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我国启动“十四五”规划之初，与之相关的严峻外部环境还在演进中，有些问题还看不太清楚，研究由疫情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成为编制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议题。“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一是适应社会关系模式变化，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二是重塑社会共同体;三是完善智慧环境下的社会关系模式。

[关键词] 疫情  “十四五”规划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R181;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0）05-0078-07

[作者简介] 丁元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组督学、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公共服务。

2020年5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国内个别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很大不确定性”。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科学判断，全面总结新冠疫情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在面对不确定性中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工作。

2019年11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研究部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会议时指出，“十四五”时期，外部环境可能更加复杂，不确定性和挑战更多。2019年12月底，新冠疫情不期而遇，至今在世界范围大流行已经近半年。各地、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应对，目前已经感染的人数逾千万，死亡数十万，成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眼下，病毒在其他国家继续蔓延，感染人数持续上升，一些国家初效渐显，一些国家挑战依旧。为抗击疫情采取的社会疏离导致全球经济停摆，全球化进程几近停滞。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实施了四个五年规划，其中有两个在编制前都曾遭遇突如其来的风险袭击。编制“十五”规划前两年，我国遭遇“非典”冲击，应对“非典”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发展风险和危机的认识，风险和危机管理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编制“十二五”规划的头两年，我们遭遇了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国际金融风暴，进一步提高了我们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这次新冠疫情发生在我国启动“十四五”规划之初，距编制“十四五”规划时间很近，事态正处于演进中，有些问题还看不太清楚，研究由疫情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成为编制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议题。

鉴于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和疫情的不确定性，部分发展、改革、创新的边界条件已经或将会发生深刻变化，需要进一步梳理“十四五”时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各种边界条件。应对疫情过程中的举措有些是应急性的，有些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常态，对此要及早评估，及早预判。要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由不确定性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努力使编制“十四五”规划工作更具前瞻性、预见性和创新性。

一、新冠疫情对“十四五”

时期社会治理提出新挑战

（一）新冠肺炎本身具有巨大不确定性

新冠病毒系人类史上前所未有，它极其狡猾，变异强、传播快、易感染、危害大，而开发成熟有效和有针对性的疫苗困难重重，应用时间难以确定。如果真如有些科学家所说，这种病毒是无法控制的，新冠疫情将长期与人类共生，那么，它就有可能永久改变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模式。

疫情常态化的含义之一是，人类必须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倘若真的需要把社会距离当作一种常态，那将改变自有人类以来的社会交往、社会互动模式。那种以商品流动、人口流动和信息流动为基础的全球化将会发生根本性逆转。商品流和信息流会继续，人口流动将受到一定社会隔离的影响而永久性改变。人口流动的减少可以由信息流量的增加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来弥补，但新的人口流动方式已经远远不是人类习惯的交往方式和互动方式。这里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新冠病毒传播的威胁，二是次生风险，三是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冠肺炎以及由于预防被其感染带来的次生风险有哪些？如医院为防止传染减少就诊数量导致大量常规疾病不能及时就诊，长时间佩戴口罩对心脏和肺呼吸会产生什么影响？长期居家隔离对人们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长期居家隔离和使用互联网接收大量难以分辨真假的信息又会怎样？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早预测和研究。技术进步已经使“地球上任何一点都可以确实达到即时沟通;观点、影像和信息可以无阻碍地传播到任何地方”（柯林斯、马可夫斯基，2014，p436），但它是否符合人類业已形成的习惯则需要一个过程。

