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比较多地强调国际冲突及其因素的分析，对国际合作缺乏有力的分析与研究，对国际合作持悲观态度。本文结合新自由制度理论及其他相关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特征进行了新的分析，提出了国际合作的新自由主义视角。

[关键词]国际合作 新自由主义 现实主义 相互依赖 全球治理

在国际社会缺少世界政府，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与限度，是国际关系各流派，特别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争论的焦点。进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日益推进，各国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而出现全球性大变革的情况下，国际合作将有什么样的前景，新自由制度主义根据国际政治的新变化，作了新的阐释。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仍有许多的不足，但它比新现实主义更有阐释力和预见能力。本文以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为基础，主要研究和分析适合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新自由主义综合理论，提出国际政治的新自由主义视角，以使我们对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问题有更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状况的认知。

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范式

（一）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全球化（全球主义）、国际治理是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而权力与相互依赖便成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的研究范式。他们并不否认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国家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的行为体，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特性，但同时他们强调用国际相互依赖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所导致的国际制度层面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下，透过国际机制，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制度有助于克服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消除国际冲突，或将冲突限制在制度范围内。

基欧汉和奈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世界政治的物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就连深植于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的亨利•基辛格也承认：“国际问题的传统议程—大国均势、国家自身的安全－也无法界定我们面临的威胁，也难以诠释未来的前景。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旧的国际格局正在崩溃，昔日的标语不再具有启示意义，过去的解决办法也不再奏效。在经济、传播　和人类共有的期望等层面，世界早已变得相互依赖”[1](p3)相互依赖影响着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

在基欧汉和奈那里，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意味着彼此相依赖（mutual dependence）。”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之间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1](p9)相互依赖源于交往，如跨越国界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的流动。二次大战后国际交往急剧增加，在交往中产生了相关的制约和成本问题。当交往产生而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相互依赖便出现了。相互依赖与相互联系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总是与代价相关。

基欧汉和奈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他们给出了一个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理想模式，正如经济学家为市场竞争机制设计的理想模型一样。他们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并不完全忠实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现实，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复合相互依赖更好地解释了世界政治的现实。

基欧汉和奈认为，作为理想模型的复合相互依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常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公司（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第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许多问题由通常被视为国内政策的事务引起，而国内问题与对外问题的区别非常模糊。第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1](p25-26)

在复合相互依赖情况下，各社会联系渠道的多样化，交往密度的加强，一方面模糊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使国家利益与他国利益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非零和博弈增多；另一方面也易于使各社会间的信息流动更畅通，增强了了解和互信，减少不信任和误判，并逐渐在相互学习中形成更多的共有观念和共同体感。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军事安全不再是始终占据首要位置，而且武力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要超过武力所能获得的收益，冲突为此而受到制约，行为体将会有更多的克制。随着经济、环保、反恐等一系列“低级政治”问题被广泛地纳入议程，决策者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各国间的合作空间增大，合作的可能性也将随之增加。

基欧汉和奈详细研究了海洋和货币领域的复合相互依赖和美加、美澳关系。在海洋领域和货币领域的复合相互依赖有程度上的差异，但都出现了复合相互依赖模式的预期，与现实主义模式呈现较大差异。在海洋问题领域，武力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武力不再位居核心，也不再有利于强国的主导地位。尽管在特定问题上，武力时而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不再是决定结局的至关重要因素。在国际货币领域则更少动用武力或武力威胁。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海洋和货币两个领域里，政府间各种层次的相互作用剧增，非政府交往渠道也有所增加，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现实主义条件下作为国家政策最为有效工具的军事力量，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操纵问题领域的经济相互依赖、控制国际组织和跨国行为体，对国家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在美加关系中，社会经济问题突出，各问题间的等级结构难以确定和维持，双方并不使用武力解决彼此之间的重大分歧，两国间在战后建立起来的机制约束了美国的行动，强化协调与和解的价值。美国与加拿大、瑞典与挪威这样的国家间关系中，武力已经长时间地被排除在政策选择之外，显示出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国际合作不仅可能，而且会日益扩大。虽然基欧汉和奈对复合相互依赖下的合作问题表现得很审慎，但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已经显示出，随着复合相互依赖的推进，国际合作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

