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明目张胆地剽窃，大学校园里对学位、职称的盲目攀升，招考、评职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有人统计，中国现在可能是世界上博士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是官员、明星中博士最多的国家，但这丝毫也没有缩短我们与发达国家学术水平的差距，反而滋生了大面积的学术腐败和文凭造假。用刘军宁先生的话说，就是"对经费的追求代替对学问的追求，对博导的追求代替了对博学的追求，权术的探险取代了学术的探险"。我有一位朋友在大学里供职多年，此君为人风流倜傥，偶尔率性成真地写一些文论和杂感，但因拿不出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再加上只有本科的学历，职称就迟迟评不了。开始还有一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自信，久而久之，他的学生，以至学生的学生也通过考研当上了教授，而他还是讲师，就不免愤愤不平起来。有一回，受了办公室小姑娘的冷眼，跑到我寓里大骂"狂犬吠日"，骂完后问我，鲁迅是什么学历？这本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说它"不成问题"是因鲁迅时代的教育体制和现在不太一致，没有办法进行横向比较；说它是"一个问题"是就目前的学术体制和教育风气而言的，尤其是在当下文凭泛滥，研究生数量逐年窜升而教育质量却每况愈下的背景下，这个问题似乎更加有了言说的必要。
我们知道，鲁迅没有受过现代意义上的中小学教育，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私塾里度过的。先是师从叔祖玉田先生诵《鉴略》，后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四书五经以及《尔雅》、《周礼》和《仪礼》。后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于1898 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座由维新派创办的军事学校，目的是培养海军军官。学制为九年，前后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三班，每三年升一班。所修课程分为汉文和英文两种：汉文大概是作一些诸如《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之类的文章，英文则从ABCD 开始。他自己在《呐喊》"自序"里说："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毕业前加一些诸如天文、航海、机械方面的专业课。因而，如果硬要和现在的学校相比附的话，这座草创时期的新式学堂大概顶好相当于现在的中专一级吧，三班相当于初中，二班相当于高中，头班毕业可得到相当于现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类的学历。但鲁迅在水师学堂从是年的闰三月到十月中，前后只有七个月就退学了。原因是学堂里太"乌烟瘴气"。因而探求这座洋学堂的性质对研究鲁迅的学历意义不大。
这一年的年底，他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这本来也是一座军事学校，但矿路学堂原是为采煤而临时设立的，用创办人刘坤一的话说"以备专门学堂异日之取材"，因而并不学打仗，功课以开矿为主，修铁路为辅，学制为三年。前半期学的差不多都是现在的中学课程：数学、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后半期加了一些入门性的矿物学和地质学的专业课；文史方面读的是《左传》和《小学集注》，偶尔也作一些诸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之类的文章。当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在课外得到的《天演论》。第三年到青龙山煤矿考察一个时期，现在叫"实习"，至 1901 年的年末正式毕业。这是鲁迅平生得到的最完整也是最高的文凭，大概和水师学堂一样顶好相当于现在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他自己在《朝花夕拾》"琐记"里说："也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些记不真，文凭又不在手头，更无从查考"，可见他确实拿到过这样一张文凭。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已于四年前创办成立，清华大学则是十年以后才建成的。
越明年二月，鲁迅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留学。官方的意思大概是要继续学开矿的吧，但那时的官僚机构和现在差不多，办事前后不接头，留学生一到日本，就放任不管了。鲁迅最先进的是东京的弘文学院。这是一所私立的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习日语和基础课的预备学校，期限为两年，主要教日语以及一般的中学课程。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说的清清楚楚："算术从加减乘除，英文从爱皮西地教起"。因为进这所学校的大都是大清国的文童和秀才，平常只读圣贤书，一般的科学知识缺乏的紧，不得不从头补习。这对鲁迅这类已有"中专"文凭的学生来说，就很吃亏，因为他们也不得不跟到"文童和秀才"们后面念那些已经念过的 ABCD 。那么，弘文学院在当时日本的学制里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学校呢？大概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或短期的培训机关。根据周作人的回忆，拿到弘文学院毕业证书的学生只能升考各专门高等学校，"或是要进国立大学，还得另入高等学校三年，即是大学预科"；学医就更严格，因为"当时学制规定，大学的医学部要官立高等学校毕业的才能入学，平常中学毕业程度只好入专门学校，肄业年限也是四年，毕业后可以做医生，就只是没有医学士的名号。"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弘文学院毕业后，鲁迅入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顶多相当于"大专"，即使毕业了，也是"有学历，无学位"。好在鲁迅在仙台只肄业了两年就退学了，因而仙台医专的性质和"档次"对鲁迅的学历影响不大。
回到东京后，鲁迅就再也没有进过正式的学校。只有一个时期挂名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德语学校里，但也是高兴的时候才去听听课，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家自修德文，挑灯阅读德语书刊。其间，和许寿裳等几人听过章太炎的文字课；与乃弟合编了一本书叫《域外小说集》，虽然是书商操作，"二渠道发行"，但在东京只卖出 41本，其中一本还是许寿裳买的。
