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切宿缘，都与自己的灵魂相关。
摘自《创作笔记》
一
母亲过世多年了。我自己也近七旬。我后来，常能想起母亲临终重病期间，说过的一句话……其实，她老人家这句话不是直接对我说的；而是对我的长子而立说的——“当初，真该给你爸买一架手风琴”。
而且，这话是母亲过世后，而立在一次无意谈话中，告诉我的。
母亲这话的意思很明白，但我要往更深的心理层面探索，探索母亲当初以及后来为这琴事的所有心灵曲折以及她老人家对我的种种思考，我就无法确知了。母亲是极聪明的人，尽管老人家一生都没为社会工作过，一生只是“家庭妇女”，但她对事物的分析、透视、判断能力都极强；这缘于母亲一生好学，读过许多书——这是她老人家留给我和弟弟妹妹，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母亲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可母亲为什么直到晚年，直到最后一些日子里她才说出这样一句话呢？她老人家对我、对我与手风琴有哪些评判和思考呢？她后来，真的认为手风琴对我很重要吗？还是只因为她当初一时的执拗或说疏忽，没能满足自己儿子的一次心愿而回悔，而不能去怀呢?
这是母亲的一个心结，或说是她老人家大半生的一个心结？
我为母亲的这句话，常感到莫名的酸楚。难过些什么？也说不很确切，总有一种欲哭而无泪、感叹又不知叹从何来？心隐隐作痛、茫然若失；想起母亲，想到我自己一生的坎坎坷坷……后来，我只好把这归结到我成年后对人生的总结——一句人生的慨叹：人，总有诸多无奈哟。
那么，手风琴对于我、对于我一生究竟算个何等意义的物件？仅是常人说的“爱好”吗？“她”何以对我如此重要？以至让母亲萦怀半生，耿耿于心。
二
显然，只有心灵记忆，才最有资格感慨人生人事。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手风琴，或说第一次对手风琴生发兴趣是因为“她”的妙音从一扇半开着的窗子里轻轻飘出，正好击中我耳鼓，我被骤然牵系……现在想来，这是造物主有意安排。当时，我只有12岁，好动的我立即循声到那窗前并猴急地扒在那高而厚重的楼房的窗台上，朝里面看——
原来是几位年轻的老师，他们围坐着，其中有一位面对我的男老师，他胸前正立着一架亮铮铮的红色手风琴……正是“她”飘出那美妙的能缠绕我心魂的琴音，我竭力向里面张望……然而，眼下记不起，他们是在演练节目还是随意弹唱？只记起他们见我窥探，有人招呼我……也忘记了，是让我进屋还是要撵我走开……只记得他们的面孔很阳光、很和善的，充满朝气的；而我，好像从来都没遇见过这样一片明媚燦爛的阳光。
我现在更难说清，或说推测不出那一时刻我的心思与想法什么的。更不清楚那琴在我少年精神的渊薮里留下了些什么？生发出些什么？但那一幕，那没超过两三分钟的情景——那人那琴那琴声却留在我记忆里。
——虽只瞬间，遂成心灵的划痕。
三
真正接触手风琴，是5～6年之后的事了。
那时，我正在专科学校读书。学校搞文艺演出，有一架手风琴闲在那里，常接受一些好奇手指的胡乱触点；后来，“她”被我怯生生的拥在怀里……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一次“拥抱”或叫“拥有”不打紧；从此，我放不下“她”了；“她”以一种安然妥实——华贵于外、内蕴丰厚、探索不尽、无一丝期盼地，有如阳光清风样地走进我的生活，成了我的伙伴、爱人，乃至生命的一部分……是的，不知怎么，我背起那琴仅3天就能在舞台上给人伴奏了——尽管那是带点丢人的舞台亮相——常常得低头光顾一下那还不很熟悉的黑白键盘，可我毕竟开始与“她”交谈(弹)，向“她”诉说了；“她”在我稚拙的手指下能流出琴音，那无穷的妙曲；我们能一起歌唱，一起亢奋……而这其间，只是一位老师大略告诉我几句左手该如何“打贝司”——我学琴之快，非但老师同学父母惊奇，连我自己也有点惊喜不解的。
