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尽，一场新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紧接着又拉开了序幕，即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以美苏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的“铁幕”下互相对峙，使人类不得不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况之下。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西方外交舞台上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外交思想家，例如德国的阿登纳、勃兰特和施密特，英国的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法国的戴高乐、密特朗、雷蒙.阿隆以及美国的杜鲁门、肯尼迪、尼克松和里根、摩根索等。他们的外交思想受冷战这个大背景的影响，都深深地打上了东西方之间冷战的烙印。

第一节：杜鲁门的外交思想

杜鲁门(Truman, Harry S. 1884─1972)，美国第33任总统（1945─1953），民主党人。1884年5月8日生于密苏里州的拉马尔。1901年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任邮局办事员、银行职员、薄记员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陆军服役，以少校军衔退役，战后先经营服装用品店，后转入政界。1922年任密苏里州杰克逊县法官，1926-1934年为首席法官。1935年进入美国参议院，1940年连任。1944年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时当选美国副总统。1945年罗斯福逝世后继任总统。1949─1953年连任总统。在任期间，出席波茨坦会议，提出「杜鲁门主义」，批准和推行「马歇尔计划」，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派遣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1953年１月卸任。1972年12月26日病逝。

杜鲁门1953年离开白宫后，撰写了两卷回忆录：《决策的年代》（1955年出版）和《困难与希望的年代》（1956年发表）以及根据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而整理出版的《杜鲁门讲演集》等。

杜鲁门之后，美国的战后外交带上了明显的“两制对抗”和“冷战”色彩，因此可以说杜鲁门是冷战的开创者，研究他的外交思想具有揭示冷战起源的特殊意义。总体来说，杜鲁门的外交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外交思想是在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后，美国主义与全球主义的结合，其具体表现在：

1.意识形态至上的全球反共外交思想。杜鲁门的外交思想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拒绝同苏联在联合国以外进行谈判，毫不妥协。杜鲁门对苏联具有深刻的偏见，1941年12月，他把苏联说成是“同希特勒与阿尔·卡彭一样不讲信用。” 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一个暴君推翻另一个暴君，因此在他上台后的第二年，面对苏联人的威胁，他原有的反感一时俱来，“对调教苏联人感到厌烦”，并排除了外交活动与妥协。到1948年，他的这种敌视有进一步发展，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独裁政府”比包括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内的“任何其他独裁政府更坏”。同时，杜鲁门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特别是在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后更是如此，这种优越感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传统相结合，就产生了以推动西方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为口号，以宣传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为目的战后美国外交。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杜鲁门在其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致力的世界目标是“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可以自由以其自认合宜的方式治理本身。”美国不会追求纯粹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追求领土，我们不会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美国将以提供“军事顾问和设备给予自由国家，使之与我们合作维持和平与安全’，“来强化爱好自由的国家迎战侵略之险”。在这些绚丽的词句后面透露出杜鲁门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全球扩张主义思想，正如基辛格认为的那样“他对美国实力的自豪；以及他深信美国的最大天职是作为全人类自由与进步之源泉的笃敬。” 还应看到，杜鲁门的反共思想是与当时美国政治环境相联系的，其“杜鲁门”主义的出台部分源于想从共和党手中抢回反共大旗的考虑。由于这种杜鲁门个人的反苏反共思想，以及他在罗斯福当政时期较少参与外交事务，与斯大林接触较少的经历，在加上战后美苏对抗的现实。他很快抛弃了罗斯福“美苏合作”的战后国际秩序构想，迅速将外交政策转为“对苏遏制”。

2．遏制战略思想与杜鲁门主义。表面上看来，遏制思想是同乔治·凯南的“长电报”或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相联系在一起的，但正如前面所说的，这只不过是给杜鲁门的反苏反共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罢了，即使没有“长电报”和“铁幕演说”，杜鲁门也会实施类似的遏制政策的，这根源于他们共同的反共思想，杜鲁门则比他们走的更远。在杜鲁门的授意下，美国总统助理克利福德撰写了《美苏关系报告》，主张制止苏联扩张，拥有强大军力，给对抗苏联的斗争以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让公众了解对苏政策的紧迫性和合理性等。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他称世界局势严重,涉及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为此“我们必须帮助各国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由此正式宣布了遏制政策和“冷战”的开始。通过杜鲁门等人的思想可以看到：遏制是使用某种政治威胁手段的政治性遏制，以增加苏联在执行政策上的压力，迫使其采取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苏维埃政权瓦解或逐渐软化的趋势，最终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3．推崇实力政策的强硬外交思想。杜鲁门特别推崇实力政策,说要打算同苏联就共同关心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但这有待于建立西方的“实力地位”，只有从这种地位出发，才更有希望举行谈判。他认为：“当一个国家习惯于在国际事务中使用威逼和公开侵略的手段时，举行会议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只懂一种语言——‘你们有多少师’？”。杜鲁门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再妥协”,并称他已经“厌倦像哄孩子一样迁就俄国人”。因此战后初期，杜鲁门希望借助美国强大的实力，在东欧等问题上与苏联“摊牌”，特别在是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后，马上宣布东欧国家“不应是任何大国的势力范围”，提出要在“东欧大门口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立足点”。 并认为“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抗议，另一次大战就可能发生。”在实力的运用上，杜鲁门的考虑是在美国具有绝对优势时，通过与苏联的总“谈判”和“摊牌”来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但在此之前，重要的是强化西方的联合，增强“自由世界”的实力而不是与苏联之间的讨价还价。正是如此，在杜鲁门当政初期的“摊牌”失败后，他的外交重点转变为增加对西欧的经济、军事援助，实行以强化西方阵营联合的“欧洲优先”外交；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则是通过一方面“遏制”苏联，另一方面通过援助来扩大美国在亚非拉的影响，以期建立美国的绝对“实力优势”。这恐怕就是杜鲁门之所以选择“遏制”政策，而并非罗斯福设想的那种“美苏合作”或丘吉尔的“对苏谈判”政策的原因。

4．经济援助思想。杜鲁门认为自由的世界贸易是世界和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外交政策中政治和经济是相互结合的。他曾说：“我们认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愿意在这一方面合作而不愿意在另一方面合作。” 这是他研究了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战后得出的结论。为此经济外交在杜鲁门的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强调国际间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在欧洲推行了马歇尔计划，在第三世界实行对外援助的“第四点计划”。在“杜鲁门主义”中的第三点建议就是“我们的帮助应该首先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的途径,这种援助对稳定经济和有秩序的政治进展是关系重大的。”面对西欧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他认为稳住西欧经济,保住资本主义这块重要阵地,决定着杜鲁门主义的成败和确保美国的“安全”。他在签署“援助希、土反对共产主义”的法案后发表的声明中又说：“构成和平的条件之一，是各国维持独立以及经济上自立的能力。” 从这一思想出发，马歇尔于1947年6月5日提出的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强调“恢复世界上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杜鲁门经济外交的考虑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抵制共产主义，他认定贫困和落后是共产主义革命滋生的土壤，正如外交史学家贝利所说：“杜鲁门宁愿花几百万美元来防止人们变成共产党人，而不等他们变成共产党人后再花几亿美元去打死他们。” 第二个考虑是美国经济的繁荣有赖于世界经济的繁荣，他说过，有人估计，亚洲和非洲的生活水平只要提高2%，就可以使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工厂开足马力，运转一个世纪，这还只是为应付增长了的商品和劳务的需求。

5．地缘政治思维及“间接侵略”的概念。杜鲁门受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很大，在1946年的《美苏关系报告》中，他认为：苏联占有“心脏地带”，为此海洋强国就需要拥有军事力量，守住边缘地带；同时还需要给对抗苏联的国家以必要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使“遏制”政策扩展到边缘地带甚至是全世界，诸如马歇尔计划中针对的希腊和土耳其。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的实施正反映出美国“以拉美为后院，以太平洋为内湖，以大西洋为内海，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地缘战略部署。杜鲁门正是希望通过地缘上的“遏制”，进而达到限制苏联扩张，以实现称霸全球的海洋进攻型战略目标。这一地缘政治思维还体现在美国构筑从阿留申群岛到东南亚的“地缘锁链”，以及美国对待日本、伊朗等地缘战略重地的外交政策转变之中。地缘思维的背后就是杜鲁门“间接侵略”的干涉理论，在“杜鲁门主义”的演说中，他把苏联对“自由国家人民”的威胁看作是“不仅破坏了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也破坏了美国的安全”。即任何国家内部局势的发展都可能与美国“安全”有关，每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因此成为美国的国家目标，只要美国认为危害其利益，不论此事有无与苏联直接关系，美国都得以反对“间接侵略”为名进行干涉。他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

通过杜鲁门的外交思想可以看到，战后初期美国的外交是建立在实力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冷战的起源部分根源于美国决策者对苏联的敌视和地缘、文化等方面的认识，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的全球扩张主义战略。作为传统美国人的杜鲁门，其民族的优越感和对实力地位的崇尚，必然将建立世界霸权作为外交目标，而苏联在意识形态、地缘战略等方面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对立，也必然使杜鲁门外交给战后美国外交带上了“两制对立”和“冷战”的标签，其后的历届总统只不过在此大框架下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政策罢了。