（二）社会疏离正在改变社会关系模式

抗击疫情工作在全球范围内仍在进行，新冠疫情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在针对性疗法或疫苗问世之前，整个世界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人类面临的是彼此关联、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0年中国抗击疫情首先采取的措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隔离，通过拉开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社区之间、家庭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最终把每个社会成员隔离在特定空间，从人口流动、社会交往上阻断病毒传播，有效抑制病毒传染。通常意义上，这是预防传染病流行的基本手段和最初措施，也是最为有效的措施，我们且称之为社会学的治愈方式。在这点上，中国发挥了独特的制度优势，把基层力量组织动员起来，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参与社会疏离、秩序维护、服务供给、检查检测，在新冠病毒发生初期就控制住了疫情蔓延，使我国的感染率控制在最低水平，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社区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在人口流动阻断、居家隔离观察、居住人口核查、社区生活服务、公共安全维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凸显了新时代社区建设的特点和优势。在社会疏离的同时，我们迅速启动疫苗研发，以通过生物学和医学措施抑制病毒，重新开启人口流动和社会交往，缩短社会距离。

人类为了抑制病毒传染，采取物理空间疏离措施，把已经和正在形成全球化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割成了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共同体原生态——人类最早的共同体系始于家庭的。社区物理空间疏离在阻断病毒传播的同时，由互联网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和高速运行，铸造了虚拟共同体。这是因为疫苗正式投入应用和行之有效之前，人们可以做的只能是社会疏离。然而，疫情之后或在疫情与人类共生环境下，社区如何建设和治理，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新冠疫情发生后，曾传言老年人是最易感染人群，致使老年人居家不敢外出，大批养老院封闭管理，其中的老年人与家人隔离有的达数月之久，还有一批民营养老院因公共卫生等成本太高，不得不关闭。无论是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还是居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都经历了一段孤独时期。若是疫情常态化，老年人如何提升生活品质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几十年来，由于特定的人口政策和城市化加速带来的人口流动，在城市和乡村出现了大量空巢家庭。有的空巢家庭随着一方老人的离去，另外一位老人或聘请保姆居家照顾，或去养老机构，如何照护好这些老年人，将是“十四五”时期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它既关乎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也关乎其家人的责任与义务。那些80岁甚至以上的老年人，尽管他们大部分不是独生子女家庭的长辈，但他们这代人的子女已经进入退休年龄，有的身体不好也需要照顾，有些还要照看儿女的儿女。还有，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那些子女辈分的人们散居在祖国各地、世界各地，有自己的家庭，这些现在看来依然是“大家庭”的家庭，已经不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那种子孙满堂、儿孙绕膝、同吃同住的大家庭，实际上就是核心家庭或空巢家庭，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不如此。

如今，现代意义上的大家庭，社会关系模式大致上是不同辈分的成年人基本不在同一公共空间中生活、交往、交流，也不存在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接触，更不存在守望相助，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功能已经消失殆尽，它仅仅是一种虚拟的心理空间。可以预测和想象到，“十四五”时期和接下来的至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将会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无论对于家庭、对于政府，还是对于社会来说，养老问题都将是巨大的压力。政府和社会承担更多责任，必将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如果再加上疫情常态化，这都将考验“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的创新能力和水平。

（三）“网络病毒”凸显新的社会心态问题

新冠疫情在全球传播使人类面临“新冠病毒”和“网络病毒”两大病毒，给人类带来两大问题。换句话说，2020年，人类同时遭受了两场“病毒”迅速传播的侵袭。

一场是百年未有的“新冠病毒”在全世界的迅速传播。原因之一是喷气机和高速火车的普及化时代带来的人口迅速流动。技术进步是把双刃剑，高速交通工具会带来出行便利，也造成病毒迅速传播。发生在14世纪的黑死病即是通过“中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传播开来的。这些网络非常稀疏——定居的部落之间的联系太少——以致这个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用了4年的时间才传到亚洲，也就是说传播的速度是每年1000千米”（弗格森，2020，p69）。而这次新冠疫情当天就可传播到世界各地，无论是从意大利到欧洲，还是从欧洲到北美洲，都被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得措手不及。

