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家安全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学术工作，需要耐心细致的学理分析。安全是一种不受威胁或不感到危险的状态，而不是纯粹物理层面的隔离或保障。国家安全有着极其多层多元的构成，同时带有外部属性和内部成分。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国家安全的界定与维护，明显区别于旧时代的内容，认识其中的联系与区分十分重要。从人类思考安全的历史进程观察，可以看出一种不断深化与进化的线索，它对于确立今天的安全思想、目标、行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认知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国家安全，离不开对过往不同时期国家安全状态以及方针的借鉴吸收。通过梳理国家安全研究类型，可以发现日益多样的探索路径与工具，对它们各自优劣的比较，有助于建立均衡合理、适应新时期需求的安全研究架构。就政策层面而言，保持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支点与枢纽，其中尤其须重视吸取一些大国的经验教训。就学理角度来看，新的思维与工具，如“层化”研究思路或许能帮助研究者拓展更大空间。
关键词：国家安全及其研究；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国家安全与大国能力；“层化”研究路径
在当下“十四五规划”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学已被正式确定为一级学科。这是中国相关学术工作和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深远的意义。纵观世界各国包括主要大国，国家安全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受到如此重视的情况并不多见。学理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安全学，在起步阶段便与文史哲、政经法等大学科的权重相同。这种情形让人既高兴，也不免有点担心：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学科，能否按照学术成长的规律发展进阶？作为一种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政策学”，能否恰当助力政府部门的相关实践，培养满足国家需要的新型人才，同时与国际学界沟通交流？这些问题并非单靠财政投入、政治动员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遵循客观规律，有广泛的争鸣和探索。本着这种考虑，本文对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作一些分析思考，就教于读者和同行。
一 国家安全概念及学界对其探索的演进
国家安全概念是国家安全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对象。人类对国家安全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
（一）关于国家安全概念的思考
在中国，国家安全的定义有官方版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条，“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这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并与国际上相关定义有很大共通性的定义。它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国家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指国家既没有外部严重威胁，也不存在内部重大危险这样一种客观的情形；其二，国家安全又是一种保障能力，指国家长期的、可持续保障上述状态的能力。
对上述定义，需要略加讨论。首先，什么是“安全”？它在英文里有safe, safety, security等词。Safe/safety相对狭义，指处境（或情况）安全，不损害（或危害）健康，未受伤害（或遭受损失）；它作名词使用时还可以指保险箱、保险柜等物品。Security更加宽泛，可指保卫部门、安保措施、安全工作、担保或抵押品之类，亦可指社会保险（social security and insurance）等制度性安排。至于中文里的“安全”二字，早先是分开的两个字：“安”指“安心”“安好”等；“全”则意味“保全”“周全”等。如今讲“安全”多半会加上后缀，以明示具体用途，如“安全制度”“安全战略”“安全思想”“安全措施”等。从字面上看，“安全”代表“不危险”“没隐患”“不出事”“不受威胁”等意思。它可用来指几乎无穷尽的各种场景：车间无事故是工人上班须注意的一种安全；老人孩子不摔跤是家人嘴里常说的一种安全；“夜不闭户”是良好社区的一种安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它们的共同点是，作为特定对象的人与其生活工作的环境之间保持了某种和谐，至少不存在大的隐患，不会让人感到担心。当然，各种场景涉及的“安全”，究竟是真实存在的客观情况，还是人的主观感觉，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单一的衡量尺度。可见，所谓“安全”有着主客观的不同侧面，它既可以是对实际危险或隐患的某种消解排除，有具体可见的指标，也可能表达着某种不安的感受、须安抚或担保的心理。
国家的安全与个体的安全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寻求自身保障、不受各种威胁、持久生存发展，而不同点则在于国家的规模、性质和存在方式在本质上有别于个体的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特定民族、族群和人民的社会存在方式，是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地理等因素而长期形成的制度性安排，是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及军事、经济、贸易、法律等一整套体系的政治架构，更是在当代得到他国和国际社会承认、享有主权权利和国际责任的国际行为体。所以，国家安全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而言的，它追求的各项目标均表现出特定国家的民族和人民在国际政治大背景下寻求保障、排除危险和长久存续的本质需求。
就外部属性看，国家安全的首要内容，是特定国家的政权、执政党及其制定的国策不受干扰、不受威胁、不受挑衅、不受外力控制，是这个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领土、领海、领空及各种重大幅员资源始终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政治代表（政党、议会或政治精英）来规划和管理。外部各种危险因素不仅包括主要对手国家或（可能的）敌对国家的排斥打压、战略竞争等，也包含地球自然生态潜在的重大损害和风险（如毁灭性的跨国气象灾害、难于控制的疫情蔓延、周边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区域主要动植物物种的濒临灭绝等）。就内部属性而言，国家安全与本国国内的稳定、安宁、和谐密切相关，与自身感知危险的能力和消除危险的意志同样不可分。例如，世界上多数国家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而是所谓的“多民族国家”，所以国内各个民族能否团结互助就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很多民族又是跨国界的，境外民族的一些问题（如极端思想、恐怖活动和难民潮等）有可能渗透至境内族群，从而给国家治理带来困难和挑战。再比如，内部重大危险可能由大范围失业、经济危机、社会动荡诱发，进而变成全局性和持久性的国家政治不稳定状态。在面临这类重大国内挑战的关口，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判断与意愿成为国家摆脱潜在危机的关键，国家机器的各个部分（军队、财政资源和各级组织）能否统筹协调、合理调度，也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环节。
