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1837—1897），号莼斋，贵州遵义人。生于耕读仕宦之家，祖父黎安理，官山东常山县县令，父黎愷，由进士起家，历官云南巧家同知。黎庶昌六岁而孤，体弱多病，命运坎坷，但是平生未尝废学。在兄长的指导下，年十四五，赋诗撰文，便能犁然成诵。同治元年（1862），下诏求言，黎庶昌以诸生献万言策，又奏陈国家应当变革者十五条，都能切中时弊，得到清政府的重视，以知县发往曾国藩大营查看委用。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接到上谕，曰：“前因贵州贡生黎庶昌呈递条陈，言尚可采，当降旨赏给知县，交曾国藩差遣委用。该员以边省诸生，抒悃上言，颇有见地，其才似堪造就，诚恐年少恃才，言行或未能符合，着俟该员到营后，由该大臣留心查看，是否有裨实用，不致徒托空言，附便据实具奏。”（曾国藩《黎庶昌请留江苏候补片》）
黎庶昌于同治二年（1863）初春由北京启程，三月到达曾国藩安庆大营。入幕曾国藩大营，是改变黎庶昌命运的头等大事。曾国藩有感于黎庶昌笃实朴讷，才堪造就，将其收入门下，悉心栽培。在曾国藩的训导提携之下，黎庶昌的政治能力得到迅速提升，文学创作更是蒸蒸日上，得曾国藩古文之嫡传，并与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并驾驰骋，文学史上将此四人誉为“曾门四杰”。长年追随曾国藩，黎庶昌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日，曾国藩中道溘逝，黎庶昌不负师恩，收集整理曾国藩生平事迹，撰成《曾国藩年谱》十二卷，后又为曾国藩作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传记文章，题为《曾太傅毅勇侯别传》，这两篇文献对于保存曾国藩生平事迹来讲，可谓是居功甚伟。可见，曾国藩与黎庶昌之间的师徒情谊，对于黎庶昌的成长意义重大，对于曾国藩的身后声誉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做一番梳理介绍。
教诲以修身之道
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无不以修身为生平要务，修身是一种道德培植，而这种道德培植是为出仕从政作准备，也就说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与基础，其重要性正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黎庶昌二十六岁应诏建策，一篇《上皇帝书》，举世皆知，获得同治皇帝的垂青，特赏知县。黎庶昌久困场屋，一朝得势，难免有些恃才傲物。
同治二年（1863）三月，黎庶昌业已赶到曾国藩安庆大营。四月初一日，黎庶昌内兄莫友芝也恰好在曾氏大营。莫友芝是曾国藩的学术畏友，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京会试的莫友芝在虎市桥头书肆邂逅曾国藩，言论往还之中，曾国藩被莫友芝深厚的学养折服，惊呼“黔中果有此宿学耶！”曾国藩遂设宴与之定交。在曾氏幕府之中，莫友芝地位较高，莫友芝去世后，曾国藩撰挽联一幅曰：“京华一见便倾心，当时书肆定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酒尊和泪，来吊诗魂！”足见曾国藩对莫友芝的友情之深。黎庶昌能够前来曾氏大营，虽然是上谕所定，也未尝不是因为莫友芝从中斡旋，央请曾国藩所致。按照常理，既然本日莫友芝在曾氏大营，而且曾国藩也宴请莫友芝等吃便饭，想来也可请远道而来的黎庶昌一同赴宴，可是曾国藩却并未如此，本日，他只是“阅黎庶昌所陈时务策”（《曾国藩日记》），并未请他前来一叙。曾国藩处事谨慎，待人接物，仪轨甚严，此时疏远黎庶昌，自然是要磨砺其性情。
黎庶昌在曾氏大营的第一份职务是稽查保甲，这是一份职位较低的工作，黎庶昌心情颇为低落，仪容憔悴，气势颓靡。十一月初三日，黎庶昌首次见到了曾国藩，但他留给曾国藩的第一印象却不怎么好。曾国藩性格刚健坚忍，激赏阳刚之美，黎庶昌却身体羸弱，有体不胜衣之态，加之精神委顿，颇令曾国藩失望。所以曾国藩以《孟子》养气之论激励黎庶昌，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曰：“黎莼斋来，与之言志以帅气、器以养志之道。”曾国藩发现曾经上万言书的黎庶昌虽然“笃学耐劳，内怀抗希先哲、补救时艰之志，而外甚朴讷，不事矜饰”。君子不重则不威，黎庶昌仪容方面缺少刚毅之气，这虽然是天地赋行，生成之性，受先天体质所限，但曾国藩以为后天修身养气的工夫可以弥补这个不足，这也是他对《孟子》“居移气，养移体”修身哲学的具体运用。
