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2009年日本众议院选举及其政局变动和政策走向
2009年8月30日，日本举行了国会众议院第45届选举。民主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获得执政权力。9月16日，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内阁首相，与社民党、国民新党合作组成三党联合内阁。这是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第一次具备较完整意义上的两大政党轮替，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对日本政府的内外政策，国内政治的结构、格局和生态，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日本政治将进入以两大政党为中心进行博弈和角逐的格局，另一方面，其发展变化还有很多非确定性，究竟能否就此形成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化机制？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一、自民党为何惨败
通过选举，将一直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拉下马来，实现政权更迭，无疑是战后日本政治史上一场历史性的政坛“大地震”，不仅改写了日本国内政治版图，也预示着今后的日本政局将可能进一步向着以两大政党为中心的格局转变。
1955年建党以来，日本自民党成功地领导日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于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间除1993年到1994年的10个月时间在野之外，连续执政长达54年。但这一“百年老店”为何在这一次众议院选举中一败涂地，而且失败得如此之惨呢？主要原因有内外两大方面。
从国际大背景看，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进入转型期，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民主化；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长期化，使“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失败，传统保守主义逐渐弱化和改变；金融危机不仅宣告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不是万能灵药，也导致美国霸权实力和掌控国际事务的能力下降；这一时代潮流自外向内地从政治、外交、经济等多个方面推进了日本国内的变革。
从自民党自身看，第一，政策僵化、理念陈旧、应对失误。
冷战结束后，日本老龄人口增加、少子现象出现，说明日本正从传统的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国民越来越重视社会福利保障、消费者权益等民生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形成的“高工资、高利率、高消费”的社会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零增长的社会现实环境。这对支持基础在农村和企业，因而历来代表生产者利益的自民党构成了新的问题和巨大的挑战。自民党陶醉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成就，未能与时俱进调整执政策略，仍然推出通过增加公共开支维持高投入、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案。小泉的“结构改革”在鼓励自由竞争的同时，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国际金融危机和海外市场的萎缩更使过度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遭受致命打击。经济恶化、失业增加、收入减少、生活越来越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信任迅速解体。国民的不满全部指向政策错误、应对无方的自民党。连自民党的传统政治基础，如：农协、医师协会、邮政局长会等，也因为小泉的改革而利益受损，与自民党渐行渐远。
而民主党则提出发放儿童和农民补贴、改善医疗体系，重新评估邮政民营化等政策，通过主打“民生”牌，将自民党的地盘釜底抽薪、不断蚕食。使得民主党在此次众议院选举中如风卷残云一般，不仅在8个历史上的空白县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在44个都道府县所在地的“第一区”拿下了36个区；在小选区选举中，民主党在东京都的25个中夺得23席，在千叶县的13个中赢得11席，神奈川县的18个中斩获14席，爱知县的15个通吃，甚至在自民党垄断多年的94个小选区中，也横扫57席，[1]从而奠定了历史性的选举胜利的基础。日本政治学者早在2007年参议院后就指出：“在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自民党的金城汤池的农村，民主党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仅从政党支持基础这一点来看，就是意义非凡的。”[2]
第二、制度疲劳、政治世袭、腐败严重。
自民党的世袭问题严重，金权政治盛行，阻碍政治新生力量的流入与活力，是其制度疲劳的表现之一。目前，日本国会480名众议员中，119人为世袭议员，其中自民党101人，约占该党众议员总数的1/3，如将参议员包括在内，则38%的自民党议员为世袭。麻生内阁的17名阁僚中，有11人为“太子党”。世袭议员大多生长于“温室”，受到老一辈政治家的呵护与提拔，缺乏对国情民情的了解和对国内外大局的把握，缺乏政治博弈的经验和技巧。这就导致自民党政治家队伍总体素质的下降，以及人才危机的出现。反对政治世袭制度成为民主党攻击自民党、赢得民意支持的重要法宝之一。此次众议院选举民主党当选众议员143人、平均年龄49.4岁，加上参议员66人，初次当选者占民主党全部议员的50以上。同时，近年来日本经济的转型导致“终身雇佣制”解体，非正规就业者比例增高，其中多为20—29岁的年轻人，经济衰退来临之际他们首先被解雇。这使得以年轻人居多的“无党派阶层”在本次众议院选举中积极投票以表达政治意思和对自民党政策的不满，投票率高达69.28%，[3]而且大多把票投给了高呼“变革”的民主党。这是自民党选举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众议院选举后日本政治结构与政治生态的变化
日本媒体普遍以“政治大地震”来形容这一次众议院选举结果的震撼力之大。这一震撼力突出表现为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结构性变化。
从选举结果看，各种让人们大跌眼镜的数据，再一次表明了日本政治的戏剧性和不确定性。首先，民主党获得众议院全部480个议席中的308席（选举前为105席），超过了控制众议院各常任委员会所需要的绝对稳定多数的269席。而自民党则从选举前的300个议席遽降为119席，降辐高达60%，这一大起大落的逆转为战后以来历次选举所罕见。其次，许多重量级的资深议员，如：前首相海部俊树、前自民党副总裁山崎拓、前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前国土交通大臣中山成彬等22名前阁僚，均被无名小卒挑落马下、名落孙山。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也受到牵连，议席数从原来的31席降为21席。共产党、社民党维持了选举前的议席数，分别为9席、7席。国民新党从原来的4席减为3席，大家的党获得5席，无党派人士仍为8席。[4]第三，历来被认为是“保守王国”的自民党传统“票田”“城头变换大王旗”，改写了日本国内政治版图。第四，上次众议院选举时不可一世的“小泉近卫军”83人中只有10人当选，几乎溃不成军。而“小泽近卫军”却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其未来命运如何，是否也昙花一现？除了两大政党力量的此消彼涨之外，各小党议席数进一步下降，生存越发困难，也是日本政治力量对比结构上的重要变化。
从政治生态看，有助于推进日本政治的大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化进程。1、对民主党顺利运营政治较为有利。民主党联合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执政，三党在众议院占有318席，只比2/3多数的320席少2席；在参议院，三党占有119席，也比过半数只少3席。这不仅改变了以往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自民党、民主党分别主导的“扭曲”局面，也将有利于民主党利用国会多数席位通过议案和法案、贯彻政治理念、推行政策措施。2、选举中广泛利用网络。日本各大媒体在自己的网页上都登载了各党的政权公约，并逐条加以对比；早稻田大学政权公约研究所和日本因特网新闻会社共同创办“e国政”网站，一天的最高点击率达50万次；自民党用网络广告讽刺民主党，10天内点击率超30多万次；民主党网页的浏览量7天内达600万次以上；其他政党也都在各自的主页上提供了视频宣传资料。[5]网络技术对选举活动的渗透，既有利于各政党将政策纲领广泛宣传，也有利于选民了解政党和选择投票，增加了政治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进而有利于日本政党政治的大众民主化进程。
从选举制度看，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设计方向将有助于形成以自民党、民主党两大政党为中心的政治格局。1994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政治改革四法案（《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众议院议员选区划分审议会设置法案》）。1996年开始实施新的选举制度，即众议院500席（2000年以后减为480席），其中300个小选区实行“赢者通吃”的原则，即只能一名获相对多数票的候选人胜出，投给其他候选人的票则全部无效，是为“多数决定”的政治原则的典型表现；另外200个议席（2000年以后为180个）由11个比例选区选出，得票数居前几位的候选人共同当选，以照顾中小政党。按照政治学理论，“相对多数”、“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安排，对大型政党获得多数议席极为有利，鼓励形成两党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命题，而且在日本的政治实践中也已经得到了证明。与此相反，比例代表制和两轮投票制则有助于产生多党制。在日本1996年新选举制度实施以来的5次众议院选举中，两大政党所占议席比重合计为：79%、75%、86.25%、85.21%、88.96%；而公明党、社民党、共产党三党的众议院议席占有率不断下降（2000年为14.58%、2003年为10.21%、2005年为9.79%、2009年为7.71%）；即使在多党可以胜出的比例代表选区，两大政党合计的议席比重也从2005年的77%增加为2009年的79%，也出现了选票向两大政党集中的趋势。[6]而民主党的相关政策将加强这一发展趋势。民主党在政权公约里明确提出要削减比例代表选区80个。选举获胜后的9月7日，冈田克也再次公开表示，削减比例代表定数的方针不会改变。[7]如果达成这一政治目标和制度安排，必将进一步推进日本政坛上以自民党、民主党两大政党为中心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传统革新政党的生存空间将可能进一步萎缩，政界整体保守化的倾向将可能进一步加强。
从社会政治思潮看，面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长达10年的“滞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日本社会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自民党政府政策疲劳、人才老化、应对无方的弊病暴露无遗。国民在对自民党政府失望的同时，也不再信服自民党强化意识形态、操弄价值冲突，标榜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说教，不再关注必须仰仗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安全保障”，而是更加关心社会福祉、生活质量和自身的“生活保障”。民主党敏锐地抓住了国民心态和社会潮流的变化，提出了适应国民诉求、向国民利益倾斜的“重生活、重消费、重民生”的政策纲领。民主党在政治和外交上强调平衡兼顾、重视协调对话的偏好，就是上述国内政治发展趋势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反映。
从未来政局发展趋势看，日本是否会形成两大政党体制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形成了两大政党体制？学者萨托利在《政党和政党制：一个分析的框架》（1976年）中指出：只要某一个第三党或若干个第三党的存在无碍于两个政党轮流单独执政，就具备了两大政党体制的形态。根据这一判断，两大政党体制在运作过程中应具备以下行为特征：1、两大政党均以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议席为政治目标；2、其中某一政党实际上成功赢得足以组阁的多数议席；3、该党愿意并有能力单独执政；4、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是一个可以确信的预期。[8]从日本政治的现实情况看，上述四个特征的前三项均已具备，惟有第四项仍然具有非确定性，而这正是一个国家是否具备了稳定的机制化的两大政党体制的关键性要素。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局在1993年发生变动，自民党一度失去执政权达10个月，当时“两党制”就在日本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10几年来日本政界几经分化组合，小泽屡次纵横捭阖，仍然未能形成两大政党你下我上、轮流执政的稳定机制。民主党上台执政可以说日本政治将进入以两大政党为中心进行博弈和角逐的格局，也许还只是新一轮政治力量分化组合开始，究竟能否就此形成两大政党制度化轮流执政的稳定机制，从而奠定日本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还需要更多的历史事实和数据资料来验证，需要冷静而密切的深入观察。任何社会现象都要在相当程度的沉淀之后，才有可能对其作出符合事实的、较为科学的、尽量准确的描述、阐释和论断。任何在事物发生之初就匆忙作出的论断，都很可能是不全面、不准确、不充分、不科学的。因此，国内某些学者所谓“日本正式进入两党制时代”的断言恐怕不仅过早、也过于轻率。[9]目前我们需要是，密切观察民主党上台后日本各个政治力量的地位、作用、影响和政策理念，以及运营政治、管理行政、动员和利用政治资源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政治的结构、格局、生态和变化进行描述、阐释和分析判断。
三、民主党内阁的国内政策及其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从内政和外交两大领域来看，民主党政府将把内政放在优先地位，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外交上或将暂时维持既有框架的稳定。其原因主要在于，为了维持和巩固政权基础，民主党必须全力以赴搞好内政，赢得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然而，把“选举至上”的政党利益作为内阁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将使得民主党为争取选票而不遗余力，模糊或扭曲了对于国家利益和国民诉求的准确把握，乃至无法制定出、并有效贯彻执行有助于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的恰当政策。
除了选举结果和选举制度，民主党对于国内政治的各项改革措施也将导致日本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的发展变化。由于民主党力图把日本政治的决定过程从“官僚主导”转变为“政治主导”，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因此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日本政治体制的改革。
民主党关于未来日本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的构想有“五大原则方针”：1、从完全依赖于官僚主导，转变为政治家主导、执政党负责；2、从政府与执政党并立的二元体系，转变为内阁的一元化管辖；3、从省厅分割的部门利益，转变为首相官邸主导的国家利益；4、从权力与利益相结合的纵向社会，转变为利益认同为纽带的横向社会；5、从中央政府过度集权，转变为扩大地方自治体的主权。其核心就是民主党在选举前提出的“政权公约”中所表明的，要把以往“官僚主导”的政治决策体制改为“政治主导”。鸠山内阁成立后，依据上述五大原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政治主导”方面，主要有五大措施：一是向各省厅派遣100名国会议员，各省厅的“政务三役”（大臣1人、副大臣2人、政务次官2人）全部由政治家担任，形成各省厅内部的“5人决策核心”，实现省厅内的“政治主导”。二是废止从明治时期即已设置的各省厅“事务次官”的联席会议，创立各省厅大臣参加的“阁僚委员会”，作为讨论协调跨省厅议程的决策机构，实现跨省厅的“政治主导”。三是废止由官僚在国会就相关政策答辩的“政府参考人”制度，废止各省厅次官每周一次与媒体的见面会，削弱官僚系统影响国会议员和诱导公众舆论的渠道及能力。四是设立直属首相的“国家战略局”，由国会议员和民间人士各10人组成，参与政治、经济、国家发展等重大战略的设计与决策。五是加强内阁决策权，废止党内政策调查会对政策提案事先讨论的职能，防止出现政治决定“二元化”。
在行政改革方面，主要是成立“行政刷新会议”，由国会议员为主，吸收民间人士和地方自治体代表参加。负责审查各省厅执行预算是否合理合法、有无浪费等情况；修改《国家行政组织法》，确立新的公务员人事制度；为节约政府开支，全面审查独立行政法人和公益法人，前者审查后决定其存废，后者原则上全部废除；全面禁止国家公务员退职后到法人或民间团体再就职的惯例；削减国家公务员人士经费20%；合并国税厅与社会保险厅为“岁入厅”，统一征收税费和保险费；设置“危机管理厅”，保护国民免受自然灾害或人为犯罪的侵害。
关于地方分权的改革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权力转移：中央政府向基层自治体（市町村）转让财源和财政权限；废除地方“负担金”制度；将中央政府发放的各类补助金统一为“交付金”，交由地方自由使用；将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体之间的磋商制度化法制化，创立新制度，缩小各地财政差距。
选举制度的改革有：修改《政治资金规正法》，3年后禁止企业或团体提供政治捐款和购买国会议员的宴会券；众议院比例代表选区的议员定额削减80名，参议院议员定额的削减参照众议院标准实施；给在日永久居住的外国人以地方选举权；禁止政治家世袭；禁止地方自治体领导人连续4次参选地方政府首长。
以上改革措施的出发点是改善政府的行政效率，破除自民党执政时期“政、官、财三位一体”的政治运作和决策的机制，更多的发挥政治家在决策体系中的主导作用。这也符合日本国民普遍的愿望。但一味追求“政治主导”，无视文官作为行政体制中必要组成部分的作用，过度打压文官，难免损害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和文官的士气，并不符合民主政治要求权力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运行规律。因此，民主党的政治改革前景可能有三条路：顺利推进，取得效果；误入歧途、事与愿违；知难而返、重回旧制。
依据与政权存废的利益攸关程度，民主党政府将把内政放在优先地位，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外交上或将暂时维持既有框架的稳定。其原因主要在于，为了维持和巩固政权基础，民主党必须全力以赴搞好内政，赢得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但从各项改革措施看，民主党政府的政治改革更多的是在政治运行机制、政策决定程序等方面的改革，涉及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策内容的改革相对为少，而且与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并不完全契合。如果要继续进行政治改革，实现政治理念，还需要建构新的政治战略框架，提出新的制度建设构想。
首先，能否兑现承诺，继续赢得选民支持，巩固政权基础。众所周知，在议会内阁制的政治制度下，政党的政治目标是取得政权，取得政权的前提是通过选举控制尽可能多的议会席位，因此选举是政党的生命所在，各政党都把主要资源和精力放在选举上也就不足为奇了。目前在参议院，民主党拥有109席，加上社民党、国民新党共占有119席，距过半数还差3席。民主党在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目标是单独过半数，至少是三党过半数，为此就要在经济产业和社会福利方面作出业绩，至少是履行几项竞选诺言，以取信于民，争取选票。一旦在参议院单独过半数的目标实现，政权基础将更稳固，政治运营将更顺畅。但日本国民似乎对此并没有足够的信心。据《朝日新闻》在选举前的调查：选民中24%认为政权更替后日本政治将“向好的方向发展”，而56%的认为“不会有什么变化”。[10]因此，民主党之所以获胜，并非社会支持基础扩大的结果，也不是选民对民主党有多大的期望，而是对自民党太失望了。所以，此次日本众议院选举的特点其实就是“三不”：选民们对自民党“不满”，对民主党“不安”，对政治“不信”。而国民选择“政权更替”、对民主党政府的过高期望，反过来对民主党的执政能力也是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有鉴于此，民主党能否尽快兑现竞选承诺（至少是部分兑现承诺），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国民的愿望和期待，将决定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胜负成败，从而进一步决定民主党政权能否长期执政，至少是决定鸠山内阁的命运。从未来日本政治的日程表来看，民主党的“试用期”从众议院选举到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也就11个月。倘若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单独掌握过半数议席，则依靠在众参两院的多数席位，至少有把握维持政权3—4年，直到2013年的众参两院选举。当然，即使在2010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丢失部分议席，就只能联合其他小党才能保持过半数；即使鸠山内阁因某种原因引咎辞职，也不足以直接导致民主党政权的丧失，因为是解散众议院举行提前选举、还是内阁总辞职，其决定权依法掌握在民主党推选出来的首相手里。但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如丢失部分议席，不能掌握过半数议席，必将导致国会两院的“分离”，使政治运营发生更多的困难，民众对民主党的执政能力感到失望，对民主党的打击更多地将是心理和士气上的。毕竟，选民会用手中的选票对民主党的执政业绩作出评判和选择。
其次，如何作为执政党妥善处理与自民党等在野党的关系。自民党在这一次众议院选举中大败后，一蹶不振、党内离心，但并不甘心失败，决心重整旗鼓另开张。9月28日，自民党选出谷垣祯一为新总裁，打出了“刷新政治，调整政策，取信于民”的旗号，宣称要以“政治在民”的理念进行深刻反省，“全心全力为夺回政权而努力”，通过政策和人事的更新，恢复国民的信赖，巩固社会支持基础，以在野党身份制约民主党政权，在鸠山的政治资金问题上发起攻势，争取在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过半数席位，[11]以卷土重来、东山再起。自民党“影子内阁”启用有阁僚经验的派阀领袖，以民主党的“初次入阁者”为对手，展开政治博弈。[12]自民党富有长期执政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经验，传统的社会支持基础并未完全解体，66%的日本国民认为自民党能重新执政，77%对民主党执政感到“不安”。[13]虽然目前看起来，在短期内自民党尚无重夺政权的可能性，但如何在国会内外稳妥、巧妙地处理与自民党等在野党的关系，也是初次执政的民主党不能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三，如何提高自身政策制订能力并处理好与文官系统的关系，实现“政治主导”的目标。民主党长期在野，党内有行政管理经验的人才不多，特别是在这一次众议院选举中初次当选的143名众议员，加上2007年初次当选的参议员66名，一共209名“一年级新生”，占该党全部国会议员417人的50%。这些人的参政、议政的能力和经验大都有所不足，必须尽快实现从在野到执政的角色转换，培养出一大批各个领域的“政策通”，提高政策的拟制、协调、贯彻、执行的能力。民主党在选举前提出的“政权公约”要把以往“官僚主导”的政治决策体制改为“政治主导”，准备向各个省厅派出100名议员担任副大臣或政务次官，并在内阁设立“国家战略局”以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为此，民主党废止了已有123年历史的各省厅事务次官的协调会和每周一次的记者会见，禁止官僚退职后转入社团法人任高级管理职务，重新审查各社团法人存在的必要性，建立副大臣向“阁僚会议”汇报的各种制度，目的就是打压官僚在政治决定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不仅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立刻突显出来，与官僚的矛盾也顿时趋于尖锐。从政治学原理和议会内阁制度来看，“官僚制以专业性和政治中立为基本原则行使国家权力，政党是通过政策层面的党派性吸引选民的政治集团。政党政治是依靠‘中立性’和‘党派性’的组合来取信于民的制度和结构。因此，官僚依据政治中立的原则与政党合作，本身就包含了‘合作与拒绝’两个侧面。”[14]所以，民主党打压官僚并不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运作规范和基本原则，虽然得到国民的广泛支持，也难免给人留下争权夺利的口实。民主党能否在削弱官僚决策权与利用官僚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官僚如何考虑和应对，是否会竭力反弹？也是民主党政权不能不慎重处理的课题之一。