还有一场是前所未有的网络谣言和网络虚假信息（我们且称其为“网络病毒”）传播。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并大规模推广5G技术时代，“网络病毒”与“新冠病毒”同时迅速传播，给社会带来恐慌、焦虑、仇视、敌意、误解，甚至抱怨、谩骂、侮辱，等等，大大降低了社会的信任程度，拉大了社会距离，造成社会撕裂和社会失序。毫无疑问，互联网以其速度、传播方式、表达形式等彻底改变了傳统意义上的沟通方式，人们在线上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也造就了一种新的心理现象（沃森，2019，p1054），形成新的心理秩序。问题是，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如何像社会疏离阻断“新冠病毒”传播一样来阻断“网络病毒”传播？如何开发心理疫苗来预防互联网下的虚假信息传播？命运共同体如何提升心理素质和筑牢共同体意识？

面对“网络病毒”的迅速传播，与面对“新冠病毒”差异很大。人类毕竟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瘟疫，在整个近代历史进程中，人类经历了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戴蒙德，2014，p192）。而“新冠病毒”与“网络病毒”同时高速传播前所未有，人的身体和心理同时遭受传染和侵害。

“网络病毒”的传播起因于网络的扁平化结构，“如果在一个等级化、自上而下的网络中，在水平的同级之间的联系被禁止的情况下，它就不一定传播得如此广泛和迅速了”（弗格森，2020，p8）。换一个角度讲，在一个扁平化的网络传播系统中，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会出现失灵，这也是疫情期间如此多的“网络病毒”传播而无法制止的原因。

面对“网络病毒”，人类尽管进行了阻断但是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显，更没有开发出能够抵御它们的“心理疫苗”，这不是说，人们对此没有考虑，有远见的思想家已经以自己的思想穿透力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沃森就认为，需要通过把互联网信息系统化和知识化来抵御碎片化信息带来的社会问题，大量互联网信息来自千千万万自媒体，未经任何提炼、筛选、归纳，纷繁复杂，大部分还不能称之为系统的知识（沃森，2019，p4）。这就是说，要通过开发作为“心理疫苗”的系统知识来阻断虚假信息的传播，互联网这种扁平化的网络系统与等级制的治理系统之间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不一致，尽管等级制治理模式与网络式治理模式之间可以互动，但是，它们是各自的系统（弗格森，2020，p5），有各自的特点。人类针对“新冠病毒”除了采取社会疏离，还在积极开发疫苗，而对于“网络病毒”似乎还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费孝通先生极有预见性。他在1992年就说道，小康社会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与小康社会之前大不相同，在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然要提到议程上来。他将人的关系分为三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心与心之间的关系，他将心与心之间称为心态，小康社会必然面对心态问题（费孝通，2009，p42）。如果说，“新冠病毒”是在身体之间进行传播，那么“网络病毒”就是在心与心之间传播。手机不离手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长时间使用手机使银屏连接着每个人的心，没有“心理疫苗”，网络在技术上的加速，也会为“网络病毒”加速传播创造条件。

2020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节点，中国人民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面对互联网，尤其是面对5G的广泛应用，心态问题也该提上议事议程，成为“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话题。

二、应对“十四五”时期

社会治理新情况新问题的基本原则

（一）把不熟悉的事与不太会发生的事区分开来

直面“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常，人们谋划发展战略和制定发展规划会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缺乏预见性，尤其是缺乏对风险的预见性。局限于经验，脑海中只有那么几种风险模式，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风险缺乏想象力。“新冠肺炎病毒”发生初期就落入了这样的思维模式俗套，人们对“新冠病毒”不熟悉，对它的影响也缺乏足够的评价，事件一开始，有人想到2003年发生的“非典”或者发生在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用它们的经验来解释“新冠病毒”，有人甚至说“非典”在一定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新冠病毒”或许也是如此。事实上，人们一开始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病理、发生一无所知，到目前也还是没有完全解释清楚。面对迅速传播的病毒，只能采取社会疏离，一旦放开社会隔离，各种麻烦立刻显现。直到目前，尽管各国科学家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对“新冠病毒”的发生、扩散方式、死亡率等，都还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统一的认识，更不用说针对“新冠病毒”治療的有效药物和有效治疗方法，尽管一些药物公司考虑上市等因素，不断发布产品信息，但真正为人们认可的有效药物还没有出现。“新冠病毒”认知不清带来未来一系列不确定性。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全面提升预测未来，把握全局和中心工作及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能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坚定不移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