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国家安全概念的完整画面。判断一个国家安全与否，不仅要看它面临外部入侵和军事打压的时刻能否顶住、能否克敌制胜，看这个国家在国际战略舞台的激烈角力场合能否勇于和善于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要看它的政府及政治精英国内治理的水平，看国家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程度；仅仅是没有外敌入侵或大国战略压迫，并不意味国家实现了安全，至少不算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反过来讲，国家单单保全自身，内部各项指标良好，但政府不重视外部环境的营造，不愿意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不努力在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协调合作中推进全球和平发展，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封闭的孤岛。在信息快速流动、技术不断进步的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国家安全缺乏外部认可与国际法保证，是难以持久的，自然也不符合本文所严格定义上的安全。
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实，不难看出国家安全概念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即由于它事关民族、人民、领土、社稷这类全局性、战略性、长远性问题，故而：第一，它的界定自始至终由国家的政府和决策高层来主导和统筹，而不可能由个别的社会阶层、单独的市场行为体、外部的政治势力或集团来支配和定夺。国家安全的政治性由此突显出来。第二，鉴于国家安全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军事、军队、军备等议题永远占据着国家安全议程的优先位置。即便没有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即使在没有常备军的国家，国家安全的核心依然离不开军事——不管是对他国使用军事手段还是担忧他国对已方造成军事后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国家安全的其他领域和议题（如经济安全或生态安全）无法相比的。概而言之，高层统筹、政治性质、军事重心，是国家安全定义的几个关键要素。在此意义上，国家安全学就是研究国家安全的一门学问，它包括了对国家安全基本性质的界定，对研究对象的说明，以及对这个学科门类各分支、领域和主要议题的解释。在大学里，国家安全学的知识还包含学习的主要方法、若干支撑性课程和讲座等内容。
（二）人类对国家安全的探索和研究
对国家安全的思索和研讨有很长的历史。自从国家诞生，如何使之运转顺畅的见识就已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几千年来不绝于耳。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专门分析了国家的构建与等次，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论述了建立稳定政体的类型和方法，从不同侧面点出了国家的存续及要件。中国古代先贤亦有个人与国家之安危兴衰的诸多见解，像“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安不忘危、盛必虑衰” 等警句名言，都为后世的治国安邦提供了宝贵启迪。
随着近代世界体系的生成，全球范围的扩张和分化加剧，各民族、各国之间形成不平等不公正的依附关系，由此带来的压迫和冲突严重危害了世界人民和各国稳定，国际战争与国家安全上升为焦点。这催生出各种关于国家生存与斗争的学说，如“帝国主义理论”和“殖民主义理论”，“纳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民族解放思想”和“激进革命思想”，等等。20世纪初期，英美等国将国际关系设置为大学的专业学科，建立起关于国家安全的各类科目、教材和学说，如“陆权说”“海权说”“空权说”“地缘政治论”“均势论”等。20世纪上半叶，虽然“国家安全学”作为单独学科尚未出现，但国际政治理论界和外交学界的诸多努力，对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探索，为这个专业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人类在20世纪遭遇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各国生灵涂炭，给各国安全与国际关系带来极大损害，同时也促使人们更加重视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策略、思想理论、人才智库等。
在二战结束后的大半个世纪里，尚武习气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逐渐式微，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和非殖民化浪潮推动了安全观念的更新，国家安全研究进入新阶段，出现了新动向新特点。比如，以国际组织和规则约束战争冲突的努力增多，各国合作和跨国协调成了增强国家安全的一条路径；由于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增多，国家安全观开始注重平衡传统与非传统的各种安全，综合安全、人的安全、生态安全等新提法、新观念也时兴起来。实际上在美苏两极对抗的20世纪70—80年代军事安全依旧是国家安全重点的背景下，北欧、加拿大、日本等国或地区的一些研究机构就提出了综合安全和人的安全的命题，意大利的民间智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颇有影响的两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为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倡导的“千年议程”（重点是维护全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做了铺垫。