实际上，所谓“政治主导”，到底是政党主导，还是政府主导，或是政治家主导，民主党都未曾有过详细的论述，也没有明确的界定。目前可以较为肯定的仅仅是：民主党以“政治主导”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已经开始，官僚系统主导的决策机制被打破，政治决定权开始向政党内阁为中心的政治家手中转移。但如此是否即意味着根本扭转官僚主导的政治还有待观察，笔者目前可以较为肯定的仅仅是：民主党能否真正打破官僚政治还有待观察；民主党同官僚系统之间的磨合与博弈也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恐怕不会一帆风顺。
第四，如何解决虚假政治献金问题。鸠山本人在选举前被揭发出政治资金报告书有虚假记载问题。众议院选举后，媒体继续揭发鸠山首相的政治资金报告书虚假记载问题。据“友爱政经恳谈会”的政治资金报告书，2005年以来有2.5亿日元的“其它”资金收入，按照法律这至少要有5140名个人献金者，但报告书所列献金者中，有的并不存在、有的已经故去；日本内阁总务省9月30日表明，4年以来该会政治资金报告书中至少有193人次的虚假记载。[15]12月1日，鸠山的政治资金问题再次被爆自2002年以来，从其母亲那里得到现金11亿日元。虽然这只是自家的钱从左口袋转入右口袋，但如果是政治资金，则违法；如果是赠与，则偷漏税约4亿日元。[16]尽管鸠山表示不会因此而辞职，东京地方检察院也决定不起诉鸠山首相，但决定起诉鸠山的2名秘书。政治资金丑闻的冲击免不了使鸠山内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7]11月19日，日本媒体再次爆料：“水谷建设”公司2004—2005年间向小泽提供了总计1亿日元的政治资金，但小泽的政治支持团体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却没有任何记载。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已经开始调查此事。一旦有违法政治资金法的行为和事实，不仅小泽的政治生命可能因此终结，连民主党政权也难免池鱼之灾。[18]显然，民主党议员的资金问题并不都是毫无瑕疵的。自民党将如何利用这些问题发起攻击，民主党如何自保清廉形象，都是观察未来日本政治变化时值得关注的课题。
四、“政、党两元决策体制”与政治决定的过程、机制
如何通过党内人事安排分配利益、化解矛盾人事安排其实就是权利、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创立不过13年的民主党因吸纳不同社会阶层而迅速扩张，社会支持基础固然迅速扩大，但内部派系之众多、政策理念之歧异，也是人所共知的。“推翻自民党”的口号和目标成功地把民主党内部各派凝聚在一起，但这是一种现实功利色彩很强的政治动因和利益诱导，并非基于政治理念的吸引、价值观念的认同而产生的凝聚和向心。一旦成功地取自民党而代之，党内如何维持团结、如何利益分肥，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赢得此次众议院选举之后，鸠山由纪夫、冈田克也、菅直人等党内领导人物纷纷入阁担任重要职务。而为民主党获胜建功立业的小泽一郎却因牵连政治资金的案子，不得其门而入，于是提出希望担任民主党的干事长。民主党党首鸠山立即表示同意。任命小泽为民主党干事长的消息一经发布，日本舆论立刻表示担心是否会出现“党、政双重政治结构或决策机制”。尽管鸠山首相反复强调“决策的一元化”，小泽也一再表白要专心党内事务，不过问政府决策事务。但作为民主党的干事长，小泽手中拥有几件远比在野党时代更为强力、远比其他民主党领导人更为实用的“利器”，若想干预政治决策过程兴风作浪，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这也是深谋远虑的小泽为什么一定要出任干事长的基本动因和主要目的。小泽所掌握的政治资源主要有：
1，在党内掌握雄厚的政治实力。在日本政治中，人数=实力=政治。民主党143名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中，大部分是小泽亲自挑选和指导，派秘书现场指挥、提供资金支援，才得以胜出的，因而成为小泽的亲信及其党内实力基础，日本舆论称之为“小泽近卫军（儿童团）”。小泽在党内的支持力量从约50人猛增至约150人，成为党内最大的政治集团，实力超过了当年自民党内的“田中军团”。小泽对如何运用这一政治资源当然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凭借这一实力基础要价并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民主党干事长的职务。为了继续借重小泽的选举才能迎战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鸠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小泽的请求，任命小泽担任民主党干事长。但谁又能说这一任命的后面毫无对小泽实力的考虑或忌惮？民主党把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委托给小泽负责，固然是利用其超强的选战能力，但也无法避免进一步强化其实力、扩大其政治影响的可能。也许可以说，新当选的参议院议员都可能成为小泽“近卫军”的新成员，从而使之壮大为庞大“军团”。
2，被媒体称之为“政坛怪杰”“幕后将军”的小泽的政治能力也是众所周知的。日本刊物《文艺春秋》2009年10月号发表了一份关于民主党实力派议员政治能力的调查表，调查的对象是日本各大媒体的53名政治记者。调查结果显示，小泽的综合政治能力为238点，超过鸠山由纪夫（146点）、冈田克也（150点）、菅直人（119点），排名第一。其中想象力和统率力均为第一，协调能力排第三，但政策力仅15点，信息发布能力更是只有1点。由此可见，小泽的战略设计能力和政治领导能力之强，是媒体所公认的。但他强悍的“钢腕”从政风格，恰好也是其政策实施能力不足和公共关系能力阙如的根本原因。
3，拥有党内政策协调和国会对策的管理指挥权。按照惯例，由党的干事长与国会对策委员长和参、众两院的议员会长共同协调党内议员在国会的政策制订和立法活动。这实际上是授权小泽通过对党内政策构想的设计和提出，通过对党的政策设想转化为国会决议的过程进行指挥，从而获得了对于政治决策的巨大的发言权和干预权。如果，政府只能在民主党的政策构想和国会决议的基础之上或压力之下进行政治决策，那不要说是“双重决策体制”，简直就是“党指挥政”的“一元决策体制”了。日中协会的一位先生因此对笔者直言：今后日本民主党的政治运营和决策不是什么“二元决策体制”的问题，而是以小泽为中心的“一元化权力体制”。[19]小泽能够信守“不干政”的诺言，洁身自好、谨言慎行，自觉远离政府决策体制吗？民主党内阁“百日执政”以来的内政外交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背后，都不难发现小泽的影子和影响。
4，掌握党内庞大的政治资金。作为干事长，小泽可以调动党内多达170亿日元的政治资金。日本政治本质上是“金元政治”，即金钱与政治的结合与交换，离开了钱谁也玩不转。在刚刚结束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小泽就是让自己的秘书带着钱包或信用卡到各个选区去，不惜重金，为民主党“刺客”候选人支付所有的竞选费用，从而打赢了选战。为了迎战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民主党上上下下必须全力以赴，从推举候选人，拟订竞选的纲领、策略和口号，组织竞选班子，分配竞选经费，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拥有人事权和资金分派权的干事长来主持其事。这必将成为小泽进一步巩固党内实力基础的大好时机。
为了实现决策的“一元化”，民主党决定把党内政策调查会的政策制订职能全面转移给政府，限制议员提出法案，等于实际上废止了政调会及其所属的各“政策部门会议”。而未担任副大臣或政务次官的年轻议员将因此无缘政策制订。这不仅涉及他们的政治权利，更关系到与选民的关系，因为将来竞选的成败取决于他们能否为选区和选民谋取利益，这对政治家来说，可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年轻议员因此对党内高层更加不满。9月18日，小泽以干事长的名义就此事向民主党全体议员发出通知。日本舆论认为，这反映了小泽对政策决定过程介入的加强。[20]9月28日，内阁突然宣布：成立“联合政府各党党首会议”，成员包括鸠山首相、菅直人副首相、福岛瑞穗消费者相（社民党）、龟井静香金融相（国民新党）以及三党的干事长。平野官房长官事先就设立这一会议征求小泽的意见，得到了赞同。日本媒体指出：设置该会议是为了有一个听取小泽意见、以利政治运营的平台，实际上是“小泽构想”的实现。[21]这样的组织设立和制度安排，就在机构和制度的两方面为小泽干预政策决定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日本《读卖新闻》援引民主党干部的话指出：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都进入内阁，把党交给了小泽一人，由于小泽既掌握财权，又有指定党所公认候选人的权利，势必形成“双重权力结构”，人们不能不担心鸠山所追求的“政府与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将以空想而告终。[22]这是从现行制度性规定的角度对党、政关系的分析。共同社发表题为“小泽正变成日本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者”的评论指出：通过访问中、韩，小泽显示了他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回国后又“裁决”了300多件来自地方政府的诉求，在预算编制和税制改革等国内事务方面的影响力也将扩大。突显出日本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正在向小泽手里集中的趋势。[23]这是从日本政治的现实运作作出的分析。两类分析都指向一个结论：担心双重权力结构或小泽个人专制的形成。这些意见也许是代表了日本国内较为广泛的看法。
五、民主党内阁的对外政策
从内政优先的基本从政原则来看，民主党政府首先将考虑如何恢复经济、增加就业、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和医疗救护制度，缓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未来一个时期内，将在维持现有外交格局和框架的稳定性、延续性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调整或理念更新的构想，不大会轻易挑起外交纷争。
1、“友爱”的政治外交理念
鸠山提倡“友爱政治”和“市民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国民之间的互助互利，实现国民主导的政治变革，打造共存共生的、以个人自立为基础、以市民为中心的“友爱社会”。由此似可以引申出其建构“友爱世界”的“友爱外交”思想。在外交理念上，鸠山不赞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权力谋求本国利益的“现实主义”学说，而主张在交流与合作中推进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和“动能主义”，以及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利益共识和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他提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即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必须把正日益显出生机活力的东亚地区确定为日本的基本生存空间。所以必须坚持建立覆盖全地区的稳定的经济合作与安全的框架。”他主张坚持“专守防卫”和“无核三原则”，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外交，认为“必须克服民族主义过头的问题，走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与安全之路。”[24]这至少在表述上给人以谋求对等日美关系、外交回归亚洲的感觉。显而易见，从地缘战略以及国家利益来看，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将以对美、对亚和对中外交为中心。
2、日美同盟框架内的政策调整
在对美政策方面，民主党从上述理念出发，在竞选期间提出了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的对美政策方针，意图在既有双边关系的框架内逐步扩大和提升日本的利益和地位。具体内容有：调查“日美核密约”，停止在印度洋为美军供油，重新商谈关于冲绳美军基地及其搬迁费用问题等，这些都让美方感觉不快。美国媒体在民主党选举获胜之后，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强调美日同盟对日本的重要性，警告日本不要背弃日美同盟。如：《纽约时报》2009年8月27日转载被认为“具有反美倾向”的鸠山论文。《华盛顿邮报》2009年9月1日发表社论，批评鸠山摆脱“追随美国型外交”是“缺乏经验的政治家”。这反映了美方对民主党政权调整日美关系的担心。有人因此判断民主党政府将更多地对美国说“不”，将大幅度调整日美同盟关系，甚至“脱美入亚”。[25]
但事实却与此判断恰恰相反。鸠山不仅首先会见美国驻日本大使，首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话，而且在9月21日以后访问美国、与奥巴马会谈时重申：日美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的基轴，更没有提及与美军基地相关的《日美地位协定》。说明民主党政府将在确保日美同盟的前提下，继续既定的对美外交，并不存在立刻、大幅改变日美同盟现有关系框架，乃至“脱美入亚”的主观意愿和客观可能，也不会不顾美国的意愿而在印度洋供油、美军基地和驻日美军再编等问题上大动干戈。日美之间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各个层面上的矛盾或摩擦，不会改变日美关系的基本格局，对日美关系进行重大调整的主动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美国手里。因此，民主党政府将继续把日美同盟作为实现国际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基本支点和主要路径，谋求与美国政府就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政策领域达成共识与合作。同时在维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国民诉求。对美政策的调整，最多是在顾及本国利益和民意的基础上，寻求相对自主性，纠正原来自民党过于倾向和追随美国的政策重心，对美、对亚并重，回归重视和保持平衡的日本外交传统。
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上，民主党政府将考虑日美同盟的基础性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维持对美、对中关系的相对均衡和三边关系框架的稳定，但无论是现实政策、战略思维，还是利益攸关程度，其对中外交都不大会高于或重于对美外交。
3、周边外交与中日关系
对亚洲外交是民主党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对中国外交。民主党主张重视亚洲、重视中国，“确立同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信赖关系，共同努力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亚洲外交方针。这将有助于民主党政府把更多的外交资源用于亚洲事务，使亚洲各国更接纳日本，改善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对中政策方面，鸠山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反省侵略历史，批评右翼出版的、美化和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这将有可能使曾经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不再被日本右翼利用而政治化。民主党坚持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主张具有实际内容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以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开展能源环保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解决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鸠山认为：双方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越多，挑动情绪、加剧民族主义的风险就越大。只有走向更高程度的一体化，阻碍地区一体化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地区一体化能解决领土争端。因此，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才是我们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与多边合作而应该遵循的道路。这也是为了维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身处美、中之间的情况下，追求我们的利益理应遵循的适当的道路。[26]反映了试图通过多边机制和地区一体化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思路。
这些善意的表态有助于改善两国之间的互相观感和国民之间的感情，表明日方“联美制华”的过度竞争思维，利用历史问题挑战中国的对抗性因素有所弱化，经济互利、地区合作的积极因素进一步上升。这也许可以使我们得出一个或然性的结论：民主党政府将不大可能在中日之间的争论和摩擦的问题上挑战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利益底线，将出于经济回升和外贸市场的利益需要，保持对中外交的相对稳定，将有可能在与中国的利益协调与加强合作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如果这个结论基本符合事实情况，对于推进和发展中日关系无疑是一个机遇，如何利用这个机遇未雨绸缪、趋利避害，进一步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入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外交的一个考验。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了鸠山首相，鸠山提出建立“兄弟”式的中日关系和“欧盟”那样的东亚共同体。中日韩三国外长在上海举行了会谈，就朝核、能源、环境、地区合作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10月10日，三国首脑在天津举行会谈，随后鸠山首相对中国进行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访问，与胡锦涛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国际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会谈。中日高层之间的频繁对话与互动，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入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气氛。
但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民主党关于中日关系的主张大多是原则性口号，缺少实际内容和可操作性，究竟如何落实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还有待观察。特别是，中日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民主党上台而出现可能易于解决的迹象，民主党内部在理念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权力争夺，也可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困扰。这就使得民主党的对中政策一方面具有积极因素和良好态度，另一方面又带有复杂多变、不确定、易受干扰的特点。中日之间的战略分歧、结构性矛盾、具体利益争端和摩擦，都还未能有效解决，都存在着通过对话走向妥善解决，以及继续对立、“擦枪走火”发生摩擦乃至冲突和对抗的两种可能性。
首先，民主党既然是靠选票、而且是大量无特定政治倾向的“流动票”而上台的，其内外政策就不能不满足国民的要求，影响舆论的回旋空间就相对较小。据日本“言论NPO”与中国《中国日报》的联合调查，65.2%的中国人对日反感，主要因为“战争”“历史”；73.2%的日本人对中反感，焦点在“食品安全”。[27]鉴于目前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国民并非多数，不能排除民主党政治家为了迎合部分国民的情绪而对中国发表“不当言论”的可能性。
其次，在涉及到双方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不能一相情愿的指望民主党政府会如我所愿。被称为民主党内“中国通”的海江田万里表示：在海洋权益方面，日本政府将继续主张主权，但重要的是确立不使用武力的共同原则。在军备问题上，日本防卫省认为有必要加强互相信赖，希望中国也能敞开大门。[28]表明了民主党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也不会轻易让步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从历史事实来看，在涉及领土、资源和海洋权益等现实国家利益的争端上，民主党有时甚至会鼓吹采取比自民党还要强硬的对策和态度。
第三，民主党标榜“民主”、“人权”，把藏独、疆独、台独视为“人权问题。海江田万里强调：“我们是作为人权问题来对待的，与干涉内政是两码事。中国若想在国际社会获得名誉和地位，就不能回避人权问题。”[29]不仅毫不隐讳价值观念的分歧，而且不无借助国际社会对我施压的潜在意图。从组织机构来看，民主党的枝野幸男是日本国会跨党派“西藏问题议员联盟”的代表；5名民主党议员是国会跨党派“日华议员恳谈会”的主要干部（藤井裕久、中井洽为副会长，铃木克昌、奥村展三、藤原正司为干事）；民主党内有“日台议员恳谈会”、“日华安保-经济研究会”两大亲台团体，前者有成员50多人，由1997年5月成立的“日华友好议员联盟”在2000年改组而成，会长中野宽成、事务总长仙谷由人、事务局长枝野幸男；后者号称支持“台湾的民主化与自由化”，由众议员中津川博乡于2004年5月招集30多人成立。曾出任民主党党首的菅直人曾公然表示：应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与中国未来的统一并不矛盾。小泽也曾声称：台湾是一个国家。这是台湾人必须决定的事，是人民自决的原则。[30]将来如果出现达赖或热比娅访日以及涉台、涉藏、涉疆的问题，鸠山首相将如何应对，能否抵制党内外的压力，能否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日关系的事情，也是我们有必要提前预防和作出对策的。
第四，在“全球无核化”、“削减碳排放”等问题上，鸠山政府提出了有核国家责任、东北亚无核区、确定温室气体减排数值目标等政策，明确表示要督促碳排放大国努力减排，试图抢占环保和气候等政策领域的道德高地，掌握国际话语权。因此，即使是在环保、气候、劳工、核裁军等各国可以寻求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也可能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和压力。
4、几点对策与建议
抓住日本政局变化过程中对我有利的时机，积极杂主动、趋利避害，进一步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加强多层面、宽领域、全方位的双边合作，争取双边关系的稳步发展。有利于我争取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地区格局，抓住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增强国力；有利于我利用日美矛盾、牵制美日，保持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相对均衡，缓解西方国家在“民主”、“人权”方面对我的压力，以及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对我的制约；有利于推进东亚地区在资源、环境、金融、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也有利于民主党政权的稳定，促其保持对中善意和友好政策，牵制日本国内右翼。
其一，继续和加强、扩大对民主党的工作。1、民主党与我国原来有制度化的“政党交流机制”和小泽倡议的青年干部交流的“长城计划”，今后可以继续这些交流机制，保持对民主党的广泛联系和全面交流。同时，进一步充实现有的中日高层对话机制，或可建立像中美之间那样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将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问题也纳入对话内容。2、根据民主党内部派系和理念多元的现状，有的放矢地做工作。对高层人士通过加强对话以求加深互相了解，保持信息交换的畅通，抑制其冲撞双方利益底线的意识形态冲动；对原社会党系的左翼，继续发展传统友好关系，保持信息沟通的顺畅，争取一定程度的互相理解和互利互助；对右翼鹰派，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先打招呼，讲明是非利害，就事论事，不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尽量争取他们形成对中国核心利益以及中日共同利益的清醒认知，不使他们轻易挑战或激怒我国。3、鉴于民主党新当选议员有关政治的知识和经验不足，国际视野欠缺，世界观有待重新塑造，正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好机会。如果能及时通过各种交流机制，帮助他们尽早树立对中国的正面看法和全面认知，则有利于培养和扩大民主党内的“知华派”。
其二，对自民党不离不弃，利用传统人脉关系，保持交流机制，继续加强往来，体现“不忘老朋友”的精神，同时做好其党内年轻一代的工作。一来自民党已选出相对温和稳健的谷垣祯一为总裁，有助于自民党维持既有对中政策和态度；二来对失败者的感情投资更容易得到相应的回报；三来有利于我掌握在日本政局变动时左右逢源的主动地位。
其三，加强对日本国会的“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会行使立法权，在日本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日本各政党通过制订政策法规，竭力改变“官高党低”的传统政治决定模式，全力建立政党主导的决策体制，日本国会及各政党在国家政策决定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上升和加强。因此，在原有政党交流的基础上，透过人大或其他机构，加强对日本国会的工作，在国会内外培养良好的对中认识和气氛，也日益显得重要。
