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外交用语的争论有增多趋势。在世界不少地方，为什么向来低调的外交官变得强硬?强势外交语言是否属于特殊时境下的现象?什么是一般意义的外交语言，其品质如何判定?外交语言与其它类型的语言(比如军事语言)有何差别，不同风格的外交语言又怎样比较和鉴赏?从语言学角度看，外交语言的追索有何意义?从这些问题入手，本文爬梳了若干线索，对外交语言现象加以探问。
一、外交语言概念的界定与演变
外交语言的界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顾名思义，外交语言就是“适合于外交场合的话语”。然而，平日听到的不同说法，反映出这种语言的多个侧面。比如说：外交语言是外交场合“必要的废话”;是“外交作为一门艺术”的表达；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是“战士和勇士而非绅士和懦夫的用语”。这些说法有各自的用途需求及潜台词。第一种说法表现的是外交语言直接的用途，即代表各国进行必要的交流，充当维系官方关系的纽带。外交就是国家间的沟通，通过语言传递给对方。假使外交代表见面却不打招呼，两国关系一定出了严重问题。外交官交流本身就有意义，说明国家间关系处于正常状态。它同时表明，外交语言看重的是形式，实际内容多少就不一定，很有可能是虚多实少。中文“外交辞令”一词带有贬义，形容说话时遮遮掩掩。第二种说法较正面，比较被研究界和外交人士认可。它的重点在于提示外交的复杂性及其要求的说话技巧。基辛格就很看重外交的“艺术”特质，曾撰文对小布什政府军事偏好表示忧虑，题目是“难道美国不需要外交?”这类看法有悠久传统，古今中外均可溯源。第三种说法表达出对国际关系阴暗面的认知。针对外交场合一些背信弃义、倚强凌弱的现象，很多人把外交对象按“敌”“友”的不同尺度划分对待。它的好处是应对策略清晰，缺点是容易忽略灰色地带。“鬼话”的提法亦不太适用于正式场合。第四种说法强调了外交语言的真话性质，有助于提升外交职业的道德标准及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将假话排除在外交过程外，是此定义区别于其它说法的关键所在。它针对外交的敏感性，保留了“真话”范围的灵活性。“真话不全说”是一种高超的技能本领，但何为真话、如何拿捏分寸，仍不好界定。第五种说法下，“外交即战场”的判断起决定作用。外交语言的重点，是如何博弈、争胜负。当国家面临诸如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危机或挑战时刻，或当说话人判断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外交人会时刻感受置身战场，说话办事都有紧张压迫感。这种说法的优点是，在一个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段，有利于政府动员社会，把外交议程与资源集中于应付主要对手；缺点是不太适应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外交视野可能变窄、言辞取舍过于单向度。
纵向考察，外交语言之所以产生不同说法，与外交制度的变迁很有关系。近代外交形态萌发于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一些城邦国家。那时的外交与今日大不相同，主要是在教廷与各个国王及大的诸侯之间，围绕皇室结姻、宗教皈依、权杖归属等展开的活动。最早的外交官作为特使，通常是皇亲国戚或心腹之人，穿梭邦国间送话、传递教宗王室密信。外交特使及其外交语言，其实没有任何专业要求，充其量为“传话人”“喉舌”之用。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大航海和殖民地征服，近现代欧美国家发展出一套国家治理体系(如科学教育体制、常备军制度、财政制度和立宪政体等)及国际交往制度(海洋与陆地边界管理、殖民地统治方式、主权国家交往规则等)。这套新锐强横的系统，诞生后便快速向世界各地扩张，形成全球性霸权。外交就是其中结合内外规范的一种重大国际制度。对于它的铁血特征与悲惨后果须专门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外交最早在全球范围确立了交往规则，包括：(1)以主权国家的名义与他族交往；(2)向外部各个方向传递本国意志；(3)通过谈判缔结国际协定。它们产生了外交制度的三大功能，即：代表国家行事、沟通与谈判、塑造国际关系。外交官成为一项专门职业，外交语言具备了通用性。这种语言的使用者要有外语基础，熟悉他国国情；前期必须经过专门的课程学习和考核。近二三百年间，先是在欧美国家，后是在所有工业化区域，发展出与外交、外语、外贸相关的专业和课程，讲授国际组织、国际谈判、国际法律和国际文书等内容，辅助以各国政治、民族文化、地理资源、历史传统等知识。
到了当代，经受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的洗礼冲击，国际关系发生巨变。就外交制度而言，最大改变之一是外交民主化趋势。其主要表现是，外交范围不断扩大，参与行为体增加，博弈层次变得多元；科技因素强化外交与内政互动，外交决策的公开化和大众参与不断加强。外交不只关注战争与和平、大国较量等所谓“高阶议题”,还越来越多涉及生态环保、弱势群体权益等“低阶领域”,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区域及国际倡议网络、跨国势力(如跨国公司或恐怖组织)、当然还有更多中小国家开始进入国际事务的复杂博弈，形成多轨外交和金字塔式外交结构。政治和外交核心机构重大政策的出台，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制衡。很多时候，新的行为体更适应新形势和学习新技术(网络、自媒体、大数据平台等),传统的外交体制和精英反而显得保守拒变，政府间行为体构成的国际政治缓慢朝多重行为体互动的世界政治转型。外交面临新的压力和机遇。在外交语言方面，新词汇大量增加，如气候问题特使面对的与碳排放、气候变化及温室效应相关的词汇，或军控司处理的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网络相关的案子，或中英两国代表围绕香港回归谈判的港务、财务、教务、法务、金融等领域的术语表达。越来越多功能性对外交往与外交挂钩，如“商贸外交”“体育外交”“城市外交”“青年外交”“气候外交”和“抗疫外交”等，衍生出不同于传统的言语与互动方式。外交人无法像先辈那样无所不能，他们涉及高层机密仍三缄其口，但常常面对难以把控的情形。外交代表谁、怎样履职、朝何处演化，均较从前更不确定。外交语言也不得不适应新的形势。
二、外交语言应用的艺术性
外交语言对使用者有很高的要求。外交官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有时唱红脸有时唱白脸，“文武双全”、缺一不可。所谓“文”,主要指的是仪表有风度、说话很讲究，“武”讲的是人在博弈时的严肃、较劲和军人般的斗志。这种印象有它的道理，但多少留于表面。外交官看上去不露声色，严肃有余热情无多，他们处在国际斗争的舞台，于谈判桌上甚至会下的推杯换盏中，来为本国争取更大的权益或有利位置，因而说话办事均有着复杂的计算和博弈。涉及各种议题，大到战争与和平的走向、经贸条款和投资协定的谈判、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被尊重，小至本国游客、媒体记者、留学生和公干人员在国外受到不公待遇时的交涉，关乎国家主权、尊严和形象，外交人有特殊责任，不容任何闪失。周恩来说过，外交人是“不穿军装的战士”。外交体现国家意志，是政治的另种延续。这时的外交语言很像军事语言，作用是博弈取威、全力争胜。外交体现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间的较量，看重的是国家实力，如兵器、钢铁、设施之类的硬实力，以及自信心、勇气和斗争精神。“软”这个词令很多人不屑一顾，觉得它像“软弱无力”“软弱可欺”的缩写。既然是政治斗争的延展，外交就是“无硝烟的战争”,包含“网路战”“舆论战”“宣传战”“心理战”“法律战”等；外交场合的对话、谈判、发表、宣示，就是显而易见的“唇枪舌剑”。
