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党的十六大，特别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思想提出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对社会发展问题上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社会发展问题得到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社会发展规划在发展规划中的整体地位得到提升。这反映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正在变成具体的规划和政策。回顾历史，任何一个重大决策的影响都会在3-年中显现出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这种影响的实践结果。这也昭示着我国社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正是鉴于此，我们更需要珍惜这样一个历史机遇，对当前的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充分研究和思考，科学地制定影响未来社会发展的政策、规划和措施。我认为，当前社会发展的规划，要正确处理好十大关系。
一、社会事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根据当前政府转变职能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发展社会事业成为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基本内容，这对于扭转部分社会事业产业化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是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但是，社会事业并不能覆盖社会发展全部。按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理解，“事业”特指没有生产收入，经费由国库支出的社会活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事业单位”是受国家机关领导、不从事经营性活动，经费由国家包揽，不进行经济核算，提供非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组织。社会事业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与行政部门和企业（包括金融机构）相并列的活动。就更为具体的定义而言，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也就是通常说的科、教、文、卫、体等活动。社会事业远远不能覆盖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内容。
社会发展是以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为载体，通过有力的政府行为、公众的积极参与、以及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来实现社会进步的过程。广义的“社会发展”概念涵盖了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各社会系统的协调运行，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全面发展而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等。《1996~2010年中国社会全面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涉及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秩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并把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狭义的社会发展则是指除经济发展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的进步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往往是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社会发展所包括的均是不直接反映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动，并主要注重体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状况。狭义的社会发展把社会发展看作是推进社会公平与公正。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认为，对应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发展，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目标：保护不利群体和脆弱群体；扩展并提高就业机会；建立社会安全网。
尽管人们在社会发展含义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尽管存在广义社会发展和狭义社会发展的解释，但是人们在下列理解上是一致的：在原则上，社会发展更关注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需求，体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更关注公平与公正；在领域上，社会发展涵盖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监督防疫、公共文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安全、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以及对孤老残幼等社会脆弱群体的救助，等等；在发展主体上，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正在成为社会发展领域的一个新的趋势。
不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来分析，社会事业都不足以囊括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要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仅仅依靠发展社会事业是不够的，必须以社会事业为依托，通过公众和企业的积极参与，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
在我国，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一直被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社会发展的重点。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也是从广义社会发展的概念出发，囊括环境、人口、经济基础、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卫生保健、教育科技、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确是我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基本挑战，必须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但是，必须认识到，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既拥有社会尺度，又都拥有经济尺度。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和市场目标理解为效益的话，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或多或少都可以用效益尺度分析和度量。就业和分配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
通常，人们共同的理解是，就业属于“经济”范畴。就业研究的重点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就业岗位的内容不仅包括为城镇居民创造就业岗位，也包括农村劳动力安置。另外，就业问题涉及行业、产业、劳动生产率、工资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分析，所有这些，都是以经济为尺度的。在我国，长期以来，有关管理部门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对待就业问题的。不过，就业问题在涉及平等和公正，又显示出其社会尺度。社会尺度的根本特点就是公平与公正。例如，当就业过程中出现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种族歧视以及由于失业造成社会差距拉大和贫困时，就需要用社会尺度对就业进行度量，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收入分配也是如此。第一次分配属于经济范畴，第二次，特别是第三次分配主要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应当被视为社会尺度。由于收入分配造成的社会贫困更是属于社会范畴。
社会保障比就业和收入分配更能体现它的社会尺度，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而建立的一种安全制度；各项不同性质、作用和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它主要是由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安置等制度组成。社会保障是指当社会成员因为年老、疾病、失业、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致使生活困难时，能够从国家、社会获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