（二）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的概念与相互依赖密切相关，国际机制理论成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新现实主义争论的焦点。

相互依赖导致某些规则和制度安排，这些规则与制度被称为国际机制（internatiomal regimes），国际机制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扩大便构成为国际制度（internatiomal 　Inltitation）。

关于国际机制的概念，学者们有诸多的不同定义。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 认为机制是“在相互依赖的背景下为控制冲突而实施的人为安排”[2](54)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定义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所谓国际机制，指的是在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里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Principles）、规范（Norms）、规则（Rules）和决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所谓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所谓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所谓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所谓决策程序，是指流行的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3](p186)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基欧汉和奈指出，相互依赖关系在调节行为体行为并控制其行为结果的规则、规范和程序的网络中，或受到该网络的影响。因此，他们将国际机制定义为“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governing arrangments）基欧汉不满意克拉斯纳的定义，他又将国际机制定义为：“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他认为，国际制度（Intarnational institutions）是包括三个内容的体系：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与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 Conventions）。其中，“国际机制”就是克拉斯纳定义中的明示的机制，“国际惯例”是克拉斯纳定义中的默示的机制。[1](p20)基欧汉将国际机制的概念扩展到国际制度，将国际组织包容在国际制度概念中，从面建立了比较严谨的国际制度体系。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是追求收益的理性自我主义者；权力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国际机制是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国际机制在帮助国家实现共同利益中具有重要作用；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有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不确定性（Uncertainty）是国际机制形成的理论核心，世界政治存在广泛的不确定性。国际机制帮助达成政府之间意愿的契合。行为体相信，这种安排能实现互利。国际机制正是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来促进国际合作的。[4](p49)基欧汉认为，要理解国际合作发生的条件。这并不是说，国际制度总是促进全球基础上的合作，但是，所有国际合作的努力都是在某种制度背景下发生的，这种背景可能会对合作的努力起到促进作用。他指出，在国际政治领域，如果协议中不能获得潜在的收益，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协议不能带来互惠，那么就不会建立国际制度的需求。与此同时，从历史上看，并非可以轻易达成。正是协议的潜在价值与达成的困难两者相结合，才使得国际制度富有意义。为了在不只是分散的基础上实现国际政治中的合作，人类不得不利用制度。在世界政治中，由于人们始终难以沟通、监控行为体的行为，尤其是难以强制他们遵守规则，所以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意味着人们从来都不能忽略交易成本。甚至，在缺少等级制权威的情况下，制度也能提供信息，稳定预期，因此事实上，世界政治中的大部分具体制度起着减少交易成本的作用。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有两个中心命题，一是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既然机制构成一种国际秩序的要素，这就意味着国际机制的形成一般要依赖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基欧汉认为，“霸权稳定论”的第一个命题即霸权国家能够促进某种程度的合作，从谨慎的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霸权国家的存在是合作性关系出现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第二个命题的错误在于，国际机制建立以后，合作并不必然需要一个霸权领导国的存在。霸权后作作是可能的。[5](p37)随着霸权的衰落，一个缓慢的从霸权合作到霸权后合作的转化就可能发生。霸权的衰落可能使得建立国际机制的需求增加。　新的国际机制可能由于旧机制培育出来的相互信任的增长而得到促进。明智而富有远见的领导都明白，要达到他们的目标，无不依赖于他们对制度的承诺，正是这些制度，才使得合作成为可能。基欧汉承认，从政治上讲，这些制度的影响不会是中性的。人们能够预期到制度有利于特定的成员。就在已经建立的制度之外达成的高额交易成本而言，在制度内处于不利地位的政府发现，自己在这一问题领域总体上处于劣势。更一般地说，任何制度的规则都将反映其实际的和潜在的成员的相对实力地位，这种地位限制了它们可能有的讨价还价的余地，并进而影响着交易成本。尽管如此，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在世界政治中具有普通的重要性，国际制度具有促进合作的潜力。[6](p324)