冷战结束后的最近几十年，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后实证主义在很多国家学界大行其道。它们不仅发展了传统的安全研究，而且更加看重国家安全的建构，梳理不同安全层次，刺激新的理论和范式生成，如“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进攻性/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的三种文化模式”等。21世纪以来，着眼于科技进步时代各国复合相互依赖的新现实，各国安全学界及智库又提出不同取向的诸多解释，如“复合安全理论”“地区安全架构说”“和平学”“生态安全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国家安全”等。一个新动向是，主导传统国际格局的西方国家变得乏力，一批非西方新兴大国和中等强国快速崛起，使得全球安全局面充满变数，包含了各种挑战和机遇。
二 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及其类型
当下的国家安全研究，适应了国家的需要，反映出时代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家的主权、安全与稳定，将之放在头等重要的决策日程。中共十八大之后，制定和推进总体国家安全方略的进程加快，各方面有了新的气象。比如，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使命、协调工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国家安全观念和战略进一步制度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推出一批重大项目选题，鼓励研究工作者更多投身国家安全问题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中央及有关部门决定将国家安全学确立为一级学科，与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传统主要学科并列。国家安全研究在如此短的时间得到如此重视，在当今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从内涵看，中国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有两大特点：首先，把政治安全作为核心，国家安全事务落脚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党团结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目标上。其次，强调统筹各种重大需求，建立完备的国家安全序列，既重视外部安全也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等，实现安全的主要领域、主要因素、主要层面的全覆盖。它们体现出中国国家安全学起步阶段的风格。
（一）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的演进及核心问题
观察中国学术界的相关努力，可以看到国家安全研究的不同阶段与重点。改革开放以前，这方面的探讨不多，有限的努力集中在应对美苏两霸施加的威胁上。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摆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长期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屈辱身份，国家领导层确立了以“站起来”为中心的国家安全目标。以斗争求承认、独立自主、帮助受压迫民族的革命思想，成为那一时期引导安全研究的主线；中国被联合国排除在外的事实，加深了从上到下对国际环境严峻面的感受。就研究课题来看，与“帝修反”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有阶段性、策略性的调整）、争取“中间地带”、团结“第三世界”，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内部的安全能力和安全思想建设，则着眼于“备战”“备荒”。改革开放以后，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相适应，中国的内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经济安全占据优先位置。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安全观念更加开放灵活，安全理论吸收了多层次安全、非传统安全、生态可持续安全等新要素。21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国家安全考量有了更大抱负和更加重视全方位的视角。凭借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关中国大国地位和全球角色的内容增多，中国对美西方主宰地位的审视、批判意识增强，对全球化条件下谋划国家安全的思路更具前瞻性、战略性和综合性。比如，在中美长期战略竞争态势形成、美国实施压制性战略的背景下，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对外是如何抵制“新冷战”、建立全球战略伙伴网、提供中国式国际公共产品，对内是如何增强科技实力、加大战略领域投入、强化集中调度指挥等。
不过，特色并不排斥共性。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与其他国家的一样，普遍关注两个共性问题。其一，国家安全的研究须回答“何种安全优先考虑”的问题，毕竟涉及安全的需求太多，而国家特定时段的资源有限。政治安全和执政党地位在中国国家安全谱系中居于中心位置，而在某些国家可能是族群矛盾或战乱冲突变成国家安全的头等关切，在另一些地方则聚焦大范围贫困和失业引发的社会动荡。所以，对任何国家执政者和研究界而言，安全议程的先后及资源配置的重心是决定性的环节，需要清晰梳理安全的类型、层次、领域等，并准确说明不同的权重与需求。这些是国家安全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其二，确定了优先事项之后，国家安全研究的另一要务，是分析并提出实现中长期和近期不同目标的途径和方法，找出需要协调的单元、机构和个人等，指明统筹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安排。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国家安全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谋划和参与，涉及外部交涉、地方配合、底层落实等，可以想见把这盘大棋弄明白、说清楚之不易。总之，安全议程的排序、安全需求的统筹，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二）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的不同类型
目前，中国学界有关国家安全的讨论很多、角度各异，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种类型，也是最常见的类型是按领域和层次划分国家安全。综合各方面的解释，目前中国学界所说的国家安全，主要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和生物安全等领域。这个清单会根据形势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和需求的扩大，在现实中不断调整和充实，近几年有增多趋势；它反映出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对国家安全认知的拓展。这些安全问题种类各异，产生的原因和后果不一，处置的手段和方式极不相同，参与解决的单元形形色色。有些直接危及民众的生命、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如军事安全）；有些后果表现为全社会层面的恐慌情绪和对个人隐私的不当掌控（如网络安全）；有的是特殊专业领域和需要高深技术方可处置的难题（如核安全）。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国土资源幅员与人口民族规模不等的世界各国，必然有很不相同的国家安全清单，例如，弱小国家不会考虑太空安全的话题，即便中等强国（如某些内陆国）也未必对深海安全和极地安全之类议题有兴趣；世界大国的利益具有全球性，安全需求自然是多样和全方位的。从研究方法看，如前所述，这一类研究最难之处是赋权和排序，即如何给种类繁多、情况各异的安全问题赋予权重，如何安排政府现有资源的投入顺序，确定哪些问题是当下急需处理的、哪些是中长期的挑战。