第二节：艾森豪威尔及杜勒斯的外交思想

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Dwight David 1890-1960)，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盟军最高司令，陆军五星上将。生于得克萨斯一个贫苦家庭。1915年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任少尉，到步兵团队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指挥坦克训练中心任务，升为上尉。1925年，入参谋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1928年，又毕业于陆军军事学院。1933年任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的副官。1935年，随麦克阿瑟去菲律宾重建菲联邦陆军，升为中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回国。1941年3月升为上校，任第三军参谋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负责美军作战计划处。1942年3月升为少将，任国防部作战处长，6月任驻欧洲美军司令。7月，升为中将，指挥盟军在北非作战。1943年12月24日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官，指挥诺曼底登陆。1944年12月升为五星上将。1945年6月回国，任陆军参谋长。

1948年2月艾森豪威尔退役，一度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0年秋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1952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获胜。1956年连任。任内结束朝鲜战争，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继续推行杜鲁门的冷战政策，扩大核武器生产，发展战略空军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1957年1月提出后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法案。1969年3月28日在华盛顿去世，终年79岁。其著作有：《白宫岁月》、《远征欧陆》、《悠闲的话：对朋友们谈家常》等。

在研究艾森豪威尔时代外交思想时，其国务卿杜勒斯是重要的人物，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大多出自他之手。杜勒斯是一个集基督教徒、国际金融与经济律师、外交家于一身的人。他190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1911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同年进入华尔街当律师，自1926年起成为高级经理合伙人，20年代至二战期间他担任过美国驻欧洲采购团的法律顾问。同时他还是许多银行和公司的董事，以及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等，1940年到1946年他还是美国基督教会下的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的主席。杜勒斯著有《战争、和平与变革》、《战争还是和平》、《当即报复的政策》、《遏制还是解放》等著作。

由于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的不同经历，决定了他们的外交思想侧重点有所不同，一个重军事外交，一个重政治外交，但正因为如此才使两人具有强烈的互补性，也同时表现出艾森豪威尔外交的军事政治并重。至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常常是杜勒斯提议，而艾森豪威尔最后决定，因此二人的外交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通过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著作及其外交活动，可以概括出如下外交思想：

1.注重意识形态竞争的外交思想。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美国所面临的来自苏联的威胁将是长期的，可能长达几十年，而不像杜鲁门政府所估计的只有几年或十几年，而这种对抗不仅表现为军事力量的威胁，还有经济上的消耗。他在1946年预言：“在本世纪的10年或25年内，民主将达到最大的危险——将来的全球战争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 无论什么地方发生社会改革运动或者民族解放斗争，他总喜欢把它看作是有共产党人参与其中的事情，为此他推翻了普选产生的伊朗和危地马拉政府，敌视纳赛尔，拒绝与卡斯特罗的和解，对刚果事件反应过分极端。艾森豪威尔描述的美国外交政策与任何其他国家不同，它是美国道德责任的延伸，不是斟酌风险与报酬而产生的事物。他认为美国政策衡量的不是可行性如何，而是其价值：“历史不会长久把保护自由的负担交给软弱、胆怯之徒”。在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独立问题上，他认为：“自由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的希望并非总是寄托在抑制民族独立的愿望或者维持现状上。这种希望只有通过说服新独立的民族才能实现，要使它们认识到一旦赢得独立，维护独立的唯一保证就是和自由世界进行合作。” 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带有宗教色彩，他将美国传教士式的“世界使命感”运用于美国外交关系中，曾说美国外交政策“是我们国家意志在国外的具体化”，宣称：“伟大的美国试验”，“能成为一种榜样，它将在各处发动起巨大的力量。”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杜勒斯的反苏反共倾向不但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还是一种宗教信仰。他认为美苏对抗不是利益冲突，而主要是一场思想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他甚至认为人类的生存取决于美国的命运。他在1947年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说，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竞争的思想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极其重视“和平演变”在外交中的作用，并为此提出了“解放”战略的思想。

2．“中间道路”哲学思想的外交体现。艾森豪威尔在政治上标榜“中间道路”哲学思想，认为“反动的右翼和激进的左翼”“都将导致专制”，为此在国内政治中他结束了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这一思想体现在外交思想上就是力求找到战争与屈服之间的有效结合，他基本上沿袭了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观念，反对孤立主义，但又力求寻找到维护国内利益与全球领导作用的最佳结合点，以保证美国自身实力的增长和全球利益的维护，为此他继承并执行了罗斯福政府的欧洲政策，继续推行了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 1952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作出的“大平衡”决策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即在最小限度的必需军事力量同最大限度的经济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他在1953年的国情咨文中又指出：“在国际事务中，在好战的主张使用武力和怯懦的承认无所作为之间奉行一条不可动摇的路线。”由此就可以理解其当政期间的军事战略：首先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深知战争的可怕。因此，他一方面重视军事的作用，在其任内保持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并曾提出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主张避免由于妥协产生的连锁反应，“一个国家倒下去，其他国家将会一个跟一个到下去。”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使用武力持谨慎态度。为此他完全采纳了杜勒斯提出的“战争边缘”政策，即一方面敢于冒战争风险，但又避免战争爆发，追求一种“我们走在边缘，我们正视边缘，我们要采取有力的行动，但要有艺术” 的外交效果。正是这种“中间道路”哲学思想，使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外交常常在强硬与缓和之间摇摆，他力求找到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但在现实中又很难如愿。为此采取的只能是实力威慑、军事集团加和平演变的两手方法。

3．军事战略思想。艾森豪威尔认为杜鲁门的“遏制”政策使美国力量过于分散，负担过重，主张把主要打击力量放在核武器上，渲染“大规模报复战略”政策，以核武器为主要威慑力量，对别国进行核讹诈。他自恃美国的核优势，在1953年10月初批准的162/2号文件更明确的决定把核武器作为主要威慑手段。在他看来，安全与外交实为同一问题。其主要考虑是凭借美国优势的战略核力量，以攻击对方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为要挟，牵制苏联庞大的常规军事力量的行动，以报复作为它和盟国安全防卫的依靠，以战略核力量来对付局部的挑战。正如杜勒斯认为的，局部力量对付不了“共产主义世界”，只有“在更多的强调先发制人的威力，以及较少的依赖当地防御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解放政策的成功。“自由世界组织集体防御的核心”，“在于制止对方发动进攻，这需要使潜在的侵略者清楚的知道侵略将是得不偿失的”。正是由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需要，艾森豪威尔非常重视军事实力的建设，他在1960年1月7日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说，“不管我们多么热切的谋求有保证的和平，在谈判裁军的同时，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军事效能。在制定出具体的、可以共同实施的裁军措施以前，我们决不削弱保卫我们制度的手段。”他在1961年1月17日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再次强调，“维持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的军事编制。我们的武装力量必须是强有力的，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 为此虽然艾森豪威尔批评杜鲁门的“遏制”政策使美国力量过于分散，负担超重，认为保持美国实力最有效的途径是增强经济实力，并把“无赤字的国家安全”作为国防开支的基本指导方针。但由于他拒绝对苏联人有丝毫的信任，在限制军备竞赛上他宁愿冒扩大军备而不愿冒信任苏联的危险，因而导致了美国军事开支的不断扩大，其任内还是出现了5年赤字。而且由于他过分迷信“大规模报复”战略，美国的核武器数量由1953年的1350件增加到1961年的23000件，增长16倍之多。

4．组建军事集团的战略包围思想。艾森豪威尔在实行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战略的时候，更多的关注于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的建立，并把它作为威慑战略的补充和确保实力的重要内容。他认为，遏制苏联的扩张，结束第三世界中出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单靠北约是不够的，必须同更多的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为此1953年8月和1954年12月签定了美韩、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又以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判断为依据，经过杜勒斯的运筹，在马尼拉召开了美、英、法等八国外长会议，缔结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印度支那地区画入其“保护”范围。另外，1955年还建立了中央条约组织。同时还应当看到，艾森豪威尔构想中的军事集团是以美国为核心的，目的是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这在中东问题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对于英法对埃及的武力入侵，美国持坚决反对，但在英法的势力开始瓦解之后，艾森豪威尔立刻抛出了填补“力量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要求“在中东出现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进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 并要求国会批准一笔两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费用，以及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这些请求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反对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任何国家发动公开武装侵略。”正是这种军事集团的建立，确立了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维护了美国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包围战略加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5．和平取胜思想。在采取武力威慑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攻势，并把它作为解放战略的重要内容。杜勒斯强调这场冷战不能单独靠物质力量去赢得，“这主要是一场争取人们的灵魂和头脑的斗争。”其结论是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是要在思想和政治上最终取胜，这就要求斗争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而且只有在政治上采取进攻性战略才能最终战胜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他一再鼓吹，“我们应当让俄国共产帝国内部感到紧张和压力以便使其瓦解。”“至于是否追求解放，何时追求解放，怎样实现解放，这是由受奴役人民自己来决定的事。” 1952年杜勒斯在布法罗一个学术团体演讲，主张美国之音和其他机构应该努力“挑起铁幕后面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并让他们确信我们回给以道义上的支持”，抵抗运动“将通过自由欧洲委员会这类私人组织的空投和其他运输通讯而得到供应和团结在一起。”正是这一讲话引出了艾森豪威尔政府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战略”。1953年1月杜勒斯即将上任时就在国会发表政词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他在1957年7月2日记者招待会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大概是演进性的”，并提出了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思想，“如果它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1959年杜勒斯又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内部世界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上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野心。” 艾森豪威尔更是重视心理攻势，被美国史学家称为“第一个把心理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常规性重要工具的总统。” 但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和平取胜思想还主要是作为配合艾森豪威尔的威势理论提出的。