其四，重视民间外交，继续“以民促官”，与日本社会各界广泛交流，加强对年轻一代的工作，形成官民互动的良好机制，配合官方外交。我各部门在涉日工作上，也需要加强协调、形成合力，服从中央的对日外交战略大局。
其五，通过地区多边合作的框架，寻找更多的利益重合与渗透，加强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的交织，维护共同安全，有利于中日之间建立利益共识，在地区多边框架内缓和或化解结构性的矛盾。可以考虑加强中日韩首脑会谈机制的功能和内容，推进三国之间、乃至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和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在环保、资源、金融、灾害救援等方面加强合作。
总之，出于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回复和明年参议院选举的现实需要，民主党内阁将把执政重心和政治资源主要用于内政方面，在外交上将以稳定现有对外关系格局和政策框架为基本方针。无论未来日本政局是否稳定，中日关系是否发展顺利，都应以我为主，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情绪化，在有利的机遇和情况出现时，积极对话协商、主动创制或建议，掌握话语权和主导权，规范和确立未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框架和轨道；在矛盾尖锐、摩擦多发、较为困难的时期（如：民主党政府对中政策出现反复），稳住阵脚、韬光养晦，不争一日之短长，坚持深耕基层，细致入微地做人的工作，以不变应万变，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因此，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抓住时机、有所作为，在战略互惠关系的框架内推进中日关系的稳步发展，仍可做为我对日工作的基本方针。
第二节、日本政治的演变：从鸠山内阁到菅直人内阁
鸠山内阁上台还不到一年，日本政治再次发生重大变动，鸠山下台，菅直人上台，民主党政权为备战参议院选举而中途换马。
一、民主党“执政百日”的政治总结
2009年12月24日，民主党迎来了“执政百日”。日本媒体按照四项指标、以五分制对“执政百日”打分，结果分别为：政策构思创新能力2.9分，政策执行能力2.4分，行政管理、统领官僚的能力2.7分，向国民说明解释的能力2.4分,均低于及格线的3分。[31]民主党执政能力的不足成为能否长期执政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朝日新闻》2009年12月19日、20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鸠山内阁的支持率从一个月前的62%下降为48%，认为首相“没有发挥领导能力”的占74%，即使在支持内阁的人当中，对首相持否定意见的也有62%。在美军普天间基地问题上“不认可”内阁政策的占60%，大大高于“认可”的30%。[32]无可否认，这是对美外交、未能兑现承诺等所暴露的民主党政权执政能力的欠缺，在国内民意和社会舆论上的反映。尽管鸠山首相表示：在2010年参议院选举之前，不准备改造内阁和解散众议院，表明了继续执政的决心。[33]但如果不能遏止民调下滑的趋势，将可能动摇民主党的执政基础。
上述两条消息对全力以赴备战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民主党，恐怕并非什么福音。而且也给预测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结果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一般来说，参议院选举的结果无非就是：1、民主党议席增加，单独获得过半数席位，政权更加稳固，政治运营更加顺利。2、民主党议席变动不大，仍然需要联合其他政党执政，联合内阁内部的意见整合、政策协调必不可少，政治运作的难度相应上升。3、民主党丢掉一些议席，虽然未必会丢失政权，但鸠山首相可能须引咎辞职，当然前提是鸠山内阁能维持到参议院选举。4、民主党丢失议席较多，自民党议席猛增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两院“扭曲”再度出现，民主党内阁政治运营十分困难，内阁总辞职或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的压力必将增大。结果，鸠山首相在参议院选举之前就因内政外交困难重重而引咎辞职，而菅直人首相又在选举之前国民最反感的提出增税方针，导致了民主党和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再次下挫，最终丢失了多个参议院议席，“扭曲国会”的政治困境依然故我。
实际上，日本政治的最大变数倒不是参议院选举的结果，而是日本政界会不会出现以及将如何进行新的一轮分化组合。由于民主党、自民党都是利益结合型政党，都缺乏政治理念作为全党的联系纽带，因此分裂的可能性都无法绝对排除，尽管两者分裂的原因不会一样：民主党可能因为政治理念差异过大和利益分配不均；自民党可能因为军心涣散，不甘随破船沉沦。民主党中的“国防族”“战略派”可能与自民党的同道合流，自民党的“田中派”残余也可能寻求加入民主党。按照政治学的基本理论，维持两大政党体制需要国会中两个最大政党的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能够分别单独或联合其他政党，实现有序、连续的政权更替。因此，民主党、自民党力量对比如果过于悬殊（一大一小或一强一弱），反而更容易导致分裂和政界改组。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后，将是日本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将上演更多的剧目，即使不是公开的组织分裂，幕后的折冲樽俎、利益交换也将是紧锣密鼓的，多个小型政党在日本政坛上应运而生，就是日本政治格局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的现实反映。
总之，出于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回复和明年参议院选举的现实需要，民主党内阁将把执政重心和政治资源主要用于内政方面，在外交上将以稳定现有对外关系格局和政策框架为基本方针。无论未来日本政局是否稳定，中日关系是否发展顺利，都应以我为主，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情绪化，在有利的机遇和情况出现时，积极对话协商、主动创制或建议，掌握话语权和主导权，规范和确立未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框架和轨道；如果出现矛盾尖锐、摩擦多发、较为困难的时期（如：民主党政府的对中政策出现反复），也要稳住阵脚、韬光养晦，不争一日之短长，不逞口舌之辩，坚持深耕基层，细致入微地做人的工作，以不变应万变，积极创造有利时机的到来；因此，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抓住时机、有所作为，在战略互惠关系的框架内推进中日关系的稳步发展，仍可做为我对日工作的基本方针。
二、黯然挂冠鸠山去蹒跚起步菅直人
一直暗流涌动的日本政坛，在距离2010年7月11日的参议院选举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又发生的重大变故。6月2日上午，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民主党众参两院议员大会上宣布辞职，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也随即表明辞意。至于辞职原因，鸠山首相自己列举出了两点：一是普天间基地问题，二是政治资金问题。
1、美军基地：地球上最牛的“钉子户”
关于驻冲绳县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自民党政府曾在2006年与美国达成了协议。2009年8月，鸠山曾表示：应该搬出“国外”，至少应搬迁至“县外”。9月众议院大选民主党获胜后再次承诺：“为减轻冲绳县民的负担，将提出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要求，重新审视美军整编计划以及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他还主张搬迁方案要得到冲绳县当地、执政党内和美国三方面的理解，并表示：“（2010年）5月底前确定新的搬迁地点”。至此，鸠山不仅设定了一个自以为能达成的“高目标”，而且又为“高目标”的达成设定了“时限”。把自己推到了悬崖的边缘，结果因为无法按期兑现自己的承诺而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
2010年5月28日，日美双方就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的普天间基地搬迁候选地，依然是原方案的名护市边野古施瓦布军营沿岸及附近海域。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表示反对，并拒绝在阁议文件上签字，被解除了所担任的消费者行政担当大臣职务。社民党于5月30日决定退出联合执政联盟。日本国民也对鸠山首相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的优柔寡断、违背诺言极为愤怒，民主党的支持率因此大为下降。普天间基地问题成为导致鸠山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政治资金丑闻饱受舆论指责
所谓政治资金问题，主要涉及民主党党首鸠山和干事长小泽。一是鸠山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的收支报告书中存在虚假记录问题，鸠山虽表示道歉，但把责任全推给了秘书。他还接受母亲的资金援助，涉嫌偷逃赠与税的问题，因赠与总额达到12亿6000万日元，纳税额概算将超过6亿日元。因此被自民党称为“平成时代逃税王”。2009年12月24日，鸠山的两名前秘书因涉嫌参与鸠山资金管理团体及相关政治团体的收支报告作假问题被起诉。现任首相的前秘书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日本尚属首次。二是小泽也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接受检察系统的问讯和调查，其秘书被检查机关起诉。这对以清廉形象自翊的民主党，既是重大冲击，也是无情讽刺，国内舆论对此大加抨击，国民对民主党和鸠山内阁的支持率迅速下降。这是导致鸠山下台的主要原因。
3、国会运作考量参院选举对策
鸠山首相辞职还有国会运作的考量和参议院选举的对策等国内政治方面的判断。社民党退出三党执政联盟后，仅剩民主党和国民新党两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众院占有多数议席，但在参院并不占据多数议席。自民党表示将择机分别在众院提出内阁不信任决议案、在参院提出首相问责决议案。对于前者，执政党可以凭借多数议席予以否决。而后者却很有可能在参院获得通过。首相问责决议案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必然造成民主党形象的恶化和国内政治运作的困难。
由于国会预定6月16日闭会，然后议员们将回到各自的选区，6月24日开始竞选活动，备战7月11日的参院选举。为此，鸠山首相必须提前作出决断。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民主党及鸠山内阁的支持率已下滑到了不足20%的“危险水域”，民主党的选情极为严峻，不仅赢得参院过半数议席无望，而且很可能惨败，现在人们议论的是民主党究竟会丢掉多少议席。民主党内即将参选的议员无不为自己能否当选而忧心如焚，要求鸠山首相辞职、以免拖累选情的呼声日趋高涨。这是导致鸠山下台的根本原因。
4、众人看好菅直人可有妙手回春术
鸠山首相辞职后，日本内阁副首相兼财务大臣菅直人先声夺人，于2010年6月3日下午表示出马竞选民主党党首。但也有人认为，缺乏清新感的他无法带领民主党在参院选举中胜出，因而提出了外交大臣冈田克也、国土交通大臣前原诚司等中生代领军人物的名字。得到年轻议员支持的众议院环境委员会委员长樽床伸二（50岁）也表示将出马竞选。但舆论一般认为63岁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菅直人的胜算最大。6月4日，菅直人顺利当选民主党代表。这虽然不一定是众望所归，但也是预料之中的。
首先，菅直人是与鸠山一起创立民主党的元老，也曾出任党首，就从政资历和党内地位而言，民主党内无人能出其右。
其次，菅直人目前作为内阁副首相兼财务大臣，是内阁中的第二号人物，接替鸠山出任下一任首相，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菅直人在担任厚生大臣（卫生部长）期间，严厉整顿血液污染事件（数千血友病患者被输含艾滋病毒血液事件）的相关责任者，显示了魄力和手腕，得到了国民和舆论的好评，有一定的人气。
第四，菅直人最大的优势是，在派系林立的民主党内属于中立派，也许是目前唯一能得到各派拥立的人选了。距离新党首选举仅有2----3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平衡党内各种力量、避免争论和对立，菅直人上台将是个最为现实的选择。因此，冈田克也、前原诚司、野田佳彦等党内派系领袖都已表示支持菅直人出任民主党代表。
按照日本未来一个时期内的政治日程，民主党6月4日选出新党首后，7日通过国会指名选举产生日本新首相。新首相于7日或8日组成新内阁。6月16日本届国会闭会。6月24日参议院选举的竞选活动开始。7月11日举行参议院选举。6月4日，菅直人以292票当选民主党代表，随后经众议院指名出任第94任、第61位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二、“日本丸”再次出航瞻前景欲向何方
对于“政坛难测明朝事”的日本政局，要想精确地预测2010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的结果和各政党所获议席之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依据当时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和民意调查结果做一个或然性的分析和估计。
鉴于目前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尽管民主党通过领导人的更替，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更新形象、转移焦点的作用，有助于拉抬选情，但经过选举单独控制参议院多数议席的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最好的结果可能是维持目前的116席，不过这也是最为乐观的估计了。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现有议席数量减少，如果减少数在10席以下，倒也算不上惨败，民主党仍然是参议院第一大党，但需要联合其他政党在参议院维持执政联盟的多数席位，并掌握执政联盟的主导权。即使减少议席数在10席以上或更多，也不至于使民主党丢掉政权，只是执政的基础弱化，政治运营的难度增加。但党内可能会出现追究领导层责任的议论，当然新任领导人菅直人完全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前任领导，还不至于引咎辞职。
现在看来，也许更重要的不是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的胜负如何，而是继续执政的民主党将如何妥善并有效地解决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难题。首先，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日本经济的恢复，迄今为止民主党尚未提出明确的政策方针。其次，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已高达GDP的2倍之多，而民主党为了增加国民的福利，依然奉行财政扩张的政策，虽然想方设法节流，但还是入不赋出。第三，外交方面，如何消弥因普天间基地问题而导致的国民的不满，以及与美国的嫌隙导致日美同盟的裂痕。第四，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怎样应对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恶化，以及“天安舰事件”后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新变化。
应该说，日本政坛的变化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民主党政权将继续既有对中政策，新内阁也将坚守与中国达成的各种协议和文件，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中日之间的各种问题，维护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鸠山前首相原定于6月12日来中国上海出席世博会日本馆日的活动，并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动，还能否继续原定访问中国的日程？仍然由鸠山出访中国，还是换新任首相菅直人出访中国？这将是日本新内阁在中日关系方面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结果，前首相鸠山与前任首相菅直人均未能实现访华，而中日关系也因为钓鱼岛撞船事件进入了一个短时期的危机阶段，虽然在中日双方及时有效的危机管理措施下，恢复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但日本国内政治变动影响其对中政策的现状，成为发展中日关系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无论如何，日本近年来首相及其内阁更换得过于频繁，不仅造成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和国民对政治的普遍失望，也使国际社会对其能否以政治的稳定来推动经济振兴和外交转型充满了疑问。自从冷战结束，到跨入21世纪以来，日本就一直处于经济不景气、政治不稳定的漂流状态，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停滞的十年”，至今尚未找到新发展方向和目标、路径，难道还要继续“迷失的十年”吗？人们对此只能拭目以待。
第三节、2010年民主党代表选举后的日本政治:前景不明、持续动荡
2010年9月14日，执政的日本民主党举行了代表（党首）选举。按照民主党代表选举关于投票点数制的规定，411名国会议员822点，地方议员2382人100点，34万党员党友300点，一共是1222点。当天投票的有效点数为1212点。选举结果，菅直人赢得国会议员票412点、地方议员票60点、党员党友票249点、共721点，小泽分别得到了400点、40点、51点、共491点。[34]
现任党代表菅直人以较大的优势战胜了挑战者小泽一郎，连任党代表后，组成了新的内阁和民主党的领导班子，延续了以“去小泽”为主要色彩的党政领导体制。日本国内政局经过这一轮变动之后，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将会有什么样的政策调整？其国内政局和对外政策将如何演变？本文将依据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的情况和资料，就这些问题作简要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对日本政治局势的现状和走向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和预测。
一、日本政局的现状、问题和走向
菅直人新内阁成立后，形成了由首相菅直人、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外相前原诚司、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民主党干事长代理枝野幸男等5人组成的党政领导体制和最高决策核心。但新内阁上台2个月来，一方面政治仍然混乱、经济持续低迷、国民普遍不满、外交仍然困难重重，内政外交尚无明显起色；另一方面，由于未来二年之内没有法律规定的国会选举等政治议程，所以民主党有望在相对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执政，有利于执政党推行基于中长期战略构想而设计的政策措施。但良好的政治机遇并不等于良好的执政能力，民主党能否抓住机遇、以实际业绩取信于民、展示出高于其他政党的执政能力，还要拭目以待。从它执政已经1年多来的实绩看，恐怕最多只能打个及格分吧。
民主党能否在相对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执政，有以下几个课题。
首先，能否善于利用较为有利的国内环境。菅直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日本政界号称“幕后将军”的实力派人物小泽，主要在于小泽因为政治资金的丑闻而形象大损、不得人心，虽然在国会议员票的得票率方面，两人几乎旗鼓相当，但在地方组织票和党员党友票方面，菅直人遥遥领先，因而奠定了菅直人获胜的民意基础和党内基础。新内阁诞生后日本媒体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内阁、民主党以及首相本人的支持率都有所上升，说明了国内各界对于新内阁尽快带领经济走出困难局面的期许，以及对于“密室政治”、“金权交易”的深恶痛绝。这样一个国内社会的舆论环境和民意基础，对于菅直人内阁和民主党执政，无疑是较为有利的。但是，由于同时与中、俄等周边大国发生领土之争，菅直人内阁应对无方，被媒体批评为“外交漂移”，致使内阁支持率大为下降。这说明民主党既未能有效地认识，更无力利用较为有利的国内环境。
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互相影响的理论，低效的行政管理和低迷的经济表现，都将成为国民对政府不满的原因，从而增加国内不稳定的政治风险，并可能导致混乱的政治局势和致命的社会危机。[35]日本国内正处于这样混乱的政治局势之中，即使不会导致致命的社会危机，也很难避免巨大的社会转型成本。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给出了现代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几组社会变量的因果关系：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消极；社会消极÷机会流动=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36]其逻辑结论为：政治发展带来民众社会期望值提高，并诱发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制度水平的低下形成矛盾，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因此，民主党上台后治理能力不足、政策方针多变，也是造成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必须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所以国内政治的混乱，是日本经济恢复缓慢无力和社会福利改革举步维艰的主要原因。
其次，能否拥有维持政权稳定的政策能力。按照选举政治议程，下一次日本众议院选举将在2012年举行。如果不出现导致首相提前解散议会、举行大选的极为重大的政治变动，民主党有望自2009年起连续执政3年。一个相对稳定、长期执政的政府，对于自2006年以来已经更换了6名首相、亟需政治稳定的日本来说，对于经济长期低迷不振、需要大刀阔斧振兴经济的日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条件和机遇期。同时，首相和内阁更换过于频繁，无疑也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日本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能力，降低了国际社会对于日本的信赖程度。因此，无论从内政、还是外交来看，一个相对稳定、长期执政的政党和政府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民主党是否有维持长期政权的能力，在仅仅上台1年多以后就成为了很多人担心的问题。反映了作为一个政党的不成熟。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转型国家首先要建立权威和秩序，即稳定的政治共同体。这种稳定性可以用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化程度来衡量。制度化即构建社会组织、形成社会共识的进程和规范，可以用四组指标衡量：适应性/刻板性、复杂性/简单性、自主性/从属性、内聚性/离心性。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内聚性越强，制度化程度越高；反之，刻板性、简单性、从属性、离心性越明显，制度化程度越低；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政治共同体的发育水平。[37]民主党内部的理念多元、派系纷争，也是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化水平低和治理能力低的反映，进而成为日本国内问题成堆、却了无治理善策的原因。更成问题的是，这不仅仅是民主党一个政党的问题，而是日本各政党的通病。日本各政党虽然批评民主党的政策，但几乎没有谁具备了取代民主党执政的组织实力、管理能力和建设性的政策。因此，日本政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恐怕还将持续一个不一定很短暂的时期。
第三、能否加强设置政治议题和行政管理的能力。民主党执政以后，过渡追求政策决定过程的“政治主导”，对于官僚系统，无视其专业素养和能力、降低其政治地位和作用，致使官僚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于合作意愿降低。近来日本外交不断失误，与外务省官僚系统的被压抑不无关系。民主党的外交及安保调查会未经党内充分的讨论，就提出恢复战前旧军队用语的建议，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框架下、通过特殊用语对自卫队进行政治管理的作用，“过于轻率和鲁莽”，“暴露出民主党政治上的幼稚和拙劣”。[38]同时法务相轻率的发言导致在野党提出罢免议案，也暴露了民主党政治家欠缺政治经验、政治运营能力不足的弱点。就连首相菅直人也2010年12月10日以后的几天之内屡屡失言。他说自己上台半年来只是“暂时的驾驶试用期”，毫无政治家勇于承担责任的意识和意志，被在野党批评“没有担当政权的资格”。不久又表示：“日方必须考虑（朝鲜半岛）发生万一时，能救出绑架受害者的准备工作。”“目前日本也没有能够出动自卫队飞机救出在韩日本人的相关规则。我希望与韩方启动磋商。”在如此重要的外交问题和涉及到和平宪法的大问题上轻率发言，是十分不妥和不慎的。于是12月13日，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在记者会上强调：“日方完全没有研究过在对韩关系问题上，自卫队能做些什么，当然也不会对此进行磋商”。表示“坚决叫停”。与此同时，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2日批判说：“这太糟糕了。如果派遣自卫队，就可能会进入战争。”“日本民主党的一部分人有意做自民党没做过的事，并且热血沸腾，这令人十分担忧。”[39]这样未经党内协商就贸然发表意见，官房长官与首相意见截然不同，又遭到在野党的批评，只能证明日本政局的混乱和民主党的幼稚，加强了人们对民主党是否具有执政能力的怀疑。