从另一面看，外交人及其语言特别讲究，有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东西，不可一味强硬。比如，普通人讲的“成”“凑合”“还行”“不错”“太好了”,到了外交官那里就变为婉转含蓄的说法，如“注意到”“可以理解”“不提出异议”“完全认可”“高度赞赏”等。平时说“我担心”或“这事不成”,外交场合就换成“关注”“严重关切”“深感不安”“非常遗憾”“强烈不满”“严厉谴责”的差异言辞。向对方发出警告，有“我方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保留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不得不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之类。评价会谈“是有益的”,弦外之音是指未取得具体成果；“进行了坦率交流”,意思是分歧严重；“希望对方与我方相向而行”,是表示某种不满；说外交官“进行不符外交身份的活动”,常指对方从事间谍活动。外交发言人面对刁钻提问，有时会使用“无可奉告”“不会回应未授权回答的问题”“此刻不掌握相关信息，等了解后再告诉你”的托辞。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舞台，一般不说“敌人”而是“对手”;表示对某个提议提案的异议时，会先说诸如“同情”“理解”“认识到”,再用“但是”“然而”带出否定意见。
须指出，汉语的复杂和多义是世界各种语种中不多见的一个，运用到外交场合、尤其在双语对译的时候，很能考验使用者腹有诗书、字斟句酌的本事。比如，英文“open-door policy”既可翻译成“对外开放方针”,也能讲成“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官方术语里面前者具有正面意义，经常拿它指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实行的重大决策，而后者多与西方列强对中国晚清政权实施的逼迫接受开放的场景相联。同理，在很多外国人听来，“universal values”与“common values”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中文译出来的“普世价值”和“共同价值”在中国当下政治语境下却有天壤之别，前者指西方强行推广给多数其他国家的那套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后者代表着中国所强调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占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共享的政治文化观念。再比如，“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单纯的集合概念，代表着联合国多数成员国，但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明白，它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有着强烈的“圈子”意味，指的是拥有共同信仰、历史演进和规范认同的国家群体，颇有名气的“英国学派”也叫“国际社会学派”。哪怕是同一个词，如“shared future”,根据不同场景与氛围，在文学作品里可译成从“命运与共”到“共享未来”直至“沆瀣一气”等褒贬不一的汉语，传递给读者和听众的效果有天壤之别。平日里“谁也打不过”说法就有双重含义——既可指中国乒乓球的天下无敌，也常用于形容中国男子足球的极度无能；若把它在国际场合不加区别地使用，可能带来无法意料的后果。语言的差异，决定了不仅在外交场合说话时务必慎重，更要求言者广泛阅读和用心揣摩，依据需要与国际惯例取舍词语；即便翻译偶尔出错，懂外语的外交官会及时纠正和弥补。按照高的标准，有知识和涵养的外交人，会辨识同一词汇使用背后的诨名或禁忌；比如，通常情况下讲“boy”没毛病，但当一个年轻白人轻蔑喊一个年长非裔美国人boy时，就有了种族主义含义；像kike(对犹太人的贬称),wop(对移居美国的南欧人的贬称),nigger或coon(对黑人的贬称),slant(对亚洲人的贬称),towelhead(对中东阿拉伯人的贬称)等，都带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色彩。3外语出色、思考敏捷的外交官，不会在这些说法面前无动于衷。
外交语言有深刻的职业烙印，不同言语者的水平存在很大差别。面对不同的族群受众、大相径庭的文化心理和意识观念，不同人的外交语言效果不一，很能体现各自的修养和旨趣。由于外交语言主要是说给外国听众，它需要外交人员无论在正式场合还是私下交流，传递的信息精确而恰当，口风严、有分寸感。说话者很少居高临下、以势压人。尤其优秀外交官，说话时含蓄婉转，擅长“说半句”;遇到明显不便回答或“被挖坑”的场合，会巧妙做出回应，不让对方难堪；无论心里怎么想，说话时尊重人(包括眼神、语调和身体语言),不露轻浮或搞怪的言辞表情。简约永远是最好的严谨，它虽含蓄但不含糊，有文化但不“玩”文化。无论双边多边会谈或记者招待会，说话不至太晦涩，复杂到难于传译；句子不会太长，长到降低说话效率的地步。国际关系屡见不鲜的一个事实是，人们对比本国强大的国家更在意，自我感觉更脆弱，进而易于生成这样那样的不满或自卑；相反，很多人对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就不太敏感，容易产生让对方感觉不受尊重的言行。这种思维方式不同程度隐匿于世界各个地区，时常影响各国的外交实践。大小强弱不等的国家背景，到了外交官心里和嘴上就有不同的体现，如何表现得不卑不亢，就是一种本领。何况，如何解读他国的立场、阐述本国的历史，并不存在固定的样本；这种不确定对言语者是一种考验，体现出使用者对不同民族的传统精华或糟粕的评价取舍。中国思想家费孝通晚年悟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哲理，提出自我与他者的共处之道。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温特发掘欧洲思想史，归纳出“霍布斯文化”(你死我活)、“洛克文化”(竞争性共处)和“康德文化”(族群间和谐共生)等不同范式。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提示了进阶的方向。在外交场合，一味鼓吹本国文化和历史先进的人，常常有意无意省略有瑕疵乃至糟粕的一面，让其他民族(尤其是较弱国家)误解甚至反感。外交人的胸襟与视野，决定了说话的格局与效果。
