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家安全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中国最直接的危险仍然来自发达的西方，尤其是美日同盟。处理和西方大国的关系仍然是中国长期的挑战。对西方，中国存在着两种倾向性，即过分恐惧和过分轻信。这两种倾向性既表现在政策话语中，也反应在实际的外交政策层面。
两种倾向性都是极端心理，是自信不足的表现。过度恐惧西方往往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或者说，对西方的过度恐惧经常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式的反应。一些民族主义者把西方对中国所做的一切都视为是要“遏止”和“围堵”中国，把西方的一切都视为是“阴谋”。这种恐惧心理就要求中国针锋相对，准备好和西方的冲突和战争。在内政方面，过度恐惧西方的表现就是去否定西方的一切，相信西方模式已经衰落，而“中国模式”会取而代之。
过分轻信西方则往往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另外一个极端，也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在内政方面，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各种体制没有任何信心，总以为中国应当以西方为模式，实行西方式制度。对外方面，自由主义天真相信，一旦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西方就会接受中国的崛起。有人甚至认为，接受西方领导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保障。
但实际上，这两种心理认知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走到了极端，就会演变成颠覆性错误。中国应当从前苏联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演变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首先是不能过度恐惧西方。过度恐惧西方是前苏联领导集团的主要外交心理，也是最终导致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的主要因素。二战之后，美苏之间很快就陷入冷战状态，各自组建了地缘政治集团，即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当时的苏联对“敌对阵营”（西方集团）无比恐惧，以最大限度动员国家资源来对付之，并且把重点放在军事上。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之间的竞争是全球范围内的，并且多表现在军事方面。但是，正如后来的历史所展示的，两者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了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
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全方位的强国，表现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而苏联和苏联集团在政治、经济上并没有能力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竞争，而几乎把所有资源导向军事的竞争。这种完全不对称的竞争导致了苏联和苏联集团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最终经济萎缩，不仅不能支撑庞大的军事费用，而且更促成了国内的短缺经济，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最后苏联和苏联集团在和西方的竞争中，自行走向了解体。
不过，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过分轻信西方。苏联时代的戈巴乔夫想通过民主化来促动国家的改革，结果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在西方的一片呼呼声中，戈巴乔夫俨然成为西方世界的“政治英雄”，因为戈巴乔夫以无声的方式促成了西方梦寐以求的目标的实现。在戈巴乔夫之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也是高度轻信西方的，一方面轻信俄罗斯能够顺利地变成另外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另一方面轻信西方必然会接受和欢迎一个民主化的俄罗斯。俄罗斯是敞开大门迎接西方的。
俄罗斯国内的各方面改革“严格”按照西方所提供的方案来做，即西方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上，俄罗斯也自信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而忽视了西方的野心。这种战略松懈使得西方轻易地获得了原来苏联帝国的地缘政治空间，把西方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直接扩展到了俄罗斯的后门。
俄罗斯过度轻信西方显然是失败的。在内政上，西方式的经济自由化很快就导致了寡头经济，国民经济一蹶不振，并且出现成为西方经济附庸的趋势。经济寡头直到普京执政时期才得到遏止，但其恶果到现在并没有消化。俄罗斯尽管想走西方的市场路线，但今天俄罗斯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正是西方式市场路线所导致的。在民主化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也呈现出紧张关系。在经济寡头严重干预政治的情况下，普京对寡头进行了整治。同时，原来叶利钦时代的分权也走向了集权。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西方的不满。西方现在并不认为俄罗斯是民主国家。在外交方面，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往日苏联帝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并不是说，俄罗斯要回到前苏联时代。问题在于，作为大国的俄罗斯，其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求其自身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这是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的直接起源。
克里米亚本来是俄罗斯的领土，在前苏联时代，因为乌克兰本身是苏联联邦的一部分，因此划给了乌克兰。现在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这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很容易理解。但这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的“颠覆性错误”，和西方交恶，受西方的全面制裁。除了克里米亚问题，乌克兰东部也是俄罗斯和西方继续争斗的根源。人们还不知道，俄罗斯和西方什么时候才能走上关系的正常化。而现在的这种情形无论于俄罗斯还是西方都是不利的。