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其外交思想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在其任内美国的外交更多的表现为军事上的威慑与对抗。而他的国务卿杜勒斯则更加重视外交中意识形态竞争的作用，强调外交中的政治性因素，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对于艾森豪威尔时期外交思想的总结可以看到，这种硬实力与软国力同时走向极端的美国外交，固然会取得一定的现实成果，但对于长远外交目标的实现会导致不利的局面。事实表明，随着苏联核力量的增强，“大规模报复战略”失去了作用，而和平取胜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苏联，反而迎来了60年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上风的局面。

第三节： 肯尼迪的外交思想

约翰·菲兹吉拉德·肯尼迪（John.Fitzgerald.Kennedy 1917—1963），美国民主党人。1917年5月29日出生于波士顿市布鲁克林富豪世家。其外祖父曾任波士顿市长，其父经营银行，曾任驻英大使。1935—1936年肯尼迪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同年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1—1945年在海军服役，升至上尉。1945年任国际新闻社记者，1947—1953年任众议员，1953—1961年任参议员。1961年当选为美国第35任总统，在任期间，提出新边疆政纲，国内政治上推行社会救济和福利措施。对外政策上提出橄榄枝与箭交替使用的和平战略，1961年1—3月建立争取进步联盟及和平队，同年4月制造侵入古巴的吉隆滩事件，6月以强硬态度结束第二次柏林危机。1962年10月以战争威胁手段结束古巴导弹事件，1963难月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年11月在达拉斯市遇刺身亡。肯尼迪著有《英国为何酣睡》（1940）、《勇者的画像》（1956）、《和平战略》（1960）、《力挽狂澜》（1961）等。

肯尼迪当政虽然只有两年多一些，但他的许多外交思想还是影响深远的，不仅影响到了其后的约翰逊政府，也对美国70年代的缓和思想有所影响。其外交思想具体内容如下：

1.“新边疆”思想。“新边疆”是肯尼迪政治哲学的总括，是他竞选总统的基本理论和目标，主要是号召美国人以进取的精神去与他开拓新的边疆，应付各种挑战。在19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提名演说中，肯尼迪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他说：“不论我们是不是在追求‘新边疆’，‘新边疆’已是既定事实……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的课题。”在他的总统竞选演说中，继续高唱“新边疆”之调。他说：“我所说的‘新边疆’并不是一系列希望，而是一系列挑战。它所体现的并不是我要奉献给美国人民的，而是我所要求于他们的，它唤起他们的自豪，而不是掏他们的腰包。它预示着更多的牺牲，而不是更加安全。” 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美国 “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担，应付任何艰辛，联合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 正是这种自由派的思想，调动起一代美国人的热情，“新边疆”在外交中最大的体现就是和平队的成立、以及“粮食用于和平”、“攀亲戚”运动等。在肯尼迪的妹夫施赖弗的指挥下，1961年成立的和平队被派往46个国家从事志愿服务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改善了美国人的形象，并且发展迅速，1963年就达到了1万人。同时在1961年8月还通过了“争取进步同盟”的宪章，以期通过美国的推动，争取拉丁美洲“和平与进步”，巩固美国的后院。在军事上，“新边疆”的体现一是建立绿色贝雷帽快速反应部队，二是大力支持空间计划，号召赶超苏联。由此可见，“新边疆”理论的目的是对内唤起美国人的热情，对外改善美国的形象，以稳定世界局势，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

2．和平演变思想。肯尼迪继承并发展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和平取胜思想，早在1952年杜勒斯布法罗演说时，肯尼迪就大为赞赏。1957年他在参议院讲话时又说：“高谈‘解放’或‘和平演变’，当然都是很好的。但是，除非我们确定了为帮助达到这些目标到底能采取那些具体措施，并制定实行这些政策的计划，我们提供给铁幕后面那些仍有可为的自由战士的就只不过是些空话而已。”1960年10月肯尼迪在总统竞选时又说：“我们的任务是奉行一种耐心的鼓励自由、谨慎的压制暴政的政策，这是一种期望演变而不是期望革命的政策——是一种依靠和平而不是依靠战争的政策。”在上台之后他提出了和平战略，希望重新夺取对苏联的全面军事优势，以武力遏制苏联，促使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用经济援助、文化渗透等手段诱使不发达国家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之路，最终建立一个包括东西南北再内的“自由世界大家庭”，即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1961年他以美国之鹰的橄榄枝和箭来比喻外交政策。为了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肯尼迪对美国之音等宣传机构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他强调“要以一种最有利于看待民主制度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令人信服的向全世界报道我们的情况”，“要和我们的敌人的宣传进行竞争”。1963年1月，他还指示新闻署和美国之音要帮助政府实现其外交政策的目标，并规定了三条宣传方针：（1）影响外国公众舆论；（2）证明美国是一个强大的、民主的、有活力的国家，有资格领导世界实现一个由自由与独立国家组成和平世界大家庭的目标；（3）揭露和反击旨在歪曲和挫败美国的政策目标的敌对企图。并强调宣传活动“应该侧重美国生活和变化中易于人们对美国政策产生同情和了解的那些方面。” 1963年10月他又说：“美国必须尽一切力量设法把共产党世界带进我们所寻求的多样化的自由世界中来。”

3．建立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思想。与“和平战略”中的争夺“中间地带”，在第三世界中改变形象的思想相对应，在美欧关系上肯尼迪力主加强美欧的相互合作，以强化西方阵营内部的团结和美国领导。他说：“我们同那些与我们有共同希望和利益的国家的密切联系，是美国最强有力的资产之一。”“拥有人力和物力的西欧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 1962年7月4日肯尼迪在费城独立厅的纲领性演说中说：“我们不把强大而统一的欧洲作为竞争者，而是作为一个伙伴”，提出美国将与统一的欧洲讨论建立一种互惠的大西洋伙伴关系问题。肯尼迪的演说在西欧引起较大反响，被称为大计划或“宏伟计划”，其包括两个主要步骤：要求西欧参加多边核力量计划，以保持美国在西方防务中的统治和垄断地位；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然后美国与扩大的共同体一起组成大西洋共同体，以控制欧洲经济共同体。由此可以看到，“宏伟计划”的目的是企图对西欧50年代末出现的一体化热潮因势利导，转而由美国控制和领导，将统一的西欧纳入美国领导的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大西洋共同体之中，在防务分工上，美国负有“全球责任”，西欧负有“地区责任”。这反应出美国力图巩固确立在西方世界中的霸主地位，想借西方盟国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全球利益。由于肯尼迪的这一设想与法国的欧洲联合思想相抵触，遭到了法国的强烈抵制，1963年1月戴高乐宣布拒绝多边核力量计划，并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肯尼迪的“宏伟计划”随之落空。

4．冷战缓和思想。对于美苏之间的冷战关系，肯尼迪的外交思路是寻找一条“新途径”，以期打开被动的局面。在军事上，他认为“大规模报复战略”使美国陷入只能在“要么毁灭世界，要么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的困境，“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我们的敌人。”因此他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既包含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思想，又能适应小规模的“有限战争”。肯尼迪并不总是强调意识形态的两极观念，强调与苏联谈判的必要性，他说：“对于那些与我们为敌的国家，我们所要提供的不是保证，而是要求：双方重新着手寻求和平，不要等到科学所释放出的危险破坏力量在有意或无意中使全人类沦于自我毁灭。” 在经过“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日子后，他的这种缓和思想更加强烈，1963年10月，肯尼迪在美国大学讲座，他敦促美国人不要“跌入像苏联人跌入的同一陷阱，不要仅仅看到另一方被歪曲和悲观失望的情景”，“我们必须按它的现状而不是按它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去对待这个世界。”他号召美国人和苏联人都重新检查一下自己对冷战的态度，“因为我们的态度和他们的态度一样重要。”为此，在这一演讲结束后的十天，美苏之间就签定了建设一条热线的协定。肯尼迪在总结古巴导弹危机时总喜欢引用利德尔• 哈特的一条准则：永远不要把你的对手逼得走投无路，总要帮他保住面子，把你放在他的位置上——这样就可以从他的角度来看问题。正是由于这种缓和的外交思路，1963年美苏才共同签定了《部分禁止核实验条约》。

肯尼迪虽然当政只有1000多天，他的缓和思想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但其外交思想对其后的美国外交影响极大，特别是约翰逊的“架桥政策”。肯尼迪外交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拘泥于以前的外交模式，力求在“新思路”和“新途径”中去探索外交的目标，不断在外交实践中去把握外交的真正意义。可以看到，正是这种开拓性的外交思维，才使冷战期间第一次有了首脑“热线联系”，第一次有了裁军的重大举措。