真诚同样是高水平外交人必备的一个品质，外交家的言谈举止是人格的外部投射。糟糕的语言背后总是有糟糕的经历与性情(乃至心情);儒雅的气度及言辞一定与高品质的人格有关。即便面对难缠的对手和有挑衅性质的场面，处于艰难的时境之中，顶级外交家都会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心怀真诚、待人和善，有理、有利、有节。中国古人先贤早有“内圣外王”的说法。最好的外交人始终“能正确无误地表现出身为优秀外交官的那些品质，诸如诚实、耐心及良好的判断力”;这样人很自信、但不武断，他一向自重、却不自负，他总是坚定、又懂得必要的变通，他机敏聪慧、可从来不被人说成“狡猾”;他能将举止文雅的简单标准，运用到待处理的复杂问题上；他值得信任，正是他这样的人存在而令“诚信”有了样本；他受到人们的尊敬，哪怕再居心叵测的人在他面前也不得不行为得体。与此相关的还有审慎。从世界范围观察，外交多被认为是一种“审慎的力量”,是“重要且适度的力量”。它比任何其他手段更需要耐心温和、遇事不慌，尤其是面对不同肤色、习惯和语言的同行时，始终愿意谈判沟通。它也意味着把远见与机智有机结合起来，既有大局观，又细心体贴。不管情形如何严峻，外交高手能够觉察所有事件是如何相互关联、自身处于什么位置，从表情、身体姿态到使用的言辞都恰到好处。因此，优秀的外交官应当是理智与情感兼具的人，既坚韧不拔，又能摒弃欺骗。他深知外交就是始终不断地寻找能被双方(各方)接受的条件，不可纵容脾气、声色凌厉。好的外交官还常用幽默的语言化解尴尬，用舒心举止缓和紧张气氛，靠自身教养巧妙抑制情绪暴躁的谈判者或听众。实际上，外交语言不止是有声言辞，还有包含眼神、手势、身势、体态、表情、扮相、声调等在内的非言语语言(语言学上也叫“非语言语”,英文为nonverbal communication),我们平时也经常叫它“身体语言”。非言语语言在各国外交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或拾遗补缺或锦上添花。懂得这些知识的外交人更显涵养。
无论从上述哪个方面来看，伟大的中国外交家周恩来都堪称楷模。令人钦佩的不止是他面对强手时的从容不迫和对弱小国家及下层人士时的尊重和体贴，更有包括胸襟、真诚、幽默和审慎在内的全方位高品质。纵观中国外交史，周恩来使用语言的敏锐和精妙，迄今为止无人比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评价说：“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在语言能力与技巧方面，“周恩来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所以在他听完翻译前，就已经知道我所说的意思了。他偶尔还纠正翻译的译文，使之能够更精确地表达他的意思及各种差别微细的词义。他讲话时不用提纲，并且很少带他的助手参加讨论。他讲话很有逻辑，完全使人信服。为了加强话语的份量，他有时还降低声音，或点头以示强调”;“在谈话中，周恩来仔细地分辨每个词语的不同含义及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在谈判中，他用迂回的办法，避开争议之点；在外交上，他有时善于通过似乎不重要的事情来传递重要的信息”。“他自小受到的教育，使他具有孔子所说的‘君子’或治理国家的上等人士品德——聪明、自尊、文雅、和蔼、果断和坚毅”。“周恩来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殊的品德，是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和中国文明的精华的结晶”。
外交语言的良好运用，让人们品味外交的格调，欣赏其间蕴含的真善美，理解为何说这是一门“艺术”。
三、外交语言的通用性与本土性
外交语言的通用性与本土性，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从不同国家的外交语言考察，外交语言展示了鲜明的民族风格、根植于本国的历史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姿的调门与偏好。不妨注意观察国际场合(譬如联合国大会)的各种发言，哪怕不懂具体内容，给人的第一观感，便是不同国家代表的语速手势等存在微妙差别：有的说话不动声色、表情及声调很少变化，有的人更显热忱、讲话时声音较响亮。这种情况与外交关系和说话人表达的内容不一定有关，而更多反映的是民族和文化的差异。“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方言地理学提示，尽管各种语言之间尤其是邻近语言之间也在不断借用、融合和变化，尽管存在各国内部和国家间的“普通话”、标准语言与非普通话、非标准语的区别，但总体来说最能代表各个族群特征的那些语言及其特点始终根基未变。不同国家的人讲话的语速也不相同。研究发现，音节复杂的语言(如越南语)语速比较慢，音节相对简单的语言(如西班牙语)语速就快得多；同样是处于东亚地区，中国人说话语速约每秒约5.142个音节，日本人每秒约7.6个音节，听上去就有差别。更微妙的是语言后面的文化心理结构。比如，东方人相对于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人说话更含蓄，外交代表经常说半句留半句。美国人在外交场合直言不讳、很少绕弯子，这样的好处是会谈效率高，坏处是给人留下简单甚至粗鲁的感受；它也是美国文化的一种体现：生活中凡涉及自身利益时，普通美国人讲话十分直截而强势，不似他们的欧洲先辈那样有历史积淀。
各国外交话语的差异，尤其体现在讲话者引经据典的内容上。比如，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在国际场合喜欢引证古典诗词来说明问题、体现本国历史文化的悠久传承，用各种文学的、诗性的隐喻意象，突显所呈现境界的动人和高远(如王国维所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东亚人在国际上被公认比较重视家族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家国一体”的传统，言语中时常流露出相应的追求。即便涉及当代国际政治的重大安排，亚洲国家与欧美国家的偏好也有类似的差异，比如地区主义的各种安排方面，欧洲的功能主义与地区主义理论特别重视正式法律法规的设计，而亚洲国家在同样议题上看重内部的商议、私下的协调和非制度化非硬性的灵活方式，由此双方的话题重点与表述内容存在复杂微妙的区分。西方很多政治人物和外交人常把自己国家与他国接触的“近代进步”挂在嘴边，大量引用他们自认为有制度优势及首创性的概念(如“民主” “自由” “人权” “良政” “国际规范” “国际法则”等),同时刻意淡化与非西方民族关系建立的铁血一面；尤其是对个人自由的推崇，人权高于主权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从民众至政治外交精英的三观，言语和思想明显有别于东方国家。仔细辨听美国官员的演讲，时时处处能感觉到那个超级大国对科技进步的崇拜、对他国事务指手划脚、缺乏尊重的改造想法，以及作为全球霸主的文化优越感；涉及具体的人与事，美国文化与精神固有的“极致个人”观念，每每偏向把外部世界不同区域及国家划分成“较好”“较弱”“极差”的个人自由存在状况，并导致政府和外交部门采取相应的差别对待政策(典型如美国国务院每年公布的《各国人权报告》)。非洲的外交官喜爱引征大自然的故事和本民族图腾神话，强调非洲人口、地理、资源等因素在全球的不可或缺性，听众很容易感受对天地人关系的一种特殊亲近，以及在国际关系里长期边缘化所带来的不满与纠偏诉求。言表现着特定的世界观，培育国民的教养，折射民族的气质。精神的培育与成长，离不开语言的使用。比较当代国际政治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就不难看出，俄罗斯的战斗民族气息，美利坚民族的“救世主”情结，德国、日本在“二战”后的谨言慎行，以色列的寡言实干和精悍词汇，反映这些国家的历史轨迹、制度建构和政治导向。在国际场合各种话语的背后，是特定的战略文化导向和外交目标设置。高级外交官使用语言时，不光考虑如何应对眼前的对手或听众，更对这些因素胸中有数，懂得区分对待和善用本国特色。