我常常欣然地端详着舞动着自己的手指，像后来伴演梅超风的杨丽萍；当然，更多的还是彆指、压指、练指、开指叉、苦练无名指和小指，以及触摸着左腕上那块被琴箱皮带渐渐磨出的泛黑的茧子，就像触摸一枚刚得的勋章、上帝给的胎记。我常想，我跟这琴一定有前世缘的——“她”不曾是我的姐妹，就一定曾是我前世未遂愿的情人，像“宝玉黛玉”，“她”该是一直在等待着我、等待着我的成长我的到来，等待我寻得“她”，与“她”重逢。
这在我那始终不懂得谦逊的心理加重了自恃的法码；在我善感的思情中增添一份极美的诱惑；“她”是我不甚确知的爛熳青春企盼中飞至的一份让我惊谔的礼物；“她”是我缥缈心海的一座无比稳实且巨大的定海珊瑚。
诚然，当时我并无这种清醒自觉。我毛头毛脑地肤浅地爱着那架不知历经过多少沧桑、先天质弱的国产手风琴——“她”经常在我练琴乃至演奏时掉链子，让我出丑。可我依然全心全意地爱她，探索她心灵的奥秘。
然而，后来我才知道，这距离我真正爱琴练（恋）琴还差得很远。
人，是一种极爱追求自我认识的动物吧。成年后，我常自我追寻——我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音乐天赋？是不是在音乐上能成大器的坯子？如果后天成全我、造就我、给我机缘，我能否在这方面有燦爛人生？如果那样，是不是就不必走那条艰辛无比、求索无尽，当然也慰藉蛮大的文学之路了？
这无疑是自我排揎、心灵困惑，或是众人谓之的自恋无聊吧。可私下里，我确实常这样嘀咕，像一只雀儿总爱扭回头啄一啄自己翅膀的羽毛。追踪起来，从父亲和母亲乃至再上辈人的行迹里，我好像找不到“音乐”方面太多的印痕——倒是在文学上，遗传蛮多。后天嘛，就我对手风琴追求之艰难，足见我与音乐缺缘少分。只记得，我很小就爱听歌爱唱歌，极易为歌曲感动。记得约3～4岁时，我听表兄们唱流亡歌就伤心得泪流满面、啜泣不已。大些了，但凡听到优美的歌曲就想学，就追着要听，且很快能学唱下来。记得，那时家里没有收音机，我经常在晚上溜出家门，坐在户外台阶上等着听电线杆上刺叭里播放的我喜欢的某首歌，聆听学唱。再大些，我不知怎么就会吹口琴吹笛子；不久，会识简谱；且这都是没人教授的。
这是否有禀赋的味道？我实在不敢说。只记得后来，是成年以后，我在奋力追求文学创作之余，偶感疲惫或失意的间或，常发异想，若有来世一定弃纸墨而只习琴谱——一生只求作个能弹遍世界名曲的琴师，足愿。
是啊，在我看来，能弹遍中外那些著名的乐曲是何等荣耀与幸福啊；那些乐曲如同山岳湖海，朝阳晚霞、星空明月，是人类取不尽用不竭的精神食粮、思想内存。“她们”带给人类的绝不只是愉悦而是良知，是上帝无字的教诲，是宇宙深处的心音，是人类的血与灵魂凝成的精华，是之所以在生的宇宙里有人类的原因总合。记得我国优秀作曲家吕远先生说过这样的话——音乐该是人类的宗教。这话我十二分赞成；一直记着……可不知为什么？像如此精粹重要的大师语言，如此深刻的、该属于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哲思，我们那些自以为是、整天哇哩哇啦的媒体们，竟无人提起、再议论过。
——为此，我悲感不解、痛伤无处、忧怀莫名。
四
现在想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我把学校里的那架已记不得什么牌子的红色手风琴给丢开的；忘记了是因为“她”太破旧不中用了，还是因为我已经毕业了失去拥有她的权力——因为一般情况下，她常在我家里，在我身边。这是不是当时校方特许的，我忘记。总之后来，我有了另一架手风琴。
我真的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新厌旧”。因为当初我是深爱着那架琴的，总是抱在怀里不肯放下。由此推测，这喜新厌旧的罪名对我不谬。
其实，我的这架新琴，也并不很新；只是，“她”从不掉链子。