更为要命的是，这些问题在民主党并非个案或特例，执政以来屡屡发生，每发生一次都不可避免的消耗了民主党的政治资源，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日本政治评论家大宅映子因此指出：菅直人能够维持下去的唯一原因就是国民认为频繁更换首相不好。菅直人政府已经穷途末路。[40]
第四，国内经济能否尽快强力复苏。民主党和菅直人内阁面临的经济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也是堆积如山、理不尽、解还乱。日本国内经济方面目前最大问题一是经济低迷、二是财政赤字、三是日元升值。而民主党政府解决经济问题的既有思路和实施方法恰恰是相生相克、效果很可能互相抵消、导致劳而无功的。为了复苏经济，就要放松银根以扩大企业投资、增加社会投入，为了扩大出口，就要干预外汇市场，阻止日元继续升值，但这都有可能增加通货膨胀的风险。为了重建财政、减少财政赤字，政府就要开源节流、大力削减支出，但公共投资的降低不仅将减少发展经济投资，放缓经济复苏势头，而且增加税收、减少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必将带来国民的不满；国民福利不足将降低国民消费能力，导致社会需求不足；内需不足又反过来制约国内市场的扩大，制约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结果经济回升缓慢、企业利润不高，能够缴纳给政府的税金也不多，政府财政收入无法有效增多，依旧债台高筑。为了健全财政、保证社会福利的财源，菅直人首相提出了2011年将考虑提出包括增加消费税的经济政策方针，恐怕又将引起日本国内各界的大辩论。[41]如果提高消费税以增加政府收入，又会招致国民的不满。治理这样的经济问题，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也需要缜密的设计、计算和对症下药的政策措施。令人遗憾的是，上台一年多的民主党至今未能拿出一个思路正确、措施得力的经济振兴战略。尽管也多次提出了经济振兴计划，但大都流于空洞口号、原则方针，缺乏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也没有取得经济复苏的显著实效。[42]
唯一可以让民主党人和菅直人内阁松一口气的是，国内经济状况有所好转。自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日本经济的各项数据有所好转，从而为新内阁提出新的经济振兴计划，下大力气加快经济复苏，提供了实施时间、政策空间和有利机会。2010年11月8日，日本政府出台一项总规模5.1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增加就业、强化福利设施建设、增加儿童抚养补贴、加大公共事业投入、确保稀土供应等手段，推进经济增长战略，应对日元升值、扩大内需、振兴国内经济。预计上述计划将拉动经济增长0.6%，增加就业岗位45万到50万个。[43]包括该计划的补充预算于11月26日被参议院否决，但已经于11月16日由众议院通过，两院协商后未能达成一致，根据“众议院优先”的法律规定，预算案获得通过。[44]民主党的经济恢复战略因此得以付诸实施。11月26日，总额4.8万亿日元的2010年度补充预算案在国会获得通过。首相菅直人希望把政权运营的重心转移到编制2011年度预算上，以重新获得国民支持，但官房长官被问责一事对现任政府构成打击沉重。使政治运营越发困难。
尽管近来由于外交纷争吸引了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但能否尽可能快地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才是真正关系到民主党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如果上述经济刺激计划仍然与以前的多个经济刺激计划一样无疾而终，恐怕民主党就更难对国民交代，其政权寿命也就屈指可数了。
二、政治运营：困难重重
由于在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失利，民主党未能改变在参议院中少数党的局面，“扭曲国会”的状况使政治方面的难题被放大、更加难以处理。
1、民主党内能否形成合力、举党一致。
小泽虽然在代表选举中败下阵来，并且被检察机关“强制起诉”，但他本人是否从此金盆洗手，不再过问政治了？即使小泽本人有意退出江湖，其庞大的“小泽军团”将会怎样呢？是树倒猢狲散，还是选出新领袖、继续当非主流派？如果小泽不肯解甲归田，是否还会重新上演1993年的政治剧、拉出人马、另立山头？对于菅直人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小泽所得国会议员票点数只比菅直人少了12点，得到了200名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几乎占民主党全体国会议员的一半，党代表也好、首相也好，今后在政策制定和政治运营等方面，都无法忽视这200名国会议员的存在。小泽已经明确表示过：即使遭到“强制起诉”，也决不退出民主党、决不辞去议员职务。如果民主党劝告小泽“离党”或“辞职”，或应在野党的要求让小泽到国会接受质询，小泽就有可能率领本派系另起炉灶，导致民主党的分裂。自民党的副总裁大岛理森认为：如果民主党要求小泽到众议院的政治伦理审查会接受质询，民主党必将分裂。[45]民主党一旦分裂，将可能在参众两院都沦为少数党，使民主党政权岌岌可危。
对于菅直人首相来说，上策自然是在保持民意支持的基础上，安抚小泽派、争取合作，形成举党一致体制。但这也是个两难选项：赢得民意、取得高支持率的前提，与党内中小派别合作的条件是“去小泽”，而完全“去小泽”又怎么可能得到小泽派的合作？如果小泽和小泽派选择不合作，民主党党内矛盾重重、内斗不断，对于政治运营不是什么好事。万一小泽领队造反，更是对民主党的致命打击。尽管在代表选举中并非所有小泽派成员都投了小泽的票，但小泽哪怕是拉出去几十人，也将使民主党在众议院的绝对多数化为泡影，只能保持相对多数。这对于已经面临“扭曲国会”、在参议院处于少数地位的民主党，无异于雪上加霜。就新内阁的阁僚构成而言，“去小泽”的色彩非常明显，小泽派无一人入阁，投票支持小泽的仅有3人入阁，而且均未担任较为重要的核心职务。小泽派对此安排的不满意是可以想见的。接下来任命各省厅的副大臣、政务次官是又一次利益分肥，如果仍然未能分配给小泽派一些职位、以缓解其不满情绪，还是这样壁垒分明的“去小泽”，小泽派还能否顺从合作恐怕就很难说了。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菅直人于9月21日任命了7名小泽派或支持小泽的人出任副大臣或政务次官。[46]希望能以此来消弭小泽派的不满，以形成“举党一致”的党政体制。但似乎并未得到小泽派的谅解和支持。
由于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要求小泽到国会解接受询，主张经众议院的政治伦理委员会通过决议反对金钱政治，甚至准备向小泽提出“离党劝告”。小泽因而拒绝与冈田对话。[47]这是因为“去小泽”派认为，即使小泽另立山头，最多也只能拉出去30多人，还不至于改变民主党在众议院的过半数席位，所以对小泽穷追猛打。而接近小泽的各省厅“政务三役”则表示：如果冈田强迫小泽退党或接受质询，就将集体辞职，不惜以政府各部门功能的缺失进行对抗的姿态明确而坚决。小泽派甚至要求召开两院议员总会，要求仙谷辞职，甚至有要求首相引退的动议。[48]小泽也积极活动，与本派议员聚餐，与鸠山前首相、舆石东参议院议员会长等人会谈，达成了“不允许任何人分裂党”的共识，[49]意在钳制“去小泽”派和干事长冈田克也。因内阁与民主党支持率下降而苦恼的菅直人首相在联合工会的斡旋下与小泽举行了会谈。小泽主张回到“政权交代”的起点，意在恢复菅、鸠山、小泽三驾马车的民主党领导体制。冈田干事长则提出“真正的举党体制”。[50]双方仍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实际上，小泽虽然因政治资金问题一时退避三舍，但仍然密切关注政局变化。
2010年11月中旬，小泽连续4天与大约60名在代表选举中支持自己的党内议员促膝相谈，话题涉及2011年1—2月间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选举的可能性，被认为是瞄准了“菅直人之后”的政治准备。[51]即使这不过是小泽用来试探政治风向的气球，至少也说明，小泽及其派别并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随时准备卷土重来。小泽派已经征集了召开民主党两院议员大会所需之1/3议员的签名。如果召开这一大会，就将追究民主党领导层选战屡败、政治运营混乱的责任，不惜弹劾党的执行部。新年伊始，出席小泽新年会的有120名民主党议员，虽然比去年少了大约40名，但仍然是一支任何人也不能小觑的力量。[52]小泽派的核心人物认为，只要本派系团结一致，民主党内的反小泽派就投鼠忌器，不敢逼小泽退党，就不得不为了党内团结和政权稳固而支持小泽。自民党等在野党也有人提出与小泽派联合的话题。[53]为小泽派在党外的政治出路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
但随着检查审议会作出应对小泽提出起诉的意见，随着检察机关对小泽金权问题的调查再次进行，民主党内要求小泽“退党”的呼声日趋强烈。到12月底，菅直人首相决心对小泽提出“事实上的退党劝告”。[54]小泽迫于压力，同意出席国会的政治伦理审查会。[55]小泽是否会另起炉灶、建立新党？还是与那些政党派别联合组成新党？成为日本政局未来发展的又一个变数。按照日本法律，政治资金案件的审理过程十分复杂，即使现在马上起诉，一审判决最快也要2011年下半年，而整个审理过程甚至可能会延续几年的时间。也许，日本法院对小泽金钱问题作出判决之际，将是决定小泽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如判小泽有罪，小泽恐怕将从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如果判决小泽无罪，小泽将趁着“利好”重振旗鼓、卷土重来。无论如何，那都将是小泽政治生命中最后的机会。小泽揭竿造反（或卷土重来）之日，就将是日本政界重新洗牌之时？
民主党内“去小泽”与“小泽派”围绕小泽是否应该接受国会质询的对立依然严峻，短期内似乎难以达成妥协，民主党内部的意见对立进一步激化。这种因政治手法和政治伦理不同而导致的分歧如此深刻，反映了民主党内部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的截然不同，是否会导致民主党的分裂，还需要我们密切观察。
2、能否与野党合作维持国会的正常运作，即民主党能否与在野党达成谅解顺利进行国会运营和政治运作的问题。
在野党目前在参议院占多数席位，即使按照“众议院优先”的法律规定，还不足以全面推翻执政党占优势的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但给执政党的政治运作造成麻烦和困难是绰绰有余的。在野党能够合作的议题虽然不多，但把民主党因代表选举产生的对立视为良机，提出要民主党“撤回竞选纲领”的条件，以造成民众的政治运作困难，迫使民主党政府提前解散议会举行大选的利益目标基本一致。然而对于执政党幸运的是，在野党目前小党林立，很难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形成合力，这就给执政党留下了在某些议案上与某些政党合作，在另外一些议案上与另外一些政党合作的空间和机会。菅直人首相表示要就各种政策与在野党真诚合作、充分协商。[56]部分在野党也表现出与民主党在个别议案上进行合作的意向。奋起日本党代表平沼纠夫认为：为了国民、国家，能够合作之处，则应合作。新党改革代表舛添要一主张：在税制和年金方面，能达成一致时，当然合作为好。社会党的福岛瑞穗党首也表示：如果调整关于普天间美军基地的日美协议，可以进行合作。[57]都是附加了合作条件，给民主党内部的意见整合增加了难度。
为了在本期国会通过2011年度预算案，为了应对民主党可能的分裂，首相菅直人竭力谋求与在野党合作。2010年12月6日，首相菅直人会见社会党党首福岛瑞穗，请求在编制2011年度预算上给予合作。福岛提出如果不修改日美安全协定，即如果不把普天间美军基地撤离冲绳，就无法重新合作，并要求坚持“武器出口三原则”。[58]这个条件与菅直人内阁竭力恢复和巩固日美同盟、加强防卫力量的政策背道而驰，显然是菅直人首相不能轻易答应的。不久，又传出来民主党试图与奋起日本党合作的消息.结果不但在野党（自民党的河村建夫选举対策局長）指斥为“完全的野合”，连民主党内部也有人表示“难以理解”，要求“慎重对应”。[59]如果民主党能与社会党、奋起日本党合作，将使在众议院的席位从311席增加为320席，达到再次表决法案所需要的2/3多数。但是，菅直人一方面向主张护宪的社会党暗送秋波，另一方面又试图联合理念相当保守的奋起日本党，这种不管政治理念差异，一心谋求维持政权的作法，遭到了日本各界和民主党内部的批评。看来，党外合作的必要性与党内意见整合的困难度，已经成为菅直人首相无法回避的“两难选择”。
在“扭曲国会”的政治现实里，也许“个案合作”是民主党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国会运营的最好途径，如果不是唯一途径的话。不过，从稳定民主党政权的角度看，联合某几个在野党组成联合政权也许才是长远之计。问题在于，目前在野党中国会席位仅次于自民党的公明党与民主党有难解的心结，民主党看好的大家之党又屡次拒绝民主党的青睐，与民主党联合的国民新党力量实在太弱小，所以民主党还没有找到可以联合、也愿意联合的伙伴。一方面，国会第三大党公明党与菅直人内阁对抗的姿态日趋明确，不仅同意对于仙谷、马渊的问责案，而且其国会对策委员长漆原良夫明言：拒绝参加仙谷、马渊出席的国会审议。[60]当然这里面不乏公明党的待价而沽，想看看民主党、自民党哪一边支持率高、执政可能性大，就与哪一边联合，以便再次联合执政。另一方面，多党“大联合”的政权设想再度浮出水面。
一种联合是民主党、奋起日本党、自民党三党联合，始作俑者为读卖新闻社社长渡辺恒雄。渡边与奋起日本党的与謝野馨代表以及民主党内阁仙谷由人官房長官的关系都非同一般，他提出了“菅直人首相、谷垣副首相（自民党总裁）”，以２年为期的大联合构想。[61]另一种是自民党谷垣禎一总裁、大島理森副总裁、公明党井上义久干事長、漆原良夫国対委員長，以及仙谷氏主导的民主、自民、公明3党“大联合”的构想。这虽然仅仅是部分人的构想，仅仅是水面下的暗流，目前充其量只具有试探风向的意义。但大联合构想提出的本身已引起政界各路人马的激烈辩论，引起了各党的表态。自民党总裁谷垣禎一宣称：“大联合的条件是解散衆众院解散。”。[62]因此无论其成功与否都足以为已经混乱的日本政局再增添新的不确定性，说明日本政局的乱象尚无宁日。
3、日本政界的重组会不会、以及何时会发生。
目前日本政治的乱局使得近几年来“政界再编”的说法从未停息过，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再经过1993年以后那样的“政界再编”，日本政局才能彻底走向稳定。但到目前为止，日本的政界重组还只是从自民党分出了几个小党，整个政界尚未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阶段。日本媒体认为，如果小泽另立山头，将引发新一轮日本政界重组。并进一步分析说，如果小泽拉出100人脱离民主党，民主党必将下台；如果只拉出60人，小泽就会成立新党，与自民党、公明党联合，争取执政；无论如何，都将导致政界重组。[63]显然，如果小泽派选择从民主党分裂出去，就将拉开日本政界重新洗牌的序幕。也许，小泽扯旗造反之时，就是日本政界天下大乱之日？小泽指出：如果民主党失去政权，政坛必然陷入混乱局面。民主党虽然失去民心，但并不等于国民同意把政权交回自民党。民主党、自民党都无法在大选中获得过半数议席，极右或极左势力可能会趁机抬头。[64]精于政治计算的小泽，实际上指出了日本政界再洗牌的可能性，以及政局动荡的后果。可谓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而这一幕政界再编的悲喜剧也许正在酝酿之中，并将“风起于青萍之末”。
2010年11月22日，法务相柳田因轻率发言引咎辞职，这对竭力保持脆弱的经济复苏活力的民主党是一次打击，对于全力保护柳田的菅直人内阁也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在野党并不打算就此罢手，而是“得理不饶人”，打算接连追究国土交通大臣马渊和官房长官仙谷的政策失误，以及菅直人首相用人失察的责任。如果问责议案连续通过，对菅直人内阁的打击将是致命的。[65]因此有日本观察家认为：迫不得已之际，菅直人内阁也许不得不“挥泪斩马谡”，让目前国民不满集于一身的仙谷下台以拉升支持率。[66]11月26日—27日，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先后通过了对仙谷和马渊的问责决议案。[67]尽管参议院的“问责决议案”不具备像众议院的“不信任案”那样的法律约束力，但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压力不容忽视。如果历史上首次对官房长官的问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对菅直人内阁的打击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这一打击包括：党内议论纷纷，对领导层的能力存有疑问；在野党趁机发难，有的议员提出了“何时解散国会”的问题；国民大为失望，舆论推波助澜，内阁和民主党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国内政局混乱导致日本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虽然参议院通过的问责议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野党将拒绝出席仙谷和马渊出席的国会各委员会，造成政治运营的困境或停转。更有甚者，出现了“12月或明年1月改组内阁”的呼声。仙谷官房长官任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干事长出任外相、前原诚司外相转任官房长官的“人事安排”传言也不胫而走。[68]
虽然菅直人首相一度表示：“完全不考虑改组内阁”，[69]但形势总是比人强，随着仙谷提出可以考虑辞去官房长官一职，菅直人内阁的改组似乎不可避免，将面临存亡去留的生死关头。自民党总裁宣称：2011年“将运用各种手段”“迫使菅直人政府解散众院、举行大选”[70]自民党总裁大岛理森更是宣布“明年是众院解散、政权夺回之年”[71]似乎是向民主党发出了宣战书。菅直人首相为了政权的稳固和2011年度预算的顺利通过，不得不重新考虑明年的内阁与国会等政治运营战略，包括考虑在通常国会召开之前的2011年1月如何对内阁进行改组，具体时间将在1月13日民主党大会之后。[72]试图通过改组内阁、刷新人事来拉抬支持率，进而在通常国会上顺利通过2011年度预算。时至2010年末，菅直人首相不得不放弃海外出访，集中考虑内阁改造、人事安排和内政措施等问题。[73]如果内阁改组也无法提升支持率，如果2011年度预算难产，菅直人内阁恐怕也将寿终正寝了，甚至不得不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选举。如此，则日本政坛的新一轮洗牌将不可避免。
[74]
4、民主党和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导致政权岌岌可危。
据日本共同社2010年11月23日、24日进行的舆论调查表明，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从月初的32.7%，大幅下挫到23%，而不支持率却从上个月的48.6%，上升为61.9%。已经濒临“危险水域”，其中74%的受访者对菅直人内阁的外交“不予好评”。[75]12月27日，言论NPO公布了关于菅直人第二届内阁执政100天的舆论调查，共有“领导能力”等的8个设项、各为5分，菅直人平均只得了1.8分，远低于鸠山、福田、安倍等前任首相。显然，外交方面的进退维谷、内政方面的一筹莫展，已经成为菅直人内阁目前最大的失误，对邻国的强硬姿态不仅在政治上一无所获，反而令日本经贸损失惨重；而日本政府修复对外关系的积极主动，又被国内一些政治势力攻击为“柳腰外交”。导致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出现逆转，创下执政以来的新低。
2010年12月12日，日本举行了茨城县议会选举。在这场被视为明年统一地方选举之前哨战的选举中，民主党惨败，只获得了全部65个议席中的6席，而自民党获得了33席。[76]日本国民再一次用选票表达了对民主党政府的不信任。这对于已经风雨飘摇的菅直人内阁，不啻于雪上加霜。小泽就此严厉批判民主党领导层：“菅直人内阁成立以来，在选举方面是连战连败。”[77]
日本国内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菅直人政权现已陷入危机，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许多政策的推行都四处碰壁，即使召开国会，恐怕对议案的审议也将因在野党的抵制而持续停滞，民主党及其内阁陷入了无力推动法案成立和通过的“危险”境地。从2009年9月上台到2011年1月，3年的政治机遇期已经过去了16个月，民主党在内政和外交等各方面几乎没有值得称许的建树，如果民主党政权能维持到下一次众院定期选举，还剩下大约20个月的时间，民主党能在此期间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策水平和治理能力吗？日本媒体指出：民主党本来是肩负着国民的希望上台执政的，现在却迷失了方向。[78]这就是菅直人率领的民主党主导的日本政治给人带来的不安全感。[79]对民主党及其政权的前景都不表乐观。
因此，如何一方面处理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福利等问题，另一方面处理好外交安保问题，已经成为菅直人内阁和民主党政权面临的严峻考验，也许将是决定民主党能否继续执政的关键。
三、日本政局：暗流涌动欲向何方
由于民主党的政治表现令日本国民大失所望，使得曾经期待政权更替带来焕然一新的国民被失望情绪所笼罩。面对财政危机、社会差距扩大、外交受挫等重大国政问题，民主党束手无策，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其他政党忙于党派纷争，也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因此，对民主党的失望情绪正在演变成为对政党、政治的严重不信。日本媒体对此评论说：民主党政权正以出人预料的速度大失民心，政党政治的坐标发生混乱，连政党本身都可能走向解体。[80]新年一轮的政界动荡、分化和重组似乎已不可避免。值得注意、但却仍然不透明的是，在政界重组的过程中，日本政治将走向何方？新老议员和大小政客们是否会为了选票而迎合国内的某些右翼势力和右倾思潮，在外交、安全、国际关系等问题上竞相提出更为强硬的政策主张？
由于菅直人依靠崭露头角的前原等少壮派的支持才打败了小泽，因此不得不依靠少壮派执掌政权。在菅直人第二届内阁中，官房长官、国家战略相、外相、财务大臣等重要职务不是前原派、就是与前原派联手的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政治家，使得少壮派政治家全面主导内阁事务和政府决策。这一政治局面和权力运作机制的形成，是否会导致日本政治、外交、安保等领域的政策全面强硬？菅直人能否有效控制内阁成员的言论和行为？能否有效发挥政府首脑的领导力？将是本届内阁无法回避的一大课题。执政的民主党选择了著名的鹰派人物前原诚司出任外相，而最大的在野党自民党又启用了鹰派少壮人士组成党的领导体制（石原慎太郎长子石原伸晃为干事长、前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任总务会长、前防卫大臣石破茂续任政调会长）。前防卫厅次官岩屋毅表示：在外交和安保问题上，执政党与在野党意见一致。[81]因此，无论日本政局如何变动，在外交安保政策上的强硬，也许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发生根本性改变。2010年12月，民主党内阁会议通过了自民党执政时期即开始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非但没有改变原案之框架、原则方针和基本内容，反而增加了“加强西南诸岛防卫”、增添潜艇和战机的内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民主党的外交及安保调查会建议政府使自卫队走出全面复辟为皇军的第一步。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民主党外交及安全保障调查会汇总的建议提出，在年底制订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把陆、海、空三个自卫队的首脑即幕僚长以及统合幕僚长，定为可获得天皇「认证」的官职。按照现行《自卫队组织法》，自卫队的各个幕僚长目前由防卫相任命后向内阁会议报告，获批准后正式就任，这表明日本的武装力量是一支「国军」；一旦自卫队幕僚长需要天皇「认证」，则将变成与战前一样的「皇军」。使人不由得担心，日本是否会再一次出现当年陆、海军不对议会负责的独立统帅权，为发动战争而建立组织系统、指挥机制。建议案还要将统合幕僚监部改称「统合参谋本部」，「运用」改称「作战」，把自卫队「基础防卫力」概念改为机动的「动态威慑力」，把自卫官的军衔全部改回战前的名称。[82]如果日本挟经济超级大国、军事世界强国的实力，使自卫队获得正规军名分，使“大日本皇军”借尸还魂，将成为对地区安全最大的威胁。
目前，以前原为代表的日本政界少壮派政治家已开始全面进入日本政治外交安全的决策核心，他们在政治外交理念方面具有跨党派的高度同质性，如：在领土、资源、海洋权益等显示国家利益上，总表现出寸利必得、毫不退让的姿态；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一贯鼓吹“中国威胁论”，主张并积极推动日本调整防卫政策、加强国防力量；在价值观念上，惯于标榜“人权”、“民主”，并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工具；在政治手法和从政风格上，他们虽无世袭政治背景、却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和顽强的政治意志；在政治经验上，他们有战略眼光，精通政策，善于利用媒体、影响和导引社会舆论、利用“民意”作为对中国的舆论压力，但缺少策略和技巧，激进但不善于妥协。他们在政治决定过程中所具有的殊途同归的密切合作特性，使他们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但却往往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而在政坛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近年来，执政党、在野党多次在内政外交方面达成具有保守强硬色彩的共识，并通过国会立法程序形成决议，就与各政党的少壮派议员在幕后策划于密室、折冲于樽俎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今后的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之中，日本的少壮派政治家有可能在涉及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经常性地发表“挑衅性”言论，表现出不惜对抗的言论或行为，给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带来意外冲击和局部的间歇性紧张，中日之间发生摩擦的机会和频率将可能增多。
