作用”的说法事实上提出了苏联解体的“历史合力论”。然而，如果按照历史合力的说法，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111]则像苏联解体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就更其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的一种结果了。而宗教既然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形态，既然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纵深维度，则苏联的宗教工作和宗教政策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境外宗教渗透就势必是构成导致苏联解体“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势必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因素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因此，在考察苏联解体这个沉重的历史话题时，具体深入地考察一下苏联的宗教工作和宗教政策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宗教渗透就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了。
第五节 右误国，“左”也误国
苏联解体既有近因，也有远因，既有右的原因，也有“左”的原因。就宗教这个维度来说，苏联各宗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所以积极投身于苏联解体的大合唱，并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固然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宗教工作和宗教政策密切相关，但也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消灭宗教”运动有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斯大林时期的一定程度的“左”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有关。苏联宗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倒戈活动无疑是长期处于打压状态下的苏联宗教对于苏联宗教政策愤懑情绪的一个总爆发。因此，全方位、长时段地考察苏联宗教工作和宗教政策，不仅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苏联宗教复兴运动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制定社会主义宗教法规和宗教政策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苏联宗教工作的“左”与右
苏联的宗教工作和宗教政策，总的来说，在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时期，“左”的思潮和路线不时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一阶段，右的思潮和路线则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右”，还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左”，都同样对苏联宗教工作造成了致命的危害，都同样为苏联解体准备了条件，只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右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路线构成苏联解体时期宗教最终倒戈的“近因”，而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左”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构成的是苏联解体时期宗教最终倒戈的“远因”罢了。
应该说，在苏俄时期，在列宁领导下，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总体上还是比较健康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贯彻落实得还是比较好的。但毋庸讳言的是，即使在这个时期，随着反宗教宣传的开展，各地在宗教工作中也屡屡出现列宁所批评的“伤害宗教感情”的事情。[112]至斯大林时期，特别是至30年代，受政府支持的“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不仅公开提出了“打倒宗教”和“消灭宗教”的口号，而且还制定了消灭宗教的五年计划，准备在从1932年到1937年的五年时间里，不仅“消除所有宗教的外在标志”，而且还要“连根拔除所有宗教残余”。尽管这一计划终究未能得逞（也根本不可能得逞），但却给苏联的宗教工作带来巨大而长久的伤害，在许多宗教信众的内心深处留下了阴影。苏联宗教工作中的这样一种“左倾”思潮虽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特别是随着苏联卫国战争的开始而有所减弱，但后来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特别是随着无神论教育“反右”运动的开展，这股思潮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又开始猖獗起来，新一轮的“消灭宗教”运动又在苏联全国展开。勃列日涅夫时期，这股“左倾”思潮虽然降温，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其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指引下，开始纠正苏联宗教工作的“左”的思潮和倾向。但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右的东西来纠正“左”的东西。[113]在对外关系上，戈尔巴乔夫不仅对梵蒂冈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毫无警惕，而且还对梵蒂冈主动示好，配合默契，为其对苏联实施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大开方便之门。
应该说，苏联70多年的宗教工作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失误却是相当严重的。苏联宗教工作的根本失误在于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固然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藉简单粗暴的“反宗教运动”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一问题。
事实表明，简单粗暴的“反宗教运动”或“消灭宗教运动”反对和消灭的不是“宗教”，而是宗教信徒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收获的只是广大宗教信徒对社会主义的误解、积怨和愤懑。如前所述，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苏联各宗教不仅没有成为捍卫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力量，反而在关键时刻最终“倒戈”，终于成为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力量。这一点仅从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在1990年11月苏联庆祝十月革命活动中将十月革命称作“十月事变”和“过去的错误”，以及他在1991年7月对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的热烈祝贺中就可以充分地看出来。[114]诚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倒戈”现象理解为苏联各宗教对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不满，但其中无疑也内蕴有对整个“现实社会主义”的不满，而这样一种不满情绪固然与宗教信徒的认识误区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却也与苏联宗教工作的“左”的思想和做法有关。离开了几代宗教信徒对苏联宗教工作愤懑情绪的长期积累，对苏联解体过程中广大宗教信徒的大面积“消极”和“反戈”，是很难做出合理解释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苏联宗教信徒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离心”和“反戈”，既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右的宗教工作路线的一个苦果，也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推行过的“左”的宗教工作路线的一个苦果，从而可以将其理解为苏联宗教工作先“左”后右综合症的一个综合结果。
二、苏联东正教官方教会的历史演绎与苏联解体
凡现实的都是具体的。因此，为了对苏联宗教工作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或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危害有一种本真的理解，我们有必要对苏联各宗教的历史演绎及其与苏联解体的关联作出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入的考察。下面，我们就依次对苏联东正教官方教会、东正教境外教会、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社会处境及其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分别作出扼要的说明。
如前所述，俄罗斯东正教会和神职界在俄国历史上一直享有政治、经济和教育特权。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随着《土地法令》（1917年11月8日）和《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法令》（1918年1月23日）的颁布，它在沙俄时代所享有的种种特权遭到了剥夺，于是对苏维埃政权持激烈的反对立场。1917年12月2日，俄国东正教的宗教会议通过《俄罗斯东正教会宗教会议关于俄罗斯东正教法律地位的决议》，极力维护东正教在沙俄时代所享有的国教地位和权益，强调东正教“享有自由并独立于国家的权力”。[115]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发布谕令，公开攻击苏维埃政权是“基督真理的敌人”、“丧心病狂的疯子”、“人类的败类”和“当今世上最无知的无神论统治者”，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将这些坏人从你们中间铲除”。[116]在反对国内白卫分子和协约国侵略者联合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1918—1921年）中，许多神职人员都直接加入到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的军队反对苏维埃政权。
