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长城；
　　用我们的文化，铸成华夏的灵魂。
　　“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入凛冽的寒冬；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这是七十年前“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的一段述说，也是当时国人精神状况的写照！1958年，“四学者”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年，“七十名人”又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
　　这些“宣言”或慷慨激昂，或如泣如诉，或语重心长，或据理抗争，然而，言者谆谆，听者邈邈。其中缘由自然有情境的局限，但其本身的弱点亦难辞其咎。“三五”宣言不过是空泛乏力的笼统表态；“五八”宣言多是曲高和寡的哲学论辩；“零四”宣言无非是不疼不痒的官样声明。它们或轻描淡写，言不及义；或言之无文，意犹未尽；或艰涩难读，玄奥费解。时至今日，上述宣言所担忧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兹不揣冒昧，草此谏言，愿共商于同道，就教于天下。
　　一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由传统社会转变成了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成了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社会转变成了商品经济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变成了城市社会。随之而来的是声光化电取代了斧镰犁锄，坚船利炮取代了短剑长矛，现代企业取代了传统行会，高楼大厦取代了茅屋草房……对于这一切巨变，清朝的皇帝们昏然不知，继续演绎着东方大国的美梦；大臣们浑然无知，正在权力的角斗场中杀得乌烟瘴气，死去活来；百姓们则是茫然不知，或者挣扎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或者拼搏在科举取仕的考场上，或者悠闲地欣赏着男人的长辫、女人的小脚以及太监的尖音。
　　当两种力量悬殊的文明相遇时，那情景自然不难预料。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打断了紫禁城的春梦。洋人新式武器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华夏文明经历了怎样的屈辱，炎黄子孙遭受了怎样的涂炭！曾几何时，人们还以天朝的国民而自豪，转眼间便成了只能与狗为伍的贱民；曾几何时，中国人还是东亚文明的“模特”，转眼间却变成了不可救药的“东亚病夫”；曾几何时，日本还是中国的虔诚学徒，转眼间却一跃而成为东亚豪强，竟把“师傅”当作嘲笑的对象和施虐的玩偶。
　　于是，一场救亡图存、救国保种的悲壮努力开始了。志士仁人自强不息，社会精英奔走呼号。然而，北洋水师的灰飞烟灭，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表明了仅仅改进器物并不能御敌；维新君子的赴死逃亡，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单纯的制度改良也是死路一条；辛亥革命的一举成功，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但袁氏的野心又把民主的追求化为泡影。随后的外敌宰割和军阀混战，使中国陷入了混乱，跌入了深渊。巍巍长城回荡着炎黄子孙的悲声，滚滚黄河流淌着中华儿女的血泪。人们不禁要问：中华民族为何落到这般田地？为何?? 究竟是为何???
　　当器物的抗争与制度的改良相继失败之后，一些不无善良的文化精英们，开始把疑问的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于是一场对传统文化的审判和讨伐就开始了，如果说“五四”运动是讨伐的第一波，那么20世纪70年代的“批孔运动”可算是第二波，而20世纪80年代末的“河殇时代”掀起了第三波。
　　在对传统的“反攻倒算”中，遗产成了包袱，传统成了累赘，历史成了罪过，文化成了垃圾。于是，儒教成了“吃人”的罪魁祸首，它的创始人自然难逃口诛笔伐的厄运，就连他的头形也成了罪状之一。道教成了玩世不恭的替罪羊，老子获得了“滑头鼻祖”的封号。佛教被作为“封建迷信”和蒙人鸦片，释迦牟尼具有了江湖骗子的恶名。一些人带着一种文化负罪感反省“原罪”，背负沉重的历史歉疚感忏悔过去。在这些人眼里，黄河成了诅咒的对象，因为它代表着黄色文明。黄色文明是失败和落后的标志，而蓝色文明则是胜利和先进的代表。龙的图腾成了一种原始凶兆，作为龙的传人是一种耻辱。长城是怯懦的遮风墙，筑就了国人天生的软弱性格，成了中华民族悲剧的纪念碑。爱好和平是胆小懦弱的借口，提倡和谐是逃避矛盾的遁词，谦让意味着不思进取，含蓄代表了是非不分。于是，他们恨不得用自由女神替代观音菩萨，把龙的图腾换成狼的图案，把孔庙换成教堂，用耶稣替代孔子。一些人恨不能使黄河倒灌，黄水变蓝，把长城换成迪斯尼公园，把天安门换成凯旋门，把紫禁城改成卢浮宫，把莫愁湖改成多瑙河。这是多么悲壮的“文化献祭”，多么彻底的“传统掘墓”，多么勇敢的“历史鞭尸”，多么伟大的“精神放逐”！
　　二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由此出现了“文化的改朝换代”。于是乎，黄发优于黑发，白皮优于黄肤，西装优于唐装，短裙优于旗袍，面包优于馒头，可乐优于龙井，油画优于国画，阳历优于阴历，《圣经》优于《论语》，《民法大全》优于《唐律疏议》，平安夜优于除夕夜，情人节优于鹊桥会，蝌蚪文优于方块字……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文化被“西风”吹得七零八落，甚至连“韩流”也抵挡不住。一种文化失语症如同疯牛病一样四处蔓延。一些舶来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举着“先进”的标牌，大行其道，畅通无阻。似乎西方的月亮圆，中国的月亮扁；中国的马屁臭，西方的马屁香；西方的跳蚤眼皮双，中国的跳蚤眼皮单；西方的蟑螂酒窝深，中国的蟑螂酒窝浅。