随着日本各主要政党中的鹰派人物纷纷进入决策核心、占据政治舞台，是否将导致日本政府的外交安保政策进一步趋向强硬？日本政治和外交究竟要去向何方？中日关系今后如何发展？是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密切关注的问题。
从2009年9月上台到2011年1月，3年的政治机遇期已经过去了16个月，民主党在内政和外交等各方面几乎没有值得称许的建树，如果民主党政权能维持到下一次众院定期选举，还剩下大约20个月的时间。日本媒体指出：民主党本来是肩负着国民的希望上台执政的，现在却迷失了方向。[83]这就是菅直人率领的民主党主导的日本政治给人带来的不安全感。[84]进入2011年以后，这种不安全感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疑问：一是，如果仙谷由人在内阁改造中出局，是否会削弱菅直人内阁的执政能力？二是，菅直人为了提高支持率坚持“去小泽”的方针，是否会引起小泽派的分裂？即使小泽派不分裂，民主党内的派系斗争也会削弱党的执政资源。三是，如果不能与在野党合作拼凑出众议院2/3多数的议席，2011年预算能顺利通过吗？四是，如果内阁改组还是不能提高支持率，民主党在4月份的全国地方选举中会否惨遭败绩？五是，如果菅直人内阁到本届国会结束之前在内政外交方面仍无起色，在野党会否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小泽派会否对不信任案投赞成票？总之，一系列棘手的难题摆在菅直人内阁面前，形成了“斩不断，解还乱”的政权危机。
到2011年3月，新的预算案勉强获得通过，但一个难题的解决并不等于民主党走出了政权危机，由于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0%以下，以及小泽派16名议员反对处分小泽而退党导致的民主党内离心离德，人们已经在谈论“三月危机”，即菅直人内阁和民主党政权是否下台，是否解散众议院的问题。然而，人算不如天算，3月11日的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使日本全国迅速转入救灾，菅直人内阁成立首相挂帅的危机管理本部，各在野党纷纷表示停止政治斗争，全力支持政府救灾。菅直人内阁的寿命因此延续到8月份。
无论如何，2011年都是日本政界再编的关键一年，民主党能在此期间改弦更张，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策水平和治理能力吗？留给民主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第四节、2010：日本菅直人内阁的对外政策和日美关系、中日关系
2010年9月菅直人新内阁成立后，形成了首相、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外相前原诚司、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民主党干事长代理枝野幸男为决策核心的“党政领导体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也许就是任命前原诚司出任外务大臣了。菅直人内阁在外交方面的首要任务，无疑是回复因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而有所恶化的日美同盟关系，推动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等日美间重大问题的进展，推进日美同盟关系的发展与稳固。
前原具有国际政治学的专业背景，又在美国留过学，素以在安保问题上的强硬观点而著称，在美国有相当的人脉和人气，因此是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的适当外相人选。前原任职后迅速访问美国，也足以说明了其政治偏好与政策重心之所在。但是，前原在安保问题上“同意行使集体自卫权”，坚持“中国威胁论”，在安保问题上对周边国家持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以及遇到问题不是首先考虑如何化解，而是强硬对抗、毫不妥协的行为模式，则可能成为日本政府开展周边外交的软肋或障碍之一，有碍于日本政府通过外交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一、菅直人内阁的对外政策与日美关系
众所周知，在中日关系的背后，总是有美国的影子在或明或暗地晃动，这一次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较量，背后恐怕也少不了美国的因素。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也是两手：一手是战略保证，另一手是战略遏制；近来更有从前者向后者倾斜的迹象。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遏制政策，表现在军事方面：1、加强美日合作，派出P—3C巡逻机全面侦察，防止中国舰队接近冲绳列岛东侧；2、美军F—22隐形战机进驻冲绳，对中国进行威慑；3、与日本自卫队在日本的西南诸岛海域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夺回被占岛屿”的军事演习。[85]中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冲突以后，美国著名的亲日派人物、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亲自到日本，说中国是在考验日本。[86]言下之意是要日本顶住压力，对抗到底。美国副总统拜登也在“美日委员会”年度会议上表示：日本对于解决朝鲜半岛危机、地区安全问题以及社会、政治的挑战至关重要。美日关系是美国能够在亚太地区有所作为的关键。因此，必须“通过东京”来确定美中关系。[87]在中日两国正在为钓鱼岛而进行角力和博弈的时候，拜登的这番话无疑给了日本政府足够的鼓励和支持。菅直人新内阁上台后，提出“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展开外交”，坚持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评价。[88]我们也不妨把这样的表态视为对菅直人新内阁的间接支持。
而菅直人新内阁成立后，首相的首次出访又选定美国，恢复了战后日本历届首相就职后首先朝拜白宫的做法，再一次明白无误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菅直人新内阁将把日美同盟关系置于外交的首位，全力以赴修复因普天间基地问题而冷淡的日美关系，继续仰仗美国的安全保护来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应对国际格局的变动，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自民党政府长期奉行的“借船出海”的战略方针。这与鸠山内阁的外交政策、与民主党的竞选纲领显然是不一致的。此后，在冲绳美军基地、东亚峰会、G20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等一系列问题上，菅直人内阁一直坚定支持美国的政策立场，鲜明地表现出日本外交对美倾斜的政策偏好。2010年11月13日，菅直人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美国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问题上支持日本感到高兴、表示感谢，强调美国和美军的存在愈加重要。日本官方人士就此解读说：“这意味着菅直人首相已从鸠山首相推进的‘对等日美同盟’明确转向‘同盟最优先’战略。”[89]日美学者也鼓吹通过高呼阿日美同盟关系来对付中国。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利夫提出：应加强日美关系，以牵制中国。美国外交问题评议会亚洲部长伊丽莎白·艾科娜米主张：应果敢地面对因对中国让步而带来的危险。[90]学界的言论对于政府外交而言，既是出谋划策，也是摇旗呐喊，更是互相配合。
作为这一战略调整的具体措施与合作机制，美日两国政府决定在2010年年内启动磋商工作，使日本发生“突发事件”时的防务合作具体化，并可能修订1997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以及2005年达成的“共同战略目标”。2011年春季菅直人访美时，两国将发表新的有关深化美日同盟的联合声明。中日撞船事件、中国加强在南海的军事活动等，引起奥巴马政府内“对华强硬论”的高涨，俄罗斯总统视察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让美日两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深化同盟关系。从而推动了一直停滞不前的有关深化美日同盟的磋商。相关磋商工作将在美日双方的外交和防务部门的局长级官员间进行。此举有可能推动美日同盟关系的深化，并成为《美日安保条约》体系的“转折点”。[91]菅直人内阁的这一战略调整既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传统回归，也是对鸠山内阁外交失败的反省，更是由于与中、俄两国的关系同时发生危机以后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是否已形成相对固定或严谨的战略框架，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美国政府似乎对此心领神会。2010年9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在纽约会面。前原诚司主动在会面中提及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希拉里表示，希望中日在事态进一步升级之前能尽快解决撞船事件，中日关系对亚洲地区稳定十分关键。但美国国防部高层却异口同声地表示，美国会履行对盟国日本的防卫责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表示：“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须要提高警戒的迹象；但很显然，我们强烈支持我们在该区域的盟国日本。”国防部长盖茨：“我们将会履行我们做为盟国的义务。”一方面，美国政府在中日撞船事件后首次高调重申同盟义务，宣称支持日本；另一方面，直到10月28日希拉里与前原在夏威夷会谈时，才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涵盖钓鱼岛。说明美国政府仍然沿用既定的模糊政策，保持中日之间以及钓鱼岛问题的有摩擦、但可控的现状。正如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转述双方会面内容时所说，美国无意为中日斡旋，希望中日经由法律与外交途径化解争端，美方相信中日两国都不愿看到局势恶化至对地区稳定造成长远影响。[92]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暗中给日本打气。由于前日本首相鸠山曾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和“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所以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政府曾计划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全新外交政策的核心基础，但由于受到中日钓鱼岛等事件的影响，日本已经放弃将日中关系作为日本外交一个关键支柱的计划，转而寻求传统盟友美国的支持，并拉拢与日本一样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心的其他亚洲国家。报道援引一名日本匿名官员的话称，“现在任何人都已不再考虑重新平衡中日和中美关系了。日本曾经这样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名官员还说，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所产生的危机再次拉近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报道称，日本还将寻求亚洲地区其他同样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国家的援助。日本政府修改自卫队部署重点是为了“与美国的亚太战略相配合，加强日美同盟的实质内容”。[93]因此，钓鱼岛撞船事件很可能使日本更加依靠日美同盟的安全保障，美国在这一双边同盟中的地位更加巩固，而且必将会利用这一事件强化驻冲绳美军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心理效应，使普天间基地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
实际上，美国亚太战略的实用主义极为明显：在地区战略格局方面，作为优势者保持主导地位；而在地区内双边问题方面，则作为斡旋者相对超脱，保持有利地位。因此，美国政府一直在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上采取模糊处理和两面下注的方针。一方面，不时向日本作出支持性表态，以安抚日本，稳定日美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在文字协议和实行机制方面，有竭力保留“灵活处置”的回旋余地。这种“总体肯定、局部灵活”和“保持介入、又相对超脱”的态势，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是最为有利的。尽管，日本政府试图借助日美同盟来应对与周边国家的纠纷，增加日本外交的资源和筹码。前原外相也力图通过促使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放话来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为个人政绩加分。但是，日本政府“挟美自重”的外交，试图通过华盛顿来解决地区问题的政策，不仅因为不符合美国亚太战略的灵活策略而得不到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关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共同防卫”条款不适用于日俄领土争端的表态就是明证。[94]而且企图利用美国压制亚洲国家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困境。日本同时与中国、俄罗斯这两个最大的邻国发生领土纠纷，证明了菅直人内阁外交缺乏战略远见和宏观视野的局限性，以及轻易采取对抗性姿态，致使矛盾激化、危机升级的政策行为的幼稚性。
据日本共同社2010年11月8日发表的舆论调查表明，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47.6%，大幅下挫到32.7%，而不支持率却从上个月的36.6%，上升为48.6%。其中74%的受访者对菅直人内阁的外交“不予好评”。[95]显然，外交方面的进退维谷已经成为菅直人内阁目前最大的失误，强硬姿态不仅一无所获，反而令日本经贸损失惨重，而修复对外关系又被国内政治势力攻击。导致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出现逆转，创下执政以来的新低。因此，如何在国内经济复苏乏力、社会福利问题难解的同时，处理好外交问题，已经成为对菅直人内阁和民主党政权的新考验，也许将是决定民主党能否继续执政的关键。
二、菅直人内阁的对外政策与中日关系
民主党于2009年9月上台执政后，鸠山首相首先访问中国，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地区一体化构想，得到了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甚至同意就两国2008年达成的合作开发东海天然气田的“共识”开始进行有关“双边协议”的谈判，这实际上是中方在涉及到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与日方进行协调。同时，民主党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以及在任阁僚不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也都得到了中方的好评，从“破冰之旅”、“融冰之旅”和“迎春之旅”、“暖春之旅”建立起来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民主党鸠山内阁时期也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然而，历史问题毕竟是历史认识的问题，基本上属于思想、意识和观念的范畴，与现实利益多少有一些距离；而钓鱼岛、东海油气田的开发等领域主权、海洋权益的问题，则属于核心利益范畴。而且随着历史问题从中日关系的焦点逐渐淡化，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之争反而更加突出，更加容易引发中日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钓鱼岛问题使得中日两国在核心利益方面的碰撞无可避免地提前到来。
1、钓鱼岛撞船事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010年9月7日，发生了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撞击中国渔船、并抓捕中国渔民、扣押中国渔船船长的事件后，时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是日本政府内主张坚定立场、绝不退让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他不仅扬言要按照日本的国内法律审判中国渔船船长，还亲自到冲绳的石垣岛视察与中国渔船相撞的海上保安厅巡视船。此举无疑鼓舞了日本国内的强硬派，拉抬了中日之间的对立情绪和紧张程度。对于中国向“春晓”油气田运送器材一事，前原也高调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中方开始钻井作业，我们将采取相应措施。”所谓相应措施包括，在临近“春晓”的海域进行勘探，或向国际法院起诉等。[96]9月18日，日本石垣地方法院决定继续拘留中国渔船船长10天。这一导致中日对抗加剧升级的裁决，在前原刚刚出任外相之后就做出，不能不引发人们的许多联想。
2010年9月21日，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说，钓鱼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日方最近在钓鱼岛海域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至今不释放中方船长，这是完全非法的、无理的。中方多次严正交涉，日方置若罔闻，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在此，我强烈敦促日方立即无条件放人。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中方将进一步采取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日方要承担全部责任。温家宝指出，经过多年艰苦努力，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这一良好势头遭到严重破坏，完全是日方一手造成的。日本政府应该迅速改变错误做法，使中日关系回到正确轨道上来，这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合作世界潮流。[97]日方显然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向日方发出的严厉警告的分量。日本媒体指出：这等于是向国际社会、向日本发出了决不让步的宣言。中国发起了最高级别的外交战。第二天，日本外务省提出“还是尽快解决为好”的建议。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称：要在作出顾全大局的政治判断的同时，依国内法进行处理。虽然还坚持“用处理国内法处理”，但已经不得不首先强调要做出“顾全大局的政治判断”。[98]9月24日，日本那霸地方检察厅决定在“保留处分”的前提下放还其非法扣押的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中国外交部认为日方的行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的人权，要求日道歉和赔偿。日本首相则予以拒绝。日方还向中方提出了船只“修理费”的请求。[99]
在表面上坚持对抗的同时，日方也开始寻求修复关系的渠道。9月29日，曾担任民主党副干事长的细野豪志秘密访问中国，与中方总共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随后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戴秉国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通了电话。10月4日，出席亚欧会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会面。10月11日，中日两国国防部长会晤。接着，民主党元老江田五月访华，转达了菅直人首相发展中日关系的口信。双方一些暂时停止的双边交流开始恢复，两国关系逐步走向回暖。[100]但日方传送出来的混乱信息：首相菅直人直指“中国威胁”，外相前原指责中国“歇斯底里”，还是恶化了中日之间的气氛，致使中日两国政府首脑不能在东亚峰会正式会晤。
无论是非法抓扣中国船长，还是准备全面对抗中国重开春晓油气田生产，前原的态度一直都十分强硬。实际上，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于钓鱼岛海域冲撞中国渔船，并非法抓扣中国渔船船长的事件中，作为日本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分管海上保安厅，是实际的幕后指挥者。前原的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中国取消与日本合作开发东海油气田的第二轮谈判，中止了与日本的省部级官员交流，以及其他双边交流计划，从而给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带来毋庸讳言的负面影响。菅直人新内阁上台伊始，中日关系会变得如此之糟糕，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再一次说明了中日关系的敏感脆弱和复杂易变的特性。
前原如今被菅直人任命为外务大臣，成为市民运动起家、不擅长外交的菅直人首相在外交安全保障方面的最得力、最主要的助手和决策者之一。在他担任外相期间，日本外交、尤其是对中国政策将何去何从？他在外交上表现出来的“亲美抗中”的思想，会不会使中日关系进一步走向“冷却”？成为国际社会不能不予以关注的问题。国际社会甚至担心：前原当外相一天，中日关系就会紧张一天。[101]这一疑虑也许并非杞人忧天。无论如何，听其言、观其行，是必不可少的。
2、中日关系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调整
如果我们放眼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许会不由得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民主党政府、菅直人新内阁选择在这个时候、在钓鱼岛问题上出手挑衅，到底是随机的偶发性事件，还是将蓄谋已久的战略安排付诸实施？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撞击中国渔船、抓捕中国渔民、扣押中国船长这一事件本身倒不一定是预先设计好的，但这一事件的发生及其发生后日方坚持适用国内法审判中国渔船船长的强硬方式，无疑反映出日本政府外交安全战略的调整苗头和转型方向，这个方向性的转变，也许不会因为日本国内政党的轮替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海军高扬保卫国家海洋权益的旗帜走向太平洋的动向，都使日本政府忧心忡忡，一些右翼势力更是直截了当地把中国称之为“威胁”。随着“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政治、安全、财界、媒体、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甚嚣尘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在日本就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虽然日本国内也不乏主张与亚洲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有识之士和社会力量，但相当一部分势力、甚至可能是政界、政府的主流势力，都试图趁中国羽毛未丰之际，背靠日美同盟，借助美国的力量，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自民党政府如此，菅直人新内阁看来也是如此。
因此，仅在2010年，日本政府就连续出台了多项防范中国、指向中国的政策措施。如：宣布25个离岛“国有化”，并宣布将在离岛驻军；2010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西南诸岛方向的安全真空”，表示要加强在西南方面的防卫力量；将驻冲绳的混成团扩编为2100人的第15旅团、再继续扩充为8000人的师团，并在其编成内设立“两栖作战部队”；向冲绳派驻作战半径达2000多公里的F—15战斗机，以取代老旧的F—4战斗机，前者的巡航距离超过后者1000多公里；拟陆上自卫队从15.5万人扩编到16.8万人，因为陆上自卫队幕僚监部认为：由于中国海军在日本新岸海域的活动日益频繁，必须扩充陆上自卫队编制以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卫；拟到2020年将目前2000人的冲绳驻军增加10倍达20000人。拟于12月于美军举行“夺回被占岛屿”的军事演习，公开以中国为“假想敌”。[102]钓鱼岛的事情还未完结，就又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挑起争端，2010年补充预算还将为海上保安厅增加2000亿日元的经费。[103]将于2010年底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也将重点防范中国，“将自卫队部署重点转移到西南群岛”的消息。由于被称为“西南诸岛”的岛屿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海军舰队进出太平洋的主航道，因此不排除日本政府此举是“针对中国”。