第二种类型是根据安全问题出现的先后，从历史沿革角度把国家安全问题分成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类。传统安全主要是指与国家间战争和和平相关的安全问题；它往往通过军事或武力威慑手段实现或保障，涉及领土主权完整、执政党地位和政权稳定、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社会民众不被他国恐吓等。在国际政治学和外交理论中，传统安全之所以被称作“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关乎国家存亡和政局稳定，被置于最重要、高等级的决策议事日程。世界史上多数国家间冲突都具有传统安全的这些特点。比较而言，非传统安全是在二战之后出现的，更多的是指战场之外发生的重大威胁，即无法依靠军事手段根除的国家安全风险或隐患，如海洋污染和海平面升高、宗教极端势力猖獗、大范围和难以控制的疫情传播、信息技术对个人隐私的严重侵犯等。各国面临的这类威胁，既可以来自国家行为体，也可能是非国家行为体（族群、企业、个人或跨国集团）；政府和国家机器无法单独应对这类挑战。经常被叫作“低阶政治”（low politics）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传统安全的一个不同在于，不管是它们的形态还是影响，都更加扑朔迷离、难以定位。针对上述情形，国外研究界（主要在西欧和北欧）提出一种学说，名为“安全化”理论。它主要探讨哪些问题应当提交最高决策层（“安全化”）、哪些够不上顶层的国家安全（“非安全化”），哪些问题曾经是国家必须重视和应对的安全但后来危险性下降，因而不必列入高层议事日程（“去安全化”）。这种学说还讨论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有什么关系、彼此是否可能发生转化等理论难点，为国家安全研究开辟了新空间。
第三种类型是根据安全问题涉及的地域空间范围界定国家安全的特性。中国一再强调，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它提示了国家安全与其他层面安全的辩证关系。从覆盖范围看，国家安全问题并非孤立产生，它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周边安全）、更大范围区域的和平（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层面的安全形势（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密不可分。虽然不同层面的安全问题各有其因、各有其果，但各种安全存在内在联系，并且与各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安全命运共同体。我们甚至可以预想，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类走向太空，地球现有物种与外星系生命体可能相遇、碰撞，整个地球村的维系也可能会列入世界主要强国将来的国家安全议程。从国内看，国家的整体安全同样不是单向度的、平面的，而是多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国家安全离不开内部各民族区域的和谐稳定（族际安全），离不开各个基层的有效治理（社区安全），离不开公民维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和手段（个人安全）。这种开放性、比较式的国家安全研究，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尤为需要，毕竟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的时间不长，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国家与全球安全、个体安全之间的关系仍有很多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探究。
第四种类型在一些发达国家比较流行，可称作“国家安全文化”的研究路径。这里的“文化”，并非汉语一般意义上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而是特指思考问题的逻辑与背景，指不同民族心理和战略思维。就国家安全议题而论，国家安全文化要研究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如何构造自身的安全命题，它有什么样的历史传统和思想基因；某种程度上它与更早出现的“战略文化学派”类似，都看重国家安全战略策略与历史文化心理的关系。比如，中国古人讲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而俄罗斯人一向偏好先发制人的打击和震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认为安全与发展互为表里、同样重要，安全是为了发展，发展反过来促进安全；而俄罗斯人认为，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的需求远远高出其他任何类型的安全需求。这种差异深刻反映出两国历史沿革和战略文化的不同。用此方法考察，美欧尽管国家安全观本质上相通，但美国人与欧洲人的安全文化亦存在差异：前者更注重军事技术、战略博弈和进攻手段，而后者更重视利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区域联盟以及非军事的制裁。通过这类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留给欧美国家的不同印记乃至新老大陆几百年来的异同一一呈现，甚至出现了“美国安全学”和“欧洲和平学”等提法。像“安全化理论”一样，“战略文化分析”是讨论国家安全问题时比较有纵深感、有学术味道的一种探索方式，对研究者的理论学养和逻辑思维有一定要求。