从研究角度讲，外交语言的性质和使用方式，看似它搭起国家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同时呈现某些文化障碍。不了解这个道理，会使外交人的努力受挫，使外交语言的效能降低。通晓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比较两者间的差异及其给翻译带来的困难。他指出，外国人学习中国哲学时，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的障碍，其次是不太能跟进中国人表达自己思想的独特方式。与西方人有所不同，中国人习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等形式表达思想。这样的说理方式经常很简短，难免有不透彻之处，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意在言外而不是明述。它既是中国文人墨客追求的目标，也潜移默化为日常的思维与表达。中国语言的丰富提示很难完全译成外语，因为这时它由提示变成明述，“于是，原文中的丰富含义，在翻译过程中大部分丢失了”。反过来，像前面提到的事例那样，如若不熟悉说话者代表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典故，不了解其他民族思想和表达的风格逻辑的话，外语译成中文时同样会产生歧义和误解。《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发现，不管一个人有多么丰富的知识与涵养，当他(她)想要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做出整体的概括时，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她)自身熟悉的语言和“小圈子文化”,永远不过是大千世界万象的一小部分；即便拥有实地考察的经验和第一手材料，他(她)也不得不依照有争论的假说和目标，在复杂多样的事实里做出取舍。
人类学和文化心理研究告诉我们，虽说世界各个族群人的基因组有99.9%相同，决定各个族群肤色、毛发、外表差异的基因只占0.1%,人的基本需求因而十分相近，如喜、怒、爱、恨等情感的表达，或对生存、安全、荣誉的追求，各种人因而能欣赏异国的电影、小说、美术作品。但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又是难于避免的，如各种情感表达方式的误判、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的冲突、不同思维逻辑产生的误解乃至严重对抗等；以色列的兴起、罗马人的征服、成思吉汗的扩张、十字军的东征、主要宗教的传播，无不反映这些差异带来的深远影响。只要居住在地球的不同区域，面临不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挑战，当代各个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一，使用不同的沟通符号特别是语言表达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外交语言突显了“自我”与“他者”的辨识过程，表现言语者的民族历史背景和对待其它文明的态度。
四、外交语言的时代性
外交语言又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当某一主题下的语言使用频繁且高度聚焦的时候，特定国家的政策偏好便得到彰显。外交言辞是观察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政府方针的一个重要窗口。以当代中国为例。为了摆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长期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屈辱身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新政权建立初期确立了“站起来”的基本目标。以斗争求承认、独立自主、帮助受压迫民族的革命外交思想，成为那一时期引导外交话语的中心线索——先有上世纪50年代前后学习苏联和抗衡西方的“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屋子干净再请客”,再有60年代同时反击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两面开弓”,之后有与美国缓和关系以应对头号威胁苏联的压力、建立更大范围统一战线的“一条线、一大片”。外交语言里“世界革命”“反对两霸”“中间地带”“三个世界”“解放亚非拉”和“打倒帝修反”等成为关键词汇，体现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造反斗争性质。这一时期虽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另种风格词汇，但这类外交语言数量少且是辅佐性、次要的；中国被联合国排除在外的事实，加深了中国人对国际环境严峻面的感受。第二阶段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自“改革开放”以后，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一致，对外政策出现了相应调整。中国开始寻求“富起来”,以国家成长和民众生活为先，努力建造和平合作的国际关系；革命外交的各种口号逐渐退隐，而“招商引资”“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事务”“尊重国际规则”和“建立和谐世界”等等，越来越多见诸于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的国际表态。新言辞指向的是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适应，是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努力，是与现存国际体系共处的尝试，反映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朝着长期和平执政的“建设党”方向转变。新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外交进入“强起来”的新时期。从外交言辞考察有几个特点：一是凭借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关中国的大国强国地位和全球角色作用的提法增多，如“负责任大国”“全球经济引擎”“国际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真正的多边主义”等；二是对美国及西方的主宰地位及颐指气使不再容忍，批判和改造的意识增强，新的说法有诸如“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建立正确的义利观”“推动全球战略稳定和平衡”“建设全球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网络”、反对美西方的“价值观外交”和“逆全球化言行”等；三是针对国际上的歪曲和担忧(各式“中国威胁论”),强调话语权、软实力、引导性，期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可亲可信可敬”的中国形象。即便每一时期内部在大的趋势不变的前提下，外交言辞的聚焦点及“软硬”程度亦有差别，反映国际关系的冷暖起落。例如，最近这些年每次中美元首会晤前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两国关系强调的重点，总在“同舟共济”“平等互利”“防止新冷战”“管控分歧与矛盾”上面；而当实际工作出现麻烦和危机时，“中国不惹麻烦、也不怕麻烦”的调门升高，对美国内政外交的抨击也有所增多。