那是一架黑色的外国琴，好像是捷克产的，是一架“坤琴”。“坤琴”自然是女士专用琴，可这一称谓是否对头？到底有没有这称谓？搞文字工作的我竟一直没追究，说不确。只记得那琴体很轻，背起来要去哪里很便捷；那琴的半音黑键较窄，弹奏时手指必须更精准，易滑落；且那琴的琴键弹簧较之国产琴，略“硬”些——可能是材质或淬火工艺的关系——我原是学工的，深知中国的“淬火”工艺一直很落后。由是，我的手指要较用力才能弹奏；这样，“她”无形中逼练了我手指的力度与速度；也就为我后来能弹奏许多高难度的国外名曲打下较好基础。总之，对这架琴，我一时喜欢极了。只是，只是现在我怎么也记不起，那架“捷克琴”是谁借给我的？是立华还是长安？该是他们其中一位，竟让我拥有了那么长时间，大约两年多。
回忆起来，“她”真正陪伴我走过较艰苦的练琴岁月。这话，或许会让朋友们听来发笑。你老兄那时多大了？还搞什么“艰苦练琴”？惭愧。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在一家工厂上班；年龄，20整。现在想来，可能正是那个让正派人无为又无聊的“文革岁月”，悄然成全了我的琴缘。
可我也真地觉得自己蛮可笑的，且又有诸多对自身的不理解。一个已20岁、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干嘛非要“练”什么手风琴？用后来钧弟的话说“哥呀，你干嘛做什么事都想专业化？”。是的，这好像是我的一种原生病态。14岁那年，一次偶然我写了几句极稚嫩的“诗”，没成想立刻受到我身边一位当时我十分崇拜的“郑兄”褒扬，从此我立志要当诗人，并认认真真无愧无悔地作起“诗”来，一作十年；直到后来又想写小说，才把诗放下。近40岁时，又是偶然机会，我稍知些围棋下法，竟花费两年多时间，买书打谱，成天解死活题，背口诀、习定式，俨然要当国手。后来，还算有自知之明地放弃了……可我的这种“笃诚旁骛”，是该自嘲还是该自恃？
我说不清楚。可能“这就是我”，如前些年一首歌里唱的。
记得当年，我已认识到要练好琴没人指导是不行的，可我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去请教。后来，又是老友长安帮我找到一位可指导我习琴的老师，而那位老师的年龄可能比我还小——只记得，他琴拉得蛮好，乐理知识强势。记忆里，这位叫“刘学强”的老师最多给我上过两次课。原因是他不常在鹿钢临时宿舍住，我没法常请教他。然而，仅这“小刘老师”教我的两课，就足以让我在手风琴技艺上受益终生；因为他一次就告诉我好几套难度较大的“琶音”“合弦”等指法练习，而我也一下就把她们全记牢了。
我记得，受他指导后我足足苦练了几个月“指法”；一下班就抱起那琴，挎上背带，再不放下，连吃饭都背着琴，吃几口了事。且我每日练琴时间很长，一坐几小时，最高达9小时之多；于是不久，我就能很规范地弹奏《蓝天》《云雀》《杜鹃圆舞曲》《花儿与少年》等简单些的独奏曲了。
这时际，还该提起一位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人——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我的“音乐老师”、当代作曲家黄向光先生。那些时日，他教我识五线谱，帮我抄了不少琴谱——当时，他是位极好的民间歌手，经常游学，曾是我国老歌唱家朱崇懋先生的高徒。向光对音乐理解极好，尤其对西方音乐的理解；他经常帮我分析琴曲，往往一语中的；且他对音韵的想像又极丰富，让我十分钦佩。他教会我很多歌曲，包括一些外国著名歌剧的唱段。
那在排斥文化文明的“文革”时代，是十分难得的。
其实，那一时期我的生命生活中早已出现了另一个“伙伴”或说“情人”，也傍随在我身边——那就是“诗”。那是我从14岁起，也开始著意追求的。现在想来，这“诗”与“琴”到底哪一个最先走进我心灵，或说她们哪一个跟我更亲近？我真的说不很清楚？同时，眼下我也回忆不起来，在我与那“捷克黑琴”的蜜月里是否一度把“诗情”搞没了？负心了？遗忘了？但又一想，肯定不会的。因为她们都是“宝玉黛玉”样的“通灵”者，她们并无几许抵牾，她们一定是手挽手、心连心地帮我建造一个“通灵的世界”，打造一个可能我根本不知晓，也未必理智接受的另一个“我”。