第四节：尼克松的外交思想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e Nixon 1913-1994）, 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美国第37任总统，共和党人。

1913年1月9日，尼克松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约巴林达镇。他的父亲是苏格兰血统的爱尔兰人，经营杂货店。他的母亲出生于爱尔兰公谊会教派的古老世家。1934年，尼克松获得惠特尔学院文学士学位。1937年，获得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学士学位。1937-1946年，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惠特尔当律师。1938年6月，他加入共和党。1942-1946年在海军服役，曾晋升为海军少校。

1946年11月，尼克松竞选美国众议院议员取得成功，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曲折而富有戏剧性的政治生涯。尼克松是以反共起家的。在任众议员期间，他曾与蒙特一起在1948年联名提出了针对美国劳工团体的《蒙特-尼克松法案》。他还是国会调查“希斯案件”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中的活跃人物。1950年11月7日，尼克松击败海伦.道格拉斯当选为美国联邦参议员。1952年，他作为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伙伴，当选为美国副总统。1956年他再度当选为美国副总统。1959年7月，他在莫斯科美国展览会上与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了有名的“厨房辩论”。1960年尼克松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与竞选，结果以11.3万张选票之差败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1962年，他参加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结果再次败北。

1963年，尼克松迁居纽约市，加入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1964-1966年，他多次参加为共和党总统、国会、和州长候选人进行的助选活动。

1968年8月，在迈阿密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尼克松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同年11月5日，他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莱和独立党候选人华莱士，如愿以偿当选为美国第46届（第37任）总统。1972年1月竞选连任总统成功。1974年8月9日，因“水门事件”遭国会弹劾而被迫辞去总统职务。

在任总统期间，他对内推行“新经济政策”，刺激了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外交上，他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实行“均势”外交，提出了以实力、伙伴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尼克松主义”。他结束了越南战争、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并与苏联实行了缓和，为维护美国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而殚精竭虑。

在黯然离开白宫的最初几年，尼克松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不久，他开始发表演讲和文章，并著书立说，表达对国际形势的看法。1977年，他就水门事件接受了大卫.佛罗斯特的采访。1978年，尼克松首次在公共场所露面，参加了在肯塔基海顿公园中以他名字命名的娱乐中心的活动；他还作为里根总统的代表，出席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葬礼。1984年，他在全美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讲，受到了全场起立鼓掌的礼遇。1989年10月，在北京风波之后，尼克松第6次访问中国，为修补遭到破坏的中美关系再次担当了桥梁角色。1994年4月18日傍晚，尼克松在新泽西家中突患中风，当即被送往康奈尔中心急救。21日下午起，他陷入“深度昏迷状态”。22日在纽约康奈尔医疗中心逝世，享年81岁。

尼克松从小喜欢读书和写作。他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勤奋笔耕的作家。1962年，他撰写了叙述其个人政治生涯的《六次危机》一书，该书曾经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赞扬。离开政坛以后，他潜心写作，出版了数10本著作和回忆录，其中不少著作在问世之后立即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尼克松的主要著作有：《六次危机》（1962年）、《四个伟大的美国人》（1973年）、《尼克松回忆录》（1978年）、《真正的战争》（1980年）、《领袖们》（1982年）、《真正的和平：西方的战略》（1984年）、《别再有越南》（1984年）、《１９９９：不战而胜》（1988年）、《在竞技场上-胜利、失败和重新崛起的回忆录》（1990年）、《透视新世界》（1992年）、《超越和平》（1994年）等。

根据尼克松的上述著作和《回忆录》，其外交思想似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 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尼克松在担任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期间，一直是一个刻毒的“反共典型人物”，他“拒绝同共产党人打任何交道”。 但是，在他1969年担任美国总统以后，他却积极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尼克松的这种变化，除了客观环境的因素以外，同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也不无关联。尼克松认为，“政治是一门艺术，不是一门科学。这是一门如何与人相处得艺术，而当一个店员要比听一堂政治科学课程，能学到更多关于人的学问。”“大多数政治家，即使是行动保守主义者，内心里都是实用主义者。” 但是，“把奉行实用主义当做目的，或者把实用主义视为十分罪恶加以反对，都错了。实用主义应予以正确对待，只能把它作为达到伟大理想的一种手段。”“领导人要想达到某一巨大目标，就必须设法使有关的改变看法，有时甚至要使他们做出违背自己利益和原则的决定。但是，有时总统也必须违背自己的利益和原则，以达到同一目标。” 他还强调，“在外交政策上尤其如此。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邱吉尔不得不把自己成年累月攻击的无神论者布尔什维克的罪恶的那些话咽下去。为了反对纳粹的侵略，即使和斯大林也要结成同盟，他说：“如果希特勒侵入地狱，我想我也会在下议院找到对魔鬼的好话来说的。”“即使贬低我的人，也会同意我在任总统期间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是1972年出访中国。那种首次瞥见一个一望无际、丰富多彩的神秘土地的兴奋，对几百万美国人是无法想像的。可是我的访问是冷静的，不带激情的实用主义行动……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同我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无关。我的决策是根据我相信：为了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考虑，应该和一个同另一个更难对付的共产党政权苏联不和的共产党政权发展较好关系。” 因此，1972年2月，尼克松在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时曾曾直言不讳地向主人表示：“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时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的，是认识到世界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2.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上台时，美国面临着一系列内外危机：首先，越南战争把美国拖得筋疲力尽，国内反战情绪与日俱增。从1969-1979年，美国全国共发生1800多次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还发生了247起纵火案。其次，美国的实力地位相对衰落，西欧、日本逐渐崛起。同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已由1948年的54.6%下降到1970年的37.8%，黄金储备从1950年的49.6%降为1970年的15.5%，出口贸易从1948年的32%降为1970年的15.2%。与此同时，西欧的工业产值在1970年已占资本主义世界的34.2%，与美国相当；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则由1950年的1.5%上升到1970年的6.2%。第三，美苏争霸的态势也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由美攻苏守演变为苏攻美守，苏联在战略核武器的数量等方面赶上或超过了美国。60年代初期，美国拥有200枚洲际导弹和1000架战略轰炸机，而苏联当时只拥有40枚洲际导弹和少量的战略轰炸机。60年代末期，苏联大力发展战略核力量，1969年洲际导弹数量猛增到1060枚，赶上了美国的水平。因此，为了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尼克松在入主白宫之后，试图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克服美国企图称霸世界和其力量不足的矛盾。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访问亚洲国家途中经过关岛时，出人意料地对记者发表了有关美国亚洲政策的谈话。他说：“在我们同所有亚洲友邦的关系方面，现在是着重强调下列两点的时候了：第一，我们将恪守我们的条约义务……；第二，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卫问题上，除非存在某个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负责。”尼克松的这一从亚洲收缩力量的谈话，立即被称为“关岛主义”或“尼克松主义。” 同年11月3日，他对美国全国所作的广播讲话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阐述了美国亚洲政策的三项原则，即美国将恪守所有条约义务；当美国盟国或与美国安全有关的国家受到某个核大国威胁时，美国将提供保护；在涉及其他形式的侵略的场合，美国将期望直接遭受威胁的国家承担为本身防务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 一年之后的2月8日，尼克松又向国会提交了一篇题为《7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的咨文。在这篇咨文中，尼克松提出“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并把关岛讲话扩大为美国的全球政策。在尼克松的所谓“尼克松主义”中，“伙伴关系”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实力”、“谈判”则是必要的附属物。“尼克松主义”是美国国内外环境变化的产物，它代表了美国统治集团对当时国际局势的认知，其目标在于通过力量的暂时收缩继续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3.均势外交思想。与“尼克松主义”密切相关的还有尼克松的“均势思想”。均势外交对于“尼克松主义”的推行构成了必要的条件，它造成了一种收缩美国力量而不会削弱、反而加强美国力量的态势，简言之，这就是构筑以“中、美、苏大三角”为特征的多极均势体系。

1971年，在对外政策报告中，尼克松曾明确表示，世界已进入一个“多极外交的新时代，”它为实行“创造性外交”提供了机会。 同年7月，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关于“五大力量中心”的著名演说。他认为，世界在“过去二十五年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的地位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那些挑战。”“从经济角度来说，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他们是：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当然还有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前途。” 尼克松对均势的反对者颇不以为然，他强调指出：“世界史上存在较长时间和平的时日，只是那些存在均势的时期，”“均势在任何国际体系中都是固有的，在我们设想的国际体系中，也应具有它的地位。”

尼克松的均势思想显然受到了基辛格的较大影响，但他本人确实也不仅仅是一个学生。事实上，正是尼克松最早萌发了要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念头 。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表示不要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1969年2月1日，尼克松担任总统职务后不到两个星期，就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1970年2月，尼克松在致国会的外交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要与中国进行接触。同年3月和4月，尼克松政府还放宽了对中国的旅行和贸易限制。经过中美最高领导人的共同能力，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随后在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从而结束了中、美两国25年的隔绝状态，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中美关系的解冻不仅对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的形成。