从外交语言观察，各种隐喻经常出现，借器物、观念、规制等传递信息。这些外交隐喻很能反映不同阶段的线索，呈现各个民族的存在感、尤其是自感优势的一面。拿近代西方的外交隐喻来讲：15世纪前后外交在地中海一带刚生成的时候，中世纪后期“宗教”神秘主义、“上帝”主宰的气息仍然浓厚，所以意大利等国外交特使履行使命过程常把教廷宣示挂在嘴边；自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天赋人权”“国家主权”“个性解放”“人的自由”“社会契约”的观念及说法渐多，圣国、神的隐喻相应减少；随工业革命和大航海事业的兴盛，“殖民地”财富、“异域”奇俗、“白人使命”等话题频现外交场合，“工业机械”“生物进化”“科学发明”各类词汇亦被引用；在18～19世纪扩张的高峰期，“资本积累”“奴隶贸易”“海洋法”“门户开放”“势力均衡”“列强冲突”之类议题，变成欧美国家谈判桌上的重点；20世纪前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法西斯主义”“国际联盟”“国际条约”等属于高频词，“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等术语亦进入外交场合。“二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兴衰，政界和学术界对“文明冲突”“民主和平”“历史终结”“权势转移”“温室效应”“全球治理”的关注，同样在外交界引起持续回响。国家差异姑且不论，总体而言欧美外交隐喻有几个共性：一是包含强烈的“中心主义”意识，英语、法语、德语等语种的广泛应用强化了优越感；二是比较其他语言，西方外交语言更多使用科技隐喻、机械隐喻、进化隐喻等现代化隐喻，相对新奇和变幻的包装传播更快；三是极致个人主义逻辑深藏其间，对公权力的疑虑心或明或暗发生作用(多拿来审视非西方世界)。数量众多和持续传播的欧美外交隐喻，是西方近现代化扩张进程的一个缩影。
不同主题词代表了不同区域在世界史的不同阶段，体现全球外交的多重向度。上面提到了欧美国家，这里再看看其他区域：拉美多数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起逐渐告别军人独裁政权，如今这个区域有关“军政权”转型、国内暴乱的话语大都销声，而“依赖或半依赖型”发展模式相对停滞，渐成各国政府及外交部门的优先关注。非洲大陆冷战结束以来的外交话语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非盟”及次区域机构的活跃(有别于被两极时代束缚的表现);二是“分化”的问题受到重视。曾经战乱动荡的一些国家复苏，曾经的一些“优等生”表现不佳，非洲同时存在“最贫困国家”和“最快增长国家”的世界记录；三是依然受“军事政变”的频繁困扰(相对东南亚和拉美等传统政变高发区而言)。在欧亚大陆一带，各国外交官近些年的工作及言论重点，是“北约新功能”“普京的俄罗斯”“大西洋裂痕”“难民潮冲击”“恐怖主义威胁”“英国脱欧”“欧盟前景”等，与冷战时代的重点有所不同。在中东海湾地区，“伊核问题”“阿以关系”“区域热点”“大国介入”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外交的内向性明显；对比起来，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诸国，外交较少受到国内事务干扰，外交术语表达出明显的国际争端调解偏好，从一些耳熟能详的名词概念就能感受，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奥斯陆协议与中东和平进程”“赫尔辛基俄欧对话”“(印尼)亚齐和平方案”和“斯德哥尔摩国际裁军与军控报告”等。同处于大东亚地区、也都关注美中两个大国的战略关系前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外交人员谈论的重点就有差别：前者较多探讨朝鲜半岛“防核扩散”、中日韩“竞合关系”,后者更在意南中国海区域美国“印太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对撞风险。辨认这些不同的关注点及话题，研究人员能看到外交协调的难点，觉察词句背后的国家利益方位。
值得一提的，还有不同时期所谓“通用语”的使用。世界上各地居住着说不同语言的人群，人群之间为了满足社会或商业交流的需要，常常相约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即通用语。历史上希腊语曾是东方基督教的通用语，拉丁语曾是罗马帝国和西方基督教的通用语；意第绪语长期是各地犹太人相互交流的通用语，东非大片区域今天仍在使用斯瓦希里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则是南亚地区广泛使用的语言。这些曾在不同区域使用的某些语言，在历史上都留下自己的印记。从外交语言这个特殊角度观察，在两河流域使用的苏美尔语是文化和文明中已知的古代区域媒介，被认为是“最早的外交语言与表述”。自公元前3000年起，闪族语系中比较生僻的一种语言——古阿卡德语——成了当时公认的交涉语言，古埃及法老、巴比伦等国君主都曾使用，成为亚历山大大帝之前的通用语。之后阿拉姆语取而代之，它先是在现今叙利亚一带的阿拉姆人使用，后传到多语种的波斯社会充当沙漠商路上的通用语；阿拉姆语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基于那时最先进的书写技术——字母表。再往下，希腊语和拉丁语先后随罗马帝国扩张进程，构建了以地中海为轴心的交往圈(一如汉语在东亚儒家文明圈的使用)。近代以来法语和英语成为典型意义上的外交通用语，主要是由于其有拉丁语的基础，工业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带动，以及西欧宗主国在世界各殖民地的强推。不过，英法语种之间亦有此消彼长的竞争：18世纪时法语成为欧洲大陆特别是上流社会的通用语，是外交精英用于谈判和缔约的主要文字和语言，法语被认为“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符合国际礼仪、表述更精确”。19世纪以后英帝国扩张更强势，应用地域更广，逐渐侵蚀了法语的领导地位。20世纪美国的百年霸主身份，令英语的全球支配地位得到强化。今天，英法两种语言依旧是各大国际组织、各种外交谈判和国际活动的主要工作语言。最新一个迹象是，中国近年的快速崛起，开始提升中文在联合国的影响，带动更多国家开设汉语课程，并在金融、旅游、外贸、文教乃至外交等领域有所应用。如同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英镑的世界地位一样，尽管汉语目前尚无法与西方主要语种全面抗衡，它的升势毋庸置疑。
五、外交语言与其他职业语言的对比分析
不同类型的对比分析，有助于廓清外交语言的边界。与打嗝、呵欠、疼痛时发出的自然声响不同，与孩童呀呀学语的初级层次亦有别，一般成年人在长期的职业习惯影响下，用语、组词乃至腔调、手势等，都多少带有特定职业的意涵和特点。语言以精细微妙的方式，表现出不同职业的习惯及特征。下面简单对照几种不同的职业语言。
其一是军事语言。军人说话时气势足、语调高、用词硬，经常借战场情景抒发情感，如“杀出一条血路”“敢拼才会赢”;引用兵书阐述思想，如“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随着时光流逝，早先只是军人使用的术语里面，不少变成日常生活词汇，如“放空炮”“打头阵”“当靶子”“设埋伏”“放冷枪”“攻坚战”等。在军人那里，语言是力量的体现，在对手面前绝不可示弱；口舌如同刀剑般锋利，方能赢得“舌战”。军队内部的口语一律如此，如用条令和条例出现的制式谓语、制式应答、制式问候或制式口令，或在军旅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说法，如教学口语、作指口语、队列口令、联络口令、军营活语，无不显现此类烙印。军语特征与军事的本质相关。军事处置的是国家民族面临的严峻事态，军队为消灭或威慑敌方而创设，军人为打仗而生、面孔必然威严。军语让人联想战场的烽火狼烟，它要求的是战略威慑效果，表达压倒对手的气概，体现军队特有的纪律和效能。军语的关键是强调斗争性，塑造有我无敌的气场。军人对于外交的看法及说法，也与上述逻辑一致：外交是国家对外的政治，政治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外交也是战斗(“外交战”),是不同于军事的“文斗”,是国家利益(包括信仰和制度)的较量。“软”这个词令性情刚硬的军人不屑一顾，它听上去像是“软弱无力”、“软弱可欺”的缩写。除“外交战”这种无硝烟战争外，军语中对国际关系现象还有其他表述，如“网路战”“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等。