随着苏联人民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战争与国内战争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东正教会内部发生分化，一些有影响的白神品人士表示愿意与政府合作，形成东正教内部的革新派，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活的教会”。1922年8月，革新派教会不仅得到官方承认，而且还组建了自己的权力机构——最高宗教事务局。随后，俄罗斯东正教上层也表示“忏悔”，愿意放弃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立场。1927年5月20日，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承认了以牧首谢尔盖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7月29日，谢尔盖发表“致教民咨文”，对苏维埃政府承认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表示衷心感谢并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做“苏联忠实的公民”。[117]
但是，之后不久，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特别是在全国范围的反宗教宣传和肃反运动中，教会上层的消极态度使得苏维埃政权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来看待，受到残酷迫害。至二战前夕，苏联东正教地方机关几乎全部被取消，相当一部分神职人员被关入集中营，拥有人身自由的主教寥寥无几，大批教徒脱离教会。这种状况在希特勒军队1941年6月入侵苏联，苏联进入战争状态之后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卫国战争开始的当天，都主教谢尔盖即发表《告东正教教民书》，号召教徒积极抗战，并在战争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苏联政府对教会的态度因此而发生根本变化。1942年之后，国家不仅允许东正教会用多种文字出版教会读物，而且还允许东正教会开设银行账户，募捐资助国防。1943年9月，斯大林会见东正教领袖后，东正教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创刊，东正教牧首制再度恢复，谢尔盖圣三一神学院、莫斯科神学院和10多所神职中学也相继恢复，俄罗斯东正教呈复兴态势。至1948年末，莫斯科与全俄牧首区在组织规模上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全国有教堂1万4千多座，在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注册的神甫和执事达1万3千多人，高级黑神品70人，神学院和神职中学在校学生560多人，修道院85座，修士和修女4千6百多人。[118]
赫鲁晓夫在实施了短暂的政策解冻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消灭宗教运动。至1965年，全国东正教修道院仅剩下35所，教堂8千座。当今俄罗斯学者和教会人士把赫鲁晓夫时期称作东正教会受排挤和迫害的“黑暗时代”。勃列日涅夫在宗教政策方面做了一些微调，东正教的教徒人数有所增加。7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教徒人数的比例由60年代初的10%-15%增至20%，农村教徒则在10%—25%之间徘徊。神学院校的办学规模也有了明显的扩大。勃列日涅夫后期，国家更多地强调对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思想感化，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国民，并提出了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神甫的方针。国家允许世俗高校的毕业生进入神学院校，致使在神学院校中逐步涌现了一批知识分子神学家和神职人员。这些人有的曾经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和医生，有的则毕业于人文学科。按照决策者的初衷，知识分子进入教会院校是一种向教会输入共产主义思想的举措，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些新型宗教干部中竟出现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建立各种宗教哲学组织，出版宗教刊物，包括许多地下刊物，极力宣扬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抵触的思潮。
1985年，随着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戈氏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各地东正教堂纷纷修复或重建。1986—1989年间，苏联每年开放的教堂数量分别为：10个、16个、809个和2039个。80年代初，苏联境内共有东正教教区6700个，至1989年末，教区数量已经接近1万个。而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东正教修道院也由80年代中期的3个增至100个。俄罗斯宗教活动家不仅举办神学国际研讨会，与国外宗教活动家和国内外有关学者展开积极的对话，而且还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就社会道德、文化遗产和民族纠纷等社会热点问题同社会进行广泛的对话。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政治还造就了一些宗教政治派别，如1989年成立的“教会与改革运动”、“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1990年成立的“人民东正教运动”和“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等。1990年12月，东正教教会宣布成立教会青年组织，并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组织——世界东正教青年运动，以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投入教会的怀抱，加强东正教会间的国际合作。至1991年1月，东正教徒已占苏联国民总数的22%。苏联东正教官方宗教内部已经积蓄和孕育了导致苏联解体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三、苏联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历史演绎与苏联解体
1918—1920年间，苏俄发生了一场国内战争。俄国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站在白军立场上，反对苏维埃政权，其中有些人还直接参加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的军队，同苏联红军作战。1920年，白军失败后，一批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跟随白卫军残余流亡到国外。1920年12月，一些流亡到欧洲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主教在世界东正教会的中心之一——君士坦丁堡开会，成立了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此后不久，苏俄境外各国和地区（芬兰、拉脱维亚、中国、日本和北美等地）的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都加入了该管理局。1921年，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迁至南斯拉夫。同年12月，该管理局在塞尔维亚召开了卡尔洛瓦茨会议，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1928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拒绝了都主教谢尔盖提出的“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建议，与俄罗斯东正教会断绝往来。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些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旧俄思想家和艺术家也最终选择了流亡道路，成为“俄国20世纪第一代侨民”。在法国，一些俄侨知识分子精英创办了圣谢尔盖东正教神学院。俄国侨民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和卡尔塔绍夫等，都曾在该学院任教或担任领导职务。
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崇尚“民主制”，谴责俄罗斯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1938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倡议生活在苏联的俄罗斯东正教徒和俄罗斯侨民共同为恢复俄国的君主制而奋斗，提议追认为苏维埃政权处决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为殉道者和圣人。30年代，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俄侨中影响很大。
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北美派（北美东正教主教区）、西欧派（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和卡尔洛瓦茨派。
北美东正教主教区起源于1794年，起源于阿拉斯加地区，但很快扩展到整个北美地区。1905年，该主教区总部迁往纽约。十月革命后，一大批来自乌克兰等地的白俄教徒来到北美避难，促成了北美东正教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联系。在后来的发展中，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保持着一种时断时续的联系。与此同时，该派也与俄罗斯东正教官方教会也保持着一种时断时续的联系。1947年，随着冷战的爆发，该派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断绝关系，并且于1970年彻底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世界上15个独立的东正教会之一——美国东正教会。该教会用英语作祈祷和主持圣事。
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由俄国东正教侨民于1917年末在西欧创立。1920年10月，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任命邓尼金手下的东正教主教叶夫洛基?格奥尔基耶夫斯基担任该主教区高级主教。但由于叶夫洛基持自由派思想，不赞成俄罗斯境外教会恢复君主制的想法，终究为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所不容。但也正因为叶夫洛基持自由派立场，反对在俄罗斯境内恢复君主制，也就博得了苏维埃政权的好感，从而曾一度为俄罗斯东正教官方教会所承认，并被任命为西欧主教区都主教。但由于其敌视十月革命的立场而终究为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东正教官方教会所不容。1946年，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完全脱离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官方教会，而加入君士坦丁牧首区。该高级主教区涉及法国、比利时、芬兰、德国、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教堂祈祷用斯拉夫语进行，教徒多为俄裔西欧人。