4.维护美国领导地位的霸权主义思想。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内有些学者提出了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的看法，尼克松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并没有衰落，因为美国在目前的世界经济中仍居支配地位。它的总的生产力仍然是最高的，它的科学和技术基础仍然是最坚固的，它的人均收入仍然排在接近于最高水平之列。“今天，作为唯一一个在全球拥有经济、军事和力量的国家，美国处于它的地缘政治力量的顶峰。如果它作为世界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被削弱，那不是出于迫不得已，而是出于自己的选择。” 既然美国并没有衰落，那么美国作为世界唯一完全的超级大国就有责任和机会在国外提供所需要的领导。“我们的使命并没有因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完成。”“正如自由世界曾经转向美国要求其领导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苏联威胁一样，现在整个世界都将指望美国来领导以对付冷战结束后的麻烦……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有机会使下一个世纪成为一个和平、自由和进步的世纪。今天只有一个国家能够领导世界来实现这些目标。美国有权成为这样的国家。我们真正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只争朝夕’”。 “美国在世界上仍然需要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任何其他国家都替代不了我们。一些国家也许最后在军事上取代我们。另一些国家也许能在经济上取代我们。但是，只有美国才有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来指引一条保卫和扩大自由，防止和抵抗侵略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影响不仅来源于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且来源于我们的理想和我们榜样的巨大感召力。我们是历史上唯一不凭借武力而凭借理想的力量登上世界舞台的大国。” “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掌握历史潮流的理想之境……1959年，赫鲁晓夫在‘厨房辩论”中非常自信地向我炫耀共产主义思想的优越性，并预言不出七年苏联就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然而今天他的浮夸的预言完全丧失信誉。” “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却可以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们不只是历史航程中的旅客。我们还是历史航程中的领航员。我们有机会铸造第二个美国世纪。”“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5.不战而胜的外交谋略思想。尼克松在1988年出版的《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了对付前苏联的外交谋略—不战而胜的思想。他写道：“苏联人追求的是不战而胜。我们的对策不应是不胜而和。我们也应追求不战而胜。但我们追求的是另一种胜利。我们追求的不是对其他国家或人民的胜利，而是自由思想对于否定自由的专制思想的胜利。我们追求各国人民免受压迫的权利的取胜。我们追求在世界任何地方取得对贫困、苦难和疾病的胜利。”

尼克松这种不战而胜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1969年上台以后对苏联奉行的“缓和”政策。这种政策作为“尼克松主义”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用谈判代替对抗，通过“缓和”麻痹苏联，维持美苏之间的均势。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尼克松的对苏政策是一个“连环套”，不仅包括同苏联扩大经济和文化联系，而且包括政治上的“缓和”，通过谈判签订一系列的条约和协定，形成一个广泛的关系网，用这个网来套住苏联。 戈尔巴乔夫执掌克里姆林宫的政权之后，苏联在外交上实行“新思维”，开始在全球收缩力量，并企图与西方改善关系。当时西方主流舆论对戈氏持肯定态度，而尼克松则代表较为谨慎和持保留态度的一派。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尽管实行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个人风格与前任有所不同，但苏联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国际战略目标。他提醒西方公众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是什么良好的愿望，而是更为精明的战术” 。美苏正在进行一场被称为“和平的战争”，从长远看，莫斯科在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失败，远比军事力量对比中落后重要。在美苏关系方面，“美国需要的是一项熔威慑、竞争和谈判于一炉的综合性政策”，即不战而胜的外交谋略。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尼克松80年代提出的“不战而胜”战略转变为“和平演变”战略，其针对的目标也由前苏联转为中国。与某些超级鹰派不同，尼克松在冷战结束反对对中国采取孤立和遏制的政策，而主张“换一种方式—和平演变”。尼克松指出：“在超越了和平的年代，中国与美国需要相互合作，其原因完全与苏联或俄罗斯无关。”“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和经济强国。在东南亚、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冲突中，它完全有力量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它是唯一有能力控制北朝鲜发展核武器计划的国家。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由合作变为敌对，中国有能力在全世界干扰我们的利益，对此不应低估……”。 他还认为，“如果美国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只能有利于持反对改革政策观点的人。”“无论我们多么不喜欢它，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应首先依据它们在国界外所作所为，而不是在国界内所作所为。除了为我们战略考虑外，制裁和孤立将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我们要鼓励今后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我们就不能孤立中国。中国长城很厚；你在长城里边时时就不容易听到你们的声音，当你在长城外边时就更不可能被听到。”“在对外政策上，我们面临的两种选择：或者是在全世界坚持民主法则，或者是接受非民主制度的存在，这种制度是在与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出现的。按哲学标准，我们应当承认洛克的天赋人权的概念。然而，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国家大多缺少实行民主的传统和体制。民主政府并不自动地意味是好政府，它并不能保证公平合理、优良的行政管理，或经济开发……既然我国发展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几格世纪，我们就不应该希望其他国家在一夜的工夫就模仿成功。” 因此，尼克松建议那些人权的鼓吹者对中国应当换一种方法，即采取和平演变的方法。“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唯一切实可行的促进政治改革的战略—即继续保持经济和政治接触—需要较长时期才能见效。无论我们采取两种政策种的哪一种，如果走极端—或者戴上羊羔皮手套抚慰中国领导人，或者用铁拳猛击他们—就一定会失败。虽然我们也许对变革步伐缓慢感到失望，可是，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最终是维持不下去的，南朝鲜和台湾的例子便是证明。”

尼克松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外交政策思想，对当时及后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M.施莱辛格曾对此做出这样的评价：“尼克松和基辛格这对奇特的搭档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甩掉了包袱，冲出了禁区，使全国的视线从意识形态转向了地缘政治，并且调整了美国政策以适应国际关系结构中的深刻变化。”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去总统职务，但他的基本外交政策思想仍为福特政府所继承。后来的事实表明，尼克松的对苏“缓和”政策并未达到麻痹苏联的目的，反而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五节：卡特的外交思想

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 1924- ），爱称吉米·卡特，美国第39任总统，民主党人。1990年7月4日获费城自由勋章。1995年1月10日获得1994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1997年11月，印度英·甘地纪念基金会授予他该年度英·甘地奖。1998年12月获本年度联合国人权奖。

卡特1924年10月1日生于佐治亚州普兰斯。父亲是种植花生的农场主，曾任佐治亚州议会议员。1941年在佐治亚州西南大学和理工学院读书。1942年入马里兰州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即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学习。1943年，曾在佐治亚理工学院进修一年。1946年，从海军学院毕业。1947年开始在美国海军服役。1953年其父去世，他退役回乡经营卡特农场、卡特仓库等业务，并从事政治活动，曾任县学校董事会董事长、县商会会长和佐治亚州庄稼改良协会主席等职。1962-1966年任佐治亚州参议员。1970-1976年任佐治亚州州长。1976年11月当选总统。1980年谋求连任总统失败。离职后回乡定居，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１９８２年起在本州首府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任名誉教授。其著作主要有：《为什么不是最好的？》、《一个与其人民一样诚实的政府》、《保持信心》、《阿伯拉罕的血》、《为何不尽力而为？》和《把握余生》（与夫人罗莎琳合写）等。卡特的外交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权外交思想。卡特上台时，美国仍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他扬弃了尼克松的“现实政治”外交，转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权外交”。在1977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卡特宣布：“我们的道义感决定了我们明白无误地偏向于那些和我们一样坚持尊重个人人权的社会，”“我们对人权承担的义务是全面的。” 同年5月22日，在圣母大学的讲演中，他进一步指出，保障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信条”和核心。 因此，上任伊始，卡特总统立即在国务院设立了人权与人道事务局，同时在驻外使馆派遣人权事务官员，并要求他们就驻在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报告和建议。

卡特提出“人权外交”的主张，是与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美国外交的道义力量的坚信分不开的。卡特是一个虔诚的南部浸礼会信徒，他从来没有怀疑其宗教信仰。卡特经常祈祷，“在教堂里，甚至在家里，而且，看在彼得的面上，还在竞选的时候。” 卡特说，他一天祈祷上帝至少25次。在他担任州长期间，他在自己办公室旁边的一间私人小屋也经常花费许多时间跪着祈祷。卡特对美国在道义上的榜样力量也是深信不疑的。早在1975年出版的《为什么不是最好的？》一书中，卡特就写到：“一个国家的国内外政策行动的准则，必须同作为该国公民特征的伦理、诚实和道德准则相一致。我国人民生来就是无私的、坦率的、诚实的、正派的、有能力的和富于同情心的。我国政府的一切和态度也应该如此。”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足以真正领导世界大家庭，这个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他对二战以后美国历任总统对道义外交的忽视态度提出了批评。卡特强调说：“我们未能显示出美国所特有的杰斐逊或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在这过程中，我们缺少对付来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和激发我国人民精神的最有效的办法。由于我们过于强调苏美竞争，所以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看这些国家是否拥护反共路线。有时候，右翼君主和军事独裁者所采取的压制行动，自然而然地并不受任何批评。”“我熟悉那些被人们广为接受的论点，说我们必须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或者在伦理与行使武力之间作出选择；然而这些说法我是不赞成的。在我看来，树立美国理想主义的榜样，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和现实的态度，道德原则是行使美国武力和扩大美国影响的最好基础。”“我国要在胆识、同情心、正直感以及献身基本人权和自由方面给国际社会树立榜样。”