其二是政治语言。它是指政治家的语言或政治场合使用的语言。主要特点是有关国家民族大方向和美好愿景的词汇占比高，格局大、视野宽、有指导性，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且常用排比句呈现。典型如丘吉尔在“二战”中的那篇演说：“我们(英国人)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会越战越勇，在空中战斗。不管代价如何，我们都要保卫岛屿。我们要在海滩上作战。我们要在敌人登陆地作战。我们要在田野街头作战。我们要在山间作战。我们绝不屈服。”政治语言的特点与政治的本质有关。政治关乎国家大事，涉及社稷民本，决定着由谁、怎样及如何配置重大资源，涉及国家面临重大内外挑战时刻的决断，属于宏观层面的高层决策与制度安排。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不管是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还是从选举的角度考量，公开场合说出的话必须着眼于“最大公约数”,即尽可能满足多数公众的期许。若“碎碎叨叨”,会显得没有大局观和决断力。政治语言的难点在于，既要说明国家的长远使命，又不能太复杂艰涩。“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梁启超这番话朗朗上口、听众易记。由于国家目标不易实现，好的政治话语一般不会包含马上兑现的承诺，而是恰当地描绘动人前景，让公众学会承受。以上是就政治语言的一般规定而论，并不排除内部的差异性。例如，具有克里斯玛气质的政治领袖，不仅口才雄辩而且多才多艺，善于察觉广大受众的心理，讨厌传统官僚的遣词造句，公开演说时从不落俗套，每发高论必获广泛赞许。与常规的政治语言有所不同，这类政治领袖看似随口说出的言辞，对民众极有情感磁性和个性魅力。政治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长期生活在等级制的结构之中(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商业、军事),进化的过程孕育了服从权威的普遍心态。克里斯玛言辞充分考虑了这种心态。政治语言也像其它语言类型那样，部分融入社会生活语系，其特殊语义语调为平民百姓模仿，平添了日常生活的趣味。比如，一个小学生发言频繁使用“大词”,旁人会笑他“说话像政治家”;某主持人板着面孔说话，会受到听众的奚落。政治语言折射了政治“高大上”特质。
其三是商业语言。字面上讲，商业语言是指商人买卖时使用的语言。常言道，做买卖“讲信用” “亲兄弟明算账”。这种语言长期伴随商业发展，起着传递买卖信息、实现商品交换的目的。虽然数量繁多、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关乎利益获取及其讨价还价。“在商言商”“无利不商”,一切活动背后都带着“利”和“商”。利益交换是这种语言的核心。当一个人说“我买(卖)这件商品”,并非单方面的强求索取，而是“一分钱一分货”,在对方有利可图的基础上，获取自身预期的好处。汉语表达很形象：所谓“商业”,有商才有业。商业语言有独特的技巧与规律。既然商务谈判的过程是双方运用语言进行洽谈的过程，成功者自然是出色的说话人，做成的交易多是巧用语言的结果。面对同样的问题，好的话术可使双方产生兴趣并完成合作，糟糕的语言令氛围紧张、交易无果而终。商业语言会借用其它领域的术语，如工程建筑方面关于造价、工期、交付的概念，法律语系内关于权利、义务、履约的表述等，但看似宽泛的借用均服从于商业要求，即带有商议的口气、瞄着交换的目的。商业语言繁杂且多义，有时貌似合理公平、你情我愿，有时含有欺诈、胁迫的内容，判别它的功能及效果并不容易，总体而论商业语言既不像军事语言那样强硬，也没有政治语言那般“高大上”,反映出商人特有的精明与成事风格。
其四是科学(学术)语言和文学(艺术)语言。前者采用相对宽泛的定义，涵盖带有工程、技术、医学、社会科学等职业特点的语言。它经常通过学术发言、授课演讲等表现出来。说话人有专门训练、有严谨思维、注重精确性和客观性，常以专业术语表达，如工程师关于工程质量及其验收的表述，医生关于病理取样、化验及结果的说法，天文学家关于宇宙、星系、小行星、轨道的描述，大学老师关于学科对象及方法论的说明，飞行员或领航员工作时的专门词汇等。在不那么严谨的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说话时喜欢引经据典，如经济学家对投入产出比的讨论，社会学家或考古学家对田野考察和挖掘成果的归纳，法律工作者对犯罪行为的量刑等。各类科学(学术)语言的共通点在于，它们都基于专门的知识与信念，依据类型化而不是个人随意的说辞，以探求真相为目标，给出特定领域的一般性知识，力求在客观事实和真理知识之间建立联系。掌握被提炼出来的科学语言会有一定难度，因此学者说话“文绉绉”或“比较绕”。此外，科学语言比其它类型语言更加国际化。在对外学术活动中，专业人士沟通时，不用难懂的土语、俚语和方言，不会随意宣泄个人的情绪。在此意义上，科学(学术)语言与外交语言有相通点。与它对比，文学(艺术)语言更加活泼、灵动，顾名思义指作家文学家文艺工作者使用的语言，是文艺作品(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创作)的口头表达。文学语言的传承，一方面离不开书面语的修饰和规范化，另一方面在通过诗歌、朗诵、播音、手语等表达。尽管存在历史与地域差异，文学(艺术)语言具有较强的形象意涵和艺术魅力，不是平日讲的“大白话”,譬如说“两鬓如霜”远胜过“胡子白了”。文学(艺术)语言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造化于大自然又具不寻常之美。与科学(学术)语言不同，文学(艺术)语言偏感性而非理性，重形象思维而非逻辑思维，着力点在张扬个性而不是发掘真相。前者仅为传递信息、力求客观精准地陈述研究对象，后者更多表现主观感受、尤其是价值和情感；前者要求简洁明了、逻辑连贯、多是程式化的，后者讲究创新和突破、新颖独特和不拘一格。自然，这也使得它不同于主要出自威权部门、严肃且有力的政治语言或军事语言。
如若深入追踪，还可发现更多的特色语言类型，如网络语言、宗教语言、女性语言、少儿语言、各种“行话”(如码头工人、马帮商贩、体育界等职业说法)。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对它们的讨论了。正因这些特色语言类型和分支的存在，社会语言大系统才生动多样、活力无限。
六、外交语言的本质与功能
外交现象纷繁复杂、充满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本质不曾改变。外交的表象是某种沟通技巧，但从实质判断，外交核心价值在于它的和平诉求与对话气质，是它对缓解紧张氛围的坚持。用谈判、斡旋、谅解等非暴力手段，处理国家间的分歧，实现本国利益，是外交作为现代国际制度的基本属性。正是这种属性，带动了国家间相处之道的不断改良，推进着世界政治的进步。学理上，外交制度不同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间往来，亦有别于中国春秋战国年代的争霸安邦安排，又不只是近代欧美列强对弱小民族的征服从属要求。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规范，它表现为民族国家产生后逐渐摸索形成的一整套沟通机制，以及支撑这些安排的主权原则、平等原则和国际法准则。外交的要素，首先体现为谈判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式形态，其次是由国家使节受领担当的使命，特别表现为谈判人的技巧、气质和创造性。擅长谈判、富有耐心，是承担这一使命所需的重要气质。外交是要靠“谈”的，为着促成各方的沟通和(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谅解与协作。外交的本质，就是在不采用武力的前提下，或是当武力(和武力威胁)失效的背景下，通过国家代表间的仔细商议，达成某种协定，实现或保障各自目标。一定意义上，外交是谈判与和解的代名词。从世界史考察，外交方式古而有之，只是其重要性并非一开始得到承认，而是随着进步和人的认识变化逐渐提升的。只要不同地域、身份的人群与他者交往，就有这样那样的外交。早期的国家及政治精英的外交方式比较简单粗暴，随着文明发展各国政府学会利用复杂精致的交往获利方式。在全球化的当下，各民族国家在意自身形象和对外部的塑造，外交变得愈发重要。