　　于是，一幕幕文化的荒诞剧轮流开演了：新东方的超市贩卖的却是旧西方的货色，本土化的老店兜售的却是崭新的洋玩意；严肃的历史题材被戏说成打情骂俏的闹剧，庄重的现实舞台充斥着吊儿郎当的杂耍。一曲痞味十足的“老鼠爱大米”走俏大江南北，一句流里流气的“翠花上酸菜”风靡长城内外。在生活逐渐“麦当劳化”的同时，一些女孩们正在争分夺秒地“麦当娜化”。于是，袒胸露臀的暴露癖博得了众多“粉丝”的喝彩，忸怩作态的自贱秀吸引了无数网民的眼球。假洋鬼子与伪嬉皮士异床同梦，洋化瘪三与土产西仔殊途同归。无病呻吟的白脸“小资”与愤世嫉俗的红面“愤青”互相对骂，随后竟发现他们是天然盟友；腰缠万贯的流氓大亨和权倾一时的腐败高官彼此白眼，不久就感到他们是孪生兄弟。看！一些“八九点钟的太阳们”身着牛仔裤，叼着肯德“鸡”，颠着摇滚步，时而若加菲猫缓缓而行，时而如流氓兔疾走如飞，时而如米老鼠楚楚动人，时而像唐老鸭憨态可掬。他们口哼流行小曲：“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是盲流谁怕你，流氓爱盲流，就像老鼠爱大米”；“头发是用来涂抹的，身体是用来包裹的，灵魂是用来赤裸的，生命是用来挥霍的……”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在被称为神圣殿堂的学界里，也是西风烈，东风怯，欧言美语乱走穴。于是，古希腊哲学王的头上闪烁着智慧的灵光，自然法成为了一枚法力无边的魔棒；罗马法律家口吐理性的莲花，角斗场中透出了英勇的气概；日耳曼的蛮俗突然容光焕发，神明裁判泛动着超自然的灵性；基督教的王国温情无限，宗教裁判所的火刑仪式显得格外肃穆庄严；英国的“狗法”成了保护人权的法宝，苏格兰学派的“理性人”成了标准的现代人。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各种主义以及“主义”主义争相涌入：存在主义曾几何时一度走红，科学主义继“五四”之后梅开二度，自由主义不辞辛苦三顾茅庐，物质主义无限放大四处泛滥，后现代主义公说婆说五花八门，理性主义祛魅除魔六亲不认，现实主义参差不齐七上八下，实用主义洛阳纸贵八面玲珑，人道主义弦歌不辍九九艳阳，功能主义风光无限十全大补……与各式各样“主义们”批发而来的是一些怪模怪样的洋名词：什么“主体间性”、“视域融合”、“路径依赖”、“开放结构”、“承认规则”、“宏大叙事”、“终极关怀”、“无知之幕”以及“地方性知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种种食洋不化，生吞活剥，活灵活现。学术精英们手捧从西天取回的“真经”，口中念念有词，开始倒腾概念，摆弄话语，迷信逻辑，沉溺方法，醉心范式，编织程序，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少谦虚谨慎之诚，多欺世盗名之虚。
　　在当下的生活世界，到处浮动着存在主义的消遣，享乐主义的放纵，功利主义的浮躁，利己主义的市侩，物质主义的疯狂，消费主义的平庸，表现主义的轻浮，以及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价值的真空导致了人心失衡，道德失落，傲慢与偏见偕行，执拗与无知并肩；“歌德”的“缺德”与“缺德”的“歌德”比翼齐飞，“拜伦”的“逆伦”同“逆伦”的“拜伦”并驾齐驱；真实的谎言与虚假的真话界线难辨，附庸的风雅与坦诚的庸俗边界不清；空虚的充实包装成充实的空虚，熟悉的陌生装扮成陌生的熟悉。意义的丧失导致了精神流浪，灵魂漂泊，人们不得不用权力的证书来证明价值，用金钱的奖状来表明成功；用一掷千金来显示身价，用卡拉OK来表明存在(即“我喊故我在”)；用“粉丝”的荧光棒来寄托情感，用酒吧的夜光杯来浇释愁怀；用豢养小宠物来化解孤独，用监禁飞鸟来反衬自由；用搬弄“八圈方砖”来消磨时光，用吞食大麻来麻醉神经；用疯狂报复来发泄不满，用结束生命来寻求解脱。于是乎，物欲流，人欲流，流到长江古渡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三
　　欲望无边，苦海无边，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们并不反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多元与多样，也不主张回到一致和单调的时代。我们所担忧的是，在西化的大潮之下，中国文化被吞没，由此丧失了文化的自主性和话语的主动权。文字的西化导致了文化失语，致使汉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被偷偷置换，由此引发了本土文化的萎缩和传统价值的衰落。西方文化有其特定的意义向度和价值取向，它们是西方历史传统的产物，与西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密切关联。这些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对于西方人来说也许是“真经”，但是它们未必适合东土。中国人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并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情境。西方的意义系统无法安顿中国人的心灵，西方的价值体系无法为中国人的生活提供指导。在生活世界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导致了生活意义的丧失，传统价值的颠覆导致了社会的混乱，而西化无法弥补这种意义缺失，无法消除这种价值混乱。