受到曾国藩的鼓励与指导，黎庶昌心情振奋，汲汲有为。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指挥湘军攻陷南京，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曾国藩委派黎庶昌协助处理善后事宜，次年曾国藩保举黎庶昌为直隶州知州，尽先补用。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赴山东镇压捻军，黎庶昌追随左右，师生情谊日渐深厚。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黎庶昌留江苏候补，临行之时，黎庶昌前来送行，情义难舍，面有戚容，睹此情景，曾国藩也大为感动，其日记曰：“十一月初七日，日来送行者，多依恋不舍之情，黎莼斋等尤为惓惓，余亦黯然不忍别也。”
曾国藩北上直隶，黎庶昌失去依傍，也未有机会补到实缺。此时的黎庶昌已经三十三岁，岁月蹉跎，不要说壮志未酬，即使是生活也面临困境。黎庶昌致函恩师曾国藩告知近况，并诉说抑郁之苦。曾国藩见爱徒“以修名不立、志事无成为俱”，不免心生恻隐，亲笔回信，开导劝慰，曾国藩说：“至以建树无闻，遽用皇皇，则殊太早。计三十三岁甫及壮年，古来如颜子立德，周郎立功，贾生立言，均在少壮。然千古曾有几人？其余贤哲代兴，树立宏大，大抵皆在四十以后耳。以仲尼之圣而不惑亦待四十，今来示以惑之滋甚，急思祛疑，似闻道更早于鲁叟，斯可谓大惑也。”勉励黎庶昌安贫乐道，居易俟命。虽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未能，但面临生存危机的黎庶昌也让曾国藩大为忧心。既然实缺难以补授，曾国藩只好另觅它途，他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推荐黎庶昌，希望丁日昌能施以援手，聘请黎庶昌入其幕府，以缓解黎庶昌的生活困境，也是为了等待时机，徐图补授实缺。可见，曾国藩对于黎庶昌不仅教诲以修身之道，还荐举于朝廷僚友，其玉成琢磨之功，足令黎庶昌感激铭记。
荐举于朝廷僚友
同治七年（1868）九月初二日，曾国藩移督直隶之前，曾上奏朝廷，请朝廷俯允黎庶昌留江苏候补。曾国藩奏章曰：“臣查黎庶昌自到营以来，先后六年，未尝去臣左右。北征以来，追随臣幕，与之朝夕晤对。今臣交卸督篆在即，该员系特旨差委人员，既无经手事件，不必随臣前赴直隶，亦无须补行引见，应即归于江苏听候补用。”江苏乃是膏腴之地，经济富庶，曾国藩荐举黎庶昌留在江苏候补，也是破费苦心。当然，这也不是曾国藩第一次荐举黎庶昌了，在此之前，他曾三次荐举黎庶昌，即“臣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密保一次，又于续保克复金陵水陆等军暨铭军克黄陂案内明保两次，奏请以直隶州知州留于江苏遇缺即补，均经奉旨允准在案。”（《曾国藩《黎庶昌请留江苏候补片》）
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奏章，可是滞留在江苏的黎庶昌却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实缺，曾国藩只有央请江苏巡抚丁日昌来解决黎庶昌的生活困境，同治八年（1869）三月初七日，曾国藩在给黎庶昌的信中明确说明：“至于朝夕升斗之谋，则丁中丞道出此间，当与之熟商。”丁日昌接受了曾国藩的请求，聘请黎庶昌入其幕府。
同治七年（1868）冬季至同治八年（1869）正月，曾国藩入京觐见同治皇帝及两宫太后，黎庶昌也曾随曾国藩入京，黎庶昌此行的目的是到吏部打通关节，希望尽快补授实缺，可是吏部官员处处阻挠，黎庶昌未能如愿，只好黯然出京，再次回到丁日昌幕府。同治九年（1870）正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再次致函丁日昌，请求他安排黎庶昌到洋务局等待时机。曾国藩说：“莼斋去岁在都，因部书多方挑剔，稽留过久，到省闻已在十月初旬。省中调动业已定局，骤难位置，暂令于洋务局回翔数月，春间有相当缺出，当可为补一缺。渠于敝处相从最久，深悉其有抗希前哲、康济生民之志，不忍令其久淹，故屡以奉商。”
