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语境中“法”是个总体概念，意指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的一个侧面。法在社会之中，与道德、政治和经济等其他社会现象相并列。本文使用的“法”概念，既包括法的理念和价值等抽象含义，也包括称作“法律”的具体制度和规则。
什么是法？每个法学派，甚至每个法学家都有自己的法定义。然而，至今没有一个定义能够得到普遍接受。这其中原因很多：一是语言自身有其局限，人们对于要表述的事物往往言不尽意，即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二是法现象纷纭繁杂，任何观察者都只能从特定视角进行观察，难以“全景环视”，只能捕捉到法的某个侧面；三是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相互纠缠，往往界限不清，难以辨识。尽管如此，我们在观察、描述和分析法现象时，还是尝试把这种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分开来。我们不妨认为，称作“法”的社会现象具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从不同维度反映了法的性质。我们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就可以捕捉到法的整体形象,从而将法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分开来。
1、法具有规范性
《管子》有言，“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该书复云：“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管子》对法的理解具有以下几层意思：其一，法可以类比为度量衡仪器，引申为判断事物的标准与衡量行为的尺度。其二，将法比作度量衡仪器，隐喻法具有公平性，《说文解字》关干“瀍”字的释义，就认为“水”字边喻指“平之如水”。在古希腊神话中，正义女神手执天平也象征公平。这表明法在中西文化中具有相通之义。其三，法之标准和尺度不同于一般度量衡仪器，乃是用来决疑和明是非。换言之，法确定了人们行为的准则，明确了哪些行为得到允许，哪些行为受到禁止；人们一旦发生疑问和争执，根据法就可以判断是非曲直。其四，法具有规范性。法不是私人之器，而是天下之仪；不是一家之法，而是天下公器。
应该指出，法的尺度之喻，揭示了法的规范性，“规”和“范”在汉语中也有尺度和衡器之义。法的规范性由两个维度构成。第一，指法的规范性在内在效力上具有恒定性,即法的效力不因人们违反法律而受到影响，换言之，无论人们有意还是由于认知错误违法，无论违法行为受到处罚还是侥幸逃脱制裁，无论人们认为法是否符合自己的正当性标准，只要法的内容没有改变，都不影响法的规范效力。第二，法规范的外在通常采用规则形式，而规则内涵则采用“若-则”逻辑结构。“若”表示一种事态，“则”表示事态的结果。“杀人偿命”或“欠债还钱”就是法规则的简略表述。法的规则属性及其逻辑结构，使得法具有规范性。借助规范性，法不仅便于操作，而且具有精确性。法中虽然包括原则和政策，但它们在适用过程中必须规则化，即变成可操作的规则。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规范性是法的第一个特征。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可以把法区别于宗教义理、道德说教和政治口号。
2、法具有可诉性
梅因在《古代法》中注意到，在古希腊英雄时代，万王之中最伟大的国王被称作“地美士”，而他的判决被称作“地美士第”。宙斯作为诸神之王有权对神界和世间的争端作出判决。后来，奥林匹斯山中由“正义女神”代表宙斯负责司法。古希腊各个部落首领都通过神话拟称为神的后代，并以神的权威在司法集会上主持审判，宣布裁决。梅因认为，“地美士第”仍是个别判决，一系列类似的案件，可能采取相近的判决，由此习惯获得雏形。因此，梅因认为不是习惯先于判决，而是判决先于习惯。实际上，判决与习惯孰先孰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邦纳(Robert J.Bonner)和史密斯(Gertrude Smith)在《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司法裁判》一书中就引述格洛茨(Glotz)的观点指出，古希腊英雄时代的判决分为两种，一种是源自神启的判决，另一种是基于习惯的判决。换言之，以神启名义作出的判决可能先于习惯，但基于习惯的判决则意味着判决可能后于习惯。我们讨论的重点不在于此，而在于指出以下几点。首先，在古希腊历史上，主神行使审判权，他的判决具有神圣性。其次，主神把司法权委诸“正义女神”象征着最初的司法专业化。再次，古希腊人很早就把法与正义关联起来，通过法来实现正义，使正义与司法具有相同的意蕴。古罗马继承了古希腊的这种传统，例如塞尔苏斯(Celsus)就认为“法是善良公正之术”。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也宣称，“法学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正义女神成为司法之神，隐含着正义、法和审判密切关联。最后，通过血统拟制，神界的神圣审判权降到人间，部落首领获得了司法权。在史诗《伊利亚特》第 18 卷中，荷马描述了阿基里斯盾牌上绘制的审判图案。该图案描述的场景是，许多公民聚集到城市广场，观看纠纷解决，两个人为一起命案争执赔偿，一方要求全部赔偿，另一方拒绝一切赔偿，双方同意把争执交给公断人裁决。古希腊早期法史揭示了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法作为一种规范秩序，需要第三方存在。