　　天道有常，事有不变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道天理，世道人心，上通千古，下达万世。我华夏文明道统一脉，古今相通，诚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化的人生理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中国文化的人格理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爱，兄弟有情，朋友有信，是中国文化的人伦理想；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人际和谐，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生活富裕，是中国文化的社会理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官清吏廉，国泰民安，是中国文化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世界大同，是中国文化的未来理想。凡此种种，多是常情常理，在今天仍然闪闪发光，熠熠生辉。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尚含蓄而不尚外露，尚自然而不尚雕琢，尚质朴而不尚奢华，尚均等而不尚差异，尚安稳而不尚变动，尚中庸而不尚极端，尚和平而不尚武力，尚和谐而不尚冲突，尚调和而不尚斗争，尚天人合一而不尚天人分立，尚物我两忘而不尚主客分明，尚心物一体而不尚心物两分，尚主体互动而不尚个人独行，尚人际共享而不尚个体自足。冷静思之，中西文化各有千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人早已把自己的文化当作“封建遗毒”和“历史渣滓”批得体无完肤，骂得狗血喷头，“打倒”之后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是，在破旧立新、弃旧图新的一片欢呼声中，高歌猛进地步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权力腐败，翻云覆雨；金钱恶争，波诡云谲；尔虞我诈，防不胜防，天天过愚人节；骄奢淫逸，趋之若鹜，夜夜是狂欢夜；弱肉强食，小民求告无门；张冠李戴，冤者呼天不语；父子不亲，夫妻无爱，兄弟薄情，朋友无信；唯利是图，人格大减等；疯狂索取，欲望大比拼。于是，一些黑心奸商忽悠“上帝”，红顶贪官鱼肉百姓，白衣天使猛宰患者，绿色园丁豪夺“花朵”。凡此种种，不是礼崩乐坏又是什么?!
　　科学可尽物之性，而不能尽人之性。自然生态日渐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连新鲜空气也成为了稀缺资源！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已经得到天公的报应，挑战和征服自然的莽撞已经自食恶果，于是人们开始自问：天人合一和物我两忘的理念是否比天人对立和主客分明的哲学更富远见？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取向虽然增加了个人自由，但同时导致了人际疏离，人情冷淡，人心孤独，于是人们逐渐反思：个人独行和个体自足是否比主体互动和人际共享更胜一筹？
　　法治或可求理之直，却不能致心之诚；或可遏恶之行，而不能育善之心。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再严密的合同也苍白无力；在一个不信守规则的国度，再完备的法条也无济于事；在一个民不畏死的地方，再严峻的刑罚也无可奈何；在一个人情冷漠的世界，再健全的法治也无可救药。发达的科学能够给交道的路口装上探头，但不能给每个司机的心里装上“探头”，有效的法治能够给高速公路配备交警，但不能给司机的内心配备“交警”。科学和法治的发展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物质生活的保障，但不能提供类似儿女孝心的心理温情。
　　当传统文化被扫荡殆尽，当华夏的美德被洗劫一空，当本土的价值被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世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它不再能提供生命的意义，不能再生成正当的规则，不再能培育健康的人格。于是乎，现代的中国人在精神上被连根拔起，丧失了立命的根基，人生的方向，生活的意义，健全的人格，悬浮在欲望的太空间，漂流在本能的激流上，游荡在精神的荒漠中，呻吟在灵魂的废墟里。这一切都是现代化的产物，都与西化密切相关，都是传统文化失落的副产品。现代化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发达的器物和精巧的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高楼广厦的舒适和声光化电的便利，却没有为我们提供精神的家园，没有为我们提供灵魂的栖所；没有什么能够安顿我们的心灵，没有什么能够抚慰我们的心性，没有什么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田。西化把我们驱赶到极端的效率轨道，功利主义的竞争与个人主义的角逐愈演愈烈，而这导致了人心失衡，人身失调，人际失和，人世失安；致使我们心性烦躁，心气浮躁，心情急躁，心灵枯燥。历史和现实都一再昭示，上帝并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文化一向是人本取向；耶稣不能救赎我们的“原罪”，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人生而有罪；圣诞节和复活节对我们生活的意义不大，因为它们不属于中国人的故事！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过于神伤，祸莫患于性贪，乱莫甚于德丧。人们依稀记得，当年的秦国所向披靡，横扫六合，天下归一。然而，其穷兵黩武有力统一国家，却无力使社会聚合；其严刑峻法有力制服世人，却无力使天下归心。由于社会道德沦丧，人心混乱，寄望万世一系的秦王朝，竟二世而亡。人们也依稀记得，当年的罗马军团所到之处风卷残云，各族纷纷归顺。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是何等强盛！然而，罗马社会世风日下，人们开始陶醉在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下，沉湎于骄奢淫逸的幸福生活中，社会的腐化堕落使强大的国家虚有其表，当日耳曼人挥戈南下，帝国不堪一击，迅即土崩瓦解。由此可见，文化颓而道德丧，道德丧而社会乱，社会乱而国家亡。此种道理，可不察乎？此种教训，可不警乎？