就在曾国藩筹划黎庶昌的政治出路问题之时，黎庶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同治九年（1870）二月，朝廷命令李鸿章率领淮军进驻陕西，协同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久困幕府的黎庶昌想投笔从戎，随李鸿章入陕，希望能建立军功，以求得一个辉煌前程。但黎庶昌又丢不下补授实缺的机会，所以在从戎和出仕之间彷徨，反复踌躇，难以决断。黎庶昌再次致函曾国藩，同治九年（1870）三月初一日，曾国藩在回信中以为从戎一事不甚现实，还是出仕为上，他说：“但就阁下现处情形，则上有垂白之亲，下有襁褓之子，家徒四壁，侨寓异乡，自应以禄世为上策。”曾国藩分析黎庶昌从戎建功有三不可，第一，黎庶昌匹马从戎，留在江苏的家眷无人照管；第二，朝廷东征西剿，中原大乱已渐次削平，与咸丰初年太平天国如日中天时的态势迥然不侔，建功立业的机会很少；第三，李鸿章麾下宿将故交甚多，必不能舍弃屡立战功之旧人，改用未习军旅之文人，黎庶昌即使从戎，也只不过是处理一些文案之事，难有显才出头之日。综合以上三点，曾国藩建议黎庶昌等待时机，权作一地方官员。他说：“敝处前致马榖帅（马新贻）一函，论荐阁下，后致丁雨帅（丁日昌）信又已及计。阁下在江南稍俟一两月，当不难得一地方。阁下与敝处相知甚深，远近周知。即令此后累函商荐马、丁二帅，亦当不厌繁复。若荐之江南不效，即荐之陕西，亦岂果有济乎？”
在曾国藩、马新贻、丁日昌的共同努力下，黎庶昌补授吴江县知县。多年久等苦熬，黎庶昌才得到了这个实缺，原本以为是一件好差事，却未曾料想，初到吴江，黎庶昌就碰到一个大难题。吴江虽是鱼米之乡，但因太平天国战乱，连年烽火，民生凋敝，苛捐杂税拖欠多达五千余石，当地百姓无力承担，黎庶昌只能挪用公款垫付。吴江风俗剽悍，钱粮难以征收，黎庶昌一心想调离吴江，丢掉这块烫手的山芋。所幸同治十年（1871）闰十月，曾国藩重回两江总督之任，洞悉黎庶昌的苦衷后，曾国藩致函江苏巡抚张之万，希望张之万施以援手，曾国藩说；“黎牧庶昌抚字心劳，催科政拙，诚如明论。闻其钱漕尾数欠征至五千余石之多，挪垫公款，无处弥缝。前与敏斋及子范商及，俱谓苟无他缺可补，又不如久署吴江之稍愈。今尊意许量移一席，俾无负累，厚泽尤为优渥。”通过曾国藩、张之万的帮助，本年冬，黎庶昌改署青浦知县。至此，黎庶昌的出仕问题才得以圆满解决，此后数年，黎庶昌一直在青浦任上平稳做官，这一切的措置安排，几乎都与其恩师曾国藩密切相关。
切磋以学术文章
曾国藩不仅是晚清权贵，中兴功臣，而且是晚清文坛上的一位巨擘。曾国藩戎马倥偬二十年，未曾一日废书不观，登高必赋，著作斐然。幕府之中，文士星罗，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尤为翘楚，文学史上称这一文学流派为湘乡派。曾国藩自言初解文章由姚鼐启之，但曾国藩的古文创作是从桐城派入手，却不受桐城派牢笼。桐城派古文以清真雅正为文风宗尚，优美有余而壮美不足，曾国藩以汉赋、韩文雄直之气矫正桐城派颓靡之弊，其古文呈现出朴茂雄肆的阳刚之美；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结合，曾国藩结合时事，补上经济一条，其古文更强调经世致用的实用特色。曾国藩雅善古文，黎庶昌也有相同嗜好，所以他们师徒二人就经常谈文论道，交流文学创作心得。如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日记中就有与黎庶昌论文的很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与黎莼斋等谈文。”“九月二十八日，旋与黎莼斋久谈，教以作文之法，兼令细看秉批。”“十一月三十日，与黎莼斋谈文。”“十二月初七日，批黎莼斋等文二首。”