第五种类型可称为“功能分析”，它从横向角度尝试把与国家安全问题有关的各个要件找出来，研究各自所属领域和作用方式。在这个路径下面，讨论的对象可以包括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不同目标、战略策略、文化特色、领域层次、制度建设、治理手法、统筹过程、教育培训和研究机构等。这种分类的好处是容纳几乎无限的课题，让有兴趣有专长的人各尽所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足是难以形成有共识的评价标准，经常是各说各话、互不通气，造成资源利用的低效和精力的分散。从积极意义上讲，对于构建高标准、学术严谨的国家安全学来说，已有的各种功能性问题的讨论，各专业研究机构的持续建立，都可看作是初级阶段的有益工作。事实上，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正是通过不同方向的努力逐步推进的，比如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国际战略研究和教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教学、国际政治史研究和教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区域国别问题的专题研究和教学等，奠定了从国际范围思考国家安全挑战的学理基础；而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的教学和科研，则是从一般学科建设的角度为国家安全学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国家安全研究不同类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安全学具有某种复合性的知识架构，需要的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因果逻辑，而是跨学科多领域的分析工具。比如，就相近的知识和学术而论，国家安全学的学习和掌握，与探讨权力格局变动和资源合理配置的政治学、经济学有关，与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整体与个体关系的社会学、哲学有关，与分析武力威胁和国际竞争的军事学、外交学有关，与展望地球村整体性质和延续过程的生态学、全球学有关，与阐述思想吸纳和开放式学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关，与提供关于自然界新表述方法的量子思想和复杂性学说有关，还与很多其他的学问和思想有关。当然，以上是就国家安全学的整个知识大厦而论，就具体个人的学习或部门机构而言，考虑到时间和能力的限制，还是应当选择感兴趣的方面或有专门需要的领域，挑选适合的类型加以追踪研究。
三 国家安全维护方式的演化
国家安全的研究特别需要平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防止静止孤立和封闭自足的安全思维，倡导积极进取和综合统筹的国家意识与能力。在全球震荡变化的大背景下，尤其是美国和少数西方传统强权对中国崛起焦虑不安并极力打压的未来一个时期，我们要建构新型大国安全能力与意识，不仅要大大增强物质层面的实力，更要深入检讨自身存在的各种软肋与短板，防止在上升周期过分自满，导致停步不前甚至出现严重问题。
（一）引领新的全球通用技术与规则是大国崛起的内在条件
细察近代国际关系史不难发现，成为普通的大国、强国与充当全球角色不是一回事，后者除了具备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之外，更要有超群且“服众”的辨识力、创新力、规范力和协调力。其中，识别重大的经济周期，应对和驾驭其间包含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变动起伏，是大国崛起必须面对和最终克服的一大挑战。判断不易，说易行难。比如在目前的情势下，世界经济究竟处于“滞胀期”“谷底”，还是“再全球化”的筛选效应和新业态崛起初期，或是持续十数年甚至更长时段的深度衰退，不同学派和模型算法大相径庭，政策偏好及建议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下，最终还是要看哪些国家判断有误、哪些大国战略决策得当，主要大国的成败兴衰往往取决于正确的方向感与决断力。表面上看，这有点“俄罗斯轮盘赌”的味道；深层次上讲，则反映了国家“政治决策+创新突破”的综合效应。荷兰之所以在16—17世纪占据世界支配地位，在于它在大航海时代率先提出海洋法和“海洋自由”观念，全球首创国际金融证券股票交易机制，国家对此大力倡导和保障，从而超越昔日强权葡萄牙和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在不同阶段的“登顶”，都是在列强纷争和经济社会萧条的乱象中，发明和推广了各自时代最前沿的技术与产业（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革命”均始于英美），进而带动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一些研究者之所以认为中国可能引领下一周期的全球发展，不仅仅是看到当下中国领导人的坚强意志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更由于崛起阶段的中国可能提供不同以往的全球性公共产品和通用性技术创新，掀起“新一次产业革命”浪潮，如常被人提及的新型国际组织及其规则、5G网络和大数据算法、电子商务网络等。今日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之所以不顺畅、难如意，原因不仅是由于美国及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更因为现今的俄罗斯发展迟缓、综合国力下降，它除了核武器等战略打击手段、传统航天技术之外，缺少能为国际上多数国家提供的新型产品与服务，遑论引领时代前沿的通用技术和观念。对这些我们要胸中有数，要警惕随之而来的美西方针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更应懂得中国现有优势和潜力的有限性及前路的漫长曲折。例如，如何使中国领导人关于全球化的判断与策略，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变成全球各国的行动；如何让中国开发的一些技术和业态，传导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国际社会乐意使用的样式，都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难题。只有当中国的倡议、公共产品和制度设计化入（无论是中国政府推动还是潜移默化被接纳）全球范围多数国家实践的时候，才可以说新一轮国际体系周期嵌入大历史进程，中国才能成为新国际体系的公认典范和引导力量。
（二）大国要把握和顺应国家安全维护方式的变化规律
对中国来说，最难的不只是引领新的全球通用技术与规则，还有如何令美西方在事实上和心理上最终不得不认可中国的全球崛起与全球角色。它涉及中国同既有国际体系主导国的关系，涉及这一轮大国磨合碰撞的激烈程度及方式。纵观历史上各种周期主导国的更替，既有高强度对抗的方式（尤其是早期欧洲列强的争夺），也有和平的交接（即便是旧主不情愿的“交棒”，如英美之间）；不管是哪种方式，胜出的主导性国家无不拥有强大的军事、科技与经济实力，哪怕是和平的转换也须有“接棒”的硬实力。作为潜在的国际体系主导者，中国对于未来新旧力量转换过程的应对，必须考虑“战”与“和”的各种可能，时刻牢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古训。从过往历次大国争霸周期看，霸权国或崛起国之所以落败，实力差距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一点在于没有处理好与主要对手的关系，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完全受制于鲁莽草率的思维或大意轻敌的战略。远的不论，在西方现有国际体系内，德国和日本曾分别在欧洲和亚洲称雄并对当时的霸主发起军事挑战，但它们均低估对手，导致冒进策略并最终酿成失败；苏联一度攻势猛烈，势力扩张至世界各地，而且与德日不同，作为20世纪下半叶另一个超级大国，它曾向国际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观念、制度和实践，然而处在鼎盛阶段的它逐渐变得盲目自大，缺乏对自身长短的清醒认知，最后在官僚主义和冷战氛围双重压力下失控崩裂、停滞徘徊。