　　如果说传统文化的解体导致了价值真空，如果说现代化和西化都不能填补这种真空，那么，请回被放逐的传统文化，恢复已失落的传统美德，是否为一种现实的选择？我们高兴地看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而这正是复兴传统文化的观念起点。我们开始意识到：建设之世不需要破坏之论，发展之日不需要倒退之言，安定之邦不需要冲突之说，和谐之国不需要斗争之理。和谐，是华夏文明的遗传密码，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精髓，是中国人的精神归宿：与天合神，其乐无穷；与地合德，其乐无穷；与人和睦，其乐无穷！
　　四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传统文化有种种益处，我们为什么要过现代生活？我们是否应回到古代去？笔者以为，人类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已经迈入了现代社会的门槛，一个成年人无论如何怀念无忧无虑的童年，都无法回到孩提时代；一个现代人无论多么眷恋传统的“黄金时代”，也都无法返回过去。现代社会纵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应对“她”一往情深，因为她属于我们的时代，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是未来所接力和借力的时代。
　　我们或许偶尔羡慕原始氏族的质朴生活，但未必要回到那种刀耕火种的时代；我们或许偶尔欣赏乡土田园的雅静恬淡，但仍然乐于过现代都市的生活；我们或许怀念古代“郁郁乎文哉”的质朴文化，但同样珍惜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
　　古往今来，事有常变者，“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追而思之，人类由游牧社会而至农业社会，由农业社会而至工商社会，由工商社会而至今日的信息社会。自工商社会以来，人类便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个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它是一个市场经济而非自足经济的社会，是一个流动而非凝固的社会，是一个陌生而非熟人的社会，是一个都市而非乡土的社会，是一个契约而非身份的社会，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社会，是一个多元而非单一的社会，是一个民主而非专制的社会，是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社会，我们试图运用传统文化来管理经济和运作政治，无论动机多纯，曲调多高，都会因不合时宜而碰壁，至多不过是一曲“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壮歌。由是观之，儒教全面复兴的理想不过是某些新儒家的一厢情愿，“经济儒学”的设想无非是某些书生的迂腐之论，“政治儒学”的论调不过是个别隐士的孤鸿哀鸣。如果说我们可把现代社会分为经济系统、政治体系和生活世界，那么前两个领域则是“理性的王国”，而只有生活世界才是情感的天下和信仰的园地。只有在生活世界，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最大限度地重现生机，再显神通。
　　我们也许谴责物竞天择和优胜劣汰的法则过于残酷，诅咒“成王败寇”的市场逻辑过于“结果论英雄”，怒斥金钱拜物教的异化过于乖谬。然而，没有输赢，游戏就要失去活力；没有竞争，人类就会陷入惰性；没有利益驱动，人们没有理由不“搭便车”。说来奇怪，曾几何时还是物品奇缺，样品不售，凭票供应，求人购物。然而市场经济的魔杖一挥，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人力还是那些人力，源源不断的商品却魔术般地涌流出来，铺天盖地的广告在勾引消费者，推销商几乎无孔不入，把消费者“追赶”得走投无路。这就是市场的奇迹，它背后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施展魔力。没有市场机制就不会有效率；没有效率，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就无从提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是一条再质朴不过的规律，然而人们却常常把它忘记。
　　市场毕竟不是温情脉脉的乐园，那里充满了机会但同时又布满了风险。那里没有家庭的呵护，没有上帝的怜悯，没有菩萨的保佑，没有情人的秋波，没有朋友的关爱，没有诗人的浪漫，没有慈善家的施舍，更没有来世的补偿。那里有的是精明的计算，理性的判断，冒险的选择，激烈的博弈，以及失败的惩罚。当然，要游戏就要有规则，要博弈就要有程序。现代法治恰好满足这种需要，为市场提供了必要的规则和程序。它们保护产权，因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它们保障交易安全，因为交易不安全则会无效率；它们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然而，它们并不保障每个人都“利益最大化”，并不确保每个人都是赢家，因此，每个参与者必须成为理性的“经济人”，学会“游泳”，自主沉浮，自由选择，自担责任。面对如同“赌场”和“战场”的市场，文化、人情和道德之类的软约束，如同手无缚鸡之力的闺中小姐身临杀气腾腾的战场，虽然温柔可人，但毕竟显得软弱乏力。
　　与此同时，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型社会，不同于“小国寡民”的乡土村社，因而不要奢谈什么“无为而治”；中国已经进入了复杂的现代化过程，处在一个历史时间与世界空间的交会处，必须在短暂的时段内应对人类数百年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因而所谓的“自发秩序”不过是一种时代倒错的误导。我们的国家需要有效的管理，我们的市场需要有效的调控，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效的治理。否则我们对外无法从整体上回应国际的挑战，对内无法持久维护和平与安宁。
