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出了重大判断：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关注与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建设创新。过去36年的改革发展，尤其是2003年以来，国家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社会福利和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社会发展成就显著。但是，一个社会仅仅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不够的，必须塑造全社会的共同价值、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心态、以及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接受并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

社会事业从硬件建设到软件配置转变

适应新常态，社会建设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软件配置。社会建设不仅仅是对社会领域的资金投入、设施建设和服务提供，还包括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内容。市场体制需要价值基础，社会体制也同样需要社会互信。软性因素看起来不重要，其实非常关键，试想在一个百姓不信任的社会环境中，何以能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这其实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人最需要、最看重、最认同、最关注、最崇敬的东西永远不是钱和物，而是思想、情感、道德、信仰、信念、价值。一个社会只有重视这些东西，这个社会才有可能回归秩序、活力、尊重、和谐。因此，要跳出用经济建设的方式建设社会的怪圈，逐步把经济方式转变与社会方式转变有机结合起来，这是社会建设的正道，也是社会的常态。相对于以往的社会建设，我们暂且把它称为社会建设的新常态。正如习近平同志讲到的，“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当前，社会建设的软性因素首先要重视使人们养成平常心态和培育共同价值，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公共精神。现实生活中，个别地方政府和个别官员对于公众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甚至组织业主委员会漠不关心，或者不给予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还加以限制，这会扼杀居民应有的公共精神。美国学者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认为，“公共服务的精神并非只限于那些正式为政府工作的人们，即并非只限于那些我们视为公务员的人们。普通公民也希望有所贡献。然而，他们可以发挥其许多才能的途径却一直都有限。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我们都严重地抑制了公民的角色，更喜欢把人们视为顾客或者消费者，而不是将人们视为公民。”试想，没有公共精神，何以有居民的参与和参与的积极性？观察现实生活，一些政策相互矛盾或互相不协调，一方面，人们希望每个居民在社会需要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各类服务，包括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又不给他们机会形成密切的社会联系，他们与自己所在的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乃至基层的政府组织形同路人。居民的日常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诉求得不到回应，何以会在组织需要的时候召之即来？众多的社会事务，仅靠政府的力量怎能应对？应该以平常心看待居民的生活和诉求并尽可能支持和引导，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

社会建设必须顺应民意，否则，就不会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也不会形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平常心态。“政之所在，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小区居民自来就希望自己的小区干净整洁、环境优美、安全放心、邻里和睦、遵纪守法、团结一致，这就是他们的公共理想。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必须把群众的这些公共理想视为他们公共精神中的宝贵财富和社会动员的切入点。只有顺应民意才能够抓住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中的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才能保护居民为公共利益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知识、尊严、勇气和承诺，才能形成社会秩序与活力统一的源泉。社会在秩序与活力的统一中进步，应当是新时期社会建设的新常态。

社会关系从官尊民卑向官民平等转变

在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新常态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自身改革和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在此之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和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旨在使公务员队伍去掉那些脱离人民的坏习惯，根除腐败，使干部与人民同甘共苦。目前，这个过程正在推进中，“党风廉政和反腐斗争永远在路上”。它将逐步建立起作为政府基本职能的公共服务的尊严和公务员职业所必须具有的公共价值，帮助公务员重新发现其行为的精髓和意义以及他们真正行为规范的理由。“随着这种服务意识和社区意识的增强，公务员感到自己更受重视并且更加有活力。在这个过程中，公务员也正在重新与公民联系起来。行政官员正在逐渐认识到他们有许多东西要通过‘倾听’公众的声音而不是向公众‘发号施令’并且通过‘服务而不是通过‘掌舵’才能获得。应公务员的邀请甚至强烈要求，普通公民又一次参与到治理过程之中。公民和行政官员正在以一种互利合作的方式齐心协力地界定和处理一些公共问题。”这些，也是社会发展新常态所必不可少的。社会建设要从老百姓的事做起，必须说得到，做得到；让老百姓看得到、感受到、享受到。同样，对行政官员的管理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官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和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回顾历史，新常态下的社会建设必须立足于群众需求和满足群众的需要，反思一些地方在社会建设领域的试点，其得失成败，说到底，也在于能否树立正确的“官念”，处理好权为民所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关系，没有这样真诚的理想和信念，仅仅把试点和示范作为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任务，或者是为了树典型，吸引其他地方来学习，打着示范和试验的幌子，谋划个人小九九，这样的示范和试验，纵然是制度设计再精细，管理手段再新颖，也难免发生异化，难以获得群众的认同和回应。

社会建设依靠有效的社会动员。要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就必须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探索新形势下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和公共利益维护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新的参与方式。它表明，在这个领域，必须开展一场新的运动，并建立起新形势下的新的社会规范。使各级领导干部理解如何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甘共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和看家本领，但是，现在许多领导干部和基层负责人却忘记了。