外交与其他的国家手段(如军事或商贸手段)有根本的不同。例如，同样服务国家利益，外交方式柔软，军事手段严厉，“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它们是各国特别是大国关键的软硬两手。即便有时听上去外交人发声强硬、有时军人看起来手捧和平鸽，各自的本质及主要功能不会改变。人们看到，在当代国际交往里面，多数中小国家常利用商业贸易手段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商贸手段与外交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对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的追逐，体现为清晰可见的数字，而外交方式只能依靠正式谈判和私下交谈，在意见互换基础上达成协议。尽管外交部门有时借助商业或军事手段，外交人的本事归根到底还是体现为沟通的技巧与韧性。军人有武器，商贸有财富，外交靠和谈——后者是有格调的，是一门“艺术”。军队承担威慑敌人、战场拼搏、守护国土、海外维和、军事外交、国内救灾、稳固社会的多重使命，但军事的硬核无疑是武力威慑和武力运用；商贸手段亦可分出多种类别，如投资贷款、工程建设、货物交换、资源开发、商业援助等，然而终究要落脚到利润的计算与回报；外交形态功能尽管丰富多姿，最重要的部分是保持国家间的沟通、维系或促成和平，用非暴力的办法维护国家利益。把威严面孔和凌厉言辞当作外交人的标配，如同把维和工兵的微笑面孔作为军队的标志，都有主次功能颠倒、形象认知错位之嫌。
外交既然服务国家，就需要国内各方面的支持。外交语言看似说给他人听，其实也常常讲给自己人听。无论在哪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与文化背景，外交人经常面对的尴尬之一是，其态度和言语容易受到“两面夹击”:外部对手认为你(外交官)过于强硬、难于妥协，国内听众觉得你过于软弱、争利不力。这时很能考验外交人的主见及职业韧性，看是否被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所惑所撼。外交人可能有时严肃甚至严厉，有时微笑直至和蔼，但严厉时他保持对人的尊重，不忘向对手发出建设性的邀请和各种和解信号，笑容背后他永不失分寸，懂得国家利益的底线和谈判过程的艰巨。世界史证明，保持沟通、坚持谈判的外交态度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它不止约束了对抗能量，而且潜移默化中改善了国际气氛。那些辞句优美、含义隽永的外交语言，属于引导向善的时代力量。读者可能质疑：其他类型的职业语言，如军事语言或商业语言，同样需要拿捏长期与短期利益，同样有着自身的分寸，外交语言何以辨识、何以区格?笔者以为，并不存在断然的标准，而须凭借重心的不同细致研判。例如，国务活动家的公开宣示里，有的言辞偏向和解与对话，因而可归入外交语言，有的重在威慑吓阻对手，从而被纳入军事语言范畴。英国政治家丘吉尔那著名的“至暗时刻”演说，阐述了英国面对纳粹德国的抵抗精神，是为典型的军事言辞；他的另一些演讲涉及战后秩序构想，可归入外交语言范畴。需要强调的是，外交语言的重心在于以沟通方式缔造和平，军语重点是以武力威慑手段捍卫国家利益，各自的指向与格调是有区别的。
从全球范围观察，国家间虽存在战争和强权政治，但大的趋势是，尚武风习式微、战争收益下降，外交作用提升、经贸市场扩大。尤其20世纪以来，“在各国的关系中，文明的进展可以认为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事实和统计数字提供了证明。拿武力使用及其后果指标衡量，现代社会的暴力行为，就受害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例而言，同前现代社会相比大大减少；当今全球范围死于自杀、车祸和艾滋病的人数，远多于死于战争和暴力袭击的人数。“二战”结束以后，大国间战争的危险性持续下降。在当代世界政治舞台上，鼓吹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已完全不能被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接受。王缉思教授指出，有五方面原因解释战争及武力危险的下降：一是大国发动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巨大(考虑核武器的毁灭性杀伤力),大大高于其可能的收益；二是各国可通过非战争手段(如经贸、金融、技术创新等),取得过去通过战争获得的利益；三是潜在冲突的国家之间普遍建立了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降低了对抗的风险；四是国际上建立起了各种维和机制、军控机制、防扩散机制等，对于无论国际战争还是内战都起到限制作用；五是和平作为一种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从近代国际关系和国家制度建立的记录看，早先的各民族国家把常备军、外交制度、财政和教育制度作为主要事项，到今天不少中小国家要么放弃、要么减少常备军，仅保留警察、反恐、治安等少量建制以确保国内安全，依赖区域安全条约或联合国维和机制以防止外部入侵。就世界多数国家及地区来论，军事效能及优先性确实在不断递减。它折射了国际关系的长期演进和人类社会的进化势头。反观外交，可以说，恰恰由于它承担着缔造和平的事业，要求使用更文明更复杂的手段实现国家利益，所以成了不断进步时代的“宠儿”。也因此外交官尤为国家间气氛改善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外交人最可贵之处，恰恰是在艰难时境下保持沟通。高水平的外交人不会亢奋或卑微，不会颐指气使或暴跳如雷，而是按照预定目标做有韧性的努力，在看似不可能中寻求可能。从全球范围看，外交这种制度安排，增强了国家的交往韧性和文明程度。
由此推断，外交语言的质量、品格、丰富度、传递方法及训练水平，不止体现出外交官个人的职业训练水平，也代表着国家机构和领导人的目标追求，代表一个民族的包容性、特别是实现和平的技巧韧性。语言学家洪堡特指出，特殊语言是在以其特殊方式投射特殊对象，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独特感觉和看法，总是要求通过语言得到表达。外交语言作为国家发出的信号，其时机、内容、层次、方向，对外部世界有着诱导和激励效应。词源上，“外交”(英文diplomacy),源自于希腊语表示“翻倍”(double)的动词“diploun”和形容书写在两片折叠页上的官方文件“diploma”,意思是含有隐密信息的官方文本、携带者为官方授权的。依据这种定义，“谦恭、简洁且建设性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是外交语言的首要特征”。“建设性模糊”不是含混不清，而是给谈判留有空间，给冷静立场给更多机会，为创造性介入的外交立场埋下伏笔。外交语言充当了这种介入的载体。懂得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语言学家帕默尔为何说，“语言并不只是由人的喉头发出的声音所组成的特殊系统，它是教养和世界观的体现；它是打开人类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它是思想的最高载体，是民族的统一纽带，也是历史的宝贵典藏”。