（三）全球治理

基欧汉和奈对全球化与全球主义作了区分：全球主义被定义为世界的一种状态，它关涉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并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如酸雨和病原体）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全球化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指的是全球主义的增减[1](p275)。全球主义是相互依赖的一种形式，全球主义的强度可以引起三种不同程度的变化：网络密度的增强；制度转化率的提高；跨国参与的加强。“强全球主义”意味着，不同的相互依赖关系会在更多的环节上进一步地交织在一起。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或其他行为体会发现，他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受到他者行为的影响。因此，需要管理全球化。基欧汉和奈列出了五种形式：1、在领土疆界内采取单边国家行为，降低脆弱性；或接受外在标准，增强竞争力；2、强国或国家集团采取单边行动，以影响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3、区域合作，增强政策的有效性；4、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建立管理全球化的国际机制；5、跨国和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会”――以管理全球化，其方式不涉及一致性的国家行为。[1](p311)基欧汉和奈认为，全球化的推进将使国际政治更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抗拒全球化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面对全球化，单边行动往往导致失败或引起对抗性反应。面对全球化的深化，各国越来越愿意牺牲某些合法的行动自由，以限制他国对自己采取的措施，或防止他国行为变得不可预测。大多数国家发现，要想自己的利益得到实现，就必须进行合作，共同进行全球治理。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价值与局限

与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与安全、强调国家的中心作用相比，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相互依赖；承认国家是重要行为体，但重视国家外其他国际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强调军事威胁的作用在降低，国际合作的领域在扩大，合作的可能性在增强。与现实主义强调结构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过程的重要性。复合相互依赖模式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创新，它真实地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新进程，特别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进程具有较强的诠释能力。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机制理论是目前国际机制理论中最系统、最完善的理论，为与新现实主义进行有效的对话与论战建立了理论基础。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了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探讨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也是一种理论创新与突破。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比较有效地反映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与变化，更在于它对国际合作信心的支持与鼓舞，从而能为推进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有助于国际政治中理想主义的重建。

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领域的阐释比较得心应手，但在国际安全领域没有做出比较有说服力的阐释和理论展开，成为现实主义流派攻击的要害，因此，如果新自由制度主义要寻求更大的力量，必须大胆地涉入安全领域，在安全领域作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阐释，探求安全领域国际合作的可能性。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另一方面缺陷在于对认同和观念这些非物质力量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没有进行足够的探讨。90年代以后，面对冷战的结束和建构主义学派的批评，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开始重视观念研究，将观念作为权力/利益与结果之间的又一个干预变量加以考虑，并探求世界政治中的合法性问题。但总体上还没有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本身解决这一缺陷问题，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社会问题交往密度的增加以及互联网等通讯工具在全球信息传递和交换中作用的增强，共有知识和观念对国际政治、对国际合作的制约作用日益明显，环保意识、人权观念的全球性传播对国家的行为，因而对国际政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制约作用，不可忽视。新自由制度主义必须汲取建构主义中的合理内核，充实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就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需要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综合理论。

三、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补充与修正

就理论的完整性与科学性而言，需要对新自由制度主义作必要的补充与修正，提出综合的新自由主义（下称新自由主义）理论，它应以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为核心，接受其上述基本范式，并吸纳其他自由主义流派的主张，对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特征、走向和国际合作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理论阐释。

1、无政府状态的新含义

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一样，接受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界定。新自由主义认为，在全球化推进到建立一个单一的全球社会之前，国际社会不可能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国际政治将继续保持无政府状态。联合国或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加强各国、各地区的信息交流与协调，减少因信息不畅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和误判，通过沟通与协调化解冲突与矛盾，推动经济、文化及社会诸多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持和平。但它不是世界政府，没有对全球垄断暴力的权力，它的权威来自各国的支持，没有普通的强制性权力，也不具备行使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它在主要大国的支持下，可以在某个领域，或针对某个特定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如联合国在东蒂汶的维和行动和对伊拉克实施制裁，但联合国在实施这种强制时的权力来源于各国。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垄断暴力的中央权威，不具世界政府的基本特性。但是，自由主义视界中的无政府状态，与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除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一个最高权威这一点上相同外，在对无政府状态的其他方面有不同的认知。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充满冲突与战争的状态与结构。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不断进化的动态结构，其中如建构主义所言，有不同的无政府逻辑，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时代，国际无政府状态越来越摆脱霍布斯状态，更多地从洛克状态向康德状态过渡。因此，其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战争虽然有时不可避免，但是，对冲突与战争的制约因素和力量及调解机制不断得到强化，未来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合作，无政府状态不再是混乱、战争与失序的同义词，它仅体现缺乏为中央权威的状况，逐步走向有序。罗西瑙(Jame N