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一生注定是坎坷的，事事不顺遂。这缘由，好像是在儿时母亲给我“打卦”就被人家“箴言”了的。这让我有时很懊恼。我曾认真追究过，缘由好像既不完全是社会的，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我无法找到更确凿的所在。可这对于认真的我，说不过去，像一只雀儿寻不到归巢，一绺芬芳嗅不出香名，一个人处在无影灯下。就我与手风琴之缘。我在35岁之前——该说，也是手风琴爱好者最黄金的年龄段里，我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琴；我始终借琴拉——当然，都不是私人的，而是朋友们从学校或单位搞出来的，让我使用一时。那没琴时刻的无奈与近木纳的思念，那种满腹翻沸燃烧的情肠只能息火憋闷着的隐痛，是我常常要直面经历的。可能，这就是我每逢接触到琴，就必然狠练一段时日，必须把自己和那琴都发挥到极至的原因吧。当然，这也必然加重了加浓了我对琴的相恋相依相思——使“她”在我心底的分量愈重，留在我心头的悬想越深，以至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这时际，聪明的母亲是否看在眼里，知晓？我不清楚。
跟那“黑捷克琴”告别后，我又较长时间地拉过三架红色鹦鹉琴。
这期间，我习琴谱较多。如《查尔达斯》《多瑙河之波》《马刀舞》《霍拉舞曲》《小天鹅舞曲》《西班牙舞曲》《俄罗斯双人舞曲》，还有几首国内正流行的《运动员进行曲》《打虎上山》等手风琴独奏曲。有一点须说清，我演练琴曲，一直是为我个人和几个好友“服务”的，极少上舞台演奏。于是，这琴与“我”与我心灵更加融通贴近，以至成为我真正的知音。
五
好像近40岁了，我的小儿子而常已上小学。这时，我才真正有了一架自己的手风琴。那是一架三组簧的天津产的红色鹦鹉琴，至今在身边。
然而，可能人们在“企盼中”与“拥有后”总具不同的心态情绪。我在有琴后的十多年里，我的爱琴之心倒锐减——不再像原来没琴和借人家琴用，那么贪琴恋琴，那么离不开她。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已渐入中年——生活里，每天总有那么多必须去做的事，须动手动腿且动心来完成。尽管我心里仍恋着琴，可事不遂愿，每日里常常是无奈地看她几眼，或抱起来没拉几下就得褪下背带，放回琴箱，这让我常常为那琴不平，乃至伤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练会了《化妆舞曲》和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和我很喜欢的勃拉姆斯的《匈亚利舞曲第5号》，以及黎锦光先生改编的带探戈味的《送你一支玫瑰花》，还有仅拉了一半的莫札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和拉了几个乐句的《溜冰圆舞曲》——这让我每想起，常感到遗憾、愧疚，乃至深责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勤奋努力，觉得做了许多本不该做的事情。
自然，这一时期我也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快乐乃至成就。那琴事，经常是被我像远隔千山万水样地丢在脑后。可这种相关琴的“失意”，却经常跑出来搅扰我，难以去怀；我常常想到她，想到我一生中还有这样一个伙伴、朋友、爱人。是的，这是一种莫名的、无忧无由的、无可细辨的，乃至无可诉说、无可炫弄的潜在心事——总之，这负心的感觉，常让我挥之不去。
是的，这不是轻易可被或（获）证与缓解的；这像所有审美意义的事物，只能用“情”用“心”用“灵魂”才可验证的。可“琴”之于我，究竟算什么呢？想来，她是上苍送我到人间，悄然埋进我灵魂的一粒金色种子；她是宽阔的海面，被无尽的浪的手指和我心的触须颤巍巍掬捧着的一轮朝日；她是爽意渐浓的秋月，你只愿欣赏却永远不想采撷的娇艳果实；她是众神灵众先贤，要我联络人群与星宿的一个象征性的物件；她像阿波罗的金马车、忒耳普西科瑞的七弦琴、赫尔墨斯的缠蛇杖，她与我心身早融在一处。