卡尔洛瓦茨派是苏维埃体制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强硬反对派。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所有分支中，无论是北美派还是西欧派，在一段时间里，都有过与俄罗斯东正教官方教会合作或服从其领导的经历，唯独卡尔洛瓦茨派自始自终与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东正教官方教会对抗到底。二战期间，卡尔洛瓦茨派甚至与希特勒勾结，妄图借重德国军队“解放”苏联。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红军解放了东欧各国。为了避开社会主义政权，卡尔洛瓦茨派于1946年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总部由塞尔维亚（时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卡尔洛瓦茨迁至德国的慕尼黑。1950年，鉴于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大批俄罗斯东正教侨民移民美国，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美国的教区随之增多，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总部于是迁至美国纽约州乔丹维列的圣三一修道院。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的启动，苏联出现了宗教复兴的局面，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乘机在俄罗斯境内发展自己的势力。1990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苏联境内开设了第一批教区。一些对俄罗斯东正教官方教会不满的苏联境内神职人员带着自己教区的教徒离开官方教会，加入境外教会所开设的教区。尽管在组织层面，这个时候的苏联东正教官方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存在有摩擦，但在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却逐渐趋于一致，从而在瓦解苏联方面终于相互成了盟军，并且最终于2007年5月在苏联解体后走向统一。
四、苏联伊斯兰教的历史演绎与苏联解体
伊斯兰教是苏联时代的第二大宗教。信徒达5500万。伊斯兰教于7世纪末，先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悠久的历史和很大的影响。苏联伊斯兰教在苏联主要集中在中亚5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以及巴什基尔共和国和北高加索地区。苏联有30多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119]
十月革命后，在“反宗教宣传”大背景下，伊斯兰教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自1918年至1931年，苏联共关闭了伊斯兰教礼拜建筑物3552座。此后一段时间，伊斯兰教受到的挤压更甚，宗教团体数量急剧下降。卫国战争期间，反宗教浪潮一时平息，一些清真寺得以恢复活动。1943年，设立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管理中亚的5个加盟共和国的穆斯林。1944年，又增设了苏联欧洲地区和西伯利亚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北高加索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和外高加索穆斯林宗教管理局。这些宗教管理局的职能主要有：（1）发布处理有关信仰和仪式的宗教教理问题的教法决断书；（2）支持清真寺、礼拜堂、宗教团体以及伊斯兰宗教职业者；（3）经过预先的资格审查向清真寺推荐毛拉（阿訇）和穆安津（宣礼员）；（4）罢免违反伊斯兰教教规和有与宗教典礼领导高尚称号不相容行为的毛拉和穆安津；（5）注意研究宗教人士和教徒涉及本管理局职权范围内问题
的申诉书；（6）出版必要的宗教图书，任命本宗教管理局的合法代表——穆哈台斯布（教律检察官），支配本宗教管理局获得的基金。
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宗教自由化思潮推动下，苏联出现了伊斯兰教复兴的现象。根据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当时公布的数字，1985年全苏只有两个伊斯兰宗教团体登记，1988年则有16个，1989年有171个。至1991年3月，伊斯兰宗教团体注册总数已多达1590个。在这期间，清真寺的数量也急剧增长。从1987年起，在短短的三、四年间，中亚地区的清真寺就由160座增至5000多座。中亚穆斯林去沙特阿拉伯朝觐的人数也明显增多。1989年只有25名，到苏联解体前的1991年则增至1400多名。随着伊斯兰教的复兴，一些苏联伊斯兰教组织和团体的政治化倾向也逐步趋于明显。1989年3月，戈尔巴乔夫把沙皇时代俄军掠夺的一本公元7世纪的《古兰经》归还给塔什干寺院。但戈氏的这一做法却为宗教势力所利用，当地穆斯林借机向政府提出了挑衅性的要求：“把圣典和历史还给我们！”自戈尔巴乔夫对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解禁后，中亚的一些清真寺逐渐演变成中亚政治争论的中心，并开始形成地下伊斯兰教运动，与官方教会分庭抗礼。“由于官方的伊斯兰机构无法满足信教群众的精神需求，非法的‘民间毛拉’大量存在。据估计，到苏联解体前，在民间活动的伊斯兰教职人员已10倍于官方注册的教职人员。”[120]1988年，在塔尔干的一次集会上，[121]激进的穆斯林亮出了象征伊斯兰教的绿色旗帜。同年，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发生动乱，提出在苏联建立独立于莫斯科的操突厥语的民族联盟和中亚穆斯林联邦。1989年，在一个名为“伊斯兰教与民主”的组织操纵下，乌兹别克斯坦发动了一场推翻中亚穆斯林宗教管理局首席穆夫提的运动。1990年6月，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成立了一个名叫“全苏伊斯兰复兴党”的组织，旨在使伊斯兰教在被驱逐出来的地方复兴起来，在不完全了解或被歪曲的地区传播开来，其任务在于“保卫我们的信仰不受迫害、诬蔑和歪曲，使人们能按《古兰经》和圣训来生活”。其后，在中亚地区出现了以“恢复伊斯兰理想”为目标的伊斯兰复兴党的基层组织。其中，塔吉克斯坦伊斯兰教复兴党成员众多，成为左右当地社会生活的重要政治力量。此外，塔吉克斯坦民主党、“拉里-巴达赫松”协会、乌兹别克斯坦“比尔里克”人民运动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什”等党派组织也都带有鲜明的民族宗教色彩。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生活》1990年第17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苏联有没有教权主义？》的文章，指出：“近来，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流派、分裂主义分子越来越坚决地渗入这个党，他们一起企图加剧反共情绪，要求取消苏联共产党，改变苏联的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被政治化了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无疑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推手。
五、苏联天主教会的历史演绎与苏联解体
罗斯同天主教的联系与其同东正教的联系一样久远。罗斯甚至在公元988年从拜占庭接受希腊东正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其同罗马天主教的交往。[122]即使在其接受希腊东正教后，与罗马天主教也并未完全断绝往来。至1914年，在俄国领土上一共有500万名天主教徒，1158个教区，1491座教堂，1358座小教堂，2194位神职人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版图的变异，俄国天主教徒的数量急剧减少。
由于沙皇俄国是个东正教国家，天主教会在俄国的存在和发展一直受到严格限制。故而，与东正教敌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不同，俄国天主教无论对二月革命还是对十月革命都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在新的社会里，社会地位有所提升。随着《土地法令》的颁布，俄国天主教“翻身”的梦想破灭。在国内战争期间，大量天主教徒乘机逃到国外。至1922年，在苏联大约有150—200万天主教徒，主要分布在苏联西部地区（波兰人两次起义失败后遭到流放的波兰天主教徒），以及德国人集中居住的地区（伏尔加河流域、黑海边区和西伯利亚）。在20年代，苏联与梵蒂冈关系还比较密切，苏联政府还允许罗马教皇任免苏联领土上天主教会的主教。而梵蒂冈不仅积极帮助流亡国外的苏联东正教徒先后在巴黎、立陶宛、柏林、布拉格、维也纳等城市建立了中心，而且还秘密对苏联国内的天主教机构进行改革，即将原来的4个主教区改为4个圣统区，即莫斯科圣统区、列宁格勒圣统区、莫吉廖夫圣统区和克里木圣统区。至30年代，苏联与梵蒂冈之间的联系几乎中断，梵蒂冈在苏联的天主教管理机构被全部摧毁。与此同时，苏联天主教的生存处境更趋恶化，宗教信徒的数量急剧减少，而大多数神职人员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流放。在苏联，除了波罗的海的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外，天主教徒几乎终止了一切弥撒活动。
卫国战争也没有给苏联的天主教带来好运。斯大林大力支持苏联东正教会将莫斯科变成与罗马对抗的“普世东正教”的中心，从而对苏联的天主教继续采取挤压的政策。1946年3月，苏联召开“利沃夫宗教会议”，通过决议，取消合并派即东仪天主教的存在。合并派，也称合并教会，其所意指的是东正教会的个别教区或部分团体与天主教会的联合。其基础在于：参加合并的东正教徒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地位和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保留东正教礼拜仪式。因此，合并教会又被称作东仪天主教会。自1054年基督宗教分裂为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以来，梵蒂冈策划的教会合并活动主要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274年（里昂会议），一次发生在1439年（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第二次教会合并活动在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1596年10月，在梵蒂冈和波兰国王支持下，天主教徒和合并派教徒在布列斯特尼古拉教堂召开宗教会议，表决通过教会合并的决议。此后，合并派与俄罗斯东正教之间的冲突不断。这种冲突既表现在宗教层面，也表现在国家层面，即表现为梵蒂冈、波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军进入西部，乌克兰等地的合并派遭受重创。1946年的“利沃夫宗教会议”一致通过取消1596年“布列斯特合并会议”的全部决议，断绝与梵蒂冈的联系，取缔合并派教会，要求合并派回到东正教信仰上来。此后，合并派的主教们在遭到逮捕和流放后大部分流亡到国外，而拒绝转向东正教会的合并派信徒们则转入地下活动。
在赫鲁晓夫发动的自50年代末期开始的消灭宗教运动中，苏联东正教官方宗教受到了沉重打击，苏联天主教组织由于在当时已经几乎完全瘫痪，信徒已经不再公开活动，故而基本上没有受到进一步的伤害。整个苏联当时只剩下两座天主教教堂开放。这两个教堂，一座位于列宁格勒，一座位于莫斯科，只是由于外国机构的保护，它们才免于关闭。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和梵蒂冈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罗马教廷派代表访问苏联，而苏联也决定以俄罗斯东正教的名义派遣代表出席梵蒂冈第二次会议（1962—1965年召开）。其后，苏联政府决定释放已在监狱里关押了18年的乌克兰东仪天主教大主教约瑟夫?斯里佩。196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访问了梵蒂冈，莫斯科与梵蒂冈的关系获得了进一步的改善。梵蒂冈获得了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任命主教的权力，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的合法地位也一度获得了苏联当局的认可。天主教在苏联遭到的最后一次迫害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有两名天主教神职人员被逮捕，其中一个被驱逐到国外，而另一个则被判处3年监禁。