这种第三方作为争端的裁决者，可以是部落首领、占卜者、祭司、仲裁人或国王，后来才出现法院。法要能够运行，必须具有可诉性，即发生纠纷的当事人能够够将案件诉至作为第三方的司法者，由司法者依据法作出裁决。为了确保裁决得到认可，司法者必须具有权威：为了防止裁决不公，司法者在审判中必须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可诉性便成为法的第二个特征。许多纠纷可能由当事人私了，没有诉诸司法。但正是在可能诉诸司法的压力下，他们出于节省诉讼成本等考量，才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因此，规则是否具有可诉性和是否具有中立的第三方作为纠纷裁决者，乃是判断法与非法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法与道德和伦理等规范的重要区别之一。
3、法具有强制性
在古代印度，表示法的概念是“达摩”。达摩有不同层面的含义。在神学宇宙论层面，达摩最初与古老的“利塔”观念相关联。“利塔”的意思是“法则’“规律”，转指“秩序”。在最古老的文献《梨俱吠陀》中，地、空、天三界所构成的宇宙秩序，主要由众神来维持。天神伐楼拿主要负责监督和惩罚破坏秩序的行为。“他洞察一切，规制天界四方”“他维系生灵的世界”“他用绳索缠捆辖域，他注视着诸神的领地及凡人的所有作业”，对破坏秩序的行为予以惩罚。诗中“绳索缠捆辖域”的隐喻，让我们联想起中国古代“绳之以法”的说法。在“吠陀时代”后期，伐楼拿和达摩都与因陀罗联系起来。大陀罗是战神，象征部落首领，权力越来越大，并通过与伐楼拿的联系获得司法权。后来，国王接替了部落首领的司法权，负责施行达摩。这表明，法需要强制机制保障施行。否则，法的规则和司法判决会形同具文。古希腊正义女神一手执天平，一手执利剑，利剑就象征着法的强制性；《说文解字》明言，“瀍，刑也”。法刑一体昭示了法的强制性。
法的强制性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司法者的神圣权威、转世报应、社会舆论压力以及稳固的关系等。当然，受到国家暴力支持之法，强制性最为突出，也最为有效。由此，我们可以辨识出法的第三个特征，即法与宗教教义和道德劝诚不同，具有强制性。警察、监狱、刑具等法之器物便折射出法的强制性。历史上，许多宗教信条或道德说教为了得到有效实行，都不得不转化为法的形式，中国古代“出于礼而入于刑”就是道德法律化的明显例证。
4、法具有常规性
在英国，普通法自 12世纪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壮大，以至后来发展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法系。广义的普通法是指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但主体是判例法。狭义的普通法是指由普通法法院发展起来的判例法。柯克认为，普通法源自历史悠久的习惯，大多数规则可以追溯到撒克逊人、罗马人和前罗马时代。布莱克斯通认为，普通法主要来源有二：一是“确定的习惯”，二是“确定的规则和法格言”。实际上，“确定的规则和法格言”在成为法之前，都属于习惯范畴。普通法不仅起源古老,而且存续到今天。英国在 16 世纪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只有古老的习惯才能成为法源，即从 1189年9月查理一世加冕之日起就存在的习惯。时间铸法的说法暗示时间悠久使习惯变成法，因为“时间总比法更聪明”，在长期实践中得到反复适用的习惯，经过法律人技艺理性的铸炼，就成为凝聚着法律人心智的普通法。在普通法遵循先例的实践中，那些得到法官反复援引的先例获得了更强健的生命力。
这里，我们无意讨论英国普通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而是从普通法与习惯的联系中，并从判例法遵循先例的发展机制中，引由出法的第四个特征，即法具有常规性。法的常规性赋予法以稳定性，从而使法区别于频繁变化的政策和捉摸不定的行政命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如下：第一，规范性、可诉性、强制性和常规性构成法的四个主要特征。第二，借助这些特征，我们可以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识别出法现象，从而把法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分开来。第三，法的上述特征出现在人类早期法中，并在现代法中表现更为突出。第四，法的规范性决定了规则的逻辑结构，法的可诉性预设了司法机构和人员，法的强制性要求法具有强有力的执行机制，法的常规性表明法具有稳定性。我们如果把法的上述四个特征综合起来，就会发现法不仅是规则或规范体系，而且是包含和涉及多种元素的复合体，实际上是一个系统。
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会长
本文节选自《法理学手册》导言《法与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