　　在政治体系中，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权威，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需要强有力的管理者。现代社会的实践表明，正当的权威最有力量，合法的政府最有效能，守法的管理者最有威望。正当的权威、合法的政府以及守法的管理者一道构成善政。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实行精英政治，还是“运动政治”，抑或诉诸教化，都不能确保达致善政。相比之下，现代民主基础上的宪政则更行之有效。于是，我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宪政。
　　宪政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产物，但绝非是西方的专利。它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结晶，是人类政治智慧的具体落实，也是人类政治实践的理性总结。它如同市场经济一样，虽然并非万能但却十分必要而有效，虽然形式多样但却精义相通。在现代社会，没有市场经济则无由实现效率，同样，没有宪政政治则无以达致善政。要达致善政虽然涉及的要素和机制很多，但其中一些要素和机制尤其不可或缺。例如，分权制衡、多党监督、司法独立、表达自由、自愿结社以及普遍选举等，就是必要机制。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民主的应有之义，是现代法治的必备之制，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当然，中国不必完全模仿西方的宪政模式，应根据自己的情境而因地制宜。在现代社会，倘若我们拒绝这些政治文明的成果，权力腐败的势头就无法遏制，司法公正的理想就难以实现，我们就无法走出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无法摆脱一放一收的现实怪圈。
　　由是观之，对于现代社会的治理，我们不应笼统对待，而应针对不同的领域加以区别。大体言之，在经济系统和政治体系中应采取制度化的方略，行之以理性，律之以规则，约之以程序，验之以效果。在这两个领域之外的生活世界，则应采用文化整合的进路，育之以德，服之以理，动之以情，达之以性。这样，上述“三个世界”中便有不同的旨向和追求，在它们的“大门”上似可贴上三幅不同的对联：
　　经济系统： 上联：“精打细算，时间即金钱”
　　下联：“开源节流，效率乃生命”
　　横批：“公平竞争”
　　政治体系：上联：“以法限权以权制权以民督权”
　　下联：“用政为民用法护民用理服民”
　　横批：“天下为公”
　　生活世界： 上联：“仁义礼智信”
　　下联：“温良恭俭让”
　　横批：“和谐万岁”
　　这“三个世界”的划分，很大程度是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它们虽然有相对独立的边界，但在现实中往往互相关联，界限不清。经济系统和政治体系是体制化和结构化的领域，由此区别于非体制化和非结构化的生活世界。这两个领域具有追求效率的旨向和理性主义的气质，其区别在于经济系统以货币为媒介，而政治体系以权力为媒介。
　　生活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由王国”，那里没有交易谈判、合同签订、营销战略以及破产清算；没有领导训话，政绩报告，剪彩仪式以及思想汇报，有的是日常起居，洒扫应对，朋友举杯，闲庭信步。这个“自由王国”用不着市场规则和博弈技巧，也用不着分权制衡和正当程序，人们的交往规则源于生活，来自实践，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得人一牛，还人一马”，“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本来，生活世界是经济系统和政治体系的根基，但自现代以来，这两个领域开始凌驾于社会之上。在当代中国，市场与政府被泛化，货币与权力被神化，致使生活世界到处散发着铜臭味和弥漫着衙门气，生活世界已经为“权力先生”和“金钱小姐”所宰制，“德先生”和“赛小姐”变相失业，“文化先生”和“意义小姐”四处流浪，由此生活世界不再能够提供意义，不再能够生成正当的规则，不再能够培育健康的人格。于是，人们“八小时之外”仍“一脸阶级斗争”；“七仙女下凡”竟“一心要傍大款”；同学聚会，变成了梁山泊排座次；花前月下，变成了WTO攻坚战。
　　上述“三个世界”的界分和关系重构，旨在将经济系统和政治体系从生活世界驱赶出来，从而实现生活世界高度的自主和自治。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两个领域不再发挥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是意味着它们对社会的整合以生活世界的需要为限。这也不意味着它们彻底与生活世界脱钩，而强调它们应植根于生活世界。当市场植根于生活世界，金钱拜物教就会消除；当政府植根于生活世界，权力拜物教就会解体；当“经济人”植根于生活世界，他们有可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儒商；当“政治人”植根于生活世界，他们也许会成为温文尔雅的“文官”。
　　五
　　以今日观之，中国传统文化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我们复兴传统文化是否意味着不分青红皂白，全盘接收？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们不应让美好的理想为丑恶的现实全面负责，不应让高尚的理论为拙劣的实践全部担罪，不应让正常的理念为扭曲的制度全然受过。用理解历史的心情来思考，传统文化自有其合理性，但以现代的眼光来观察，其中许多内容确有其局限性。传统的“三纲”和“四德”便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我们绝不赞成恢复这些原则。然而，传统文化中还有诸多超越时空的理念和精神，“和谐”、“中庸”的观念，“五常”、“七情”的概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以及“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不仅可适用于今天，而且适用于未来。