Rosenau)认为，“维持全球秩序的众多模式是在三个基本层次上展开的：（1）观念的主观层次，在这一层次上人们对各种处理事务的制度安排或有模糊的感觉，或有敏锐的洞察，或是通过其他方式加以理解；（2）行为的或客观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人们规律性或程式性的行为常常无意中维护了现行秩序的全球制度安排；（3）集团的和政治的层次，正是在此层次上治理得以出现，统治导向的制度以及政权得到确立，观念和行为模式基础上的政策得到执行。”[7](p14)从上述三个层次上看，今天的世界秩序比以往更多地体现出了有序和规范。随着全球信息和人员的高密度的交流，在观念的诸多领域出现了共识与认同，如对民主与人权的广泛认同与珍视，关于国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上的广泛共识对国家行为产生相当程度的制约。因而在第二层面的行为上，由于观念与机制的制约，国家行为更多地体现出遵守一定的制度与规则。而在第三层次上，体系中各行为体创立的制度与规则，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成为制约和规化国家行为、促进国际协调与合作、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的重要因素。它们作为体现观念和行为倾向的操作方式，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政治向前发展的核心要素。国际无政府状态内在逻辑的变化使国际合作的认知与行为都朝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

2、民族国家作用及其主权的变化

新自由主义承认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经济全球化并不会使主权国家消亡。使全世界统一起来的经济与技术力量和世界上继续存在的政治分裂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罗伯特•吉尔平指出：“政治疆界现在确实、并将继续使各国经济和经济政策有所不同；政治上的考虑也大大影响着各国的经济活动，使得彼此存在差异。国家以及其他强大的行为者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影响经济活动，争取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8](p108)新现实主义指出的这种状况确实存在，但新自由主义对国家所起的作用及其引致的结果存不同的看法。新自由主义认为，经济全球化所引致的相互依赖将更多地引导，甚至迫使国家采取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采取更多的协调与合作而不是强化冲突的政策，而且，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治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基础，拒绝合作，强化冲突，对抗市场的力量将会使国际付出更大的成本，因此，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主要会通过谈判、协商等途径解决，而不是诉诸武力。以开放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经济应当而且能够对国际政治起到缓和的作用，因为它已形成了各国共同利益的纽带和维持现状的责任。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过渡的时代，国家的生存基本得到保证，“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将不断扩大其实现的范围，国家间的竞争更多地不是军事上的争夺，而是经济上的竞争，国家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个大公司，或罗斯克莱斯(Rosecrance)所称的“贸易国”。即便在军事因素表现得十分重要的中美关系中，经济因素所起的制约作用日益明显地增强着，中美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经济制约，一是两国日益增长的贸易和贸易中所得的绝对收益，二是损害双边关系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特别是军事冲突所要付出的代价之大使双方即便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也都保持着相当的克制，给未来通过非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可能。因此，新自由主义视界中的国家及其作用与新现实主义有着极大的不同，特别对国家间关系的走向有着明显的分歧。