至戈尔巴乔夫时代，随着宗教政策的“松绑”和苏联与梵蒂冈关系的改进，合并派教会的处境出现了转机。1988年6月，梵蒂冈教廷不仅应邀派员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大的纪念罗斯受洗一千年的庆祝活动，而且事后，戈尔巴乔夫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还接见了应邀参加庆祝活动的卡萨罗利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向戈尔巴乔夫“转交了教皇一封通篇口气友好的信件，还有一份涉及苏联天主教会状况的备忘录”。 1989年12月初，正在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的戈尔巴乔夫造访了梵蒂冈，与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进行了单独会谈。双方不仅就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的原则达成一致，而且还就乌克兰合并教会问题达成协议。当时，苏联西部合并教会实际上已经从地下转到地上，其活动相当积极，规模迅速扩大。在1990-1991年间，在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合并派教会一跃而成了乌克兰最大的教会，不仅主导了乌克兰的宗教生活，而且对乌克兰的政治生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90年1月，在1946年“利沃夫宗教会议”召开44年之后，在利沃夫召开了合并宗教会议，宣布1946年“利沃夫宗教会议”非法，恢复“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合法地位。1990年2月，乌克兰宗教事务局发表声明，合并派信徒可以创建自己的宗教团体，按照合法手续登记注册。从此，乌克兰合并教会（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完全公开恢复自己的活动。1990年3月15日，罗马教廷与苏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0年5月，罗马教皇使节大主教科拉索诺到莫斯科上任。1990年11月，戈尔巴乔夫再次到梵蒂冈与教皇会晤。1991年4月，罗马教皇命令在俄国组建两个圣统区，一个是“俄国欧洲部分拉丁礼仪天主教徒圣统区”，以莫斯科为中心；另一个是“俄国亚洲部分拉丁礼仪天主教徒圣统区”，以新西伯利亚为中心；罗马教皇同时还任命主教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工作。1991年9月5日，罗马教廷承认了俄罗斯联邦的独立和主权。1991年12月2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拜访了罗马教皇。[123]
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曾经突出地强调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乌克兰合并派的复兴运动和大规模强占庙堂的活动的“政治性质”。他写道：“上个世纪80-90年代乌克兰的政治局势，部分是由宗教关系决定的。虽然表面看来教会同国家是分离的，但教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因为世俗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要听从精神引领者的教导的。”[124]他还具体地将这一活动归结为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约翰?保罗二世和戈尔巴乔夫合力的结果。他写道：“80年代末，乌克兰西部各州民族主义情绪掀起浪涛。从一开始，这一过程便带有公开的政治性质，是加里西亚知识界素有的分离主义倾向在教会土壤上的反映。在西乌克兰首先表露出这种情绪的是希腊天主教徒。早在1988—1989年间，他们便走出地下状态。从1989年下半年起，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代表转向直接的积极行动。转至1989年秋季，他们开始大规模侵占正教庙堂。……当时提出了一个极端主义的口号：按1939年时的状况把所有庙堂和财产归还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及至1989年年末，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获得合法地位。梵蒂冈的外交介入和约翰?保罗二世与戈尔巴乔夫1989年12月1日就此达成协议，对促成此事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125]雷日科夫强调说：“合并派教会在西乌克兰‘复活’的最终结果便是如此。民族主义分子同该教会齐心协力，在乌克兰社会制造紧张局势已将近20年。乌克兰东西两部分的对抗一天也没有平息过。所有这一切，对国家的完整孕育着极其严重的后果。”[126]在雷日科夫看来，与乌克兰民族分裂主义绑架在一起的还有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分裂活动。乌克兰正教会历史上一些人建立独立于莫斯科大牧首辖区的图谋虽然由来已久，[127]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1990年6月，分裂分子在基辅举行“全乌克兰自主正教大会”，不仅决定成立自主教会，而且还选举出“基辅大牧首”。雷日科夫指出，在乌克兰“人民鲁赫运动”（分裂主义）的宗教纲领中强调必须为“斯大林势力所破坏的乌克兰天主教会（即1989—1990年间被称为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法律地位正常化而斗争”。据此，雷日科夫断言：“合并派也好，自主教会派也好，都是同一现象，即乌克兰分离主义的产物。”[128]雷日科夫的分析表明：（1）境外敌对势力（梵蒂冈）是乌克兰宗教动乱的一个重要根源；（2）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是狼狈为奸的；（3）“左”虽然在形式上与“右”相对立，但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却往往是相互支撑、相互推动的。以右纠“左”的结果非但纠正不了“左”，反而将社会引向更危险的道路。
六、境内宗教复兴与境外宗教渗透的互存互动
遭致苏联解体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无论将它简单地归结为哪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从而归根到底是说明不了问题的。但是，无论如何，说宗教问题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因素则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宗教问题民族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问题无疑是苏联解体的一个直接原因。法国学者埃莱娜?唐科斯在1978年出版的《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中，曾详细分析了苏联的民族问题，指出：“六十年中，苏联政府完成了一些巨大的社会改革工作。无疑它遇到过许多问题。但在它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129]其实，这差不多也是《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的作者的观点。因为该书将苏联解体解读为“民族问题的总爆发”。[130]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凡是在民族问题发挥作用的地方，其他问题也都参和其中。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宗教问题民族化即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首先，如前所述，无论是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会（东仪天主教）还是乌克兰的自主正教会，都有一个与乌克兰民族分裂主义（“人民鲁赫运动”）搅合在一起的问题。其次，如上所述，中亚五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具有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在1988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动乱中，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提出的在苏联建立独立于莫斯科的操突厥语的民族联盟和中亚穆斯林联邦，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不过的例证。最后，在波罗的海三国，宗教问题也被鲜明地民族化。 波罗的海三国本来都是多宗教、多民族的国家。在爱沙尼亚，路德派新教信徒占居民的70%，东正教徒占20%；在拉脱维亚，路德派新教教徒占40%，东正教教徒占35%，天主教徒占25%；在立陶宛，天主教教徒占90%，东正教教徒占4%。但是，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基本上被看成“一个使该地区俄罗斯化，向本土居民传播他们所不熟悉的‘野蛮东方’文化和信仰的工具”，而天主教和新教则被描绘成“促进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接近西方文化的一股力量”。[131]一如《大国悲剧》作者在谈到爱沙尼亚时所说，“在爱沙尼亚，教会和国家在人们生活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明显的是一些政治活动家希望利用宗教信仰来挑唆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的仇恨。”[132]在一个意义上，苏联的解体始自1989年9月的南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共和国和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独立运动，而终于1990年12月结束的中亚五国独立宣言的发表。苏联在15个月内分崩离析，宗教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次，宗教的政治化是苏联解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宗教的政治化不仅表现在上述的宗教民族化过程中，而且还典型地表现在对宗教迫害的反思过程中。毋庸讳言，在苏联历史上，宗教迫害通常都是具有政治动因的，更确切地说，通常是与受迫害者敌视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直接相关的。这不仅从苏联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起因可以看出来，而且还可以从苏联东正教地下教会和苏联东正教民间教会的起因看出来。既然如此，则无论是苏联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复兴，还是苏联东正教地下教会和苏联东正教民间教会的复兴便在所难免地带有否定和颠覆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倾向，从而在所难免地成为瓦解和颠覆苏联的一股蓄势已久的破坏力量。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怂恿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助推下，宗教政治化以及宗教之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用来颠覆和瓦解苏联的力量就不仅是一种可能的和偶然的现象，而势必成为一种现实的和必然的运动。苏联解体昭示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