“十四五”时期，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为人民群众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断改善人民福祉，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得到提升。创新“十四五”时期的社会治理工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如既往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创造条件。“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和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新格局更离不开各类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

（三）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十四五”时期，必须夯实社会治理的民生基础。目前，各地纷纷复工复产，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努力恢复常规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既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措施，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措施。民生就是人民生活。如果发展不能回应人民对幸福的期待，不能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发展就会失去意义，社会治理也将失去其基础，因此，一切工作必须时刻心系百姓，努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2006，p649）。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指出，“要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们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毛泽东，1999，p78）。重温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论述，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他把人民群众利益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2001，p372）。坚持人民福祉的主观与客观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十四五”的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必须在充分深入调查研究人民群众要求的基础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前提下，通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管理，来实现社会稳定有序和激发社会活力。

针对疫情造成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压力，最近，中央组织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助力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把应届高校毕业生充实到社区服务企业、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社会组织，是我国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需要，也是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需要。2020年因疫情造成的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积压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消化，这会延伸到“十四五”规划中期，“十四五”发展规划需要全盘考虑这个问题。我国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需要大量有文化、有知识、德才兼备的人才。现阶段，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乡村振兴的需要，决定了高校毕业生参与城乡社区建设和治理将不会是权宜之计。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需要尽快完善各项配套政策，统筹城乡、统筹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长计划短安排，使有文化、有知识、德才兼备的高校毕业生，成为我国基层建设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

（一）在适应社会关系模式变化基础上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自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来，人类长期生活在相互接触、直接互动、面对面交流且其程度不断加强的时间和空间中，以至于人们对空间和时间认知方式这一维度忽略不计。到目前为止，自18世纪以来，人类通过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带来的全球化和全球共同体建设戛然定格在2020年春季。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性流行病”。世界开启了一次全球性社会疏离（也有人将其称为“逆全球化”）演练。由于社会隔离，人们居家，尤其是那些制造业部门的人们不能大规模参与生产活动，全球化的产业链断裂造成物品流动停止，唯一还在运行的是信息。抗击“新冠病毒”中实施的社会疏远措施让人们再一次思考：社会关系不仅仅基于“经济人”，也不仅仅基于“社会人”，还基于时间和空间序列中的“关系人”。由于社会关系模式，人们才构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赖以生存的社会。一旦个体、社区、社会组织被隔离开来，社会关系模式会发生深刻变化。“空间习惯，即流动性、位置、分类、过滤、连接和分离，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每一代人都以独特的方式经历着这些习惯”（斯托珀尔，2020，p252）。

要在适应社会关系模式变化的基础上创新社会治理新格局。要适应居家办公的心理辅导和心理调适，完善各项服务需要配套措施，以解决由于社会疏离带来的孤独、焦虑、抑郁等心态问题。一是建立与社会疏离相适应的服务机构，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工作者需要进入这个领域。二是员工所在的工作单位需要考虑如何支持员工加入到这类服务中去，或者是公司货单购买服务，或者是政府购买服务，这些都需要在制度上及早做出安排。

（二）完善智慧环境下的社会关系模式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疏离状态，一是传统的家庭、家族、村落的等级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礼治秩序被平行网络关系所取代。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说过的，“当世界的重要秩序属于等级制度时，你只能通过一个垂直机构中（如国家、企业等）一级一级的等级阶梯来获取你的最大权力;而当网络系统取得优势时，你就能够在一个或多个水平组织的社交团体中获取权力”（弗格森，《前言》，2020，p2）。当前，这种变迁过程依然在进行中，等级关系和网络关系相互交叉，相互作用，构成了当代新型社会关系，他们不断变换于家庭、村落、企业与社交网络之间。二是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大改变了社会计划的实施方式，它将从物联网上收集到的数据转变为知识，推动社会不断进步。“通常认为运用数据是行政机关和企业的行为，很少有人会像‘智慧市民那样把运用数据当成自己的事情。因此，关键是要在全社会鼓励对应用数据的讨论及应对”（日本日立东大实验室，2020，p20）。“‘社会5.0的理想社会是人人都能‘通过高度融合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消除地域、年龄、性别、语言等造成的差距，享受能够应对多样化以及潜在需求的物品及服务”（日本日立东大实验室，2020，p20）。一方面，可以通过人类使用数据来更加精准决策，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合成指令促进社会进步，若是设计合理，问题分析到位，抓得住问题的关键和社会问题的根源，采取一揽子手段，才可以走出“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困境。在这样的技术和社会环境下，数据成为政府、企业和居民交流的基本手段，新的社会规范——风气、习惯、文化就产生了。预计“十四五”时期，互联网发展会超越基本和非基本公共服务界限，形成“信息合作基础”，出现跨领域的合作交流信息系統，提出系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揽子办法。