是的，我再忙再累也不该把这灵魂之伴丢弃；是的，我不该辜负这无言的温柔的伴侣之心。后来，我愈想愈觉得我真真的不该冷落自己的这架琴。
后来，我终于迎来了我与自己这琴的“蜜月期”或称“再婚期”。
是的，人本来就是多脸面多楞角的，命运更是个不可预侧的怪而又怪之物。所以，人与命运结合才使人生舞台上演出形形色色的悲喜剧。
令我没想到的，我与琴的再亲密是来自我的一段特殊的人生岁月。那时我已年逾50，上帝的神奇之手又把我推进了史称“北飘族”的行列，做了一名老兵——开始了我近十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那时，我已本该无惑，可上帝偏偏把许许多多惑然之事、惑然之思推到我面前，让我大惑奇惑。那时，我的生活常处在忧喜参半、感奋不已，乃至冲突、意外、矛盾之中，且无休无止的；我这片半枯的落叶，不知道自己会“飘”向何方？而我自知自己不及三毛女士高傲，能把“自由”追求到死。其中鲜证，就是我走遍全国各地，北至吉黑南达云贵，却一直把我的妻子我的情人——手风琴，带在身边。她成了我那段生活里，除采访、写作、睡眠外的另一不可或阙部分。而且这次，她名符其实成了我纯个人拥有，是彻彻底底的惟一惟有惟独。
我常常在深夜，且大多后半夜，不管细雨沙沙还是晴窗皓月，也不管黑风高号还是瑞雪扬洒；或在北方一座小院里，或在南地一间竹室中；或在新赁的陌生空屋，或在友人相邀的闲室，我一闲便拉琴——且一拉就是三两小时；大有倾吐不尽、涌流不尽，乃至苦求之、哭诉之的感觉。这是一种孤独劳顿的慰藉；
这是一种灵魂的询唤与认证。这是我一生中，生命的内核里——正由一个并不深知写作目的和半体制化的文学人而要转变成真正的独立自主的撰稿人的关键时期。很久以后，我才知晓此役之重要。这一“转型”对于要以笔墨立身的我，是必须的。是啊，精神灵魂的愀变哪能是说说那么简单？那是个复杂痛苦的“心魂在漩涡中打转”“皮囊内要生神出鬼”“肃面下却波澜不惊”的过程；我的手风琴理所应当地、乖觉而称职地、能载承起天地良知地，在这一时期帮助了我，作了我魂魄漾动的油然痛切的催生者和见证人。记得那时，我最爱拉的是一首叫《黑龙江的波涛》的独奏曲——正是那一时段习练的；这首琴曲，除当时三两友人或邻居外，没人听我拉过；正在大学就读，每月到我那里拿生活费的而常，也没听过；在那几个月里，我几乎夜夜与她交谈（弹），一拉几小时。不知怎么，我总觉得那是一首专门为我而作的琴曲，她的每个音符都闪着灵光，都融入我血脉……从这首乐曲中，我找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看到自己的过去，也看到自己的生命流程，更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是我从没遭逢过、从没感受过的；让我非但对琴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我当撰稿人期间，到过黑省，也小住过她的几座名城，但却无缘观瞻那拥有雄劲名字、让人想往不尽的“黑龙江”。但我从这琴曲中却清晰地看到，这条雄劲的“黑龙”是如何从遥远的冰川雪谷大草地和人类历史中，莽莽撞撞地游来，最后挟着弘阔壮美的巨大声浪流向烟波缥缈的大海；我看到了，她曾是许多汩汩细流汇聚而成大势的；她两岸有那么多富庶而苍莽的山峰、沃野、辛劳而发奋的人群；她在月光下的柔波，是那样多情而美丽，竟像个羞涩的女孩；可她深心藏着偌多狂野、绝不驯良的潜力；她内心有无数纠结，无数对自己的懵懂；她向往自由和高远；她不平静的性格决定着她难以预期的凶险征程；然而，她是华美的，在整个地球乃至宇宙尽情展显自己的华美；她的美是语言文字诉说不尽的，表述在她的奋进中苍白；她不单是一支曲，而是一廊画、一卷长长的诗文，更是一袭男士庄重的礼服，也是一部无字却有形的善与恶交织的生命史。
我真的希望自己就是她，一个情绪勃郁、歉内涵掘发的我的写照。