第三，宗教的异在化和工具化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长期性和群众性缺乏认识，往往把宗教视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予以限制，甚至消灭。这从30年代“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和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理论背景下曾经出现的“消灭宗教残余”的企图和努力可以窥见一二。在宗教问题上苏联之所以长期推行“左”的政策和路线，究其根源正在于此。这样一种“左”的政策和路线，不仅极大地妨碍了苏联宗教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且还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宗教信徒的感情，非但没有培养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反而使相当一部分宗教信徒将宗教政策方面的缺失与社会制度的缺失联想起来，从而产生出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离心力。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宗教信徒对于苏联解体乐观其成不是偶然的。这也说明苏联解体虽说是在两三年内实现出来的，但其成因却是源远流长的。
宗教的工具化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项重要原因。如果单从宗教政策的宽松角度看问题，在苏联历史上有两个时期是宗教政策显得最为宽松的。一是卫国战争时期，一是戈尔巴乔夫自由化时期。斯大林为什么要在卫国战争时期放宽宗教政策呢？为的是调动宗教的力量，首先是东正教官方宗教的力量来保证卫国战争的胜利，也就是说，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苏联东正教官方宗教的力量。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放宽宗教政策呢？他的非常直接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想借此扩大俄罗斯东正教的国际影响，彰显自己治下的苏联在国际社会上的声威，另一方面就是要做给西方人看，让世人知道他是在实实在在地践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他也是把东正教官方宗教当作工具加以使用的。宗教固然具有工具性的一面，但也同样具有超工具性的一面。因此，当人们在利用宗教的时候，如果完全忽视了它的超工具性的一面的话，这样的利用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就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宗教一旦成了工具，戈尔巴乔夫可以利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境外敌对势力也就同样可以利用。这也是苏联解体留给我们的一个需要牢牢汲取的历史教训。
第四，境外宗教渗透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境外宗教渗透，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苏联东正教境外教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境内开设教区的事情。如前所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是1921年由流亡国外的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俄国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组建的。既然如此，它之回到苏联国内组建教区，便明显地具有“还乡团”的政治意味，从而明显地具有境外宗教渗透的性质。然而，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最为典型的境外宗教渗透当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梵蒂冈实施的宗教渗透。如所周知，早在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和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就在梵蒂冈皇家图书馆秘密订立了以波兰团结工会为突破口、“加速苏联帝国瓦解”的“神圣同盟”。[133]至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84年秋天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末的一对一秘密谈判，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和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皇家图书馆的单独会谈，1989年末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与美国总统老布什的会见，1990年11月，戈尔巴乔夫再次到梵蒂冈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会谈，1991年6月，叶利钦在美国与美国总统老布什的会见， 1991年7月，叶利钦与美国总统老布什在莫斯科的单独会晤，1991年12月20日，叶利钦对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拜访，所有这些活动都指向一个目标，即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与罗马教皇在梵蒂冈所缔结的“神圣同盟”所指定的“加速苏联帝国瓦解”的目标。如果这样的说明还稍嫌笼统的话，我们不妨用梵蒂冈支持乌克兰合并教会这一比较具体的历史事件给予更为详实的说明。如前所述，罗马教廷支持合并派教会由来已久，我们甚至可以将这样一种支持活动一直上溯到1054年基督宗教第一次大分裂之日，而1274年的里昂会议、1439年的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1596年的布列斯特会议和1989年12月乌克兰合并教会的合法化都可以看作是罗马教廷在这方面所做的一种努力。其差别仅仅在于：梵蒂冈所支持的1989年12月乌克兰合并教会的合法化明显地具有瓦解苏联政权的政治意图。从法律程序上讲，乌克兰合并教会或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的合法地位是在1989年12月1日戈尔巴乔夫和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会谈中达成一致意见时才实现出来的。但是，乌克兰合并教会或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的事实上的合法地位在罗马教廷暗中策划下早在1988年就实现出来了。一如《大国悲剧》一书所指出的：“早在1988—1989年间，他们（指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徒——引者注）便走出地下状态。从1989年下半年起，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代表转向直接的积极行动。转至1989年秋季，他们开始大规模侵占正教庙堂。”[134]这就是说，戈尔巴乔夫跑到梵蒂冈与罗马教皇密谈的结果只是在于给罗马教廷在乌克兰所策划的民族分裂和宗教分裂活动提供一张“路条”或“合法证明书”而已。而罗马教廷在乌克兰的活动以及罗马教廷所支持的乌克兰的合并教会的活动，一如《大国悲剧》一书所反复强调指出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和“民族分裂主义”性质，更确切地说，具有明显的瓦解苏联的性质。《大国悲剧》曾经用罗马教皇2001年6月23日—27日对乌克兰的访问对罗马教廷在20世纪80—90年代在乌克兰的活动内容做了一个贴切不过的注释。该书的作者报道说：“教皇到了巴比雅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也不会放过霍洛克斯特（大屠杀）这个话题。后来又访问了贝科夫连斯基森林，因为那里埋葬着成千上万苏联时期被镇压的牺牲者。他在长篇布道宣讲中错落有致地安排了一些重点：对纳粹一带而过，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则大张挞伐。这次的访问行程当然不会让他访问特地为苏联战俘设立的可怕的达尔尼茨基集中营。”[135]作者继续报道说：“总结是在2001年6月27日在利沃夫做的。这场弥撒有29名希腊天主教徒被列为圣者，其中只有一人是死于马伊达涅克之手。其余的人，据报道，均‘牺牲于布尔什维克之手’。”[136]罗马教廷和罗马教皇的反苏立场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列宁就告诫苏联共产党：“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场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应该通过宣传、通过教育来进行斗争。斗争过激会引起群众的愤恨；这样进行斗争会加深群众因宗教信仰而造成的分裂，而我们的力量在于团结。”[137]95年过去了，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今天，在我们亲眼目睹苏联在宗教工作中的种种错误导致的惨痛悲剧之后，我们重温列宁的这番教导，不仅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也使我们感到非常深刻。在宗教工作问题上，右固然误国，“左”也同样误国。社会主义国家在宗教工作中，只有同时坚持两条战线作战，既反对右的错误，也反对“左”的错误，才能有效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有效地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这是苏联70多年的宗教工作提示给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
第六节 历史并未终结