　　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些文化需要“升级”。我们反对简单的“古已有之”论。这种论调背后隐含的是一种自卑心态，把自己置于“被告”的地位，进行“你有我也有，因此不落后”的弱势抗辩。毋庸讳言，儒家的“民本”不同于现代的民主，法家的“法制”也不同于现代的法治，墨子的“兼爱”不同于现代的博爱，庄子的“逍遥游”不同于现代的自由观，老子的“无为而治”不同于现代的自由放任，“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不同于现代的社会多元。然而，上述理念并非没有现代价值，只要我们将这些理念加以“升级”，做出符合现代精神的解释，就会赋予它们新的意蕴。对传统文化的再解释并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力，是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的重要途径。
　　要知道，古希腊的民主也不同于现代民主，古罗马的法治也不同于现代法治。基督教原罪的平等不同于现代平等，行会的自治不同于现代社团自治，自由城市中市民的自由不同于现代公民自由，商人社团的商人法也不同于现代商事法。仅以罗马法而言，它就经历了不断升级的过程：查士丁尼的罗马法不同于古典罗马法，中世纪大学中讲授的罗马法不同于查士丁尼的罗马法，欧陆法典编纂时期的罗马法也不同于中世纪大学中的罗马法！正是通过这种逐渐的升级过程，古老的罗马法才不断实现了转换，从而能够适应变化的情境，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存活下来并灵光活现。诚然，西方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并没背离传统，而恰恰是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得以实现！文艺复兴不就是对古希腊、古罗马传统文化的复兴吗？宗教改革不就是在基督教传统内进行的改革吗？启蒙运动表面是与传统决裂，但是其自然法的观念、契约论的理论以及人本主义的精神，不都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继承、升级和升华吗？
　　这充分表明，现代化并非与传统截然对立，成功的现代化一定不会全然脱离传统的基础。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在继承和发扬自己传统的基础上获得了成功，那么，我们背离自己传统的现代化努力能够获得成功吗？我们必须明确意识到，“传统”与“现代”的划分也是相对的，主要是出于便利分析的考量。历史原本是一张“无缝之网”，许多传统的文化比现代还现代，而许多现代的文化比传统还传统。例如庄子的思想不就很“后现代”吗？而“自发秩序”的观念不就很“前传统”吗？幻想抛弃传统而实现现代腾飞，无异于幻想脱离地球引力而腾空，必然在现实中跌得粉身碎骨。世界上大量西化失败的教训一再昭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盲目模仿西方文化轻则是邯郸学步，重则是东施效颦，最后只会落得“四不像”的下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坚决反对那些在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还不具备时，“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痛斥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顾现实条件，“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
　　人们还记得，殷革夏命，周革殷命，但结果却是“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可见“革命”仅仅是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断裂。刘汉推翻了嬴秦，但结果却是汉承秦制。鉴于秦王朝蔑视传统、扼杀文化的教训，汉初即恢复黄老之学，汉武帝时开始弘扬儒学，并将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外族，无不不奉行中国文化。正是利用汉族的文化，他们的统治才得以延续百年。在西方，当罗马人战胜了希腊，他们继承了希腊文化；当日耳曼人征服了罗马帝国，他们继承了拉丁文化，成为基督教的信徒。与欧陆国家相比，英国对待传统文化尤其保守，并在传统的基础上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我们是否应重新反思现代化过程的种种教训？是否应重新调整当代的文化方向，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维护汉语文明的话语权？换言之，我们是否应在吸收、借镜、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文化，发展现代文明？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往往同关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密切关联。此种争论由来已久。西化派与国粹派势不两立，革命派与保皇派形同冰炭，改革派与保守派吵得不可开交，新左派与老右派争得面红耳赤。时至今日，这种争论仍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细而思之，国粹派的抱残守缺固不可取，保皇派的复古倒退更成问题。然而，西化派的动机虽无可非议，但其方法和结论却失之偏颇。西人笔下之历史，多是“成功者的传记”，他们从历史的材料中寻找成功的蛛丝马迹，从传统的文化中提取胜利的“基因”，从成功的结果中反推出成功的“证据”。于是，西方的历史变得越发光彩夺目，西方的文化变得愈益灿烂辉煌。不幸的是，成群结队的国人竟盲目地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充当西方文化的拉拉队，并心甘情愿作为老辈传教士的接班“粉丝”。他们往往用现代的西方文化来比较中国的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中的亮点来比较中国文化中的暗点，结果自然是发现西方文化一片光明，中国文化一塌糊涂。于是，维纳斯的断臂、威廉的红脸、查理的秃头、亨利四世的假牙以及路易十四的夜壶，都闪闪发光，具有超现实主义的审美价值。