在21世纪的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我们必须看到军事手段并非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地位的唯一方式，政治智慧和外交手段同样不可或缺。外交看似是某种沟通技巧，实质上它是主导性大国智慧的体现，是关键时刻“四两拨千斤”的抓手。外交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和平诉求与对话气质，是它对艰难氛围的巧妙应对和创新突破。用谈判、斡旋、谅解等非暴力手段，处理国家间的分歧，实现本国利益，是外交作为现代国际制度的基本属性。一般而言，主要大国都有丰富的外交智慧、能量和技巧，关键看谁能在特殊局面下掌握平衡、巧妙处置主要矛盾和主要挑战。胜出者无不是公认的外交大国、规范倡导大国、话语权和软实力大国。从学理上说，外交制度不同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间往来，有别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争霸安邦安排，也不只是近代欧美列强对弱小民族的征服。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规范，外交制度表现为民族国家产生后逐渐摸索形成的一整套沟通机制，以及支撑这些安排的主权原则、平等原则和国际法准则。外交首先体现为谈判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式形态，其次是由国家使节受领担当的使命，特别表现为谈判人的技巧、气质和创造性。擅长谈判、富有耐心，是承担这一使命所需的重要气质。外交的本质，就是在不采用武力的前提下，或是当武力或武力威胁失效的背景下，通过国家代表间的沟通达成协议，实现或保障各自目标。一定意义上，外交是谈判、和解和转圜的代名词。外交方式古已有之，只要不同地域、身份的人群与他者交往，就有这样那样的外交活动。早期的国家及政治精英的外交方式比较简单粗暴，随着文明的发展，各国政府学会利用复杂精致的交往方式获利。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在意自身形象和对外部环境的塑造，外交变得越发重要。在新的国际体系转换时期，在维系国家安危方面，外交的作用会愈发凸显。
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外交与其他的国家手段（如军事或商贸手段）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同样是服务国家利益，外交方式柔软，军事手段严厉，“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它们是各国特别是大国关键的软硬两手。即便有时听上去外交人发声强硬，有时军人看起来手捧和平鸽，各自的本质及主要功能也不会改变。在当代国际交往中，多数中小国家常利用商业贸易手段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商贸手段与外交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对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的追逐，体现为清晰可见的数字，而外交方式只能依靠正式谈判和私下交谈，在意见交换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尽管外交部门有时也借助商业或军事手段，但外交人的本事归根结底还是体现为沟通的技巧与韧性。军人有武器，商贸有财富，外交靠和谈，这是一门“艺术”。军队承担威慑敌人、战场拼搏、守护国土、海外维和、军事外交、国内救灾、稳固社会的多重使命，但军事的硬核无疑是武力威慑和武力运用；商贸手段亦可分出多种类别，如投资贷款、工程建设、货物交换、资源开发、商业援助等，然而九九归一，终究要落脚到利润的计算与回报；外交的功能、方式尽管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部分是保持国家间的沟通，维系或促成和平，用非暴力的方式维护国家利益。对主要大国而言，外交方略与手法不仅服务本国福祉，更影响周边和国际社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国际体系风格与稳定性。
从全球范围看，国家间虽存在战争和强权政治，但大的趋势是，尚武风习式微、战争收益下降、经贸市场扩大，进而外交作用提升。尤其是20世纪以降，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经历了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演化。以武力使用及其后果衡量，现代社会的暴力行为，就受害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例而言，同前现代社会相比大大减少；当今全球范围死于自杀、车祸和艾滋病的人数，远多于死于战争和暴力袭击的人数。二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自核武器出现后，主要大国间爆发直接战争的危险性持续下降。在当代世界政治舞台上，鼓吹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已越来越难以为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接受。从近代国际关系和国家制度建立的历史看，早先的各民族国家把常备军、外交制度、财政和教育制度作为主要事项，到今天不少中小国家放弃或减少常备军，仅保留警察、反恐、治安等少量建制力量以确保国内安全，更多地依赖区域安全条约或联合国维和机制以防止外部入侵。就世界多数国家及地区来论，军事效能及其优先性在不断递减，折射了国际关系的演进和人类社会的进化。大国当然要有强大的军事能力，以保障自身和国际安全的需要，但同时一定要知道军事手段的局限与军事叙事的上述演进。反观外交，恰恰由于它承担着缔造和平的事业，诉诸更文明和复杂的国家利益实现手段，成了新时代的“宠儿”，外交官成为国际气氛改善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大国外交最要紧之处，恰恰是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多方协调沟通，坚定地朝着预定目标不断努力，在看似不可能中寻求可能。从全球范围看，主要大国的外交制度，不仅增强了国家的交往韧性，也缔造了国际体系的“同心圆”和“向心力”。对中国来说，顺应国家安全维护方式变化的基本规律，对于我们显示政治智慧、发挥外交能量、应对封锁打压，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当前国际体系需要的政治智慧是什么？多数国家对大国的外交能量有哪些期许？除硬实力的抗衡外，应对外部封锁打压还有何种选项？中国软实力的拓展还有多少潜力可挖？等等。
四 国家安全的“层化”研究思路
从研究路径和方法讲，研究国家安全应当发掘更多的角度、借用不同的学科工具，让成果形态更加丰富多元，令年轻人更加兴致盎然。
在地质学、天文学、宇宙发生论等自然科学中，有一种叫“层化”（stratification，也称“层理”）的学说，或可加以借鉴。“层化”的原意，是指岩石沿垂直方向变化所产生的层状构造，这种构造通过岩石的物质成分、结构和颜色的突变或渐变显现，表现出各种沉积岩的不同年代、生成环境、沉积作用和结构特点。具备沉积岩特征的岩石，在内部各层面之间构成特殊的分界面（也即层理面）。层理的形成与沉积物结构和成分的变化有关，或由沉积间歇、沉积季节的变化所致。沉积岩层的原始形态多是趋于水平的，地质的变动使其倾斜、直立、弯曲甚至发生破裂，形成褶皱、节理、断层、劈理等形态。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是否存在层理，是区分沉积岩与普通岩石的关键。常见于火山岩等沉积岩的层理，提示了地球地质构造变形及其演进史。地质的“层化”过程漫长曲折，使得今人看到的沉积岩层理重叠交错和多式多色。各种层理的成因、表象、关系各不相同，地质学家们对它们的细化分类加上总貌解说，不仅展示了地球地质构造及周围大气空间环境的独特之处，一定程度上还折射出整个宇宙发生及演化的规律。