如前所述，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里达到了高潮。这是不难理解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仅生逢其时，发表在苏东剧变之后不久，而且其“学术底蕴”也为尼克松的“不战而胜论”和布热津斯基的“失败论”所不及。虽然与尼克松的“不战而胜论”和布热津斯基的“失败论”一样，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制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它的历史终点，但作为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他毕竟给这一种观点提供了理念论、末世论、历史机制说和人性论的论证，使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品格和神学意蕴。然而，福山的这样一种努力似乎也不足以拯救包括他的历史终结论在内的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即将遭到历史终结的厄运。福山之提出历史终结论如果从他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时算起，至今已经过去20多个年头了，如果从他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时算起，则已经过去的时间就更长了。然而，历史似乎并不买福山的账。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非但没有终结历史，反而无数历史事实都在证明，人类历史正在终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首先，一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其他形态一样，其政治目标都在于“终结”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然而，历史却向我们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却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在世界上消失，相反，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生机，其国际地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其国际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即使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事情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东欧的一些国家中，共产党重新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信任，开始成为一支对国家政治生活能够产生比较重大影响的力量。在前苏联地区，不少人开始怀恋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制度。这一点在人们对斯大林的态度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斯大林差不多成了前苏联地区各国国家公共电视台和各种出版物的众口一词的口诛笔伐对象或妖魔化对象。但随着苏联解体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引起了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再认识，人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因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俄罗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真理报》《消息报》《独立报》等俄罗斯报纸援引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等处的数据，1996年28％ 的俄罗斯人认为斯大林的功绩和贡献大于错误和罪行，199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0％左右。200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6％左右，200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9％左右(38％左右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大于功绩和贡献，16％左右认为斯大林这个人物太过于复杂难以作出评价，剩下的则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与功绩和贡献基本相当)，2009年12月底，认为斯大林贡献和功绩占主要方面的达到了42％。而在2008年12月揭晓的有500多万俄罗斯网民参与投票的“以俄罗斯之名——俄罗斯历史名人投票”中，斯大林最终排名第三，仅处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l3世纪击败德意志人的条顿骑士团和瑞典王国、立陶宛大公国，并且与蒙古金账汗国周旋）和斯托雷平（1905—1911年问担任沙皇俄国罗曼诺夫王朝首相)之后。甚至排在了列宁(他处于第7位)之前。”[138]不只一般民众，即使像普京这样的政要，其对前苏联的态度也有明显的变化。1999年12月30日，普京发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在谈到20世纪的俄罗斯时，普京说道：“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事件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2000年2月，普京在共青团真理报社现场回答读者的热线电话，在回答“您怎样看待苏联解体”问题时，普京回答说：“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在回答“什么时候退出苏共”问题时，普京回答说：“我没有退出。苏共不存在了，我就把党证放在抽屉里。”2002年1月，普京接受波兰记者的采访，在谈到斯大林时，普京强调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点是愚蠢的。”2005年4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进一步谈了自己对苏联解体的看法。他说：“首先应当承认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最大的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流落在俄罗斯土地之外，苏联解体就像流行病一样也波及俄罗斯自身。”同年5月，普京接受德国电视记者采访，在谈到苏联解体时，非常形象地说，这确实是千千万万人的悲剧，“我们在泼水的时候，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139]
其次，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尼克松的不战而胜论和布热津斯基的失败论一样，在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终结的同时，宣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福音”，用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话来说，就是：“福音还是来了！”[140]然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虽然也给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一时的好处，但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它的厄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领域遭到重创，而且在其自身的国家安全方面也遭到了挑战。2001年的“9?11”事件虽然具有恐怖主义的性质，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推行的世界霸权主义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挑战。2008年肇始于西方世界的环球金融危机不仅使许多大型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倒闭，而且也使西方世界的经济长期陷于萧条。
当代著名哲学家和结构主义思潮创始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曾用“黑板图画”来刻划福山的“新世界秩序”及其“祸害”：（1）“失业”；（2）“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的民主生活的权利的大量剥夺”；（3）世界范围内的“无情的经济战争”；（4）“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和进行的干预主义的拍卖战”；（5）“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的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6）“军火工业和贸易被列入西方民主国家科学研究、经济和劳动社会化的常规调整范围”；（7）“核武器的扩散”不仅超出了“国家控制的范围”，而且也超出了“一切公开市场的范围”；（8）“民族间的战争在加剧”；（9）“日益增长的、没有边界的或者说那些超效力的和纯粹资本主义的幽灵般的国家亦即遍布于各大洲，包括东欧从前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黑手党和贩毒集团的世界范围的势力的存在”；（10）国际机构和国际法“在具体的实施中仍主要受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操纵。几乎总是它们的经济—技术的和军事的力量准备和应用，或者换句话说，实施其决定”。[141]正因为如此，德里达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及其所内蕴的盲目的乐观主义斥之为“染有犬儒主义的味道”，称福山在这样一种“黑板图画”面前宣扬旨在“歌颂资本主义或经济与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旨在“歌颂作为人类政体之终点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及”、旨在“歌颂社会阶级问题之终结”的历史终结论，简直与古希腊的犬儒派无异。[142]德里达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判真可谓入木三分。
美国社会学家汤普森在讨论“意识形态的行为模式”时，曾经将“虚饰化”或“美化”视为意识形态的一项基本“操作法”。[143]既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将一幅“黑板图画”改写成“福音书”，其虚饰性不言自明，则他的作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性质就昭然若揭了。澳大利亚学者安德鲁?文森特在谈到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性质时，曾经相当中肯地指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家们“未能接受一个至关重要的可选择性的可能性，即意识形态的终结绝非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它本身的提出就是它得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和地域的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达。”[144]应该说，文森特的这一论断是同样适用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暴露了它自身存在的内在悖论，而且也内蕴了它之被历史终结的历史必然性。