新自由主义并不否认国家间矛盾冲突，甚至战争的继续存在，只要仍处在从洛克无政府状态到康德无政府状态的过渡没有完成，冲突与战争不可避免，军事力量仍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武力的使用受到更多的限制，无论从合法性观念、国际机制，还是从国家的成本与代价等方面，都对它们构成了制约，因此，冲突与战争出现的频率将日趋下降，冲突与战争的事态会被更多地缓解，影响将被限制在更为有限的范围，而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大国之间将更多地以协调、合作、谈判等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纷争。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逐渐陷入了相互依赖及规制共管的系统中，从中退出通常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一度自我封闭的国家也都逐渐走向开放和步入国际社会。国家被国际组织编织成的网络所缠绕。“由于国家正被日益卷入由正式及非正式的规制编织成的网络中，而且这个被卷入的过程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整个世纪里继续取得进展（尽管是阶段性的），因此拥有传统上的高度政策自治的国家概念基本上已不再准确”[9](p65)由于战后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各种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大量涌现并在管理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也由于随着市场体系的扩展，全球经济联系深化，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跨国公司作用的增强，国家正在失去原有管理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自主度。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提出：“全球化从国家内部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基础，并产生出一种多层次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的世界秩序。国家在这个秩序中是重要的。但只是若干权力层次中的一层。”他指的是正在承担对各种国际交往进行不同程度控制的大量跨国及政府间安排和制度的出现。[9](p82)除国家行使主权时必须考虑国际环境、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各种制约因素外，国家对主权的行使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变化。在消极方面体现在，国家被迫接受国际组织或其他行为体的干预，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等国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的一些要求，改变其国内经济政策。在积极的方面体现在，国家间为了共同利益，或为了共同对付潜在的威胁或利益损失，主动将国家的部分主权让渡到国家间共同组成的更高层次的组织，欧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原先作为国家主权重要的、不可干预的主权的货币及其相关政策，在欧盟各国，已经作出了让渡，从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实行单一的货币。欧盟在政治领域的合作也在深化，未来欧盟将建设共同防务，这有将是更具重要性的主权让渡。就目前已经实施的主权让渡而言，在主权国家所拥有的一切重要政策领域，欧盟几乎都介入。就主权让渡程度的深化而言，欧盟在某些领域　，如货币政策共同农业政策、渔业政策等，几乎完全攫取了原属成员国的政策主导权。随着单一货币的实施，人们已很难看出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民族国家的国内市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10](24)

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实践中的变化将引起人们对主权观念的深刻变化，人们将不再机械地理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主权概念。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国家间可以合作，主权可以接受干预，主权也可以让渡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组织。因此，涉及主权的冲突与纠纷，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可望找到合作的前景。但新自由主义也意识到，国家主权并不会消失，在当今世界，使全世界统一起来的经济与技术力量和世界上继续存在的政治分裂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有时还很激烈。这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现实主义者的罗伯特•吉尔平提醒我们：“即使在像欧盟这样高度一体化的国际组织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仍是主要的政治行为者，即德国、法国和英国。不管欧盟最终以什么形态出现，民族政府将继续是这个区域中的重要行为者”[8](p16-17)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仍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国家主权并不会全然消失，国家主权的让渡是国家根据自身利益考虑而作出的抉择，无论是消极让渡还是积极让渡，它本身体现了国家的自主选择，体现国家的主权。因此，未来世界，尽管地区一体化进一步加深，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深化，各种行为体更趋活跃，国家及其主权在国际政治中仍很重要。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国家对主权的理解、行使可以有更多的弹性，加之国际政治文化的进化，国家间在主权问题上也可以有更多的合作，这将能在更大程度上抑制战争与冲突。克拉斯纳指出，“如果政治领导人愿意达成共同协议或者动用强力手段，或许可以找到能与传统主权原则相背离但又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例如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之后在那里建立了特别行政区，由于允许香港参加一些国际组织以及承认香港执行独立的签证和香港护照，保证了其他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接受。所有这些措施都违背了传统的主权原则，因为香港没有法律上的独立地位。但是正是通过给予香港这样一种独特而又能为其他国家所承认的地位，中国在拥有对香港主权的同时又保持了人们对回归后的香港作为商业中心地位的信心”。[11](p166)