日本政府的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似乎是想把钓鱼岛问题作为一块试金石：一则测试美国，看美国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承诺“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包括钓鱼岛”。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历来是一个三段式的表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日本政府行使行政管辖权的所有地区，钓鱼岛处于日本政府的行政管辖权之下，日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包括钓鱼岛”。但是最近奥巴马政府在阐述这一问题时，不再说第三句话，这就让日本政府心里发毛、脚下发虚，因此说日本政府试图在钓鱼岛制造事端以便逼美国政府明确表态、重复第三句话，似乎并非毫无道理。[104]但美国政府关于钓鱼岛的表态并没有使日本政府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美国政府发言人克劳利仍然只讲前二句话，看来美国政府并不想陷入日本政府的圈套，仍然坚持。
美国政府在1970年代将冲绳行政权归还日本政府之际，“故意”将钓鱼岛作为冲绳的附属岛屿也纳入归还之列，造成了中日之间的一个纷争火种，以便于美国利用中日之间的领土纠纷从中渔利。与此同时，老谋深算的美国政府又信誓旦旦地宣称“美国政府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他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日本的行政权而削弱了其他要求者的权利。”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移交的冲绳(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既不能增加或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政府对这些岛屿的管辖权，也没有拒绝或消灭其他要求者对上述岛屿的合法权利。众所周知，在甲午战争以前，是中国政府一直有效而不间断地在台湾和钓鱼岛行使着行政管辖权利。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移交的冲绳(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当然也不能涉及或包括钓鱼岛。可日本政府却无视这一明显的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坚持把钓鱼岛视为日本西南诸岛的一部分，认为冲绳的行政管辖权涵盖钓鱼岛，并一再于政府更换之际要求美国政府明白无误地确认这一点。日本媒体也摇旗呐喊宣称：美国暗示或间接承认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实际上，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从未承认过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而是“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主张”，主权之争是相关国家之间的问题，希望有关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纽约时报》指出：我们不承认尖阁群岛（中国的钓鱼岛）主权归日本所有。[105]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立场的理解，应该比日本媒体更加准确吧。
二是测试中国，看中国的国力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否有坚定的意志捍卫领土主权，是否拥有保卫领土主权所必须的政策和手段，是否拥有足够的自信与技巧与老牌列强在国际舞台上周旋？选择钓鱼岛发难，说明日本政府已经从对钓鱼岛的低调实际控制转向法理法权拥有，并试图通过控制钓鱼岛来扩大海洋版图，控制相关海域的海底资源。扩充陆军人数，准备在西南诸岛驻军，就是为政治、外交、法律的争夺提供军事力量的后盾和依托。借助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政府通过抓捕中方人员、扣押中国渔船、对中方人员适用国内法的方式（尽管没有进入实际审判，但由日本法院批准拘留中国渔船船长十几天，实际上已经是经由司法渠道进行处理了），向国际社会证明钓鱼岛在日方控制之下，只有日方才能有效行使管辖权。日方将坚持严格管理，对进入钓鱼岛海域的非本国船只进行拦截、驱逐和扣押，迫使中国的渔船和公务船等知难而退，不再试图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
另外，很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就是在中国全力以赴进行和平发展的时候，故意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主权、领土问题上进行挑衅，诱使中国在力量还不够强大时，就过早地陷入与他国的权益之争，造成中国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假象，拉拢国际社会共同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同时，以此作为国内政治动员的口实，在日本国内推高“中国威胁论”的调门，为针对中国的扩充军备、修改宪法、转变安全战略方针、调整防卫力量布局而制造社会舆论环境和引导“民意”支持。这实际上反映出，尽管中日之间已经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但日本对中国还缺乏最起码的战略互信，也不在乎在出现利益纠纷时，无视中国的利益和中国人的感情进行强硬对抗而损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国际媒体指出：中日之间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力量和意志的公开较量。[106]从中方的角度看，能够借力打力，努力使国际社会了解到钓鱼岛不是日本的主权领土，而是一个中国也提出拥有主权的有“争议”的岛屿，使日方暗中实际控制钓鱼岛的阴谋大白于天下，今后将继续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单方面行使管辖权，而中方则可以借此机会理直气壮地定期出动公务船，加强在钓鱼岛海域的海上执法，并使之定期化、常态化，从达到宣示和实现领土主权和行政管辖的目的。
三、关于目前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
2010年11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本横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期间，会见了日本内阁首相菅直人，实现了中日两国领导人自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日本政府急于摆脱在中日关系上的困境，外务省亚大局长斋木昭隆与中国外交当局多番交涉，直到会谈前的35分钟才最后落实，在傍晚会议的间隙举行中日两国领导人会谈。[107]中日两国领导人会谈虽然只有22分钟，但是达成了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框架之下深化合作、加强协调的共识，重申了各自对钓鱼岛主权的立场。这一会谈对于改善目前的中日关系现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日双方修复彼此关系的难度。[108]因此，对于中国外交而言，如何从钓鱼岛撞船事件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后的对日政策乃至总体外交提供有益的思想性资源，应该是国际关系学界不能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目前的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来看，其对中国政策的整体战略性框架还不够明朗和清晰，恐怕还无法断言日本已经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假想敌，因而将全部外交、安保的资源都用于对付中国，为此有预谋、有计划地在国际社会构筑反华包围圈。但其政治外交理念视中国为威胁的因素正在上升，其战略安排、政策调整和资源配置也正在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对中国的疑虑和防范，并且利用与中国的纷争煽动国民情绪、进行国内政治动员，进行外交结盟。这一政策行为模式是否将继续和发展，是否会逐步固定化为明确的战略安排和行为模式，是我们必须关注的。
笔者认为：此次钓鱼岛撞船事件也给中国外交、对日政策和处理中日关系，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1、类似钓鱼岛问题这样涉及核心利益的中日较量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后恐怕还会有更多、更为激烈的较量和博弈。我们下一步也许可以考虑，如何迫使日方承认钓鱼岛是有“争议”的议题，同意与中方进行谈判对话，以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和预防外交机制，并逐步纳入与海洋权益相关的课题，渐次扩大到有关岛屿归属的主权谈判。日方很可能会一口回绝。对此，我们不必非要毕其功于一役，应该以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详尽的政策设计以及对策预案，与其周旋，争取通过外交谈判在国际社会重新确认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调整“事后对策”的滞后反应模式，同时加强对于祖国海疆的海上执法行动，以免将来有一天因为措手不及或料想不到而损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2、中国即使在这样的博弈和较量中赢得胜利，也不会没有成本和代价。代价之一就是几年来努力推进的中日有好睦邻关系受到影响，两国国民感情再度恶化；日本政府听任国内反华情绪升高，并渲染“中国威胁论”，30多年来首次增加兵力和潜艇数量，退出针对中国的《防卫计划大纲》；与美军联合举行“夺回被占岛屿”的军事演习，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强调驻冲绳美军的地区威慑作用……。我们当然不能因为美日咄咄逼人就偃旗息鼓、不敢放手较量，但也有必要认真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减少负面影响，尽量以小的代价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尤其要掌握好博弈的力度与节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避免得不偿失的情绪性、非理智性的决策冲动。
3、注意在外交斗争中协调好政治斗争与舆论宣传的关系。钓鱼岛撞船事件的本质在于钓鱼岛主权争议，日方在有争议的地区单方面执法，并试图运用国内法审判中国渔民，于情、于理、于法，都难以自圆其说，是导致事件升级的主要方面。但我们的对外宣传是否及时、全面、准确、清楚地向国际社会解释和说明了这个问题呢？这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在一场外交博弈中赢得胜利，更关系到能否在得分的同时，也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同情，确立、巩固，而不是损害中国作为建设性世界大国的国际形象。
4、加强战略思考与政策设计。中国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把握好20—30年的战略机遇期，需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政策方针，同时谨慎应对国际上的各种挑战，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维护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同时，坚持和平与发展的长期发展战略，树立维护和平、共同发展的国际形象，需要我们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
5、如何与民主党打交道，努力做好对民主党的工作，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可以分几个层次开展工作：一是民主党高层，即现在掌握党政大权的人物。二是民主党内各个部会的负责人，将来有望走上前台的年轻议员。三是新当选议员的“一年生”“二年生”，应在其政治理念、对华印象尚未完全形成之即，及时对其开展工作，帮助其建立正面的对华印象。四是民主党议员身边的工作人员，通过经常的交往，建立感情，在国会议员身边创造对华友好的氛围与环境。
第五节、日本政治研究：野田佳彦内阁及其内外政策走向
2011年秋，日本政局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动。菅直人首相于8月26日宣布辞去民主党代表职务。民主党于8月29日选举现任财务大臣野田佳彦出任新代表。8月30日下午，野田在众院全体会议的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日本第95任、第62位首相。同时，他也是日本5年来第六位首相，民主党执政二年来第三位首相。
一、野田佳彦：其人其事[109]
野田佳彦，54岁，1957年5月20日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在自卫队家属大院里长大，父亲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精锐的第一空降团自卫官。野田1980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政治学专业，在校期间的志向是当一名记者，曾作为志愿者积极参加当时退出自民党的河野洋平组织的“新自由俱乐部”的活动。毕业后偶然看到了松下政经塾的招募广告，于是考入被称为“日本政治家的摇篮”的松下政经塾学习，作为首期学员，受到松下幸之助的直接熏陶和教诲，并以“素志贯彻”作为座右铭。野田做过家庭教师、燃气安全检查员、私立教育咨询所所长、青年政治机构副干事长等，但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从未放弃成为政治家的志向。1987年，他首次竞选千叶县县议员就顺利当选，打破了日本议员当选的年龄记录。1993年，36岁的野田作为日本新党候选人首次当选国会众议员。随后又参加新进党，最后合流到民主党。据日本媒体透露，以野田之初衷，其实想加入自民党。但自民党长期执政、派阀众多，资深政治家的选举地盘多会传给自己的子女或亲信，像野田这样缺乏背景和靠山的年轻从政者很难进入自民党的后备梯队，投靠无门的野田不得不栖身于民主党。
初出茅庐的野田既无知名度又无强力后援组织，为积聚人气，就每天早晨站在千叶县的车站前向上班的人流阐明自己的政策。从1986年10月到去年就任财务相的前一天，连续坚持了24年的“早晨演讲”，其口才全国闻名，被称为“演讲达人”，自己也以“庶民派”政治家自诩。2002年，野田第一次参与民主党党首选举，以“中庸”、“和的政治”为口号，作为“年轻势力代表”角逐民主党党代表，挑战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虽然落败，却也崭露头角，积累了政治资本。2006年，时任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的野田佳彦因“假邮件事件”引咎辞职。2009年民主党夺取政权后，野田被任命为财务副大臣，2010年6月，时任财务大臣菅直人当选首相，野田继任财务大臣，菅直人9月改组内阁，曾有意让其出任内阁官房长官，但他坚持留任财务相，由此在经济金融界建议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奠定了其在权力体制中作为“经济政策通”的核心地位。2011年9月，一向被认为“不太像首相”的野田佳彦出任日本第95任、第62位首相
野田佳彦为人敦厚，行事稳重，《朝日新闻》评价他“性格敦厚、以礼待人”，如此性格在讲究“礼”的日本社会很受欢迎。在团体中，野田具有“老大”的气质，善于照顾周围同僚，深受年轻议员信赖，“常常邀我们一起喝酒，并倾听我们的心声”，但追随他的拥护者并不多，所领导的“花齐会”也就20多名国会议员。野田爱好日本传统项目柔道和职业摔跤等格斗比赛，并酷爱日本酒。日本媒体说他爱开玩笑，只不过“常常达不到预期效果”。
二、野田内阁的政策走向
野田作为民主党内年轻议员的中坚人物，一直被视为党的“下一代领导人”，他熟悉财政金融政策，善于处理复杂的行政事务，擅长协调各方面关系，政治家生活も順風満帆とはいえない。８年の衆院選では１０５票差で落選。復活後の平成１４年に党代表選に出馬するが敗北した。１８年には偽メール問題で国対委員長を引責辞任した政権交代後は、鳩山由紀夫内閣で財務副大臣、菅直人内閣で財務相としてマニフェスト（政権公約）の財源確保に腐心したが、「財務省の組織内候補」とレッテルを貼られてしまった。其价值标准、政治信仰、外交理念和政策主张较为保守，在野党时期的政治风格具有较强的鹰派色彩，被称为“民主党的小泉”。这与其日本军队大院成长的经历，松下政经塾学习的背景有关。军方人士、松下政经塾的学员，通常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特别在外交安保问题上态度强硬，从政风格一般都具有明显的“鹰派”特征。2011年9月13日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野田提出“正心诚意”作为新内阁的座右铭；把震灾对策和经济重建作为最优先的课题，实施包括财政重建和经济增长两大目标的经济复兴战略，为确保达成上述课题和目标的财源，将坚持增税路线；为此要与在野党进行广泛深入的协商对话。[110]设定了内政优先的施政方针。
1、外交保问题成堆[111]
1、今回の代表選は満を持しての勝負だったが、支援を期待した前原氏が出馬したため一時は「当選圏外」と言われた。ただ、これで吹っ切れたように財政再建を説き続けたことが「ぶれない」イメージを浸透させることにつながった。
思想信条は根っからの保守派。いわゆるＡ級戦犯について「合（ごう）祀（し）を理由に首相の靖国神社参拝に反対する論理は破綻している」と主張してきた。
格闘技ファンで酒にもめっぽう強い。人情家だが、決断力に欠けるとも言われる。果たして泥にまみれながらも民主党の「怨念」を乗り越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それとも泥の中に逃げ込んでしまうのか。「どじょう」の真価が問われている。（加納宏幸）
在外交与安全领域，野田是“双重”保守，既支持发展军事力量，又注重“加强日本的安全”。他主张行使“集体自卫权”，提议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紧急状态法”，要求提高防卫能力的质和量，全面完善安保体制。他积极推动制定“宇宙基本法”，并视为自己的突出政绩，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时大肆宣传。值得注意的是，野田将太空和海洋称为“新的前线”，鼓吹日本要努力开拓太空和海洋，以此“开创日本的百年大计”。其太空政策主张不仅限于和平利用，还要积极研究太空的军事利用，企图修改日本政府禁止以“防卫目的”使用太空的基本方针，称只要不是用于侵略目的，就可以扩大使用的范围与层级。[112]
（1）对美关系仍然是野田内阁的首要外交课题。野田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与外交的基础和最大财产”，必须从现实利益和价值观的双重角度认识其重要性，主张遵守日美关于普天间机场在冲绳县内搬迁的协议，以稳固的日美同盟为基础，推进与亚洲邻国的关系。[113]因此野田内阁在外交上将继续奉行“拉美抗华”的基本政策方针。但日本国内政局不稳、首相频繁更换，不能不影响日美领导人之间的机制性正常对话的进行，菅直人在首相任期内就未能实现访美。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戈登·弗莱克指出：日本领导人频繁更换，使得华盛顿方面不在严肃对待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因为他们的任职时间没有多长。[114]目前，冲绳普天间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难以解决，日本政府迄今未提出加入美国倡导之TPP（环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方案，并仍然限制进口美国牛肉，这都是美国很关注，却还没有任何进展的问题野田内阁既要维系日美同盟，又不能忽视要求把美军基地迁出冲绳的国内民意，面临着两难选择。
为表明重视日美同盟的姿态，野田刚一出任内阁首相，就与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通电话，表明了早日访美的意向[115]。9月1日，野田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15分钟，商定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举行日美首脑会晤。野田强调：巩固的日美同盟对于太平洋的安定、和平与繁荣不可或缺，将与美国总统合作进一步推进日美同盟的发展。[116]这一表态表明，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仍将日美同盟视为“基轴中的基轴”。9月14日，日美双方商定于21日举行首脑会谈，就深化双边同盟关系交换意见。[117]如果9月的日美首脑会晤未能实现货未能达成目标，则将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日本政局的动荡使白宫在对待日本领导人的问题上更加谨慎行事。因此，走马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就是为首相出席联合国大会，举行日美首脑会晤作出安排。
奥巴马在与野田通电话时要求野田内阁把普天间基地问题作为最优先解决的课题。美国总统在与日本新任首相的礼节性电话中提出实质性要求，在日美关系史上还是不多见的，表明美国政府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强烈期待。。美国驻日大使在会见一川防卫大臣时，明确要求日方，按照美日协议尽快解决冲绳普天间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但冲绳知事与外务、防卫两大臣分别会面时，坚决要求把美军基地迁出冲绳县以外。[118]玄叶外相对美国驻日大使承诺履行日美协议，将美军基地迁至冲绳县内的边野古。[119]野田内阁已经决定，今年12月之前提出普天间基地搬迁的环境评估报告书，经过与冲绳地方政府进行协商，明年6月开始相关设施的海上作业。将把这一日程安排在首脑会晤时向美方通报。[120]对美外交任务重大、时间紧迫，能否顺利实现上述外交日程并取得重要成果，对于野田内阁及其年轻的外相，对于日本对美外交和日美关系，都是一块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试金石。
（2）对华政策是决定日本外交成败的关键。在对华关系上，野田的历史认识，对于领土、安全问题的强硬态度，成为可能影响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问题。野田称：中国的军力发展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又称：“实际控制南海的中国没有道理来对‘冲之鸟礁属于日本’说三道四”。他还在国会提出议案，要求国会通过决议确认钓鱼岛为日本领土。在历史观方面，野田是民主党中少数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议员。民主党主流势力认为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因此不应参拜，而野田则认为，甲级战犯在“法律上已经不是战犯，不能因此而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即使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也只是“基于国际政治上的考虑”，“东京审判认为南京大屠杀有20多万人遇难是虚构的”，即便在以保守著称的自民党中，其历史观也算是“偏右”的。德国媒体因此评论说：野田关于战争历史的言论可能会招致亚洲邻国的抗议，在外交上也可能会与邻国发生碰撞。[121]
野田首相一方面强调中国军力的增长和扩大以及对外强硬的姿态，成为日本担心的因素，并有动摇地区内国际秩序的危险。民主党政调会长前原诚司在访美期间公开宣扬“中国威胁论”，回国后又要求讨论修改武器输出三原则和被派遣到海外的自卫队的武器使用基准，并希望与自民党、公明党共同进行深入的讨论。自民党政调会长石破茂表示：前原的主张是正确的。[122]前原在外交安保方面的观点与同出松下政经塾的野田几无二致，其论调有可能透过民主党的政策决定机制影响国会和政府，究竟是否会成为野田内阁的政策方针，值得密切关注。
另一方面，野田也重视中国巨大的市场能力拉动亚洲经济发展和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希望能借亚洲的力量帮助日本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他表示，日本与亚洲是“双赢的关系”，对华经济交流应该成为日本经济外交的支柱。[123]这样一种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与美国的两手策略相似，是日本外交继续“唯美是从”思维惯性的反映。由此也可研判，野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同样不会大起大落。由于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仍未有效解决，因此仍将持续后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的双曲线特征----国民感情曲线的剧烈波动与利益关系曲线的相对平稳----并将相互交织影响，在曲折反复中前行。
在野田内阁时期，中日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迅速得到全面而妥善的解决，双方的利益互存关系也会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野田如何判定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如何与中国交往，现在正面临新的起点，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而未来则需要从脚下开始。尽管野田在对华关系上曾多有强硬陈词，但那大多是在民主党执政之前，担任内阁职务期间，他并没有参拜靖国神社。出任首相后，他也明确表示：自己和阁僚都不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24]这一表态无疑是一种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理念的现实主义选择。中日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加深，也使得日本政治家以“反华”作为社会动员、聚拢人气和巩固权利基础之手段的可行性越来越小。在面对成堆的内政难题时，成熟政治家的理智选择应该是借助中国市场发展日本经济，而不是挑衅中国以转移国内矛盾、进行政治动员。简单地从野田以往的言论分析其上台后的政策倾向，恐怕过于轻率了。何况日本对华政策多年来已形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方针、政策底线和利益边界，其政策决定过程充满了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折冲，远不是首相个人能完全左右的，不会因首相的更迭而大起大落。因此，对于野田内阁的对华政策，重要的不是急急忙忙贴上标签、划分左右，而是“听其言，观其行”。