在谈到解放战争的群众动员，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写道，“当时四十五岁的邓小平动员地方农民，提供后勤支持解放军，而共产党也派民兵参加战斗，淮海战役国军失利，对蒋政府而言，这是最后一击。”为什么党和邓小平能够动员地方农民和民兵参加淮海战役？对此，马歇尔在向美国国会报告时，分析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中明显的愚蠢和普遍的腐败’，‘造成国军士气低落’”。“‘中共’已相当成功地把他们的运动与民心思变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当前的国民政府并无迹象‘可以满足这一民心思变的需求或是创造出可满足中国民众的条件。’”（汉娜•帕库拉）这是一个外国人视野中1948年～1949年的中国解放战争的局势。社会动员依靠的是什么，是民心。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蒋介石派宋美龄到美国寻求军事支持，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说道，“他们要我派约五百万美国人去救他（蒋），我不干——他相当腐败。”（汉娜•帕库拉）腐败不仅脱离群众，事实上就是掠夺人民和国家的财富，是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社会的常态是，官员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是百姓中的优秀分子、先进代表，这是一个简单直白、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这些年，这个道理被一些人念歪了，不少官员的“官念”发生畸变，注重官位排名、地位显示、等级分量。有些人当了官就自觉身份涨了价，高人一等。身份认同背后是官尊民卑，特权思想作怪，在这样的“官念”下推动社会建设创新谈何容易？“官本位”的价值观念侵蚀着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甚至出现官民对立，“官本位”寓意下的官尊民卑，不一定就是大贪大恶，但是，它的传播和弥漫，同样毒化社会风气，侵蚀世道人心，甚至动摇人民群众的信念和理想。可以这样说，要实现社会治理必须从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理顺入手，建立人民与干部的鱼水情，这不是套话，是实实在在的实话。如果是这样，我们苦恼和困惑的社会建设就会变得容易多了。

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没有必要回避群众反映强烈的个别官员腐败和干群关系紧张问题，这是当前造成群众不信任组织和个别领导干部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建设的主要障碍。这一方面表现在现行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干部思想僵化不能吸引群众参与并引导他们前进。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反腐败大旗，在反腐败领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必须清醒地看到，腐败问题之严重，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之深远，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来解决。在彻底清除腐败的基础上，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使引导社会前进有了新的动力。

社会常态下的“父母官”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共同面对问题、面对困难、面对实际，切实帮助人民解决问题、克服困难，而不是蜻蜓点水，走过场。没有真诚的官员，就会造成群众的离心离德，也不会有真诚的群众。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重新培育起同舟共济的信念和理想，才是真正实现社会建设的关键。最可怕的是，如果基层干部为了迎合上级领导的喜好和自己的升迁作秀，群众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作秀，如果这些都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样的社会建设可就真的需要谨慎了。

社会治理从单一到多元共治转变

在新常态下推进社会建设，起码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不断加强与人民的沟通，不能高高在上做老爷。把人民视为群盲阿斗，这样最终会被人民唾弃。“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确实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如何与人民群众建立互信的社会关系。二是政府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就必须加强自身的改革和建设，真正为人民群众办事，而且是办实事，努力改善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建立血肉之情。正如习近平同志讲的，“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当干部的，不能老是想着自己的升迁，‘摸到昆明池水浅’，一个干部，无论处在什么位置，只要心系群众，都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

社会建设，要建立参与主体之间的互信，试想，缺乏这样的互信，社会建设主体的动力何在？仔细想想，发生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给百姓解决了多少，百姓是否满意？如果我们的基层组织不是真心解决群众的问题，群众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不满意，言何信任，又言何社会活力激发？“当前大多数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道德品行是好的。同时也要看到，在干部队伍中，理想信念缺失、道德品行不佳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建立与人民的互信必须坚持多元治理。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参与，在推进社会建设工作中，要在动员社区、社会组织、居民、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基础上，更要从当前工作的空白点和薄弱点入手，重点围绕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大事、居民群众亟待解决的难事、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的急事，在动员社会单位参与社会建设、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上有新突破，健全完善工作机制，使社会动员更加广泛。针对有参与积极性的社会群体和人民群众，动员组织部门和机构应当建立起互动互利机制，通过举办听证会、新闻发布会、各种讲座，将自己要实施的计划和项目介绍给群众，建立起公共参与的平台。

总之，新常态下社会建设创新有五层含义：一是从单纯强调物质投入转向人们内心世界的建设，“人心就是力量”，就是社会资源、社会关系和社会和谐。二是从正式社会规范的倡导到正式社会规范与非正式社会规范并举。三是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由单一治理走向多元治理，积极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在处理社会事务，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冲突中的协同作用。四是强调因势利导。“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身就有其特定的含义，我们说大禹治水，这里的“治”不仅仅是“堵”，包括根据客观规律，因势利导的意思。五是强调秩序。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这里的“治”就是秩序。实现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是新常态下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