3、观念的变迁与文化的进化

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和公民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不断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增进认知，更新观念，增加共识，并推动社会及文化的进化。新现实主义的一大缺陷在于看不到世界政治中的“进化式学习”（evolutionary learning）。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几千年以来，国际体系的本质没有大的改变；“在经历了国界的变动、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式的变迁以及经济、军事活动的变化之后，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形式依旧惊人地保持不变。例如，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国的战国时期和印度的考底利耶时期，就可以发现，无论何地的政治实体的何种形式进行自由的竞争，其本质和形式特征都是相似的。”[12](p4)这是一种缺乏变革的历史循环论。莫德尔斯基认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靠进化式学习逐渐塑造、调整和发展出来的，人类对于世界政治的认识同样是一个逐渐深化和进步的过程。他认为，世界政治始终是在进化和发展的，近代以来，主要是西欧国际体系出现以来，一种具有较高级秩序的世界政治，通过自组织a process of self－organization 的方式逐步形成，这种自组织的过程，便是世界政治的进化与学习。[13](p475)我们从不同层面可以看到这种进化。以西欧为例，西欧国家间的关系曾是不断冲突与战争的关系，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都在欧洲爆发，各国间进行了残酷的战争，相互为敌，尤以法德两国为甚。但是，今日欧盟内各国已经消除了战争的可能性，各国和平相处，共存共荣。国家的行为也不断出现变化，如二战时期战争都无情地攻击对方的和平居民，今日的战争将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北约对南联盟、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都是尽力避免平民的伤亡。因此，人们的认知和观念在进化，国家的行为也在进化。依据历史上的进化以及现实国际政治已在发生的变革，温特建构主义所提出的国际政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进化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14](p313-396)正是基于这种进化论，新自由主义对未来国际政治中国家间冲突的和平解决和国际合作的广泛推进有着更乐观的预期，对国际政治的体系变革也有更乐观的预期，而不是新现实主义的霸权更替战争预期。

四、拓展外交思维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合作观，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外交思维可以有更多的拓展，在国家间互动中，引入外交新思维。

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民族国家的主权仍是诸多国际政治行为的基本依据，也是其行动的界限所在。但是，由于全球化时代的一些新的特征，在主权领域的合作不应被排斥在外。主权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让渡，欧洲已经出现在主权方面的让渡。在过去的50年间，欧洲一体化经历了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货联盟三个阶段的发展，现在开始了政治联盟的建设。欧洲一体化的每次深化都是以更深层次国家主权的转移和让渡为必要条件，并且形成了共同行使主权的体制。这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成功实践。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加深的背景下，主权国家可以基于平等、自主和互利的原则，在主权领域开展合作。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经济的相互依赖，由于共同利益的增加，特别是由于国际政治文化已经基本告别霍布斯文化，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国家间在安全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得到增强。由于非传统安全的大量出现，国家间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不仅必要而且更加可能。在共同对付恐怖主义、爱兹病、环境污染、金融危机等方面，国际合作正在深化，中国倡导的以合作安全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应该成为在安全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基本指针。

国家间的合作应该更多地考虑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过多地计较相对收益。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博弈中国家的相对收益。在国际社会仍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组成的无政府特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相互依赖加深的条件下，一方面难以计算相对收益，另一方面，国家间共同利益增多，面临的共同威胁也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不能斤斤计较于相对收益，而更多地考虑绝对收益的增长，多开展对各国都有利的合作。没有一种国家间合作能够使双方得到完全等同的回报，在合作收益问题上应该更多地展现开放的思维。例如，在国际经济领域的经济制裁，实际上往往不能达到政治目的，但损害共同利益，应该更多地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大国与小国间要实现对称的相互依赖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国间可以发展相对对称的复合相互依赖。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在解决双边问题和全球治理方面开展合作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应该摈弃冷战思维，以大国合作为核心推动全球性的国际合作，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如在中日关系中，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指标中已经有两个已经基本符合，但在社会的多渠道联系方面还很不够，特别是双方民众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不足。日本方面应该正确对待历史，在这基础上，使中国民众也能够认识到日本不再是一个具有危险性的国家，从而实现两国之间、特别是两个社会间的多渠道联系，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如果双方能够以新的思维推进两国的合作，中日关系不仅可以走向相对对称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而且可以推动东亚的一体化进程。

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国际政治的所有问题，国际合作中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新自由主义也没有解决的办法。但是，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一些因素正在增长，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在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但这不是乌托邦主义，这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基于国际政治的变革进程和进化趋势。它意识到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但是，新自由主义认为善于理性计算的国家和个人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不断深化的情况下，会更多地朝着合作与和平解决冲突的方向发展。对新自由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机制去解决这些冲突。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国际政治领域开放性始终存在，和平解决、合作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并基于乐观的预期，寻求实现乐观预期的解决办法。这也是更负责任的姿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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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