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这个消息带给中国的震撼不亚于八年前的戊戌变法。23岁的宋教仁却不相信清廷真有诚意，当年10月8日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写下大段日记，议论此事，认定清廷不可能走上开明专制和立宪之路。在他眼中，满清皇族连普通知识也不具备，有的甚至不通汉文，游荡淫乱，依靠他们，中国永世无刷新之一日。
到1911年春天，他在《民立报》执笔，更是直接喊出了“宪政梦可醒矣”、“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不是他反对立宪，而是不相信在满清皇族治下会有真立宪。所以，他笃信中国必须经过一场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辛亥革命也可以说是他那一代年轻的留日学生推动的。鲁迅的一句“上野的樱花开了”，让我们想起新兴的邻邦日本对中国的影响，1880年代出生的鲁迅、蔡锷、范旭东、张季鸾、胡政之、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们那时候都在日本，或习军事、法政、经济，或学医学、化工，救国之志则是一致的。在投身革命的一群中，更多的人思考的重心只在推翻满清的民族革命上，像宋教仁这样留意政体问题，并有深入研究，旨不仅在破坏，更在于谋永固之建设的人并不多。所以，当革命的大潮一起来，满清之局崩解，他便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今日看他当年政体之主张、政策之主张，条分缕析，清晰有序，与只会拿炸弹、喊口号的志士不一样，难怪他在日记中藐视满清皇族子弟，说他们不识外交如何下手，内政如何下手，实业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兵备如何下手，理财如何下手，“皆长安之轻薄儿而已”!
自1904年亡命日本，他没有放松自我建造，他的努力从他翻译过的这些著述或可窥见一二，《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日本宪法》、《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这些知识的装备，而今看来或许算不得什么，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只知子曰诗云、资治通鉴和三国水浒的民族而言，他领略了崭新的近代文明常识，一扇朝着人类公共生活的窗口向他打开了，他看见了完全不同于旧书、旧小说中的一个世界。他也曾想做一个小说家，《红楼梦》激发他的这一心愿，要写一部小说，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最终他以自己的生命书写了“将来之希望”。这希望就是1913年3月18日，他被暗杀前两天在上海演讲时指出的：“今者吾党对于民国，欲排除原有之恶习惯，吸引文明之新空气，求达真正共和之目的，仍非奋健全之精神一致进行不可。……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这些思想就与我们熟悉的千年不变的“恶习惯”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宋教仁是超前的，也是孤独的，他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仅他追求的理想和他的生命一起被折断，真正理解他的政见，能切实体会他对政体问题灼见的人，当时也并不多，即使在他所处的革命党阵营内。百年之后，他依然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感他当年在日本就深刻地感受到了。1906年10月5日，一个万籁俱寂的雨夜，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辗转难眠，窗外雨声时滴，他想到孤身一人在异国患病，万感交集，“又思考吾一身究竟结果如何?吾一身结果与吾祖国时势之关系如何?”他又想到自己孤身漂泊海外，所谓朋友虽甚多，而真正志同道合的甚少，“自顾此身，仍是孤怀独行，俯仰天地，恐终侧身无所耳!”想到这里，他一时泪下如雨，几至失声。他当然没想到自己将来的结果，更不知道这一结果与时势、国运的关系。但他对这种孤独感已有深深的领悟。
相隔仅仅五年，他就亲历了清廷解体、民国诞生，不到三十岁的他成了举国瞩目的民国元勋。这一切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却也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对政体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其主张或尚可以商榷，但他“吸引文明之新空气”的努力则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容否定。他的横遭暗杀给中国留下的伤害至深至痛，国运之转移有时竟系于一人之身，这是我们常常无法明白的。中国史上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建设性人物，古老民族总是陷于“原有之恶习惯”中，难以自拔，而“吸引文明之新空气”则难之又难。历史让我们看见的是深深的无奈，即使宋教仁这样的新人物出现了，也是昙花一现，迅速凋谢。以鲁迅的冷峻，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中国事的难办，“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因此，尤其要珍视不流血的思想资源，宋教仁寻求的就是一条不流血的路，尽管他本人为此而流血。
2012年深秋，我到他的故乡湖南桃源去寻访他的故居，其实他的故居早已无存，我看到的是新造的旧庭院，空空荡荡，飞满了蜻蜓。通往他故乡的小道坑坑洼洼、曲曲弯弯，村庄里安安静静，人烟稀少。宋教仁曾生活过17年的村庄已与他无关，他的乡人无法理解他，他在自己的故乡是孤独的，他走的就是一条孤独前行的路。传说中的桃花源与他的故居相去不远，我去得不是时候，只看到一片光秃秃的桃林，没有夹岸桃花，落英缤纷。
每一代人都只能在时代给定的条件下尽力，思想、发声、行动、挣扎乃至牺牲……在无情的时间河流中，我们渐渐看见进化论史观的不可靠，历史总是千回百转、无比曲折的。1890年代出生的胡适之、竺可桢、傅斯年等人有幸到美英留学，学哲学，学科学，学史学，他们大半生致力的也不过是要“吸引文明之新空气”，将这个国家带上一条自我更新的道路。无奈“原有之恶习惯”太深太重了，有时候，往前迈出一步，却要以往后退几步为代价。竺可桢十三年的浙大校长生涯，言传身教，到底影响了多少青年学子，我无法知道，但我相信许良英就是其中之一。
转年春天，我到浙江临海张家渡寻访许良英的老屋，括苍山脚下，正遇到“桃花节”，看桃花的车流不断。许先生是1920年生人，1938年考入浙大物理系，正是竺可桢将“求是”定为校训时，一个一心想做物理学家的青年学生，毕业后却舍命去寻找中共地下党。1958年，他以“极右分子”身份从中国科学院回故乡种地，1960年代起他在煤油灯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从爱因斯坦那里重新呼吸文明的新空气，1974年以后，他终于对自己走过的这条路有了新的看法，明白过去对人类文明史的了解太少了。1978年当他回到中科院已经58岁，但他以余生之力，开始从头学习文明史，重新理解人类走过的道路。2003年1月，与他同时代的李慎之在离世前给他写信说，“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他回信同意这一论点，“并且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实来证明。不过政治制度的形成，还是受制于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两位八旬老人的讨论让我想起宋教仁百余年前那些带着露水和芳草气味的观点。如今他们也都不在了，他们晚年所思所言，仍然是当年宋教仁念兹在兹的“吸引文明之新空气”。
江山无语，唯活在期间的人物代代更新。我从桃花未开的桃花源到桃花大开的张家渡，只穿过了一个冬天。而从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遭暗杀，到2013年许良英于北京病故，历史已过去了整整一百年。中国变了，中国没有变，历史就在变与不变之间，我看见的是刻骨铭心的无奈，回天无力的无奈，翅膀折断的无奈，孤独前行的无奈。
2015年2月1日杭州正飘着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