然而，尽管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具有虚饰性，是个伪命题，但它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因为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以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其历史背景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无论对于国际地缘政治的格局还是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人们从中推演出一定的历史结论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一般来说会是有益的。但是，无论是苏联解体还是东欧剧变都只不过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短时段的一个历史事件，都不足以从中推演出关乎决定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乃至整个人类历史是否终结的历史结论。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所犯的正是这样一种“不能推出”的逻辑错误。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理论看，福山之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样一个短时段的历史事件推导出历史终结论，这就好像是一个人站在海边看到几朵泛起的浪花，就对海底的宝藏大发议论一样。如果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确实对“历史”有所终结的话，那它终结的也只是“某种”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而非所有形态的“社会主义”和所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更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本身。然而，正如德里达所强调的那样，“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某种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并不需要等到苏联以及全世界完全依赖于苏联的所有一切的最近解体。”[145]因为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在不断地“终结”各种形式的过时的或错误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尽管这样一种“终结”有时也难免出错，尽管这样一种“终结”往往会导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进两步退一步”的历史形态，但它作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否定的一个环节、作为对其历史进步的一种补偿，有时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早在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反驳了“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批驳了“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对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的幽灵”的“神圣的围剿”[146]现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又看到了人们对“共产主义幽灵”所开展的新一轮的“神圣的围剿”。参加这一轮围剿的不仅有美国的总统里根、布什和英国的首相撒切尔夫人、约翰?梅杰以及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等，而且还有尼克松、布热津斯基、福山和亨廷顿。面对这样的围剿，当代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自然是反围剿。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呼吁：“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147]在当前形势下，反围剿就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然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并不限于反围剿，也不限于对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开展理论批判。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更根本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或历史使命。哈姆雷特面对着纷纭复杂的政治变局，曾经发誓：“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148]当代社会主义者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担负的正是这样一种“重整乾坤”的责任。担负起这样的责任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科学地总结和汲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努力避免走戈尔巴乔夫的老路，而且还意味着要不断地向前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向着最高的社会目标挺进，从而不仅彻底“终结”历史终结论以及所有形态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而且还从根本上实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说的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那种意识形态的终结。[149]
（本文载段德智主编：《境外宗教渗透与苏东剧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篇，第313—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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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境外宗教渗透与苏东剧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的第三篇，其前面两篇的标题分别为“境外宗教渗透与苏联剧变”（第一篇）和“境外宗教渗透与东欧剧变”（第二篇）。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0—41页。
[③] 周尊南：《成也苏联，败也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思考》，《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④] 亚当?沙夫（Adam Schaf,1913—2006）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波兰著名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1945年在莫斯科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1948年起任教于华沙大学，后到波兰科学院工作，并成为波兰科学院院士。曾一度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
[⑤] 德莱斯顿（Dresden），萨克森州首府，位于东德南部，是东德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也被译作德累斯顿或德勒斯登。
[⑥] 亚当?沙夫：《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内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2期。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同上。
[⑩] 蕾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张金鉴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11] 胡健：《对外战略：解读苏联剧变的一个视角》，《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2期。
[12]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13] 《鲁迅书信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464页。
[14] 参阅罗素：《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段德智、张传有、陈家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页。
[15] 彭加勒：《科学与假设》，叶蕴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3页。
[16]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页。
[17] 法兰西斯·阿尔伯特·辛纳屈（Francis Albert Sinatra，1915—1998）是美国的一个著名歌星，曾三次获得奥斯卡奖，其地位和影响堪与猫王媲美。其名曲《夺标）》的主题曲《我的路》（1969年）。人们用辛纳屈主义来刻划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剧变的冷漠态度。
[18] 参阅江燕：《十几年来理论界关于东欧剧变的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
[19]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58—1960，Vo1．10，part 1，Soviet Union，Eastern Europe，Cyprus[EB/ OL], p.6．httpl // www．state．gov / r / pa / ho /frus / cl716．htm，1996-10-25．
[20] 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何光沪译，赛宁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1页。
[21] 同上书，第991页。
[22] 哈德良六世（Alexander VI，1459—1523），荷兰人，1522年当选为罗马教宗，在位12年（1522—1523年）。
[23] 美国历史上除第35任总统肯尼迪（1961年1月20日—1963年11月22日在位）信仰天主教外，其他所有的总统都信仰基督新教。
[24] 1937年3月14日，教皇庇护十一世发表谴责德国纳粹主义的通谕，随后，芝加哥大教区红衣主教芒德莱恩也谴责希特勒为“愚蠢的开空头支票的骗子”。
[25] 包军：《美梵关系史述评》，《宗教与美国社会》第2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512页。
[26] 亚当?沙夫：《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内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2期。
[27] 事实上，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和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皇家图书馆密谈的中心内容便是波兰问题。
[28] 苏联通过华沙条约组织先后组建了两支部队：其中一支为联合武装部队，另一支为一体化部队。一体化部队于20世纪0年代组建，其成员国为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5国，其兵种不仅含陆军，而且含海军和空军。
[29] “宗教在波兰的重要性是举世皆知的。有人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宗教在三个国家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们是：伊朗、西班牙和波兰。”见王逸舟、苏绍智：《波兰危机》，第15页。
[30]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pp. 90–91.