家庭是原有的下班后的生活空间，在抗击疫情中变成了家庭成员朝夕相处的地方，既是生活场所，也是工作场所，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由于长期的疫情和社会疏离、居家办公，会导致公司创意减少，人们担心2021年市场创新产品会减少。当然这样的说法也不一定对，不过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在应对当前风险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次生风险，使我们的每一步走得稳健扎实。“人们的远距离迁移，不管是临时的还是永久性的，也都是技术扩散和知识传播渠道”（斯托珀尔，2020，p190），社会疏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社会疏离，可以阻断病毒传播;另一方面，也会阻断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因为，人的信息获得和创新力既来自标准信息（网络教学和对话），也来自非标准的信息（身体言语、即兴发挥、类比、隐喻、闲谈）等，这是眼下网络环境下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方面技术水平达不到，另一方面人类长期进化形成的对面交流和交换信息的习惯，会在不确定环境中达成一致，形成激励。面对面沟通是一种多层次、立体化沟通。而且，从社会学理论看，人的社会化的基础是面对面的交流和接触，阻断家庭以外的交流和接触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社会后果。远程交流和互动基本上是一种设定好了的场景，与人们面对面交流的心态和心理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完全预测未来的远程呈现，因为这不仅取决于远程呈现的技术质量（可能会大大提高），也取决于社会和个人的学习使用”（斯托珀尔，2020，p227）。远程技术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取消面对面互动，但会大大改变远近互动的场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治理可以与家庭的某些功能结合起来，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

（三）重塑社会共同体

传统意义上的亲密接触可能会带来交叉感染，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新冠病毒在多个方面影响既定的社会结构。以往，人类是依靠面对面和身体的触碰建立起人际关系，人们一道参加各种会议、仪式，在这些会议和仪式上，人们要握手、贴面、拥抱——它们代表了人际交往的性质、程度、意义、疏密，等等。通过这些仪式和形式，人们之间打开社会关系的大门，来建设共同体。若是因为抑制病毒传染，人们改变了这些仪式和形式，就会改变社会关系的性质，造成社会距离。目前，人们对出现的抖脚互动、撞肘问候等新的、复杂的仪式还不习惯，也许将来会适应。这些看起来不是很大的变化，却将深深影响人类的人际交往，形成不同的接触、容纳、距离、隔离等。面对这样的局面，人们不得不问：这将是我们的归宿还是人们需要重建社会关系？重塑共同体？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需要重塑共同体，筑牢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是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任何一个制度背后都有自己的价值基础，只有坚实、健康的价值基础，共同体才能够有强大的凝聚力，才能有抵御各种“网络病毒”的强大免疫力。

在智慧社会环境中，数据可以把个人、家庭、社区、政府、市场全部作为社会活动主体进行描述。数字共同体将超越“乡土”与“城市”、“熟悉”与“陌生”、“信任”与“契约”，形成数据和网络空间中的匹配机制，滕尼斯所谓的“共同体”与“社会”的相互矛盾可以得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智慧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共同体（日本日立东大实验室，2020，p177），我们乐见这样一个共同体在历经乡土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艰难探索，尤其是在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之后，能够与智慧社会共存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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