在曾国藩与黎庶昌的师徒往还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古文巨擘，也有捉襟见肘，手不应心的窘境。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应黎庶昌之请，为其父黎愷作墓志铭。本来墓志铭一类的文章在古文中是属于较容易创作的，因为托请者往往会有介绍墓主人生平的行状呈上，作者根据行状删削改撰即可，要表达的感情也较为固定，有功名者颂其政绩，无功名者称其道德。可是这篇应酬文章，却让曾国藩夜不成寐，感叹才力枯竭，其日记曰：“六月十四日，傍夕小睡，夜，换作《黎子元墓志铭》，黎莼斋之父也，作二百余字。三更睡。六月十五日，将《黎子元墓志》作毕，约六百余字。傍夕小睡。夜作铭辞廿四句，三更始毕。文思之钝，精力之衰，均可愧叹。睡后，不甚成寐。”在给黎庶昌的信中又再次申发衰颓之叹，他说：“尊公墓志撰就，寄呈雅鉴。老年心如废井，无水可汲，勉强应命，殊不惬意，未足表章潜德邃学。”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右目失明业已两年，亲友劝说他应该摒除官务，安心静养，但是曾国藩却盺夕孜孜，未尝倦怠。曾国藩平生以宋儒义理为主，而于训诂、词章二途，亦研精覃思，不遗余力。本年距离他的人生终点只有短短几个月，可是在这几个月之中，曾国藩还坚持创作了十多篇古文，数首诗歌。其自书日记，尤多痛自刻责之语。其实曾国藩的刻责，或者说自我反省并不始于今日，作为一位有自知之明的古文家，反省与检讨几乎与其古文创作相始终，而同治九年（1870）的一次反省，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同治九年（1870），天津发生了殴毙洋人、焚烧教堂的教案，年迈的曾国藩临危受命，赴天津处理该案。曾国藩心知中国百姓受尽洋人压迫，愤怒的情绪已经被点燃，要想扑灭，实属艰难。洋人一方，则倚仗其坚船利炮，性情凶悍，肆无忌惮。津民与洋人各不相让，难以调停。曾国藩担心处理不妥，会激成大变，局势恐难以收拾。曾国藩有以死报国之想，赴津途中，拟好遗嘱，训示曾纪泽、曾纪鸿两儿身后事宜，在遗嘱中曾国藩特别提到他的古文刊刻问题，他说：“余所作古文，黎莼斋抄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份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抄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一代文雄，临终也难免一生叹息！且不说曾国藩对于自己古文的评价，但看此封家书，我们还会得到一条重要的信息，即黎庶昌对于曾国藩古文的保存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今日还能读到曾国藩朴茂雄肆之文，其中也有黎庶昌收集整理之功。
黎庶昌之古文深得曾国藩之真传，“文正公（曾国藩）谓莼斋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锲而不舍，可成一家之言。”在曾国藩的勉励下，黎庶昌的古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正如其同门好友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所言：“莼斋为文恪守桐城义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则以求阙斋（曾国藩书斋号）为师。”民国时期的贵阳学者凌惕安更是将黎庶昌《上皇帝书》比作贾谊《陈政事疏》、诸葛亮《隆中对》、范仲淹《上宰相书》、文天祥《殿试策》，能与前哲往圣，并驾颉颃，黎庶昌实在是贵州文学发展史上一位耀眼的明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位耀眼的明星。在贵州建省六百年庆典来临之际，我们应该记住这位贵州籍的文学家。黎庶昌还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他曾两度充出使日本大臣。在日本期间，黎庶昌竭力访求流传日本的中国珍稀善本古籍，精选中国已经亡佚的珍本古籍二十六种，影刻问世，名为《古逸丛书》，这项重大的文化工程，耗时两年之久，耗银一万数千两之多。《古逸丛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对于中国学术研究的贡献极大，而且该书还有示范意义，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中国学人海外访书运动，以及域外汉籍研究的热潮，也是黎庶昌编辑《古逸丛书》的一个遥远回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