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我们研究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不仅要以效益为尺度，也要以公平和公正为尺度，一方面要通过扩大教育和科技进步最大限度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可能使全体劳动者和全体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共同社会价值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社会的全面进步还意味着社会需要有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共同价值体系。社会管理不能仅仅靠制度。制度仅仅制约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制约人们的心灵。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特征之一是，人类是有灵魂的动物。没有心灵约束的社会是不健全的社会。人的信念、信仰、理想的一大特殊功能，就在于它们总是成为人们心目中价值判断的“尺度”，用以评量好坏得失，权衡长短轻重，使人确定自己行为的方向、态度和方式。人们总是尽可能按照自己的共同价值去生活，有什么样的共同价值就有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行为取向。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这个社会才能生生不息，坚如磐石，蓬勃向上。共同价值是指人们关于自身发展和对待周围发展的观念系统。换句话说，共同价值是人们在处理发展方向问题、特别是那些普遍性发展问题上，所持的相同立场、观点、态度的总和。共同价值特有的基础，是人们头脑中有关的信念、信仰的系统。人们的共同价值是人们对一定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方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它的力量是巨大的。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和文化领域，还是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行为普遍地受着共同价值的引导。人们如何理解和对待面对的现实问题，在价值追求上是抱有怎样的信念、信仰、理想，即在内心深处究竟相信什么、需要和想要什么、坚持和追求什么，构成了共同价值所特有的思想内容。和谐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理想，之所以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共鸣，是因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始终是人类文化的核心。“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之间如何共处的问题”①。共同价值的特有性质意味着，它必然对主体的行为起着深层导向的作用。国家和社会也一定有自己的主导共同价值，构成这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一个社会的主导共同价值构成它所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是这个国家和社会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也是社会决策的动机和目的之所在。正因为如此，共同价值在社会发展中往往占有核心和基础的地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共同理想和目标的蓝图。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确立了新时期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在当前社会发展规划中，我们必须深刻理解胡锦涛同志的论述，把共同价值建设放在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而且，这是中国社会建设中一项长期的任务。
四、公共服务型政府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关系
温家宝总理指出：“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根据这一界定，所谓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以人为本，为全社会服务，让政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和制度供给的组织。公共性、公共精神是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和现实表现形式。而“公共精神既包括平等也包括参与。”② “公共服务从功能方面可以分为三大类：维护公共服务，如国家安全、行政管理和国防外交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公共服务，如政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性公共服务，如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科技、环保等。公共服务也可以从性质上分成三大类：监督型公共服务，如国家行政管理；纯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环境保护；准公共服务，如发展非义务教育、新闻出版等”。③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府改革和建设的基本方向。
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之一。在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是政府管理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等管理制度，也包括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国以来，我国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不断发展壮大，拥有几万亿国有资产、上百万机构、几千万职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卫生、文化体系和社会管理组织体系，构成广泛的服务机构和设施网络。但是与经济领域改革相比，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责和市场作用界定不明确，存在着政府管理\"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政事不分、事企不分，不同程度地偏离公益目标，导致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公共服务水平低；市场准入门槛高，社会投入难度大，基本依赖政府投资和国有垄断经营，资源优势远未充分发挥，社会事业单位运行机制僵化，效率较低，缺乏发展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管理组织结构不完善，与经济发展和体制变化不相适应。
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任务之一。根据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原则，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一是实行社会事业分类管理，建立政府投入公益事业的稳定增长机制。要盘活现有社会事业资源存量，多渠道增加社会事业投入；二是促进社会事业\"管办分离\"，激发社会组织发展活力。要进一步转变、规范和完善政府对社会事业的行政管理职能，从公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保证者，从直接拥有和管理转变为制定规划规则和监督评估，深入研究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和办法，改变\"所有者\"和\"举办者\"于一身的状况，建立政府和高水平社会中介组织共同进行质量监督、评估和认证体系，探索创新社会事业单位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建立行业和内部约束机制，完善人事、收入和社会保险制度；三是要进一步推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领域管理体制改革，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健全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社区建设，推进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发挥好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要维护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保护好弱势群体的权益。
五、公共财政与社会筹资之间的关系
公共财政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分配行为。一般说来，公共财政出现的前提是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以政权组织的角色，依据政权力量，在全社会进行的以市场失效为范围的，以执行国家的社会管理者职能，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为目的的一种政府分配行为。考察公共政策的演进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一条主线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效益与平等追求之间的矛盾。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里市场的确存在很多缺陷即所谓“市场失灵”的方面，政府以政策的手段进行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公共财政是其中之一的手段。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和非市场营利性两个基本特征，其收支活动主要通过公共预算来实现，主要包括：经费预算和公共投资预算，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从性质上也应是公共预算性质的，它提供的也是公共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财政体制也在发生转化，公共财政逐步形成。