就是这样一个只有中专"文凭"的大专肄业生回国后却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几所大学的讲师，这让今天的学者、教授很不理解，甚至很不服气。我就亲耳听到一些学者说，鲁迅的学问不怎么样，你看当时他的弟弟都已经是教授了，而他还只是一个讲师。其实，他们不知道，当时北大规定，校外兼职的最高只能聘到讲师，不能聘为教授，而鲁迅当时的"正式单位"是"教育部" 。后来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职以后，自然就升为"教授"，虽然他自己未必像后来的冬烘先生们一样看重这名号。
也有人说，鲁迅靠的是实力，即作品，而不是学历当教授的。好，你承认一个人可以不靠学历而靠自己的作品当教授，但问题是，鲁迅的作品放到今天能不能评职称？早年的《破恶声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虽然是"纯学术"的，但文前没有内容摘要和一大堆关键词，文后没有一长串注释，这样的文章能不能算数？符合不符合"学术规范"？即使算数，这些文章发表在河南留日学生办的《河南》杂志上，这样的期刊算"核心期刊"还是"权威期刊"，"重要期刊"？是国家级还是省级，地级，区县级？按照我们现在依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来决定一本杂志级别的规矩，河南留日学生会是哪一级单位？省部级还是司局级，县处级？还有一个问题是，杂文能不能评职称？如果能，像《说胡须》、《论"他妈的"》、《寡妇主义》这些鲁迅杂文里的名篇怎么打分？如果不能，那么鲁迅倾半生精力写下的这些东西又怎么反过来成为后来"鲁研家"晋升的资本？拜上帝所赐，我不是学界中人，学院里的教授、学者翻箱倒柜，东抄西凑，暮夜送金，甚至不惜以女妻之的辛苦之状只是偶一闻之，但我敢说，鲁迅的作品放到今天除了翻译著作和《中国小说史》外，其他的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对一个文学史教授来说压根就不能送审。但大家记住，鲁迅在聘为北大讲师之前，几乎所有的翻译作品和《中国小说史》都还没有出版，《中国小说史》最初就是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至于那本"二渠道发行"的《域外小说集》就更麻烦，因没有书号，属境外非法出版物，拿到今天的评审会上恐怕不但不能评职称，反而会没收，罚款，甚至举报到有关部门"法办"也说不定。
也有人说，一件作品或一本书的意义不在它发表的媒介，而要看它本身的价值，但问题是这个"价值"谁来掌握？怎么掌握？在一个教育以培养接班人为目标的体制里，这个"价值"如何体现它的公正性和真理性？好在人生如梦，世情如霜，比起永恒的理性法则，人世间的一切荣辱判断如朝雾夕露迁衍不居。谁能知道他死之后的风朝哪个方向吹？短短的几十年过去，永恒的时光就汰洗了数不胜数的文字垃圾，惟有鲁迅，无论是骂他的还是捧他的都无法绕过他的存在。因为在一个战祸频仍、革命至上的年月里，鲁迅显示的不是口号和理论，而是实绩。这种实绩的取得固然与当时用人制度的宽松，出版和言论的相对自由有关，但也与鲁迅自觉地远离"主流"， 远离"正统"，甘当"小卒"的人生选择有关。
我们知道，鲁迅当初从绍兴到南京水师学堂求学，"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但"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到日本以后，他对留日学生不求上进，醉生梦死也深感厌恶。弘文学院毕业后，本来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和金泽也都设有医学专门学校，但为了躲避大清国成群结队的"辫子军"和"富士山"，他还是选择了路远天冷的仙台。回国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蛰伏在绍兴，即使到了北京，除了上班应卯，他也不过是埋头在会馆的大槐树下抄古碑。 1927 年离开广州后，他有两条路：一条是回北京继续做教授；一条是去上海从事职业写作。他选择的是后者。
鲁迅当然不是一贯革命，像以往的教科书上写的至始至终都是个战士，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但我们说，他在生活允许的情况下，总是自觉地疏离体制，疏离学院和官方文坛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就像我们不能要求今之学者全部卷起铺盖，赁屋买米，自由写作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鲁迅从早到晚不吃不喝，降妖除魔。但如果我们要求一个时代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自觉地站在边缘立场上，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态度，至少在精神上不要主动投怀送抱，攀龙附凤，应该不算过分吧？但环顾左右，看一下那些凌空蹈虚，自命不凡的学者教授，这个要求恐怕也是陈义过高。
固然摧残文化，阻碍教育发展的是一种官僚化的学术制度和教育制度，而不是在这种制度里混饭的个人，但汲着制度的利益，爬到高位的又恐怕没有一个不是引以为豪的，就像在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皇权制度里，压迫女性的当然是一种制度，而不是在这种制度里生活的具体男人，但在那样一个赤裸裸的男权社会里，又恐怕没有一个男人不是自以为高女人一等的。因而倡导学术独立，鼓励文化创新主要针对的是一种陈旧的学术垄断体系，而不是和这个体系里混饭的个人过不去，但在打破垄断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些垄断教育的既得利益者打交道。我曾有幸和一个文学教授同车旅游，说起大学用人制度的僵化，学术评价体系的教条和落后，这位先生也是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并讲了他当年做讲师时所受的种种不公。但我问他，当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教授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时，你是否对列席的讲师冷眼相加？他立马显出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气，说："讲师！那本来就因为水平低才是讲师嘛！"。我听了大吃一惊，对他说："如果你现在是瞧不起讲师的，那么你就没有资格抱怨你当年做讲师时的委屈；尤其是当你瞧不起的逻辑仅仅是'因为水平低才是讲师'，那么别人为什么不能依据同一逻辑瞧不起你？佛家叫'报应'，儒家叫'求仁得仁'，道家叫'天道好还'，老百姓说得更简单，就是'活该'！"他听了很生气，票也没买，就"绝尘而去"。一位主管学术评审的委员告诉我，你们这些以批评为业的人，整天抱怨这也不公，那也不公，甚至有人认为，抄袭也是学术评审制度逼出来的。可你们那里知道，对现在的教授来说，抄袭也是一种学习。小学生抄黑板是剽窃吗？谁都知道抄袭不好，可一旦取消了这套制度，这些夸夸其谈、眼高手低的学者恐怕连抄也懒得抄了。
2004 年11月22日夜草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