　　严格说来，西方文化有不同的时段和要素，中国的文化也有不同的时段和要素，很难进行整体的比较。因此，“动的文化”与“静的文化”之分，“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之别，以及“小人文化”与“君子文化”之判，都失之简单、笼统。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进行比较，大体可把两个传统的相同时段进行比较。由此我们会发现彼此各有短长。平心而论，两种文化确实存有差异，然而过分强调“遗传基因”的差异，彰显各自“天生血统”的独特，则会导致中国文化无望的悲观论。这种逻辑十分简单：她因为不同于西方文化，因而在近代遭致失败，而维持一种失败文化自然死路一条。如果我们透过表象深入观察就会发现，传统中西文化并非截然对立和大相径庭，而是存有诸多相似之处和相通之意。
　　在传统的西方和中国，自国家产生之后，在社会结构上都是特权等级制，在社会关系上都是特权身份制，在价值取向上都是注重克己与内求，反对放纵和外逐。在传统社会，从功能上，儒家主张教化的德治与西方基督教注重信仰的神治，具有异曲同工之趣；中国的“天道”、“天理”观念与西方的“自然法”观念发挥着类似的效能；中国的“天人之约”与西方的“神人之约”都是契约精神的原初体现；中国的“礼”与西方的“法”名虽不同但部分内容的功能却相似；西方中世纪有各种自治组织，如教会、行会、城市公社、庄园以及商人团体等，同样，中国传统的自治组织也名目繁多，社仓、义庄、保甲、团练、私学、书院等便是其中的典型；西方有油画，中国有国画；西方有交响乐，中国有管弦乐；西方有西餐，中国有中餐。它们的名称或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往往义理相通，功效相似。
　　以现代的眼光来打量，中西传统文化都有污点，古罗马皇帝尼禄的骄奢淫逸绝不下于殷纣，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镇压足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形见绌，庄园中的农奴比中国的农民更不自由，领主对农奴的初夜权比女人裹脚更不人道，日耳曼人的神明裁判并不比中国古代的神判更多理性，天主教的禁止离婚主义比中国的“七出”和“三不去”更不符合自由精神，路易十四的荒淫残暴与隋炀帝不相上下，西欧封建的等级制与西周的世卿世禄制度颇相类似。除此之外，现代两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都是西方国家，而法西斯暴政竟发生在20世纪的民主时代，仅仅这两大悲剧就足以使“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大王及喽啰们感到无地自容。
　　凡此种种都表明，中西文化并无高下之分，更无优劣之别。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之类的观念或因素或许在古代曾经出现过，但作为正式的原则或成形的制度，它们都是现代的产物。“现代性”首先“侵入”了西方，西方由此一跃而在世界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现代化并非理性追求的产物，而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西方现代的民主与法治也并非其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同样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大量事实表明，许多现代的原则与制度并非是西方的专利，而是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普遍需求。我们只要勇于探索和努力实践，就会使它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六
　　现代化的狂飙摧枯拉朽，横扫世界。一顶顶王冠落地，一个个部落消失，一片片森林倒下，一座座都市兴起。现代化的冲击惊魂未定，全球化的风暴业已袭来。天下大势和世界大局发生了巨变，对此不可不察。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世界都着魔般走向一体化。东京打喷嚏，纽约感冒；夏威夷蝴蝶翼动，新奥尔良便可能掀起飓风，遂导致世界石油涨价，国际经济动荡。香港一家银行出错，巴黎金融市场就会震荡；巴西一宗大型交易违约，伦敦的股市就可能狂跌。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人类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同时也变得更加脆弱。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人口爆炸、能源枯竭，生态恶化，凡此种种都困扰着人类。全球化不仅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全球化，还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传染病的全球化、能源危机的全球化、核威胁的全球化、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以及黄、赌、毒的全球化。这预示未来更不确定，更不稳定，也许更不安定。无论如何，现代化的“魔瓶”既已打开，脱逃之魔就无法收回；全球化的“红舞鞋”既已套牢，人类就无法脱下。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上，人们错失许多机缘，或者出自错误的判断，或者出于执拗的自恃，或者出于对本国的时空方位认识不清。当游牧时代的印第安人遭遇白种人时，他们对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一无所知，不知道随后进行的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死亡游戏。当清朝的“卫道士”死守祖宗之法时，他们不知道西方发生的现代改革，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灭顶之灾。当美国的电子武器瞄准巴格达时，淳朴的穆斯林仍然相信血肉之躯的圣战，不知道自己的敢死队竟不堪一击。