完善社会管理，就是要完善公共财政。公共支出必须保证国家机构正常运行，对市场失灵情况下的各类社会事业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对各类公益性或非营利性项目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在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过程中，要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来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目标的实现。在保证政府机构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公共支出必须对市场失灵情况下的各类社会公共服务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对各类公益性或非营利性项目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
但是，仅仅有公共财政还是不够的。政府还应当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动员社会力量，动员更多的社会资金来推动社会发展。如果说公共财政是政府弥补市场之不足，那么社会资金则是对市场和政府社会发展投入的补充。通常，我们把这些社会资金称为民间捐赠。各国的经验表明，民间捐赠的确可以弥补政府公共财政之不足。基于民间自愿的捐赠的价值与贡献不仅在于它有助于缓解贫困、缩小贫富差距，而且还可以培育共同的公共价值，促进社会的团结与融合，提升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从国际经验看，凡是民间捐赠做得好的国家，其主体通常都是多元的，不仅有公司、企业以组织形式的捐赠，也有个人的捐赠；不仅有富人的捐赠，也有普通公众的捐赠；捐赠的方式不仅包括钱物，还包括时间和精力，美国的志愿服务折合成美元几乎高于该国联邦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投入。严格意义上说，民间捐赠或慈善事业属于第三次分配，属于社会发展范畴内的问题。
六、社会发展目标与市场手段的关系
社会发展目标就是保证发展能够沿着公平与公正原则往前推进。公平与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尺度。政府和社会组织通过公共财政、社会筹资，提供社会服务等在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这个尺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在当前的社会规划中，我们应当允许教育、卫生甚至社会事业进行市场化运作探索，但必须保证其社会目标优先，或不能偏离社会目标。换句话说，在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中，首先要保证它们目标的公平与公正，在此基础上，考虑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和配置资源。根据国际经验，在管理模式上，社会事业可以通过社会企业的方式来发展。其特征是利用市场手段来实现社会目标。
社会企业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社会企业包括合作组织、基金组织、慈善组织、社区发展公司、志愿组织、社会公司、发展信用联盟，等等，内容广泛，模式众多。社会企业的经营理念是利用经营方式获取利益，但营利不是用于利益相关者或所有者，而是继续用于企业发展或社区组织的发展。但社会企业与一般企业也有相同之处：进行服务或物品交换；服务或物品必须购买；在市场上获得生存。但是，社会企业具有强烈的问责性，企业必须对其社会目标负责。社会企业在美国经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消除社会隔离，提供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不能够提供的发展服务。社会企业主要在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社区关怀领域从事经营活动。它也帮助地方政府促进就业。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社会企业还聚集社会资本，促进地方的相互信任以及居民之间的沟通。美国的经验对我们社会发展规划是一个启发。
要处理好社会目标与市场手段之间的关系，就要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制定并实施社会公益设施配置标准和规划，大力调整社会事业结构，优先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强化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薄弱地区的发展，扩大教育、卫生、文化等优质资源的供给能力，同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七、社会改革与社会创新的关系
当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消除社会发展体制性障碍的要求出发，探索建立新型社会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确保公平与公正的原则下，提高社会事业机构的发展活力和运行效率，为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具体说，第一、要确立政府在推进社会事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强化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既要避免发生“越位”、“错位”，也要防止出现“缺位”；第二、要把社会事业作为关系最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保障社会民主、公平、公正和稳定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坚持以社会公益性为主体和社会效益优先，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社会发展领域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同时要根据不同社会事业领域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不同的性质以及需求的多样性，在公益性优先的前提下，积极发展经营性产品和服务，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方面的发展需求；第三、既要促进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特别是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社会权益，也要注重通过强化竞争和管理等手段，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社会事业机构的运行效率。
要达到上述目标，必须在社会领域开展创新。从当前国际发展趋势和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构建和谐社会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某些关系的协调调整，也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的创新，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社会创新与之匹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对策”的思想高屋建瓴、寓意深刻，要求我们站在时代前列，用全球发展的战略眼光来深刻理解和把握，并在实践中具体体现。社会创新的基本含义是指，通过一些制度设计来改变目前人类在应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困境，诸如就业、社会福利模式等等。历史证明，我国的经济体制创新释放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能量。每一次经济的巨大飞跃，几乎都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社会创新，也是如此，社会的不断创新将缓解人类面对的若干压力，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处于积极、合理状态。尤其是在中国当前形势下，面对人口不断增长和环境恶化的巨大压力，如果不进行某些程度的社会创新，要真正健康和谐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政策，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不断开展社会创新是建设健康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和方向。
八、社会政策制定与社会政策执行之间的关系
如何将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划付诸实践，达到预期的目标，也是规划本身需要考虑的，要正确处理社会政策制定与执行之间的关系，防止具有创新价值的规划政策束之高阁。
考虑到历史经验和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要通过以下措施来确保社会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第一、探索和逐步建立社会发展综合决策机制作为社会发展的组织和制度保障，要认真研究政府职能、部门合作、部门设置、公众参与、财政支持、社会影响评价、技术支持等问题。在承认各种非营利组织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强调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对和谐社会的监督、控制与参与，同时也注重国家对各种社会团体的保护与促进；第二、建立宏观监测、信息分析和发布系统，为社会发展提供信息保障。建立一个在社会发展方面有丰富经验专家信息库。发挥专家队伍在社会发展综合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在技术分析和信息处理方面，发挥他们的关键的作用，确保社会发展和综合决策的决策可行性、决策执行的有效性，并保证对社会发展进行严格监督和全面评估；第三、建立对于社会发展综合决策目标监督和评估体系，建立和谐社会综合决策监督和评估机制，通过评估推动社会发展综合决策的进程，并不断修正目标，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评估必须是社会发展综合决策的一部分，它贯穿决策始终并寓于决策因素的每一个方面：目标、参与、沟通、决策体系中的角色的规定、规划、执行和效果。把社会综合决策的评估作为政府有关部门决策的常规的要素和活动，必须建立正常的管理运行机制。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综合决策的评估频率和范围；第四、建立社会和公众对社会发展的双向反馈机制，建立社会和公众对和谐社会的双向反馈机制，以及相应的处理机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意见和处理结果。