进行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的“层化”（层理）分析，或能实现新的超越，开拓更大视野。
（一）国家安全的“层化”研究更加注重成分（要素）的动态及其关联
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传统层次分析法——那是一种由20世纪50—60年代科技革命和系统工程论启发出来的相对机械与静态的层次划分，有关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的“层化”研究，将更加注重成分（要素）——诸如国家、政府、军队、外交部门、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行为体和个人等中观和微观单元——的动态及其关联。它不仅需要细致辨识不同层次的形状与成因（诸如政府间谈判、企业的交易、社会组织的活动），还关注它们的叠加效应和主体间性（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战争与和平的交叉、霸权国和主要大国的兴衰、技术与科学促成的创新之类）。如同量子学所指出的波粒二象性，世界政治变迁的“层化”探讨，是对“层”的解析和对“化”的感知的辩证，既离不开对微观单元（例如个体的情感）的观测，又不可脱离对宏观结构（如当代世界政治的单极霸权、两极格局和后冷战进程）演进的把握及概括。世界政治终极目标等宏论离不开一个个的微观分析，单独的微观焦点若舍弃大历史的视角就无法呈现世界政治变迁的全貌。“层化”分析与我们比较熟悉的系统（结构）分析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注重研究局部与整体、行为体与系统的关系。然而，与结构主义方法不一样，这里讲的世界政治的层理分析，借鉴了地质意义上的生态活性，强调不同时期行为主体（如“利维坦”或“国际社会”）的情感色彩与自主性，看到叠加的构造（阶层阶级集团等成分的权重改变）所包含的有机演化，比相对机械的系统论更有弹性和延展空间。
（二）“层化”分析可促使在不同领域或问题之间建立共同知识
在地质学内部，层理的研究是由许多分支学科从各自专业共同推进的。这些分支包括同位素地质学、数学地质学、遥感地质学、实验地质学、地球化学、结晶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区域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等。它们遵循着现代科学发展由分科走向综合、由个别转向总体的趋势。地质学从全球乃至宇宙发生论角度，将物质研究、地壳与整体地球构造研究以及地球历史研究融为一体，推出板块构造学、海洋地质学和行星地质学等，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不过无论什么分支，所有地质学者的共同兴趣与对话基础，都会涉及地球的物质组成、构造及其演化历史，乃至行星和宇宙的物质组成、各层圈之间的相互作用；不管个体兴趣有多大差异，所有地质研究者须大体掌握晶体光学与地球化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结晶学与矿物学、岩石学与构造地质学、地球科学概论等基础知识。应用到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领域，在极大促进各种单独偏好发展的同时，“层化”学说将会鼓励各种兴趣的交流、各个领域的通气、共同知识平台的打造。例如，什么是各国国家安全的顶层与底层（及中层）内涵？全球各地域之和的“世界政治板块”如何由各国安全和区域安全的状态迭加而成？如何看待各大区域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纵向的安全需求与横向的经贸联系如何交错在一起，又如何衡量评估？什么是构成“全球安全”的最小单元或微观单元，它与各国国家安全的各个单元（次区域安全与社区安全、人的安全等）有什么联系？什么是研究国家安全的学科基础（军事学、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学、历史学和区域主义等），它们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学科分支（军事威慑理论、战略文化学说、权力政治学说、地缘政治学说和贸易政治学等）之间有何关系？亚非拉国家反抗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个案研究与西方列强殖民中心主义各种话语的追踪如何在学理上加以对比？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一般学说与“文明冲突论”的特殊命题之间能否相互批判与对话？即使暂时难以取得广泛共识，朝向建立国家安全研究的特殊知识与一般安全理论之共同话语的交流，也将带动学术范式的持续更新，加强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学和方法论基础。
（三）“层化”分析可避免研究的单向度
在既往的国家安全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有不少从世界政治的进化或退化角度作出的分析。它们的优点是走向明确、进退易判，例如进化论者提出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逐渐扩展至全球各个角落、国家战争行为在当代受到更多国际规制约束等观点；退化论者谈论的个别大国单边主义的“退群”行为、西方民主渐增的“赤字”、当下的乌克兰危机等现象。这类分析的缺点，是难以展现研究对象的两面性乃至多重性，命题容易失之简单和单向度，有时导致有关决策部门的应用通道狭窄、操作简单。比如，讲国际形势时要么把当下定义成科技进步与国际多边主义潮流不可阻挡的年代，要么说成是民粹主义四处泛起、民族主义日益盛行的年代。这让有关决策部门无所适从，不知外部形势究竟依然存在“和平发展机遇”，还是趋于萧条和严峻化。就学术工作而言，单向度的“进化/退化”认知框架，难以容纳和表述模糊地带和不确定性。好的“层化”研究比较中性，不作单纯的价值判断，重点在于发现专门领域和问题的独特性质与特点，把它（们）与总体的格局加以对照。这样可以避免过于强势和武断的结论，在大的进化或退化概念之外提供不一样的多彩画面。新的观察角度促使研究人员避免单向度、线性的思维，保持想象力和多元主义包容态度。当代世界史演进显示，以往那种多半是民族国家政府特别是少数西方大国主宰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在转型为包含更多中小国家、各种弱势群体及其政治代表、各类大型企业与跨国经营者、非政府非营利团体、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民族宗教势力在内的世界政治新局面。面对这种深刻而持续的变化，国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工作假使仍束缚在被少数传统主流范式定格的框架下，就很难提供更有创造性、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成果；尤其是国家安全研究这类属于传统意义“高政治”和敏感性强的话题，如果没有层化的剖析，更容易把某一层面出现的异动当成全局性的改变，把个别国家倒行逆施的行为混同于全球整体性的某种趋势。相形之下，“层化”分析路径提供了更多选项与可能性，重视切口更小、挖掘更深、内涵独特的小层理，从而使得安全议题的各个层面都得到展现，让研究者从容观测与比较它们的关联，受众也不至于被误导。
（四）“层化”分析思路的应用