美国外交反映对中国的恐惧
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面临选择问题，是恐惧西方还是轻信西方？这两方面的选择都存在着。首先是过分恐惧美国。中国一些人过分恐惧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恐惧中国所导致的。就今天的中美关系来说，所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倒不如说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中国花了很大的努力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的反应并不是中国所预期的。今天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美国犹如二战之后的苏联。今天的中国尽管没有像前苏联那样来组建反美国的同盟，但美国对中国的恐惧犹如当时的苏联对美国的恐惧，并直接反映在其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
第一，同盟关系建设。美国实行“重返亚洲”政策、强化和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关系、努力发展新盟国（例如越南等）。
第二，大量增强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美国曾经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但现在则不一样了。经济实力不如从前，其所推行的软力量即民主自由也到处碰壁。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只好强调军事力量。
第三，发展排他性的战略性贸易。主要表现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方面。TPP是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组织，但明显排除中国，并且其中一个目标就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
第四，想尽一切办法把其同盟国沦落为“附属国”，听从美国的领导。和日本的关系表现得很明显。在日本民主党鸠山任首相的时候，日本通过诉诸于建立东亚共同体来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东亚共同体被美国视为是“亲中国”的，因此很快就被绞杀。安倍上台之后，走的是反华路线，这不仅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而且美国不惜以牺牲和中国的利益，来鼓励日本等盟国挑战中国。很显然，美国所有这些方面的行为和前苏联的行为并无二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很多人，主要是民族主义者，也转而恐惧于美国，主张要以牙还牙。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把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归咎于中国的“强硬政策”，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在中日关系、南中国海问题、中印关系等等一些列问题上继续“韬光养晦”、配合美国和西方的“情绪”。他们的确相信，如果中国这样做，西方美国就会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因此能够得到保障。
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看，这两种倾向性有可能导致中国的颠覆性错误。如果过于恐惧于美国，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和美国的军事竞争陷阱。一旦陷入军事竞赛陷阱，中国国民经济就有可能被军事化，就如前苏联那样。这种可能性并非假设，而是有制度条件的，主要是因为中国存在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一旦军事竞赛开始，大量的经济资源就会导入国有部门，而非民营部门。而自由派的“愿望”也一定会破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很难会走东欧那样的民主化道路。执政党一直强调中国不会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第二，即使中国民主化了，美国也会同样把其地缘政治利益置于民主之上。
中国必须做正确的选择，在内政外交上避免因为过分恐惧西方和过分轻信西方而导致的颠覆性错误。在内政上，中国不可以简单照搬西方经验，但也不可以关起门来，自以为是地搞建设。一方面要意识到中国内部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仍然需要虚心学习西方经验来促动和促进内部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清醒地意识到到学习西方并非走西方道路。这里，中国需要一大批政治企业家，能够结合东西方最佳实践和经验，把内部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搞上去，学习西方，但做得比西方还要好。学习西方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不能抱过多的幻想和乌托邦精神。
在国际层面，中国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和国际接轨，在现行国际体系上往上爬。中国不可以学习前苏联那样，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另起炉灶，建设和西方相对立的区域或者国际体系。在全球化时代，这样做，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对国际和平更不利。同时，中国不能盲目相信西方会和平地欢迎中国的崛起。
中国要善于建立自己主导的、开放性区域甚至国际性秩序。这里要强调的是开放性。美国等主导的无论是战略上的同盟关系还是经济上的TPP等区域组织都是排他性的，中国主导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如果要有竞争力，唯一的来源就是开放性，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而且也向发达国家开放。目前所进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这样一种开放性的区域组织，并且中国所确立的区域和全球性组织的目标，至少在早期并非取代现存国际组织，而是从补充的角度行使现存国际体系所不能行使的功能。未来的发展如何，取决于现存体系的改革和中国本身的能力。
简单地说，开放性是中国经济的本质。无论是内部建设还是国际秩序建设，都必须秉持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就可有效避免过分恐惧西方或者过分轻信西方的颠覆性错误，同时也可确立和提高中国本身的自信度。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