[31] 西欧各国主要信仰天主教和新教，而苏联则以东正教为主要宗教。因此，在东欧各国发展天主教一方面有助于东欧的西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对苏联国内存在的紧张的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关系推波助澜。后来梵蒂冈在苏联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地区的分化工作对苏联解体也发挥了至795关紧要的作用。
[32] 1939年9与人17日，苏军攻入东波兰，不仅大败波军，而且还俘获了20多万战俘。1940年4月，苏联将其中2万多人（其中主要是波兰军官）用火车拉到处于白俄罗斯与俄罗斯边界的卡廷森林，予以秘密屠杀。
[33] 尽管苏联也使德国将其占领的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波兰。
[34] 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齐伍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 页。
[35] 例如，在1795—1918年期间，波兰虽然由于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瓜分而亡国但却没有因此而亡族，而持续不懈地开展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波兰天主教的精神支撑无疑是一项重要原因。
[36] 匈牙利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赫洛杜什?安德拉什教授1980年11月在接受意大利《共和国报》记者采访时曾做上述表示。
[37] 亚历山大?黑格：《黑格回忆录》，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38] 亚当?沙夫：《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内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2期。
[39] 参阅皮德?施威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40] 同上书，第91页。
[41] 参阅莱赫?瓦文萨：《瓦文萨自传》，彭志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247页。
[42] 尼克松：《真正的战争》，第21页。
[43] 同上书，第23页。
[44] 同上书，第24页。
[45] 同上。
[46] 同上。
[47] 同上。
[48] 同上书，第377页。
[49]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捏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页。
[50] 尼克松：《真正的战争》，第383页。
[51]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1页。
[53] 即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的决议。
[54] 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第2页。
[55] 米·弗·拉科夫斯基：《回顾与展望——波兰向何处去》，第143页。
[56] 同上书，第140页。
[57] 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第149页。
[58] 同上书，第5页。
[59] 同上书，第4页。
[60] 同上书，第142—143页。
[61] 同上书，第143页。
[62] 同上书，第145—146页。
[63] 同上书，第149页。
[64] 同上书，第148页。
[65] 克拉科夫大主教和枢机主教波兰人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于1978年10月16日继任天主教第264任教宗。他的反共立场几乎是众人皆知的。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称赞他是“结束共产专制统治的英雄之一”；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说过，没有教皇铁幕倒不下；波兰团结工会的头头瓦文萨则将波兰剧变的一半功劳归于他。这里所说的《救世通谕》也被译作《人类救主（Redemptor Hominis）通谕》，这个通谕是1978年10月23日发布的，也就是说，是在他上任一个星期之后发布的。这也是他发布的第一个通谕。
[66] 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第148页。
[67] 同上。
[68]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克格勃绝密档案》，第809页。
[69] 意大利《共和国报》1980年11月13日“安德拉什教授采访记”。
[70] 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第154页。
[71] 同上书，第157页。
[72] 同上书，第152、158、157页。
[73] 同上书，第163页。
[74] 同上书，第200页。
[75] 同上书，第202页。
[76] 方桂关编：《剧变中的东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77] 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第226页。
[78] 同上书，第237页。
[79] 同上书，第250、249页。
[80] 亚当?沙夫：《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内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2期。
[81] 同上。
[82]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83]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沙夫在波兰剧变前之所以对境外宗教渗透熟视无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片面性：一方面他专注于揭示波兰社会主义的“内部”问题（即他所谓波兰社会主义的“原罪”问题，即经济基础薄弱）而完全忽视了境外敌对势力对波兰的政治渗透、经济渗透、文化渗透和宗教渗透；另一方面他专注于苏联的“革命输出”和大国沙文主义而完全忽视了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对波兰的宗教渗透和政治颠覆。后来，当其学会从波兰的“外部”审视波兰事件时，他才逐渐醒悟，认识到波兰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蓄谋对波兰进行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结果。
[84] 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谭朝洁、孔岩、邓勇、马学印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85]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95页。
[86] 参阅王正泉：《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百年潮》2006年第11期。
[87]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3页。
[88] 同上书，第3页。
[89] 同上书，第394页。
[90]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397页。
[91] 同上。
[92] 同上书，第399页。
[93] 同上。
[94] 同上书，第399—400页。
[95] 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жков，1929—），1971年，任乌拉尔机械制造生产集团总经理；1975年，任苏联重型和交通机械制造部副部长；1979年，任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年，任苏共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90年3月，任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1993年，任“普罗霍罗夫场”慈善监护委员会主席；1994年，任“欧亚”国际社会联合体主席；1995年，任俄联邦第二届国家杜马联邦会议代表、“民权党”议会党团领导人；1999年，任俄联邦邦联会议代表。除《大国悲剧》外，还曾先后出版过《改革：叛卖的历史》（1992）、《我的党叫做俄罗斯》（1995）、《大动荡的十年》（1996）、《重返政坛》（1998）、《南斯拉夫的骷髅地》（2000）、《被钉上十字架的南斯拉夫》（2003）、《辩护证人的发言》（关于米洛舍维奇的审判）（2005）等7部著作。
[96]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8页。
[97]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98] 朱利亚托?基耶萨：《别了，俄罗斯》，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99] 格鲁吉亚领导人兹维阿德?加加姆萨胡尔季阿因国内爆发内战而无法参加。该国后来于1993年12月正式加入独联体，并于2009年8月正式退出独联体。
[100]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页。
[101] 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牛可、翟韬、张静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286页。
[102] 参阅李永忠、董瑛：《关于苏联解体的15种学说》，《人民论坛》2012年2月（下）。
[103] 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2月25日晚上7时的电视讲话中还声言：“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共和国拥有主权；同时主张保留联盟国家，保持国家的完整性。但是，事态确实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的，肢解和分裂国家的方针占了上风，对此我是不能同意的。”
[104] 1984年秋天，时任苏共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双方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会谈。撒切尔夫人在对苏共总书记的这次摸底会见后断定“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她还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又主动要求与美国总统里根会见。1986年10月，里根与他在雷克雅末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一如后来戈尔巴乔夫所承认的，他在雷克雅末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人处置”。此后他又与美国总统进行过10次会见。参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0—12页。
[105] 辛程：《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一份宝贵材料——读<撒切尔夫人谈苏联解体〉有感》，《中华魂》2011年第11期。
[106] 亚?舍维亚金：《苏联灭亡之谜》，李锦霞、孙斌、宋祖敏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107] 同上书，第114页。兰德公司于1948年正式成立。
[108] 同上书，第130—132页。
[109] 同上书，代序第3页。
[110] 同上书，代序第4页。
[111]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112] 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19日）》，《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113] 这一点，在1990年10月制定和颁布的新的《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的法律中有鲜明的表现。
[114] 参阅白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北京下苏联对宗教问题认识的转向》，《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2期。
[115]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杨缤译，杨德友、贺照田校，北京：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116]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Герд Штриккер: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917–1991），книга 1,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ПИЛЕИ”, 1995, СС. 110–112.
[117] Ibid., С. 270.
[118] 参阅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下册，第1058页。
[119] 苏联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主要有鞑靼人、巴什基尔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达吉斯坦人、车臣人、阿迪格人、阿瑟拜疆人、库尔德人等。
[120] 常玢：《苏联解体前后的中亚国家的伊斯兰教状况》，《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5期。
[121] 塔尔干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
[122] 例如，公元961年，天主教修士阿达尔伯特?特里尔斯基主教就曾来到基辅，向罗斯人传播天主教。参阅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1页。
[123] 参阅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下卷，第743页。
[124]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277页。
[125] 同上书，第277页。
[126] 同上书，第279页。
[127] 这些东正教教徒的口号是：“罗马不是我们的父亲，莫斯科也不是我们的母亲”，“独立的国家须有独立的教会”。
[128]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281页。
[129] 转引自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下册，第1158页。
[130] 同上书，第1158—1206页。
[131]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79页。
[132] 同上书，第180页。
[133] 参阅亚当?沙夫：《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内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2期。
[134]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277页。
[135] 同上书，第278页。
[136] 同上书，第278页。
[137] 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19日）》，《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138] 谈雪：《浅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态度转变》，《大观周刊》2011年第26期。
[139] 王正泉：《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百年潮》2006年第11期。
[140]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41]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1页。
[142]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27页。
[143] 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銛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0页。
[144] 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页。
[145]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5页。
[14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147]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5页。
[148]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幕第5场。
[149]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7页。在这里，恩格斯将“国家”视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