外交是缔造和平的一种国家事业，外交语言是维系和平的一种世界桥梁。
七、外交语言研究的启示
语言学的分析，让我们的好奇心获得更多启迪。
其一，既然语言有层次，好的语言掌握者就应擅长驾驭和穿越。在所有语言的内部，均可划分强与弱的光谱区段，显示从低到高的各种色调，显现适度与过度的不同效果。越是优秀的言语者，越是懂得言辞的丰富内涵及层级，交流沟通时越敏捷、灵动。语义学研究表明，成熟的语言至少具备三种功能：依靠流畅舒适的言语及声音，表现言者的思想和期许；通过有效的沟通，潜移默化塑造听者言行(所谓“召唤取效功能”);以缜密的构思，把表达的对象符号化。在语言学家那里，语言是复杂的符号系统，任何使用都是把“音”和“义”实现组合；善于学习的人，能辨识特定符号系统内部不同词汇的等级与用途，譬如说各种“喜词”(表达欢喜和欣慰的词汇)或“怒词”(表达激愤和怒气的词汇)的区分，有助于共情的词组与易生偏倚的词组的不同用途。语言学家解释说，聪明人很少被“二元思维”束缚，而是以“多元思维”遣词造句，从而最大限度挖掘言语的潜能。所谓“二元思维”,是指“只用两种价值(正负、好坏、冷热、爱恨)来观察一切事物的趋向”;相反，“多元思维”是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事物，观测和发现对立两极间的灰色区域，把“非此即彼”创造性地转化为“非此非彼”“亦此亦彼”。多元思维能使单一的层次延展分化，把单向度的信息发送变为多维的思想火花。语言学家早川教授这样形容优秀的言语者：他们是“能写趣味隽永文章的作家，谈话内容充实的演说家，思路正确的思想家，应对得体的个人，在(语言)抽象阶梯的各个层面都能活动自如；他们能够迅速地、优美地、有条不紊地从高级阶层落到低级阶层，再从低级阶层升到高级阶层——他们的心智又活泼，又敏捷，又美丽，就像在树上飞来飞去的猴子一样。”对于外交语言的掌握者，沿着这些线索，能帮助自己确立开阔的视野、更丰富和高质量的词汇。例如，如何根据不同场景分别使用友好、坦诚、预警、示威、威慑或托辞、推却、暗示、明示、隐喻等不同言语分寸?如何表达待人的诚意和在困难情况下保持沟通的愿望，把对外使用的语言分成导向原则性的取向和非原则性、非本质性的灵活姿态，表现外交人应有的谦卑温和与面对无理挑衅时的有力反击?如何构造“应对”与“塑造”、“适应”与“引导”、“谨慎地回避”与“建设性介入”的多重语言，扩展信任和合作的辞库?如何约束导致误解、分裂和对抗的思维，把握“必要模糊”“清晰有力”“小声重话”“激昂高亢”的落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显示语言学赋能的前景无量。
其二，语言学习永无止境，语言不止用来表达，好的训练能够打通大脑的习得通道，提升个人的审美能力。这也是人类与一般高等生物的重要区别。成年人的语言，尤其在正式场合说出的话，并非脱口而出、随意表达，而是内涵的某种外表，是一个人心智的体现和外化。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指出，语言的典型用途都是内在于心智的，用于交际的外化语言只是很小一部分。语言学的视野拓展了不同的次级领域，让人看到细致的研究和学习目标。英国学者帕默尔所著《语言学概论》,对作为语言质料的语音，对言语者音调背后隐藏的意义，对委婉语的归类，对文化促进语言进化的解说，都令人大开眼界。最后，语言学家们还告诉我们，“每一个言语社团都向它的邻区学习”,任何有生命力的语言都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吸收借用“相邻的语言”。外交语言是高等级的交流言辞。虽然说它是对国家领导人既定方针的转述，其实是言语人对广阔的中间词组进行精心取舍的结果。优秀的外交语言，是外交方针、外交构思、外交策略的精确体现，而不是简单的临场反应、更非情感情绪的宣泄。外交语言体现外交人对他者的感悟，透射特定国家的外交文化、大众心理、政治导向和社会风习。某种意义上，外交语言是隐喻的世界观，是外交人接触和看待外部的认知通道。语言学所说“内在语言”与“外在语言”,解释了语言使用的不同场景和应有定位。在外交场合话语内，不同言辞有深层次的大脑内部操作，含有知识系统的运用、各种解释的临时选择、计划与变化时的应对方案，行动策略考虑等。评估这些说法，鉴别哪些含义隽永，哪些品质良好，哪些勉强尚可，哪些无法及格，应当是外交语言研究和能力构建的重要内容。纵观各国历史就可以发现，越是发达先进的外交机制，对外交语言的学习过程越是完备。外交语言的质地，取决于外交人的自我要求及学习能力。这里，“学习”能力乃外交语言进阶的枢纽，也体现着外交制度建设和外交学成果应用的水平。
第三，所谓“语言学转向”提醒，把语言作为单纯交往工具，不过是初级阶段的认识，把它视为社会价值的构建方式，才是更高层级的理解。语言不止是发音、是镜像式反射，它也是思想、是人的社会存在。这一线索拓展了外交知识和外交能力探索的新通道。依照语言学家的分析，上个世纪语言学领域出现认知转向，从认为语言是描述已经存在的事实和思想的一种“工具”,到重视语言的“意义”、深究语言的本体价值。语言不仅能表达思想和描述事实，更可在互动过程中建构社会存在、思想观念和人的身份。这种转向所探究的根本，在于将独立于人而存在的逻辑语言，朝向只有在人的使用中才可体悟、才有生命的实践性语言，朝向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反思态度，以及在此前提下的言语过程。这时的言语和思维之间存在复杂联系，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某种观念的特殊体现，包含知识体系的特定构造，代表着言说者思维发展的阶段及其所处环境。即便是最简单的表达也有符号和意义的差异；哪怕是“鼻息”和“吐气”,也可能带来政治的、宗教的、外交的和国际关系的后果。创造性的见解和持续的努力，不止让言词不落俗套、言半功倍，也推动社会风习的改善。“一方面，语言被包纳在确定的语音之中；另一方面，语言本质上具有一种内在的、日益扩展和充实的认识。语言的这两个方面若能积极生动地协同作用，就意味着精神不是把语言看作某种封闭的产物，而是永不歇止地将新的东西努力注入语音，使之在语言中固定下来并反过来对精神本身产生影响”。语言学的这些论述，既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价值。当代外交实践证明，看似外交官个人的语言，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涵义。语言既可成为增强信任和协调的纽带，也能诱发人际间误解和敌意。外交话语对象主要不是本国民众，而是不同文化、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下生活的外部受众，是典型的“他者”。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语言的运用便成了单向输出甚至强压，沟通与理解遂成泡影。保持双向畅通，“自美其美”又“美人之美”,外交语言的应用者就能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当外交人学会超越粗糙的简练，打造不同于繁复的精致，善于将词汇和发音做更多组合，将使工作中的语言不仅干练、精巧，而且高贵、迷人、充满艺术气质。同时，我们获得的学理启迪是，外交语言的分析，其实是在解剖外交人的知识构造，寻求新的进阶方向。
总之，外交语言的追索蕴意深远、空间无限。涉及实际外交工作时，它指明了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的台阶；作为对人的精神现象的特殊思考，它拓出新时代外交学研究的新方向。外交语言研究应把“人”字大写，为广义的外交美学建设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