我有时追悔，当初早些年为什么那么有眼无珠，为什么没能把这支妙曲早早从琴谱中拔擢出来；早些习练她、理解她，把她弹熟，以至今日才如梦初醒。后来，我多次在网上寻找这支独奏曲。可演奏者不知选曲的版本有误？还是个人弹奏不佳？总让我很失望；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回自己当年在京西深夜弹奏这曲子时的感觉了。她沉留在我记忆中的旋律，别样深浓。
这期间，还有两件琴事须记录下来。
曾有一位女子，从广州来到北京，她是专程来找我，说跟我学写小说的。她姓名，我已忘记，只记起她好像叫“舒娴”，想来也未必是真名；安徽人，好像做生意的。接触月余。她是位有品位，又不乏现代式活泼的成熟女性。是冬月，她常套着毛线帽，看去显老。记得她给我买了一台电暖气，至今还在用。她曾有一句让我自美的话。她说：羽老师，你讲小说，可比我在合肥听陈登科老师讲小说，深刻多了。一次讲课之余，她见我家里有手风琴，磨着非让我拉几首曲子。一般这种情况，我大多是敷衍。可那次，我认真拉了几首独奏曲。那是座叫“衙门口”的京西小镇——后来修西五环，拆迁了——在一座与京华极不谐调的农家小院儿，在一间空荡得总像有人要来闹革命的大厅内，我拉着琴，她远远坐着。一瞥间，我见她眼睛在闪亮——那是一种极入心入神的面态，她白皙的脸肃穆而空灵，能让人联想到格列柯的名画《忏悔的墨拉大》的眼睛和列维坦的大作《春汛》里塘洼中的瘦树；从舒娴眼神里，我想她是在认真而努力地理解着什么，追寻着什么；可她在理解追寻什么呢？我无法确知。她是在努力理解我这个人吗？还是在追寻那乐曲？多年过去，舒娴那眼神始终留在我已模糊的记忆里，像一片不易散去的云。
只记得，那在我拉琴史上是从没见过的观听者的眼神。
我想，她很可能想藉此窥觑一下我的心灵吧。
后来，我又发趣地想，要从演奏者的琴曲中掘发一个人的心灵，哪那么容易，那可不像作家导演那样可以某种肤浅推测的那么简单无聊。那怕是只有演奏者本人，才可说说清楚的。只可惜，演奏家很少是作家。而作家能从音乐里直接吸取精华者又有几人？由此，我在自美中似乎更了解自己。
再是，我在汉口花桥居住的一年多里，我曾试图完成我多年的拉琴宿愿，习练《蓝色的多瑙河圆舞曲》，以最终完成我的手风琴之旅，划个句号。
是的，不知为什么？过去我一直不敢碰这首乐曲；似乎“她”太神圣太伟大太非人类可拥有了。多年来，每听维也纳新春音乐会最后这首主打曲，我总全身心地、避开所有干扰地、怀着一种亢奋且敬畏之心来聆听这圣乐。该说，这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依上帝心愿写下的乐曲。该说，要习练她就像我在文学上要最后冲剌红楼梦研究，是想为其做最后一件事的。
可人算不如天算。我仅把这心仪已久的“多瑙河”游历了一半，就终止了习练——因为我那架三组簧的手风琴，不能担此重任，不足以演奏这首音色复杂的名曲；就是说，我的琴的“变音”不够用；后来发现的。虽然那曲子的大部分我已习完，我已尽享了多瑙河两岸大部分旖旎爛熳的风光，可最后还是停下来；因为求完美的我实在不愿意“凑合事”地把这曲子拉完。无疑，这让我几日慌惶在长江岸边。因为身处外地，一时不便换琴，只能待他日。可那时，我已有预感，冥冥中预感到，这将是我琴缘末日的征兆。
陈毅先生说过“棋运即国运”的话；对于我，怕是琴运即命运。
是的，可能正是这次习练《蓝色的多瑙河圆舞曲》的半途而止的最后推手，让我对“人生本残缺”的思索得以最后确准。我不再企盼和相信人生是完美的——因为人生与世界乃至宇宙都必定是残缺的，不会完整完美。我曾在此后一篇小说里写过这样的话：生活可能永远是缺憾的；缺憾也许是另一种美，就像无法透视更深的宇宙，像永远不知道未来的人类，就像没有写完的“红楼梦”，像没有展出全貌的玉龙雪峰，就像她和她的小哲……也像，我和我的手风琴；也像母亲关于没给我买琴的那句后悔的话。
是的，我太弱智了，竟然到50多岁才明白这一简单道理。
六
岁月催人老。随着撰稿人生涯的结束，我再次沦陷为“坐（作）家”。
我与我的爱人——手风琴的姻缘，已近末路。可这时，我居然还在拉琴，试图再现前30年的辉煌，而且想让她成为我晚年真正的“老伴”。