在卡特时期，美国人权外交的重点是在拉丁美洲，对不服从美国的独裁国家以“人权”为借口，进行制裁。其次，人权外交是对付前苏联的一个重要砝码。卡特表示：“尊重人权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为扩大影响而进行和平斗争的最有意义的长处之一，我们应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这件武器。” 最后，人权外交也涉及到美国的其它盟友，如韩国、南非、伊朗等独裁政权。

2、对苏政策思想。卡特的对苏政策思想经历了索南费尔特主义到卡特主义的转变。索南费尔特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顾问，他在1975年12月13日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了一种对苏联和东欧的政策主张。该主张强调承认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对苏联采取“缓和”甚至“绥靖”的政策。索南费尔特的主张得到了卡特的支持，在上台初期，卡特十分热衷于同苏联搞“缓和”。1977年8月美国报纸透露出来的《第十号总统备忘录》，实际是索南费尔特主义的具体化。该备忘录提出，一旦苏联入侵西欧，西方军队应放弃西德1/3的领土。

但是，卡特的对苏缓和政策并未得到苏联的善意回应，相反苏联却利用缓和大力扩充军备，在全世界扩展自己的势力。1977年和1978年，苏联、古巴支持下的非洲雇佣军两次入侵扎伊尔的沙巴区；1977年3月苏联与莫桑比克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因为苏联在苏丹打着促进非殖民化的幌子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1977年5月发生了苏丹驱逐苏联外交官事件；1978年苏联和古巴支持埃塞俄比亚用武力迫使索马里撤出欧加登地区，致使索马与苏联、古马断交；1978年11月苏联与越南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1979年10月苏联同南也门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1979年12月，为了确保对阿富汗的控制，苏联竟然公开入侵阿富汗，扶植亲苏傀儡政权，对阿富汗实行了全面军事占领。

苏联的到处扩张，特别是它入侵阿富汗，标志着卡特“缓和”政策的失败。因此，卡特执政后期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强调实力政治的“卡特主义”。

“卡特主义”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对苏遏制政策的统称。1980年1月，卡特指责苏军入侵行动是二战以来对和平的最大威胁，他宣称：“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外来势力都认为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侵犯，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武装力量在内，反击这种企图。” 这标志着“卡特主义”的开始。美国协同其西方盟友在加强同苏联军事对抗的同时，对苏实行了经济制裁。对苏联实行谷物和先进技术禁运，推迟批准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推迟美苏经济、文化项目的合作，抵制在莫斯克召开的奥运会，限制苏联在美国海域捕鱼等。卡特政府还加快步伐筹建了美国快速部署部队，企图使之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开赴中东或波斯湾，抢战战略要地，阻止或迟滞苏军南下波斯湾。快速部署部队的建立是“卡特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总之，卡特执政4年，其外交思想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从理想主义出发，鼓吹“人权外交”，目的在于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但实行以后因重点不突出、四处开花，收效甚微，对苏联东欧国家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卡特的对苏政策基本说来缺少连续性，比较软弱，助长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在卡特执政后期，他提出对苏实行“新遏制政策”，但为时已晚。卡特时期外交的最重大成就之一是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成就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六节 里根的外交思想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 1911-)，美国第40任总统，共和党人。1911年2月6日生于伊利诺伊州坦比哥。1932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州尤雷卡学院，专修经济学，曾在爱荷华州德梅因任无线电体育广播员。1937年到好莱坞，曾出演50部电影。1947年至1952年和1959年至1960年两度出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1949年当选为电影业委员会主席。1962年加入共和党。1966年当选为加尼福尼亚州州长，连任两届。1968年和1976年两次竞选总统候选人提名均失败。1980年以振兴经济、重振国威的口号竞选总统，11月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当选为总统。1981年3月30日遇刺受伤，1984年再度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总统。1989年1月20日任满卸职。

里根当选总统期间，提出以美国新开端为题的经济复兴计划，主张里根经济学。在对外政策上，对苏联采取强硬措施，强调恢复美国的军事实力，与苏联抗衡。提出以现实主义、实力和对话为原则的对苏政策，在第三世界支持「民主力量」，抵制苏联影响。1983年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下令出兵格林纳达。1987年12月签署美苏削减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在对华政策上，强调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但又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维持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著有《我的其余部分在那里》（合著，1965年）、《里根自传》等。

里根是美国冷战时期的最后一个总统，正是在他当政期间，对苏联发动和实施了瓦解战略，促成了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当然这期间有苏联自身的原因，但里根外交战略的运用不可谓不是重要原因。考察里根政府的外交可以看到，他的外交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的冷战外交思想，可谓冷战外交思想的集大成者。这一外交思想具体表现如下：

1．两极世界观。里根认识世界的基本哲学观点是冷战早期的那种两极世界观，他的外交政策是围绕同苏联争夺全球权力的竞争展开的，他在理智上和情感上都对权力在世界的分散感到很不自在，他准备扭转美国权力走下坡路的趋势，力求重振美国精神。 在１９８０年竞选中，里根情辞恳切地说：“如果我当选为总统，我就要尽我所能地去重振美国精神”，“我相信──我也把这个作为我竞选的主题──美国最伟大的时代还在前头，我们必须看到那些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富裕、最先进国家的因素，找出毛病之所在，然后使之回到正轨上去。” 里根强烈反对前任几届政府的“多极”观点，强调与苏联进行两极对抗，他是对苏强硬派的著名人物，其的对外政策主题是：加强国防，恢复军事优势，与苏联进行抗衡。这种世界观是建立在他的极端反共思想基础之上的，里根视苏联为“世界一切动乱的根源”，是一种荒谬的畸变行为。他的反苏完全是出自本能，发自内心的，是毫不含糊的，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另外一个悲哀和奇异的篇章，即使现在还在书写这个篇章的最后一页。”他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将被仍进历史的垃圾堆”， 并说，如果苏联人不去搞这种多米诺骨牌游戏，世界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地方。他认为，不论苏联在那里采取行动，必然是针对美国，并且几乎把每一个问题都同美苏争霸联系起来。他断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使东西方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而且不断加剧。”因此里根世界观的表现就是“击退共产主义”，也就是击退在对美国权力的国际性威胁和国内经济活动中的政府干预，其具体表现在：国际方面，在东欧、中国，以及最终在苏联击退共产主义；国内方面，击退经济生活中的大政府和大劳工。

2．优势战略思想。里根冷战外交思想的核心可以称为是一种优势战略，即通过自身实力的提高，取得战略优势地位，通过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全方位、多层次竞争，以拖垮对方，促其妥协和改变。里根一再说，他的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是大力加强国防和经济力量，他强调如果美国成为“第二位国家”，那就等于成为末位国家，就会招致战争。他认为和平不会从软弱或退却中取得，将从“恢复”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取得。他相信，美苏展开军备竞赛的结果，将使苏联经济承担不了，因而被迫与美国谈判妥协，这样和平就有保障，美国也将恢复霸主地位。里根优势战略思想主要包括：（1）在战略目标上，从美国经济实力出发，全方位增强美国的综合竞争能力，达到能够在“军事上遏制，经济上拖垮，科技上压倒苏联”的目的，最终夺回战略优势，恢复美国霸主地位。（2）在具体对外政策上，变缓和战略为“有限推回战略”。力图运用军事、外交、经济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等手段，把苏联的势力推回其本土，进一步在“东欧”争夺控制权。（3）在军事战略上，推行“新的灵活反应战略”，力图通过军备竞赛彻底拖垮苏联，利用“多层次威慑”打破美苏之间的军事均势，从而取得能攻能守的战略主动，最终压倒苏联。由此可见，里根的外交思路在于，放弃尼克松时代的“多极世界论”，重提两极对抗，把遏制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目标。并且放弃缓和战略，立足全面的“实力对抗”和“强硬外交”。不仅在军事上对抗，而且还注重经济上、外交上、科技上、文化上的全面较量。放弃“均势外交”，特别强调运用“综合国力”与“绝对优势”来制约对方。这一优势战略可分两步来实现，第一步就是建立美国实力的优势地位，这也是其第一任政府的工作中心，而在这种优势地位确立之前，拒绝与苏联进行谈判。第二步就是利用这种优势地位，全面与苏联进行对抗，以逼其屈服，这充分体现在里根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之中。