　　全球化是西方坐庄的游戏，全球化正在变成西方化，庄家正在把英语变成国际语言，把西装变成世界服装，把可乐变成人类饮料，把麦当劳变成全球食品，把基督教变成地球宗教，把华盛顿变成联合国的首都，把美国总统变成宇宙大帝！
　　伴随全球化的进程，冲突越来越多，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利益冲突、文明冲突以及意识形态冲突等，五花八门。对于爱好和平的民族来说，这些冲突理应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理性的谈判，平等的对话，自由的讨论，良性的沟通，善意的和解，都是优先选项。在一个多元的世界，多极的文化和多样的文明本可互相理解，彼此宽容，取长补短，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然而对于西方的某些经济强权、政治霸主和文化帝国主义者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人类世界中独占鳌头，独领风骚，独霸天下，独断专行。他们以为世界只能有一个上帝，天堂只属于基督徒，“魔戒”只能为白种人拥有。照此逻辑，他们自然不能容忍一个异类文明——中华文明——的崛起。
　　在冷战结束后，西方把意识形态的对抗转变为文明的竞争。霸主在没有对手之时感到孤独，当看到中国的崛起便忧心忡忡，遂以丰富的想象力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妖魔化，贴上“黄祸”和“中国威胁”的标签。发动战争的理由已经找到，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可绅士般地投下挑战的白手套。实际上，西方所操控的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多于机遇，打压多于支持，强迫多于协商，威胁多于合作。近代以来，这种威胁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的威胁不过是过去威胁的继续。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威胁者变得更精明了：加害人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为此，我们必须忧患意识长存，心里长存“生于安乐死于忧患”，口中常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当代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科技创造力的竞争，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当手持木棍和石器的初民面对铁器和弓箭，其胜败的结果不言自明；当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面对西人的洋枪洋炮，其悲剧不可避免；当伊拉克的火枪火炮面对美国的电子武器和信息战，其覆灭的灾难早已注定。
　　如果这一切并非危言耸听，那么我们就需认真对待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强调自主创新的战略重要性。然而，自主创新需要经济条件、制度支持和文化环境。衣不遮体和食不果腹难以自主创新，知识老化和信息封闭难以自主创新，人心浮躁和急功近利难以自主创新，官僚欺压学者和“劣币驱逐良币”难以自主创新，思想僵化和精神萎靡难以自主创新，缺乏人文精神和自由意志难以自主创新。因此，我们必须摒弃一切妨碍自主创新的僵化教义和现行体制，营造一种新的创新环境。否则，落后就要挨打，缺乏创造力就要灭亡。
　　我们不要以为文化之旅只是学者的精神会餐，不要以为文化之论只是方士的屠龙之术，不要说怀念传统文化是一缕美丽的思乡病，不要说复兴传统文化是一支浪漫的幻想曲。文化是社会的“软件”，没有它“硬件”将无法运行；文化是制度的环境，没有它制度将形同虚设；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没有它我们将无家可归；文化是意义的资源，没有它我们将变成孤魂野鬼，行尸走肉！
　　中国文化是我们的精神长城，华夏文明是我们的血脉黄河，中华民族是我们的灵魂泰山。中华民族要在未来的文明冲突中得以延续，必须万众一心，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不断增强文明的实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恢复中国文化。没有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此之际，我们无论出于个人的偏私、党派的偏狭还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拒绝这种选择，浪费这个良机，都可能使中国再次面临危机，甚至再度陷入劫难。那样，我们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此其时也！
　　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此其时也！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其时也！
　　全世界华人联合起来！
　　盘古挥兮分浊清，
　　女娲炼兮补颓倾，
　　夸父追兮烈焰腾，
　　嫦娥奔兮皓月明。
　　昆仑起兮跃太空，
　　黄河吼兮卷长风，
　　长城舞兮贯西东，
　　泰山挺兮傲苍穹。
　　荆玉识兮阴山晴，
　　河图出兮乱世平，
　　凤鸟至兮死复生，
　　神龙归兮再显灵！
　　高鸿钧
　　乙酉年重阳于清华园

　　*本文稿发表在《清华法治论衡》第7、8两辑的卷首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鲁楠、支振锋和马剑银参与了初稿讨论，他们的建议使本文增色不少，在此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