一天，我的腰突然坏了，至使我的一条腿不听使唤了。后来，腿被医好；可琴却拉不成了。看来，人真是个可悲的自私动物——为了自己的一条腿或说是“形象”什么的，竟然牺牲掉自己的“爱妻”，牺牲掉我的琴。
——我莫名地疼恨起自己来。
说来，像是调侃，主因是我必须留着这腿这腰，好来完成我的最后一些较大的创作计划——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日，最后一搏了，就像那条汹涌的“黑龙江”，最后要攒足气力游进她向往的大海一样。而那“琴”和我拉过的琴曲们，都必须让位于我所认定的那些更重要的事情了。
诚然，我也肯定说不清楚，那些重大规划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可我那已经移情别恋的心魂，却常常五里一徘徊——在写作之余，我的眼睛经常不自主地就溜一眼那离我并不遥远的黑色的方方的琴箱。但我很快就把目光移开，并竭力控制自已不去想“她”，因为那会伤害我。
平素在街上，每遇见琴行我再不敢多看一眼，更别说去光顾。
这跟我以前的习惯大不同——原来，我遇见琴行常要推门进去，像自得的女婿回岳母家；问问国内有没有手风琴新品牌啦；有没有外国琴进口啦；琴价涨没涨？佯作试琴，大佬似的坐下来，在人家新键盘上溜指头，再神龙见首不见尾来一段能彰显功力的乐段，博得店主店客的欣然目光；尔后，意满地致歉走开……可后来，每遇见琴行，我心里总有一声不和谐和弦音陡响，我的目光与脚步惟避之不及，有逃出“劫难”之感；我甚至避开有琴行的那几道街走……至于我那些我曾十分珍惜的琴谱，有的已是发黄的残页的琴谱，尽管仍珍藏着，但我把她们藏到最深处，藏到我难见到的角隅。
有时，我回悔，当初怎么没教教儿子们拉琴？把琴艺传授给他们；我长子而立艺术天赋较好，稍下功夫就能成才。我有个不成才的琴弟子叫云俊明，蒙古族孩子，我叫他“云云”；他母亲是音乐教师，据说能歌善舞，人也美；“文革”中抓“内人党”，被整死；云云本来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很好的天赋，后酗酒，什么事都做不成了。但他不忘我，常来探望。我从他身上隐隐听到遥远的手风琴声。还记得，我教他练指后，我曾经心为他编配的一支左右手合奏的练习曲《卖花姑娘》，他弹得蛮优美，曾让我感到骄傲。
2010年后，我曾在河北廊房暂住过几年。认识了任贞女士一家人，继而认识了河北作家贾益林和青城女教授张格格。任贞的先生汪某书法好，他们的女儿甜甜是学美术的。益林是70后作家，写作不说，还会画画、会唱歌；尤其他精通美术史，我颇感兴趣。我跟益林经常在夜晚沿着大街漫步到很远，谈兴蛮广；不是卡卢索男高音的“关闭”，就是卡拉瓦乔影响深远的“地窖”式画法。走累了，他搀扶我。当然，代沟是有的——他总说李泽厚；我只提朱光潜。当时，我次子而常也在，他正想学画画。我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聚会，或下棋，或唱歌，或画画，或朗颂诗、或饮酒。后来，他们知道我会拉琴，小贾极力撺掇我把琴拿来；用他的话说“我就想看看羽老师拉琴时的风采，那一定很绝妙的”。后来见我没响应，任贞夫妻竟不远千里专程从鹿城把我那沉乎乎的手风琴箱搞了来。这让我心动。我想，再不就试试？
我吃不准。我给自己定个小计划，每天只拉半小时，看看再说。可当我就这样——欣然扎上带钢板的护腰带，放上谱台，小心翼翼地练了一次，尚无异常。第二天我继续练。可第二天当我练后站起时，我的腰有异感了———隐隐酸痛起来，有几根神经在身后跳鬼。我知道，上帝要给我颜色看。我知道，这异感背后是什么。我长长呼出一口气，不知要把一股什么赖在我胸中之物彻底吐了出去？我知道，我得勒马悬崖，别回头；因为回头就是一辆大学兄史铁生用过的手摇车。我不声不响地把那琴彻底放回琴箱。
这便是我与我的手风琴的最后一瞥。从此，我再没打开过那琴箱。