3．“多层次威慑”思想。威慑理论是冷战时期美国著名的军事战略思想，里根政府十分重视威慑的作用，认为“威慑可以获得安全”，“使潜在的对手在估计战争结局时感到胜败难卜，凶多吉少而打消发动进攻的念头。” 里根发展了威慑思想，一方面认为威慑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对比的客观现实，还涉及到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并注意从苏联领导人的角度来考虑进行威慑的军事力量。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多层次威慑”的思想，认为威慑是一种多层次的概念，包括防御、升级和报复，并且特别强调防御，把它作为威慑的基石。“新灵活反应战略”就明确提出美军在战略、战术、武器发展、军队建设、部队构成、全球部署等各个方面都要针对苏军，以美之长、击苏之短，通过提高实战能力，增大对苏威慑效果。里根政府的防御性威慑虽不是新设想，但战略防御设想是对核时代防御无法实现观念的一次冲击，他认为建立在进攻性威慑基础上的战略一旦失败，核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损失将是不可容忍的，“确保摧毁”战略不可能长久有效。因此认为应该把注意力从“确保摧毁”转到“确保生存”上，以单纯的强调战略核攻击和核报复转向攻防并举。这种防御性威慑的思想同格雷厄姆的高边疆军事理论相结合，就导致了“星球大战计划”的提出。高边疆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民族若能从人类活动的最有效地迈向另一个新的领域，就能获得巨大的战略优势，在太空领域，美国决不能让别人掌握主动权。鉴于70年代苏联已经在战略核武器的数量方面赶上美国，美国打算通过以高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军备竞赛，拖垮经济力量相对落后的苏联。由此可见，里根政府的“多层次威慑”思想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和多手段性，是优势战略的重要内容，建立在增强实力基础之上的，主要是实现以威慑和拖垮对方，达到获得主动，逼退苏联，巩固霸业的目的。

4．争夺第三世界的里根主义。里根主义是里根政府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政策思想。它的核心是：“支持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自由战士’，把苏联取得的政治和军事进展推回去”。其手段是支持亲苏国家的反共武装通过低烈度战争推翻亲苏政权或争取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取得政治解决，对亲美独裁政权则促使其进行“民主化”改革，巩固政权，实在不行则寻找新代理人。“把共产主义扩展的势力推回去”的观点早在1980年共和党总统选举纲领中就已提出。在里根第一任期内，这种理论主要表现为配合美国经济增长，重点在拉丁美洲地区，以巩固后院。如1982年他说：“我们相信，我们半球的自由与和平发展需要我们帮助这里的政府控制来自它们边境以外的侵略，保卫它们自己。” 里根认为美国的经济与社会项目只有在邻国推进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和平发展时才能有效实施，没有一个平静的国内环境，经济不可能发展。为此1983年美军侵入加勒比海小岛格林纳达，解散当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府。里根执政几年后，实力有所增强，苏联由于内外交困政策有所收缩，第三世界也出现了某些有利于美国的因素。为此在第二任期内为配合对苏联的外交争夺，里根又发展了这一理论。1986年3月他在《自由、地区安全和全球和平》这一咨文中系统阐述了里根主义。其主要内容是：（1）地区安全关系到美国的利益；（2）苏联的全球扩张使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3）美国反对任何形式的暴政；（4）美国政策以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为目标。里根主义是遏制政策的一种新的体现，主要是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特别是拉丁美洲的政策，他把遏制政策的范围由苏联及东欧扩展到全世界，特别是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地区。应当看到，里根主义是与同苏联竞争的优势理论相联系的，由于实力对比的改善，及苏联领导人观念上的变化，里根主义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并不像里根自己在1988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所认为的那样：“民主制度到处都在上升，‘崇敬美国’已取代‘谴责美国’。”

5．强硬与缓和并举的对苏战略思想。处理美苏关系是美国外交的中心课题，里根政府的外交思想并非只是一贯的强硬，而是强硬与缓和并举的政策，只不过由于现实情况的不同而采用不同方式罢了。在处理美苏关系时，里根政府奉行“现实主义”、“实力”和“对话”的政策，这其实都是为优势战略的最终目标，即恢复美国霸主地位服务的。在“现实主义”、“实力”和“对话”这三者之间，实力是基础，现实主义是认识方法，而对话则是手段。里根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原则，他批评前几届政府所推行的缓和政策是“一种幻想”，认为和平只能以实力作为后盾，而所谓实力“不仅是军事力量，也包括政治决心，联盟的力量以及经济状况”，他总结“历史教训”，认为“大国中间只有实力雄厚可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国家才能生存。”他说，缓和使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力量日益加强，而西方则相对削弱，对苏联来说，缓和是他们的胜利，坚信：“只要我们在军事上是强大的和愿意在必要时进行自卫，谈判才能获得成功。” 在认识苏联的方法上，里根认为现实主义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苏联制度的性质，坦率的，直截了当的解决我们关系中的问题。” 里根认为对外政策的制定除了了解国内国际环境外，更重要的是了解对手，从现实出发，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适时的调整。至于对话，里根在致国会的信中认为是：“在符合我们自己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为切实公正解决问题而努力”，对话的原则主要是从实力地位出发，坚持立场，不掩饰分歧。里根从这一原则出发以极端谨慎的态度勉强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里根总统的对话与缓和并不是建立在退让基础之上的，而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中心，借谈判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同时在对话之外，里根很重视通过“和平演变”等手法的实施，通过各种方法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统治，为此他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对阿富汗的反政府游击队提供援助，对苏联进行技术封锁，并强化“美国之音”等的反动宣传。

6．现实主义的对华务实外交思想。里根的外交思想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在具体外交实施时则往往从现实利益出发，奉行务实外交，这在对华政策上表现最明显。在成为总统之前，里根是著名的亲台派人物，他对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表示强烈的反对，认为是卡特出卖了台湾，叫嚷保持与台湾的“官方关系”是他当选总统后“最切望做的事情之一”。同时里根对《与台湾关系法》大加称赞，认为为美国同“老朋友和老盟国的关系提供了正式依据。” 但是极端保守派的里根身为总统后，也必须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和主张，促使他在对华政策上采取现实主义的务实态度。为此经过其执政初期的动摇之后，在考虑到现实利益和加强同苏联对抗的背景下，里根上台后未将其竞选时的诺言和共和党的政纲付诸实施，却在1982年与中国签署了《8·17公报》，承诺逐渐减少直至最后完全停止对台出售武器。这充分反映出了里根外交思想中的现实主义与务实态度。同时还应当看到，在里根当政期间，中美关系不仅没有倒退，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

对于里根政的外交思想虽然褒贬不一，但可以断言，美苏对抗进入了新的阶段。里根的外交思想虽然没有脱离意识形态对抗、实力基础、遏制政策、和平演变等美国冷战外交思想的传统，但在综合使用和结构上表现为明显的目的性、综合性和步骤性。里根在强化实力和与苏联对话缓和上表现为明显的阶段性，前期为“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创造条件，后期强调运用军事、经济、文化、外交谈判等综合手段，迫苏联就范，确立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

第七节：摩根索的外交思想

汉斯·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 1904-1980），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外交思想家，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学派的代表人物。

摩根索1904年2月17日生于德国科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1932年，他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所作研究工作，后任教于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学。1937年因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移居美国，任教于纽约布鲁克林学院等。1943年，摩根索加入美国国籍，并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担任教授。1950-1968年，他担任芝加哥大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时被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延揽为顾问。他还是美国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1974年，摩根索转到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担任教授，直到1980年去世，享年76岁。

摩根索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大师级人物，他一生共发表了10多本专著和许多有影响的论文。主要学术著作是：《科学的人和强权政治》（1946年）、《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1948）、《维护国家利益》（1951）、《国际政治的原则和问题》（与人合著，1954年）、《政治学的两难困境》（1958）、《美国政治的目的》（1960）、《20世纪的政治学》（1962）、《美国的对外政策》（1969年）和《真理与强权》（1970年）等等。其中《国际间政治》一书可算是摩根索的代表性著作，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作品。该书自问世以来，共再版了6次，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出版。下面我们仅以这本著作为主要依据，对摩根索的外交思想做一简单探讨：

1．人性恶的政治哲学思想。摩根索认为，现代政治思想史就是两种学派的斗争史，它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人类、社会、政治的特点的看法不同。这两种学派，一个是以人性善为基础的理想主义学派，另一个就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学派。后者认为：“政治规律植根于人性。”“政治与整个社会相同，是受来源于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的。为了改良社会，首先必须理解社会赖以存在的规律。这些规律的作用不受我们爱憎的影响，人们只有冒失败的危险，才能对它挑战。”““当今世界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虽有弊病，但它却是人性中固有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如要改良世界，就必须顺应这些力量；而不是与之对抗。从内在性讲，当今世界是一个包含着各种相互对立的利益，各种利益又彼此冲突的世界，道德准则从来不能完全实现：不同的利益永远只能暂时妥协，彼此的冲突永远只能勉强解决，所以，道德准则充其量只能近于实现。”