这里举例说明“层化”思路的应用。其一是主权范畴的研究。主权定义很简单，指民族国家政府在国内的至高统治力和不受国外势力支配的权利。然而，实际生活里，主权早已越出最初的法理边界，不仅宏观层面它从早期的教廷垄断权、君主专制权变成民族国家的身份象征，进而从由政府主导转变为有人民主权含义和区域架构并行（如欧盟）的多重权利配置形态，主权观念逐渐分出政治主权、安全主权、经济主权、贸易主权、文化主权、领土主权与非领地主权（如使领馆、太空装置或本国在公海的船只）等不同分支，实际应用中更是细分出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享有权（包括类似股权的共享主权）等类型。主权范畴在纵横各个方向出现错综复杂的嬗变及应用。沿着这个思路研究主权，不仅更有理论意义而且实用。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时，面临减免关税和让渡部分经贸管理权的“入世”条款，国内于是出现质疑声音，关键时刻有学者提出将政治主权与经贸主权分开对待，对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适当保护、逐步放开其他领域的建议，为更灵活的政策空间作了理论铺垫。这种主权分置的思路，就是层化研究的一个样本。它使得旧时意义上的主权观念不再只有国家政治安全方面的含义，而是更能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地加以运用，建立起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静态的身份与动态的权益融会一体的新主权观。
再举一例。美国官方对其他国家在海洋领域的活动经常说三道四、横加指责，自己却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种“双标”言行受到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的不满与抨击。然而，用“层化”方法仔细梳理美国各个层面的海洋存在和利益结构、涉海法规与执法过程、军事与民用不同领域的海洋行为与态度，就会发现，美国实际上既是当今世界海洋领域的最大利益攸关者，也是海洋法体系强力的制定者和执法者。美国没有签署和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代表它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卷入乃至支配海洋国际关系。美国海军在全球各个海域的基地及其威慑作用，纽约港对各国油轮防泄漏船体结构建造的规定及其后果，大量美国商船货轮和船员在公海及他国的停泊带来的诸多法务法规，美国各级政府和法律机构处理海难、打击海盗和各种海上犯罪的尺度及索赔方式，美国跨国公司和私人在国际海底的资源开发利用时沿袭的协议默契（protocols），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不仅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样宪章层级的条文落实，更关乎海洋领域日常的各种硬法和软法、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推进及效能。研究判断这个超级大国的海洋行为，绝非仅仅抨击“双标”那般简单，而应看到其中包含“霸权”“王道”的杂糅，看到其多面性和复杂性。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海洋大国来讲，在学会拒绝对手蛮横无理的同时，应借鉴其有理有利的成分。这种新的思路及研讨方式，在实际工作中有利于中国应对美国及一些国家在南海、东海、台海挑起的涉华安全事端，也有利于带动军队和外交机构之外更多民事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参与处置，形成新时代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的全新合力，带动周边海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笔者近期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也在尝试用“层化”路径推进。中国作为超大国家和多元社会，人口和幅员规模相当于几十个中等强国，制度与观念形态丰富，具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来自发展中世界唯一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等多重身份，综合国力接近世界头号强国，承担国内国际双重改革使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安全能力与外交能力须是多层面、跨领域、分阶段的范畴，学术研究也须与之相适应。新的大国外交，讲究国家间政治向世界政治的转型，强调参与主体的多样与创新。在中国，中央外交与地方外事的关系有很大的潜力：近一半省区地理上涉疆涉边，外事职能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地方外事干部的素质与能动性相当程度上可以推动整体对外交往活力；许多涉外事务非中央部委能包办代替，如国界勘界及维护、跨界非法移民处置、跨境水资源利用、毒品走私打击，周边水域及公海渔业纠纷、海上犯罪和各种海难的应对等。地方外事积极性的发挥和手中各种人力物力资源的调动，是事关全局的大课题。此外，大国外交能力不只直接与军队、外交部、中联部、国际发展合作署等主管部门的协作机制有关，还越来越多地涉及“多轨”的铺设与角色设定，如国家间的友城网络、各国岛屿间交流与公共外交、体育和文化外交、多渠道的经贸外交、央企在海外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外事活动，乃至大学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中小学阶段学生国际意识的早期教育等。做好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研究，既要洞察传统外交“核”的关键角色，又要前瞻外交“金字塔”的底座营造方式。依照这种思路构建中国的大国外交能力，显然更具韧性、弹性和创新性。
结 语
国家安全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不同的研究领域和角度，使国家安全研究出现了不同的类型。研究类型的不同，说明研究国家安全问题需要的不仅是某一领域的因果逻辑，而是复合性的知识架构和跨学科、多领域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学的首要现实责任，需要我们思考和把握国家安全维护方式的演变规律。同时，对国家安全和外部宏观环境的研究，不能只有宏大命题和对历史周期的讨论，而应当培养兴趣多样、大小各异的类型。现阶段国内不少研究机构、年轻教师和博士生，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色彩较亮但易于重合的“光谱波段”，相对冷门、专精、细小的“波段”则无人问津，导致一方面不少项目成果新意不彰、重复度高，另一方面学术视域不宽，学识增长缓慢。借用地质学的术语，原本质地不错的沉积岩本，打磨得比较粗糙、过于“大样”，层理和纹路解析不够。研究国家安全问题，要特别重视一些属于中国特色的现象。比如，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邻国，也有大量的跨界人口流动，按照欧美的传统理解，他们中很多人就是所谓的难民。为什么中国与周边国家不存在难民纠纷？这一问题就很值得探讨。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者与各国同行的对话，尤其应珍惜和吸纳这类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层化”研究思路能够助力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