九、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现代社会发展中，“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还需要若干配角。”“西方70年代的行政改革给人们的启迪之一是：随着社会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将发生变化，政府会把更多职能以多种形式下放给社会中那些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承担。这些组织不仅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且要承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① 毫无疑问，政府对社会发展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进入公共管理时代，政府只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非政府公共组织与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一起构成公共管理中的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公共服务是政府治理的基本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基本的公共物品，用以解决每一独立的市场主体所不能解决的许多公共问题，包括公共政策、公共设施、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等，保证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协调”。②
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当前实际情况，政府要创造条件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社会公共服务；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服务标准，制定相关措施，加强对社会公共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供给情况的监督。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对社会公共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供给监督。企业要确保最大限度地创造利润，对股东的最大利益负责；同时，要鼓励企业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周围环境的社会责任；政府和社会要监督企业，使其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鼓励企业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社会组织是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之一，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财政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并在社会服务领域建立合作关系。
十、国际经验和中国特色的关系
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进一步落实，把中国社会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社会发展？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也是各级政府需要探讨的一个新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无疑会启发思路。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在社会发展领域有许多东西需要借鉴国际经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经验和国际组织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社会发展上避免拉美化，在可持续发展上与国际组织合作，在发育社会组织上借鉴美国的理论和方法，在城市化道路上避免曼谷化，等等，其实都是在学习。
但是，中国在借鉴国际社会发展经验的过程中，一定不要脱离中国的实际，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社会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对此，前不久去世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早就对此做出分析，费孝通教授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作了理论上的概括，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的概念。“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这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的“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就是‘伦’（人伦）”。①社会学家黄平也认为：“‘中国’不仅在时间上远比现代英国早得多，在内涵上也比英国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丰富的多”。②第二、中国在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也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相同阶段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全球资源短缺、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到与其环境和生态容量不和谐的地步，等等。
所以，国际经验值得借鉴，但千万不可简单地类比、照搬，尤其是在制定政策和制定发展规划中，一定要下功夫把中国的实际情况搞清楚。通过借鉴国际经验提供分析中国问题的理论框架，分析思路。中国的特点注定了中国不会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子，而且，当今世界发展表现的问题-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等等，已经不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人类面对的问题。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规划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一定要跳出发达国家的历史概念，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创新。例如，根据西方经验，由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既节省资源，又节省资金，问题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组织能力能否承担这样的责任，能否达到西方的水平？如果达不到，是政府的责任？还是社会组织的责任？如何进行创新，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历史和模式来解释中国现象，更不能一旦发现中国现象得不到西方概念的和理解时就怀疑中国自身出了问题。国际经验之丰富，中国情况之复杂，对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规划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求规划制定者和政策研究者必须认真坐下来研究一些问题，深入讨论一些问题，真正把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很难。
注释：
① 《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第295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② [美] 罗伯特·D·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第12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同上。
① 陈庆云：“公共管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第24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② 迟福林：“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政府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第2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部分，第32页，“血缘与地缘”部分，“家族”与“乡土本色”两部分，三联书店，1985年。
② 黄平：“‘从中国特色’走向‘小康’与‘和谐’”，全国政协，《统筹经济社会研讨会论文汇编》，2005年5月。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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