2．权力政治论。摩根索强调说：人的恶的本性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力意志,”在国际政治中则表现为国家的“权力意志,” “国际政治一如其他一切政治，也是一种权力斗争。不管国际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权力总是眼前的目的。” “一切政治，无论是国内政治或国际政治，均表现出三种基本方式。也就是说，一切政治现象均可归结为三种基本类型。这种政治的政策谋求的不是保持权力，便是扩大权力，或显示权力。”“与这三种典型的政治方式相对应，也有三种典型的国策。外交政策趋向于保持权力，而不是改变权力分配，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国家，会执行维持现状的政策。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打破现有权力关系，扩大其实有权力；换言之，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谋求有利于己的权力状况的变化，这种国家会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外交政策谋求显示现有权力，或为维持现状，或为扩大权力，这种国家会执行耀武扬威的政策。” 至于什么叫权力呢？摩根索认为，权力是一个人影响他人思想和行动的力量。所谓政治权力指的是对公众具有权威的人们之间，或这些人与广大民众之间的控制关系。因此，政治权力不同于实际使用暴力，而是指行使政治权力者与被行使者之间的一种心理关系。它通过行使者对被行使者思想上的影响，使行使者对被行者的某些行动加以控制。如果说A对B具有、或希望具有政治权力，此话永远意味着A能够、或希望能够影响B的思想，从而控制B的某些行动。 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就是一国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能力。国家权力说到底就是国家的实力。至于国家实力的构成，摩根索认为主要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情况、人口、民族性格、民族士气、外交的巧拙和政府的英明等9个要素。在构成一国权力的一切因素中，最重要的乃是外交的巧拙，尽管它极不稳定。决定国家权力的一切其他因素好象是原材料，一国的权力就是用它们造出来的。但是一国外交的巧拙则将各种因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使它们有了方向和份量，唤醒它们沉睡的潜力，使它们有生命、有活力。“外交可以说是国家权力的大脑，而民族士气是其灵魂。”“外交是一种艺术，使国家权力的各种因素，以最大效果，对国际局势中与自己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发挥作用。”

3．国家利益说。摩根索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各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权力不可调和，因为国际政治处于“自然状态”即无政府状态，各国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去获取更大的权力和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 但是，国家利益是由国家权力来界定的，“帮助政治现实主义者在国际政治原野上找出一条道路的主义路标的是把利益确认为权力的这一观念”， “如果我们把所有国家（包括我们国家）视为追求各自按把利益确认为权力的政治实体，我们便能看得十分准确。” 一国实力的大小决定了该国所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范围和规模。国家利益是对构成国家生命攸关的需求的高度概括。摩根索区分了6种国家利益和3种国际利益。6种国家利益是：首要利益，如生存和安全；次要利益，如保护本国侨民和驻外使馆人员安全；永久利益，如较长期的利益；可变利益，如一国因党派政治而对国家利益的不同选择；普遍利益，如涉及广泛区域和许多国家的经济贸易利益；特殊利益，如受特定时空条件影响的利益等。3种国际利益是：认同利益，如两国或两国以上国家的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如两国之经贸上的互补关系而形成的利益。冲突利益，既非共同，又不能互补的利益。据此，他还把国家利益划分为核心的利益和相对永恒不变的利益，如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利益；以及可以环境而改变的利益，如次要利益、特殊利益等。

4．均势外交思想。摩根索指出，一些国家对权力的渴望，或表现为尽量维持现状，或表现为极力要改变现状，都必然导致被称为权势均衡的状态，也必然导致旨在维持这种状态的政策。“国际上的权势均衡仅仅是社会总原则的特殊表现形式，所有由若干自治单位组成的社会，都要把其各组成部分的自治权归功于这一社会总原则；权势均衡以及旨在维护权势均衡的政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人类社会中，也是一个基本的稳定因素；至于国际权势均衡的不稳定，并不是由于社会总原则不完善，而是在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人类社会中，贯彻这一原则所必须面对的具体条件所致。” 在强调了均势的重要性以及对均势的错误观念妨碍了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之后，摩根索认为均势有两种主要的格局：即直接对抗的格局和竞争的格局。维持均势的方法，从历史上看，则主要有4种：如分而治之、补偿政策、军备竞赛和联盟政策等。

5．关于外交的专门论述。在《国家间的政治》一书中，摩根索在最后一部分专门论述了外交问题，他不仅把外交看成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工具，而且把外交看成是用和平方式增进国家利益的工具。摩根索首先从广义来定义外交，认为外交包括外交政策的整个范围，即各种等级对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外交的四项认为：（1）外交必须根据实际和潜在的力量，决定其实现的目标；（2）外交必须判断其他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它们为实现其目标所能动用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力量；（3）外交必须决定不同的追求目标在什么程度上能够相互一致；（4）外交必须采取适合于实现其目标的手段。摩根索指出：“任何一个方面的失败，都可能危及外交政策的成功，从而危及实际和平。” 其次，摩根索论述了外交的工具。他认为，有组织的外交工具有两种：各国首都的外交部以及由外交部派往外国首都的代表。外交部是制定政策的机构与外交政策的核心，外交部收集并分析来自外部世界的反映，制定外交政策，从它那里发出的只是，由外交代表转变为实际的外交政策。摩根索说：“外交部是外交政策的核心，外交代表则是外交部的耳目、喉舌、触角，也可以说是外交部的流动化身。外交人员代表政府履行三项基本职能：象征性的职能、法律上的职能以及政治上的职能。” 最后，作为传统外交的拥护者，摩根索还对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外交的衰落表示了惋惜，并提出了复兴外交的希望所在。他认为，西方外交的衰落是由于5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1）通讯交通的发展；（2）对外交的蔑视：（3）议会外交的方式；（4）超级大国：外交的新手；（5）当代世界两极政治的性质。在摩根索看来，要复兴外交，就需要消除那些造成传统外交实践衰落的因素，至少要消除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在这方面，应首先考虑对外交的蔑视及其必然的后果：议会式外交。这种议会式外交存在着公开性、多数决定和孤立地解决国际问题等3个弊端，因此应当加以摒弃。复兴西方外交必须实行外交的9项规则：即4项基本原则和妥协的5个先决条件。其中四项基本原则使：（1）外交必须抛弃其征服意识；（2）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按国家利益予以确定并必须以充分力量予以支持；（3）外交必须从其他国家的观点来考虑政治局势；（4）各国必须愿意对所有对自己并部重要的问题进行妥协。但是，要使妥协有成功的机会，则必须遵守另外5个规则：（1）为了实现实质性的真正利益，放弃无价值的表面权利；（2）绝对不要使自己陷入不丢面子无法退却和不冒风险无法前进的处境；（3）绝对不要让一个弱小盟国为你做出决定；（4）军队是外交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它的主宰；（5）政府是舆论的引导者，而不是舆论的奴仆。摩根索在书中所做的最终结论是：“外交是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为维持和平所能提供的最佳手段；但是特别在当代世界政治和当代战争的情况下，仅凭外交维持和平还远远不够。只有当各国将现代技术赋予它们的毁灭性手段交给更高的权力机构时—当各国放弃它们的主权时—国际和平才会像国内和平一样稳定。”

摩根索的权力政治论，适应了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需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遏制政策，还是均势战略，都有摩根索强权政治的影子。

第八节： 丘吉尔的外交思想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1874—1965），出生于英格兰牛津郡马尔伯勒公爵之家。1895年桑德赫斯特皇家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任骑兵军官，有幸见到约克公爵和夫人，即后来的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对政界产生了兴趣。1896～1898年随英军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和苏丹马赫迪起义。1899年辞去军职，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英布战争。回国后进入政界，当选为保守党议员。1904年转入自由党。1906～1911年任殖民副大臣、商务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

1917～1928年丘吉尔曾任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财政大臣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丘吉尔于1939年 9月3日出任海军大 臣。1940年5月10日，即希特勒闪击西欧的当天，出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迅速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 主张美英联合对抗共产主义 ，拉开了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序幕。1948年10月提出以英美特殊关系、欧洲联盟和英联邦为基石的“三环外交”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丘吉尔反对美国扩大战争和进行核讹诈。1951年10月丘吉尔再次当选首相，1955年4月5日因年迈退休，但仍留在下院，1965年1月因脑溢血逝世。 丘吉尔不仅是个政治家，而且是个赫赫有名的文学家，1953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著作颇丰，有《马拉坎德远征史》（1898）、《河上战争》（两卷，1899）、《世界的危机》（6卷，1923—1931）、《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6卷，1948—1954）、《英语诸民族史》（1956—1958）以及战况日记、大量讲演集和随笔集等。

二战之后，丘吉尔最著名的外交政策思想就是“三环外交”，这一思想确立了英国外交二战后的框架。1948年10月9日，他在兰达诺保守党年会上正式提出了“三环外交”的概念：“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变化时刻，当展望我国未来时，我感到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对于我们来说，第一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及其它英联邦自治领在内，以及美国在其中起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同时并存，一旦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力量的联合足以推翻它们，或敢于向它们挑战。现在假如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个环中的每一个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三环的连接点上。” 在“三环外交”的背后，可以看到，三环外交并不是冷战后丘吉尔凭空创造出来的，这是他根据英国的外交传统和二战中的经验及战后英国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新情况，为挽回英国的颓势、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而提出的一项外交方针。丘吉尔是一个很善于把英国的传统外交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战略大师，其思想不可谓不高明，但存在与战后英国现实相脱节的弱点，也表明其外交思想较落后时代的特点。下面就来介绍一下“三环外交”背后丘吉尔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1.反共主义思想。丘吉尔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1918年11月26日，他在丹迪布市选区发表演讲时称布尔什维克是“残暴的大猩猩”，并肯定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