2012年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0周年。步入中年的中日关系毕竟已经超越了受制于领导者个人性格、理念和立场的层次，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也不应该听任个人理念左右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更不能随意放大个人好恶进入决策过程。2011年8月29日，环球网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在回答“你是否担心野田佳彦会使中日关系逆转”的问题时，有74%的投票者认为不担心，认为担心的占26%。看来中国民众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还是抱有乐观和希望的。这对于中日关系当然是一个利好的信息。9月6日，野田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同电话15分钟，表示希望借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机，进一步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通过对话解决争端。温总理邀请野田首相早日访华，野田首相答应在适当的时候访华。随后，首相官邸指令外务省，为野田首相在10月10日前后访华做准备。[125]野田内阁上台后，虽然中国媒体连篇累牍报道“鹰派”野田的右翼历史观和强硬对华观，但中日关系新的开局保持了稳定性、连续性，并未像危言耸听的报道那样火花四溅，这是成熟而稳定的两国战略关系的必须。当然，不能忽视突发性事件对中日关系的冲击，以及决策者个人在危机管理期间的决策偏好，因此有必要建立中日双边危机管理机制以抑制日方决策者基于政治理念的本能反应和激情决策。
（3）周边外交。鉴于野田以前发表过有关政治、外交和历史的保守观点，亚洲各国对于他出任日本首相抱有一定的警惕。野田佳彦曾于2005年10月17日在向国会提出的质疑提问书（质问主意书）中别出心裁地声称：“所谓的A级战犯均不是战争罪犯。因此，以合祭A级战犯为理由来反对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当然，以小泉总理的见解，也是难以驳倒反对者的逻辑的。”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参拜的是非问题必须考虑国家利益，因此，那种基于A级战犯作为战争罪犯因此不应被合祭的论调，实际上是在侵犯所谓A级战犯的人权、和国家的名誉。”[126]因此，韩国媒体已经就野田的当选表示了担忧。韩国SBS电视台的报道认为，野田佳彦曾经5次当选众议员，属于民主党内保守派人物，此前就曾放言“在靖国神社供奉的甲级战犯已经得到赦免，因此不属于战争罪犯”，“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没有问题”。随着有极右倾向的野田佳彦成为日本新首相，因独岛领土争端而陷入僵局的韩日关系恐怕将继续冷淡。韩国《国民日报》8月29日认为，野田佳彦是主张否认二战甲级战犯和明确反对赋予在日外国人、包括在日韩国侨民参政权、选举权的“问题人物”。担心其右翼的历史观念将在可能在领土、日本海、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采取比菅直人更加强硬的态度，使韩日之间产生更多的摩擦，韩日关系前景堪忧。日本外务省官员认为，日本的核心利益是周边没有“敌国”。[127]为此，野田首相于9月6日跟中国、俄罗斯、韩国的领导人通了电话，表达了稳定彼此关系，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的意愿，[128]开始了上台后的周边外交。野田内阁将如何通过首相访问中国、俄罗斯，韩国总统访日等重大外交活动来推行周边外交，是亚洲邻国不能不关注的。
2、经济政策难有作为
在国内经济方面，棘手问题堆积如山。如：核事故善后处理与灾后重建，巨额国债导致政府财政困难，日元升值致使出口困难等。对于野田内阁来说，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处理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都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
首先，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民主党2009年众议院选举大胜自民党，依据打破自民党一党执政的“55年体制”时，客观上是自民党长期执政产生的政策疲劳，以及民众对其极度失望，主观上是民主党形象清新，选举策略得当。换马，是当时日本民众最常见的心态，普遍要求换民主党上台。但如今，这一切对民主党有利的环境均已烟消云散金融。金融危机后遗症久治不愈，灾后重建蹒跚而行，日本主权信用等级被下调；国会参众两院“扭曲”，党内矛盾重重，分散了政治运营、政策协调所必须的党内外资源；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相互作用，使日本处于内外交困、束手无策的两难境地。
其次，缺乏很好的政策遗产。民主党2009年大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反对自民党提出的税制改革，主张维持现有5％的消费税率，并宣布了多项惠及民众的政策措施。但上台后，受困于财政紧张难以为继，不得不改弦更张，要求提高消费税，惠民政策或推迟、或减免，被认为言而无信，导致2010年参院败选。野田当选后，面对着灾后重建、核能、公共债务、经济增长、医疗社保改革和财政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他表示要推进“有执行力的政治”，提出了“迅速处理好核泄漏事故，实施灾后重建，应对经济和财政困难”三大优先施政目标。但实现这些政策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如何开拓财源是最大难题。野田是坚决的增税派，其口头禅为“没有财源就没有政策”，在竞选承诺中即倡导增加税收为日本灾后重建筹款，将消费税从5%提高到10%，释放出强烈的增税信号，以缓和债券市场之前对政府将通过发行建设债券和零利率债券为灾后建设筹资的忧虑。他认为，“光靠削减支出来拯救日本经济的方法已经走到尽头，今后必须依靠增税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129]野田是此次竞选中唯一坚持主张进行艰苦改革来减少债务的候选人，选择了持同样财政政策理念的安住淳出任财务相，又恢复了民主党内的“税制调查会”，以老资格的原大藏省出身的官员、曾担任过财务相的藤井裕久出任会长，以便讨论关于税制改革、增加消费税等问题，压制党内强大的反增税势力。[130]野田内阁将继续菅直人内阁决定的方针，把增税作为重要政策之一，到2010年代中期提高所得税到10%。
第三，对于日元升值问题，尽管日本政府已经推出一系列措施，但至今未见成效。野田在该问题上态度强硬，一直呼吁日本央行共同应对日元升值，但目前仍然尊重央行的独立性，尚未施压央行采取额外的宽松措施。上台后将推出何种措施，能否取得有效成果，还需拭目以待。
第四，在国家能源战略问题上，与菅直人主张逐步放弃核电的理念不同，野田是主张核能发电一派。他认为，“至少在未来30年内还是应该合理利用既有的核电站，并对输出核电技术持积极态度”，人们应当重建对核能的信心。顾及到辐射泄漏受害地区民意，考虑民众对核能的不安情绪，野田表示政府短期内不会新建核反应堆，他希望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重新启动被关闭、但已经通过安全评估的核反应堆，以保证稳定的能源供应。不过，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地方政府和民众对于核能的信心短期内恐怕将难以恢复，其主张与国民的要求还存在相当大的温差，能否会获得支持还在未定之天。
毫无疑问，野田内阁面临的是一个前首相留下的“烂摊子”。经济成长与财政重建的两难课题：为经济增长，要刺激消费；为重建财政，要增加税收。经济不景气导致税收不足，社会福利又需要大量政府开支，源少流多使日本政府只好大量发行国债。目前日本政府的公共债务规模已经达到5万亿美元，是其经济规模的两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已经下调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不增税，政府财政无力承担债务重压。如果增税，经济上将打压占GDP60%的国民消费，降低国民生活水平，无法通过刺激消费进而提振经济。市场对此也有敏感反应，经济界（制造业、百货业、零售业、流通业、房地产业）人士，如经团联会长米仓昌弘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对增税进行牵制。[131]在政治上，因菅直人提及增税而导致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利的殷鉴并不久远，民主党能否在众议院选举之前不顾选情而出增税之策？对此，有必要密切关注政府最终推出的财政改革细节。如果野田决策增加消费税，将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也许将决定野田内阁的寿命。
3、国内政治举步惟艰
修复与在野党关系，将是对新首相政治运营能力的最大挑战。菅直人在任期间与在野党的关系越来越僵，致使许多法案难以在国会成立。朝野政党仅仅为了一党私利而恶斗，却没有殚精竭虑于解决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招致国民的反感。
野田为了国内政治的顺利运营，力主推动朝野政党“大联合”，为此不惜对民主党竞选纲要进行修改。8月29日下午他在东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将沿袭菅内阁的政策，努力与反对派阵营合作。坚持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和公明党8月早些时候所达成有关修改育儿补贴的协议。协议规定，日本将从2012年起修改初中生以下的未成年人每月可领取一定补贴的现行育儿补贴制度。因为3月11日地震后，灾后重建预计耗资巨大，在野党要求对这项政策设置收入限制，将多余金额用于灾后重建预算。为此，与在野党合作，推动国会尽快通过2011年度第三次补充预算是新内阁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务。但如果应在野党的要求修改竞选纲领，又意味着失信于民，对民主党的声望和选情构成负面冲击，而且必将引起党内坚守竞选纲领一派的反对，加剧党内的意见分歧和派系争斗。
野田之前的5位首相，在执行各自经济政策方面一直都因在野党的反对而阻力重重。野田也将面临相同的难题。为保证政治运营的顺畅，野田迅速与在野党领袖见面，提出朝野政党就灾后重建、税制改革、日元升值对策等议题组建联合协商机构，得到了自民党、公明党的赞同。[132]目前，如何在国会联合其他在野党，尽早通过用于灾后重建的第三次修正预算案，正是市场密切关注的焦点。
野田在当选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将尽快与在野的自民党总裁和公明党代表会晤，与在野党建立信赖关系，在此基础上实现朝野政党的政策协商。野田早在参选民主党代表前就对与自民党、公明党组建大联合政权问题表明了积极态度，然而在野党则对组建联合政权持否定态度。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说，自民党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和政治手法不同，自民党可以在灾后重建方面与民主党进行合作，但组建联合政权很困难。[133]此外，其他小党齐声反对三大党联合执政，民主党内部反对意见也很强烈，大多数日本民众也对“保守合流”不感兴趣。[134]因此，目前组建大联合政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野田的大联合设想固然有通过联合执政以保证政治顺畅、各项经济政策顺利推行的积极因素，但与社会各界的希望还有差距，而且也不符合政党之间互相制约的民主政治运行准则。
从日本各政党关于“大联合政权”辩论及其各自在日本政治经济危机中的作为来看，“日本的危机在于‘井中政治’”。民主党内讧不断，自民党也不是“负责任的在野党”，各党派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专注于争权夺利和互相指责。没有基于国家利益、超越党派的广阔视野，因而无法制订走出政治经济危机的战略。[135]只要日本政党和政治家跳不出“永田町”之井，就不饿能创造出日本国家发展的战略构想和方向，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就依然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事后决策、被动应付，日本也就很难迅速走出政治危机和经济困境。
在强调与在野党合作的同时，野田表示将竭尽所能保持民主党党内团结。野田佳彦的意外胜出，是民主党内“去小泽化的结果”。由于小泽一郎派系拥有130人左右的庞大实力，在党首选举中举足轻重，因此小泽本人支持的海江田万里呼声最高。但是，对小泽东山再起、操控党务的警惧反而促成了“反小泽派”的联合。菅直人、野田、前原、鹿野等集团在民主党代表选举投票前预判，首轮选举无人胜出，海江田的票最多，也不会过半数，野田、前原之中必有一人位居第二；因此约定进入第二轮投票时，所有“反小泽派”的票都要投给第一轮中得票第二的人。从选举过程看，野田在第一轮投票中得102票，海江田万里得143票，第二轮投票时，野田却以215票，超越海江田的177票，实现了大逆转。这说明，一方面小泽连续三次亲自出马或推举候选人竞选党代表都未成功，其政治影响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亲小泽派”在推不出本派候选人、又有9名议员被停止投票资格的情况下，仍夺得177票，显示了强劲的党内实力。野田的胜利，延续了“亲小泽派”与“反小泽派”的对立，扩大了民主党内的分裂，使民主党把过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上，而忽视了通过辩论制订政策的重要性，不能承担起执政党的责任，从而增加野田内阁面临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看，野田如果不能很好的融合党内分歧，加强党内团结，其个人的胜利，将意味着民主党作为政党在日本政坛上的失败。
为巩固党内政治基础，野田提出了“举党融和”的口号，提出要推进“超越怨气的政治”，在党内人事安排上尽量照顾各大派系。以接近小泽的参议院议员会长舆石东为干事长执掌党内人事、财务大权，以鸠山由纪夫的亲信平野博文为国会对策委员长与在野党协调，以同为主流派的前原诚司为政调会长加强党的政策制订功能，以中间派的樽床伸二为干事长代理。这一党内各派“利益均沾”人事布局立刻达到了预期目的，因反对处分小泽而提出脱党的16名民主党议员撤回了“脱党申请”。[136]在内阁人事安排上，也尽量维持各派系的均衡，以求“举党一致”。如何处理小泽问题，恐怕将成为民主党内未来的一个焦点。“亲小泽派”如舆石东，主张撤消对小泽的处分，“反小泽派”如冈田克也，要求保留处分。现在舆石东出任干事长，而冈田没有党政任何职务，“亲小泽派”主导党内事务，与“反小泽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博弈仍不可避免，虽然不至于导致组织上的分裂，但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不是以政治理念和政策观点作为讨论的遗体，而是以个人的亲疏远近作为党争焦点，暴露了这个政党只有“人治”、少有“政治”的致命弱点，何况内斗消耗政治资源、降低凝聚力的负面影响也是可以想见的。
为加强民主党的决策功能，野田宣布：作为原则，政府决策之前，应得到党政调会长的认可。从而改变了民主党上台以后的“内阁决策一元化”的决策机制，强化了前原作为政调会长的决策权。尽管民主党上台前批评自民党的这一决策模式是“产生族议员和利益交换的温床”，但不过2年，民主党就沿袭了自民党的做法。[137]同时，在首相官邸设立野田为议长的“国家战略会议”，作为国家财政政策的决策核心机制，负责讨论有关政府预算编制、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等领域的重要方针政策，成员有经济财政大臣古川元久、财务大臣安住淳、日本一行总裁白川方明、经团联会长米仓昌弘、工会联合会会长古贺伸明等人。实际上是自民党“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翻版。被媒体批评为“急速地自民党化”。[138]“法案事前审查制度”的恢复和“国家战略会议”的设立表明，民主党无法超越既有的“政官财协调”的决策体系，不得不放弃了竞选纲领标榜的“政治改革”、“一元化决策”，以及在政治创新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能力欠缺。
4、执政时间有限。
野田一上台，日本国内关于他在首相的位子上能坐多久的疑问就呼之欲出、挥之不去。野田内阁究竟是短命、还是长寿，除了政治经济和国际的各种客观形势之外，还有一个因党内选举制度规定而产生的时间窗口问题。民主党代表任期为两年。菅直人2010年9月在定期民主党代表选举中当选，一年后辞职。因此野田的党代表任期只是到2012年9月底，仅仅是“补足”党代表2年任期中的剩余时间，只有一年的时间“证明自己”。时间窗口的短暂，政治议程的繁多，经济形势的严峻，决定了野田内阁在政策制订和执行方面的空间有限性和时间紧迫性。野田佳彦的选择，很可能是国内事务积极推进，尽量通过解决一些国民关心的实际问题缓解国内压力，争取民心人气，为日益临近的国会大选做准备；国际事务相对稳定，优先处理迁延未决的现存课题，按照既定轨道推行既有政策，稳定与主要大国的关系，维持现有地区秩序。实际上，随着日本众议院选举年的日益临近，选举政治的议程将使野田内阁用于既有政策调整和新政策制订的时间更为紧迫、资源更为有限。在日本有“歌手１年、首相２年”的说法，比喻歌坛和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之快，但2006年以来，连首相也变成一年一换了。野田究竟能否长袖善舞、纵横捭阖，为病入膏肓的日本政治、经济找到对症的良药，完成地震灾后重建，破解扭曲国会的政治混乱，走出2006年以来“一年一相”走马灯似的轮回？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野田内阁的人员结构特点[139]
2011年9月2日，野田内阁经过一系列法定程序而正式成立。9月3日，日本共同社公布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野田内阁支持率为62.8%，民主党的政党支持率为27.2%，高于自民党的23.6%，反映出国民对主张全党团结的野田政权的期待。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2006年下台之后，5年来日本换了6个首相，平均不到一年就更换政府首脑。其原因之一固然在于日本的议会内阁制的制度规定，但频繁更换首相“妨碍政策执行的一贯性”，使日本陷入领导危机，成为日本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的原因之一。可见政局的不稳定，已经成为日本复苏国家经济、改善民众生活、扩大国际影响的巨大障碍。特别是近年来，日本经济低迷，人口老化引发诸多社会问题，野田内阁受命于国家处于困境之际，到底能执政到什么时候，能否在社会的殷切期盼下有强力作为，很快就会通过民调反映出来。
实际上，在日本民主党推选党魁之前，野田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远不及如曾任外相的前原诚司。根据富士电视台8月27日的调查，前原以53.6%领先，野田的支持率仅5%。野田佳彦支持率与魄力都不如前原诚司，被日本媒体称为“最不像首相”的人，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当仁不让、勇挑重担。人望不高的野田，仅取得了民主党215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就当上了首相，虽然符合议会内阁制的民主程序，但民意基础实际上相当薄弱。他上台后即使与国民之间有短暂蜜月期，恐怕也不会很长，只要施政和言行稍有不慎，支持度就会大幅下滑，不仅在野党会严厉批评，党内对立派系也会借题发挥、拉他下马。
野田内阁的主要阁僚有：官房长官藤村修是野田的亲信，曾任民主党干事长代理；财务大臣安住淳，原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外交大臣玄叶光一郎，原任国家战略担当大臣；防卫大臣一川保夫，原任参议院政策审议会长；原首相辅佐官莲舫任行政刷新兼公务员制度改革相。野田内阁的特点：首先是年轻，18位阁僚的平均年龄为58.3岁，比上一届菅直人内阁的59岁还要年轻一点，其中40多岁的“60后”阁僚占了三分之一，最年轻的环境大臣细野豪志年仅40岁，有10人是首次入阁[140]。其次是平衡，民主党内各派系基本上都有人入选，其中野田派2人、前原派3人、菅直人派1人、鹿野派2人、原社会党系和民社党系各1人、接近冈田克也的无派系者3人、小泽派也有2人入阁，是为平衡党内各派势力的“举党态势”内阁。联合执政的国民新党的自见庄三郎再次担任金融?9?9邮政改革担当大臣。再次是重视国会运营和与在野党的政策协调，包括野田本人，有6名阁僚曾担任过国会对策委员长，[141]具有丰富的与在野党打交道的经验和技巧，这也是“扭曲国会”的现实政治格局下无奈的选择。
但是，照顾党内各派的“平衡内阁”就很难惟才是举，年轻阁僚就难免从政经验欠缺、专业素养和能力不足，暴露了民主党人才储备不足、以及部分阁僚政治资历不够完整、政策熟悉程度有限、公众知名度不高等弱点。连民主党的平野博文国会对策委员长也认为是一个“不完全”的内阁。[142]在野党因此纷纷批评说，野田内阁是“没有问政于民的非正统内阁”（自民党副总裁大岛理森），要求尽早解散国会、举行大选。“缺少政治经验的内阁”（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批评内阁没有执行力。“没有传递出理念和政策的内阁”（社会党党首福岛瑞穗）“面向党内的关怀内阁，不知道能否解救日本”（新党改革代表舛添要一）。“不得不走官僚路线的轻量级内阁”（大家的党代表渡边美智雄）。“民主党内阁放弃政纲，得不到国民信任”（共产党书记局长市田忠义）。“过于关注党内平衡，人事安排令人担心”（奋起党干事长圆田博之）。[143]虽说在野党的功能就是批评执政党，但也不得不承认上述批评意见确实有合理的成分，确实击中了野田内阁和民主党的软肋。比如：一川防卫大臣自称是“安全保障的素人（外行）”，几乎从未涉足安保领域。安住自己都对被任命为财务大臣感到“惊讶”。玄叶外交大臣也几乎没有对外交问题发表过意见，缺乏外交经验，9月2日他表示，希望加强与中国、俄罗斯、韩国等亚太国家的关系，强调日中关系非常重要，尤其应在经济领域实现双赢，同时也关注中国海军力量增强和国防政策缺乏透明度，但这只是转述一般看法，并无个人独特政见。[144]两人共同的特点是都不太熟悉外交安保问题。野田如此安排是为了加强首相在外交安保问题上的决策权、控制权。
正是因为部分阁僚的执政能力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民主党内的重量级人物冈田克也、仙谷由人虽然没有担任任何党政要职，但被认为是野田内阁的“幕后将军”，将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民主党议员甚至评论说：冈田是影子财务大臣，仙谷是影子经济财政大臣。由此形成了非正式的决策核心团队----“野田－冈田－仙谷”三角结构。[145]因此，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和行政效率，也是民主党和野田内阁的政治运营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当上任不过9天的经济产业大臣钵吕吉雄因失言辞职之后，对野田内阁执政能力不足的批评不绝于耳，甚至要追究野田首相的任人失察的责任。[146]“野田丸”刚刚起航就遇到台风横扫日本列岛，政治冲击也接连不断，堪称是踉跄起步、前途未卜。
另一个几乎没有人注意的问题是，阁僚们是否有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的问题，野田是否对他们都进行了严格的“体检”？民主党政治家虽然相对而言比较清廉，但也并非毫无政治资金问题。菅直人、前原诚司2位前党代表都分别接受过在日外国人的政治捐款104万日元、109万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野田也接受过在日外国人31.8万日元的政治捐款。[147]虽然已经过了3年的追诉期，但作为担任内阁职务的政治家，多少是野田个人在政治伦理方面的瑕疵。由于民主党主张给与在日本永久居住地外国人以选举权，并成立了“永住外国人法律地位向上推进议员联盟”，因此民主党议员接受外国人政治资金的问题就不能不引发联想。高崎经济大学的宪法学教授八木认为：迄今为止媒体所曝光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民主党内的外国人政治捐款可能为数不少，民主党有必要尽快对应。[148]如果野田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其他阁僚也出现类似问题，将会成为在野党攻击的焦点，新内阁有必要就此进行危机管理。[149]这对于刚刚起航的“野田丸”终归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风雨，给本来就错综复杂的政治运营带来新的困扰。
在国际社会，2012年将是一个动荡之年。美国、俄罗斯、韩国将举行总统大选，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八大”，朝鲜将迎来金正日诞生70周年，很可能会完成最高权力的转移过渡……。如何应对国际和地区上必然自外向内影响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安保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野田内阁的外交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日本共同社2011年8月21日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新内阁的首要课题“震灾后重建”63.7%，“景气和就业”33.5%，75.5%支持“摆脱对核电依赖”的政策，国民关心的还是希望政府优先解决内政问题。而国际舆论对野田内阁的评价都不很高。欧美媒体认为：野田以“泥鳅”自比是党内基础薄弱的反映。亚洲国家则批评野田的历史观。日本媒体认为，“野田丸”出航伊始，就将多灾多难。[150]
总之，当下的日本，内有灾后重建负担，外有出口贸易困境，政治上党内嫌隙亟待抹平，党外合作需要折冲，经济上政府债台高筑，日元汇率不断攀升。面对这“理不清，解还乱”的烂摊子，自称为“泥鳅”的野田以及被日本媒体称之为“泥鳅内阁”的野田团队能有回天之力吗？时间将给我们最明确的回答。
注释：
[1]“都市、地方都是压倒性的”《日本经济新闻》2009年9月1日。
[2]野中尚人：《自民党政治的终结》筑摩书房新书，2008年9月半，第228页。
[3]2005年众议院选举时，投票率分别为：20—34岁，51.35%；50—59岁，79.38%；60—70岁，83.12%；财团法人光明选举推进会http：//www.Akaruisenkyo.or.jp/070various/s44.html.