这几年，笔耕之余，我在林中漫步，偶见一只花翅膀的戴圣鸟飞上枝头，我总能记起颇具节奏感的《杜鹃圆舞曲》和她那组漂亮的小三合弦奏出的鸟儿栖息的岁月之感；当我望向晴空，仰看闲云，我耳畔总能响起《云雀》的一长串的细碎银玲般的叫声，和那在悠然状态下变幻着云影的空濛的《蓝天》；当我望着夏日里坦阔的草地以及草地上拍婚照的白纱新娘，我总能记起欢快的《霍拉舞曲》，甚至联想到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里微痛的心灵纠结；每当我在电视剧中看到些不很真实的夸张的战争炮火，我总能想起哈恰图良那殊异的《马刀舞曲》里肃杀的铿锵之声，和那曲中两个八度和弦的迅速转换的乐句以及那低沉的弔伤的乐段；当我看到一些城市里不合适宜的玩偶样的女骑警，总能想到穿着红色军服、戴金黄流苏的法国龙骑兵那带口号感的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和那持重而贵族气息的《齐柏林伯爵进行曲》；当我研究世界戏剧史，比较莎士比亚和洛贝·德·维加谁更称得上天才时，我总能想到两首《西班牙舞曲》和那怪味中表现比利牛斯半岛上这个带怪味的产生过“卡门”的民族；当我在北方冰天雪地里，故意感受一种生命的痛楚而用来缓解胸中的某些压抑，我总能想到那来自“上帝之心”的《四小天鹅舞曲》和有着旋转快意的《溜冰圆舞曲》；当我步入华美的中国歌剧院的前厅，为她给我带来的尊严而沉思，我耳畔立即响起那永不低俗的《化妆舞曲》，并能想见里面该有一对探戈高手在表演，甚至能听到有人在咏叹普契尼的《波希米亚人》里“在我那幻想的宝库里，你那美丽的眼睛偷去了我所有的一切……”；同时，我也能想我的一句诗“过后，我躺倒了；像一阵风，并不要在你心头久留我，只要你曾有过片刻的畅爽。”；当我完成一篇稿，站起来离开电脑，心中自然轻松起来，心里总能跳出那很彰显勃拉姆斯音乐天分的《匈亚利舞曲第5号》，我预感她很快就会带给我下一篇新文章的灵感；当我偶然记起少时曾恋过的一个高傲的小姑娘，我总听到有人在轻哼《花儿与少年》的音韵，使我的心情节，窗前忽落一只斑雀，我的心头准能跃出《土耳其进行曲》那最轻快的音符及莫札特的神童传说，且让我感到“她”其实就跳动在我血管里；当我在一段文思纠缠过后小憩，在梦幻感觉里记起《查尔达斯》中年轻人遥望星空的一段颤巍巍的慢板单旋律，我总能想起我华族近代音乐的骄傲——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楼台会”的一段，那疼断肝肠的小提与大提的对话……还有，还有那首不知为什么我十分偏爱的由“天才的八骏之七”黎锦光先生改编的手风琴曲《送你一支玫瑰花》，她那少见的中国歌中的探戈味让我十分着迷，而我在弹奏时还有意把她的探戈味搞得更浓些；记得那天我拉这曲子时，竟让而立在我身边多流连了那么一会儿。还有那首颇斯拉夫风情的《俄罗斯双人舞曲》，她的欢快总让我觉出东欧与西欧音乐有别,以及再次感受到卡拉扬用无比坚定手臂在贝多芬《命运交响曲》里阐释出的那种人生拼搏的执著不懈；还要说说那首《多瑙河之波》，她竟呖呖拉拉让我练好久，总遭干扰，直到后来我也一直没完成她，可她的旋律却深留在我心底；还有那首我一直没去碰，但常惦记着的马克西姆·姆尔维察演绎的《野蜂飞舞》，以及他那无比迷人的《克罗地亚狂想曲》……是的，是的，我不能再想下去。
……
近几年，我闲暇时还常在网上看一部也不知一生看过多少遍的老电影《流浪者》。我追踪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肯定不仅仅是迷恋于拉兹·卡普尔和纳尔吉斯的高超表现；其中一项正是因为这电影的音乐里的手风琴伴奏出现得最多。且不说像“拉兹之歌”和“如果你走在幽静的小路上”等歌曲里的手风琴伴奏美极了，仅“拉兹偷汽车时”那一段《查尔达斯》乐段的借用，简直妙极——她充填了我对这部电影整体的艺术崇拜。
…………
我不愿再想再写下去了，因为这样的回想开始伤害我了。
我不知道获得后又失去，究竟在人心里会产生些什么？我更不清楚，这种无奈的失去对于人有限的生命到底是否还有价值？可我清楚，如果对手风琴我连回忆都失去了，那一定是我已经死了，怕是连灵魂也不存在了。
（本文刊载于《湖南文学》2015年第4期,后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