[4]『小选举区投票率、過去最高69.28％』《读卖新闻》网页http/www.yomiuri.co.jp/politics/news/20090831-OYTIT00994.hty.
[5][日]《朝日新闻》关于2009年选举的专门网页http://ww2.asahi.com/senkyo2009/kaihyo/。
[6]1996年大选至2003年大选各党所获议席数参见[日]石川真澄『战後政治史新版』，岩波书店2004年版、235－238页。2005年大选各党所获议席参见[日]蒲岛郁夫、菅原琢『地方の刺客が呼んだ[都市の蜂起]』『中央公論』2005年11号。2009年大选各党所获议席数参见http://www2.asahi.com/senkyo2009/kaihyo/。转引自：张伯玉“日本民主模式及政党形态转变的可能性与非确定性”，提交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5届国际研讨会论文。
[7][日]《読売新聞》2009年9月7日。
[8]转引自：张伯玉“日本民主模式及政党形态转变的可能性与非确定性”，提交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5届国际研讨会论文。
[9]参见搜狐网2009年8月31日报道的人民大学关于日本政治讨论会的情况。
[10]『総選挙、関心高いが期待薄?』[日]《朝日新闻》http：www.asanl.com/politics/update/0820/TKY200908200278.html?ref=reca。
[11][日]《読売新聞》2009年9月29日。
[12][日]共同通信社2009年10月4日。
[13]“自民党能夺回政权?”[日]《読売新聞》2009年9月2日。
[14]佐佐木毅：“政权交替以及‘政’与‘官’”，【日】《经济学人》2009年9月号，第82—83页。
[15][日]《読売新聞》2009年10月1日报道。
[16]“鸠山家资金提供超11亿日元”，[日]《読売新聞》2009年12月1日。
[17][日]共同社2009年12月17日东京电。
[18][日]《産経新聞》2009年11月19日报道。
[19]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2009年9月24日对笔者所言。
[20]“政调废止，年轻议员不满”[日]《中国新闻》2009年9月26日。
[21]“政府·执政党会议突然设置”《読売新聞》2009年9月29日。
[22]“鸠山政权难题：如何起用小泽？”《读卖新闻》2009年9月1日。
[23]“小泽正变成日本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者”[日]共同社2009年12月13日。
[24]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美]《纽约时报》2009年8月27日转载。原文“我的政治哲学学习祖父鸠山一郎的‘友爱’之战旗”，[日]《Voice》2009年9月号。
[25]国内网络媒体关于2009年8月31日人民大学研讨会的报道。
[26]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美]《纽约时报》2009年8月27日转载。原文“我的政治哲学学习祖父鸠山一郎的‘友爱’之战旗”，[日]《Voice》2009年9月号。
[27]【日】《産经新闻》2009年8月25日。
[28]【日】共同社2009年9月5日。
[29]【日】共同社2009年9月5日。
[30]王海滨：“民主党执政后日台关系小析”，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展望日本新内阁的内政与外交”会议的论文。
[31][日]共同社2009年12月23日。
[32]“鸠山内阁支持率猛跌至48%”，[日]《朝日新闻》2009年12月21日。
[33][日]時事通信2010年1月4日。
[34]【日】共同社东京2010年9月14日电。
[35]参见，MinxinPei,China’sTrappedTransition:TheLimitsofDevelopmentalAutocracyConclusion,p206—215.转引自：中国转型智库2010年6月，第28页。
[36]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42页。
[37]参见，何俊志、任俊峰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38]“民主党建议恢复旧军队用语暴露其政治能力低劣”，[日]共同社东京2010年11月18日。
[39]首相「今までは仮免許」…野党が相次ぎ批判，《読売新聞》2010年12月13日。
[40][日]共同社东京2010年11月22日。
[41]＜菅首相＞税制改革消費税増税含め基本方針示す意向表明，【日】《每日新闻》2010年12月25日。
[42]“外交前景不明内政课题如山”，【日】《日本经济新闻》2010年9月15日。
[43][日]共同社东京2010年11月16日。
[44]馬淵国交相問責、未明の決議…仙谷長官に続き，【読売新聞】2010年11月26日。
[45]小沢氏招致、民主に亀裂，時事通信东京2010年12月10日。
[46]菅首相、副大臣に“小沢派”７人起用,《スポーツ報知》）2010年9月21日
[47]岡田氏「議決」発言小沢派反発、抗争も，《産経新聞》2010年11月30日。
[48]小沢氏招致なら集団辞任党分裂カウントダウン，《産経新聞》2010年12月11日。
[49]小沢、鳩山、輿石氏が会談＝国会招致問題で岡田氏けん制，【日】時事通信2010年12月12日。
[50]小沢氏「政権交代の原点に返れ」首相と会談、党執行部を牽制《産経新聞》2010年12月25日。
[51]ポスト菅にらむ？…小沢氏、４日連続で議員懇談，【日】《読売新聞》2010年11月19日。
[52]民主?9?9小沢氏の新年会には議員約120人出席フジテレビ系（FNN）2011年1月2日。
[53]小泽派趋于激进对抗，《东京新闻》2010年12月21日。
[54]首相、事実上の離党勧告小沢氏は「解散かもしれない」と恫喝，《産経新聞》12月28日。
[55]政倫審出席を表明＝執行部方針受け入れ―小沢氏，【日】時事通信2010年12月28日。
[56]【日】共同通信东京2010年9月14日电。
[57]【日】共同通信2010年9月15日
[58]菅首相、社民?9?9福島党首に予算編成への協力要請，【読売新聞】2010年12月6日。
[59]与野党に不快感?9?9戸惑い?9?9批判…首相の連立打診，【読売新聞】2010年12月6日。
[60]菅政権と対決姿勢強める公明、創価学会からも批判，【産経新聞】2010年11月29日。
[61]読売?9?9渡辺会長「谷垣副総理で２年間限定」「大連立」つながる地下水脈，《産経新聞》2010年12月27日。
[62]“大連立の条件は衆院解散”，《産経新聞》2010年12月28日。
[63]“小泽失败可能导致政界重组”，【日】《每日新闻》2010年8月28日。
[64]“时代闭塞感+不信任情绪=？”【日】《东京新闻》2010年11月22日。
[65]歳川隆雄：問責決議「柳田法相の次は仙谷官房長官」なら菅政権は絶命，日《現代ビジネス》2010年11月20日。
[66]山崎元：菅内閣は「仙谷斬り」と「TPP参加」で支持率回復を目指せ，【日】《現代ビジネス》2010年11月10日。
[67]仙谷官房長官の問責決議案を可決菅内閣に打撃，【産経新聞】2010年11月26日。
[68]夜眠れない菅が勝負をかける「12月末内閣改造」の勝算カギを握るのは沖縄知事選の結果【現代ビジネス】2010年11月27日
[69]首相が内閣改造を否定【産経新聞】2010年11月26日。
[70]【日】共同通信东京2010年12月24日电。
[71]「来年は解散、政権奪還の年」大島理森自民党副総裁，【産経新聞】2010年12月24日。
[72]菅首相、中旬に内閣改造＝仙谷長官の処遇焦点，時事通信2011年1月1日。
[73]“菅首相、年明け外遊見送り＝内閣改造検討、内政に専念”，時事通信2010年12月28日。
[74]【日】《産経新聞》2010年12月10日
[75][日]共同社2010年11月24日东京电。
[76]茨城県議選民主惨敗、現有６議席にとどまる，《産経新聞》12月12日。
[77]小沢氏「菅内閣で選挙すべて連戦連敗だ」と批判,，《読売新聞》2010年12月18日。
[78]“无所适从的夕阳西下之感笼罩日本”，【日】《朝日新闻》2010年12月29日。
[79]“为不使日本沉没，必须大刀阔斧的改革”，《読売新聞》2011年1月1日。
[80]“时代闭塞感+不信任情绪=？”【日】《东京新闻》2010年11月22日。
[81]彭博新闻社网站2010年10月21日。
[82]【日】共同通信东京2010年11月20日电。
[83]“无所适从的夕阳西下之感笼罩日本”，【日】《朝日新闻》2010年12月29日。
[84]“为不使日本沉没，必须大刀阔斧的改革”，《読売新聞》2011年1月1日。
[85]【日】每日新闻2010年9月17日。
[86]【日】共同通信东京2010年9月15日电。
[87]法新社华盛顿2010年9月20日电。
[88]“美中韩对菅直人连任的反应”，【日】《产经新闻》2010年9月15日。
[89]“日本转向日美最优先战略”，[日]《读卖新闻》2010年11月14日。
[90]【日】《周刊东洋经济》2010年11月6日。
[91]【日】共同社2010年11月16日东京电。
[92]【美】《纽约时报》2010年10月28日。
[93]【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0年11月17日。
[94][日]共同社2010年11月2日华盛顿电。
[95][日]共同社2010年11月8日东京电。
[96]“前原明确表示如中国开始开采就采取对抗措施”【日】《产经新闻》2010年9月18日。
[97]中新网纽约2010年9月21日电。
[98][日]《読売新聞》2010年9月23日。
[99]【日】共同通信那霸2010年9月24日电。
[100]“日中官民交流正式恢复”，[日]《朝日新闻》2010年10月11日。
[101]“中日关系为何变得如此糟糕”，日本新闻网2010年9月21日。
[102]“防衛大綱民主案判明官邸強化へＮＳＣ新設中国にらみ南西防衛増強防衛大綱民主案判明”【日】産経新聞2010年11月17日。
[103]【日】毎日新聞2010年10月6日。
[104]法新社东京2010年9月19日电。
[105]【美】《纽约时报》网站2010年9月16日。
[106]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2010年9月22日。
[107]“日本试图与中国修复关系”，[美]《华盛顿邮报》2010年11月13日。
[108]“简短会谈显示修复关系的难度”，[美]《纽约时报》2010年11月13日。
[109]参见,野田佳彦が日本を立て直すためにすべきこと,著者渡辺勉,朝日新聞社出版,発行日2011年9月2日.
[110]首相所信表明「震災対策と経済再生が再優先《産経新聞》2011/09/13
[111]参见，野田佳彦の外交?9?9安保?9?9歴史観著者朝日新聞社出版社朝日新聞社発行日2011年9月2日。
[112]野田佳彦「わが政権構想」月刊誌「文芸春秋」2011年9月号。
[113]野田佳彦「わが政権構想」月刊誌「文芸春秋」2011年9月号。
[114]英《金融时报》网站(TheFinancialTimes)http://www.ft.com/home/uk，2011年9月1日。
[115]野田新首相、早期に日米会談の意向を伝達，日《産経新聞》2001年8月31日。
[116]＜野田新首相＞オバマ大統領と初の電話協議下旬に首脳会談，毎日新聞2011年9月2日。
[117]日米首脳21日に会談＝同盟深化を協議へ時事通信2011年9月14日
[118]米大使、防衛相に普天間早期解決強く求める読売新聞2011年9月9日。
[119]玄葉外相、米?9?9ルース駐日大使と会談普天間基地を名護市辺野古に移設する方針確認フジテレビ系（FNN）2011年9月13日
[120]普天間移設、沖縄県との交渉を本格再開…政府読売新聞2011年9月5日。
[121]德国《商报》2011年8月29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8月30日。
[122]＜前原政調会長＞武器輸出三原則などの見直し議論を指示毎日新聞2011年9月10日
[123]野田佳彦「わが政権構想」月刊誌「文芸春秋」2011年9月号。
[124]野田首相「靖国公式参拝しない」，産経新聞2011年9月2日
[125]野田首相、１０月訪中で調整尖閣問題など協議朝日新聞2011年9月7日
[126]読売新聞2005年10月18日报道。
[127]韩《国民日报》2011年8月29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8月30日。
[128]野田首相、中韓露首脳と初の電話会談読売新聞2011年9月6日。
[129]長谷川幸洋：脱官僚と政治主導に失敗し、「内部崩壊」が始まる民主党の代表選増税論者の野田に勝ち目はない／現代ビジネス2011年8月19日
[130]民主、党税調を復活「増税路線」強化／反対派封じ込め産経新聞2011年9月6日
[131]「ミスター増税」に流通業界は戦々恐々，産経新聞2011年9月1日。
[132]＜野田新首相＞自公党首に「復興などで協議機関」提案毎日新聞2011年9月1日
[133]「大連立、容易に応じられない」自民?9?9衆参幹部読売新聞2011年8月17日
[134]＜大連立＞警戒感強める小政党党首らが一斉批判毎日新聞2011年8月16日
[135]冈部直明：「日本的危机在于‘井中政治’」日本经济新闻2011年8月
[136]＜民主党＞１６人が会派離脱撤回，毎日新聞2011年8月31日
[137]野田新首相：政策決定、党が事前承認，毎日新聞2011年8月31日
[138]野田政権の船出野党時代の批判どこへ急速に進む「自民党化」産経新聞2011年9月5日(
[139]参见,〈耕論〉松下政経塾の出身者に、政治を任せて大丈夫か著者吉田貴文、秋山惣一郎、尾沢智史出版社朝日新聞社発行日2011年8月19日。
[140]内閣平均年齢58.3歳…平成で４番目の若さ，読売新聞2011年9月2日
[141]＜野田内閣＞融和に配慮、調整型国対委員長経験６人毎日新聞2011年9月3日
[142]「不完全内閣」露呈…試練は続産経新聞2011/09/11
[143]《朝日新闻》网站http://www.asahi.com/politics/update/0902/TKY201109020663.html
[144]＜野田内閣＞外交?9?9安保停滞の日米関係、立て直しに注目，毎日新聞2011年9月3日
[145]＜野田内閣＞背後に岡田?9?9仙谷氏海江田氏「財務省内閣だ」，毎日新聞2011年9月3日
[146]鉢呂問題で自民?9?9石破政調会長「党内バランス優先人事の結果」産経新聞2011年9月11日
[147]野田首相も外国人献金民団関係者らから３０万円，産経新聞2011年9月3日
[148]民主に蔓延する外国人献金判明分は氷山の一角か産経新聞2011年9月5日
[149]民主に蔓延する外国人献金の実態産経新聞2011/09/05
[150]野田首相誕生厳しい海外メディアの論評産経新聞2011/09/05
1、野田佳彦の外交?9?9安保?9?9歴史観著者朝日新聞社出版社朝日新聞社発行日2011年9月2日。
2、野田佳彦が日本を立て直すためにすべきこと著者渡辺勉（政治エディター）出版社朝日新聞社発行日2011年9月2日。
3、〈耕論〉松下政経塾の出身者に、政治を任せて大丈夫か著者吉田貴文、秋山惣一郎、尾沢智史出版社朝日新聞社発行日2011年8月19日。
4、野田佳彦「わが政権構想」月刊誌「文芸春秋」2011年9月号。
5、田中愛治等著：『2009年、なぜ政権交代だったのか』、株式会社勁草書房2009年版。
6、野田佳彦「わが政治哲学「この日本に生まれてよかった」と思える国をいかにつくるか」、『Voice』、2011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