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和苏源熙(Haun Saussy)主编的《中国古代女诗人作品选》(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是第一部大型英译中国传统女性诗集，也是近年来出版的最重要的英译汉籍资料之一。在近十年的酝酿中，美国共有六十三位学者参与英译，几乎涵盖了文学、历史等领域的所有重要的汉学研究者。如此庞大的工程，不仅说明该书内容丰富，而且显示了编者试图通过最大幅度的动员，将传统女性诗歌从边缘引向中心，即进入经典化过程的动机，因而本书不仅提供了可供欣赏的美文和丰富的资料信息，更在编辑中渗透了敏锐的问题意识。

孙康宜在一九九七年二月的《读书》杂志上曾对本书做过介绍，宣称编者意在修正对女性创作的偏见，进而达到“改写文学史”的目的。在本书所收一百二十多个女作家中，明清作家占到一百位之多，这个比例与大多数人得自一般文学史著作的印象出入甚大，却与历史上女作家的分布情形相符。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明清两代女作家及其存世作品远远超过此前数代的总和，但如此规模，却始终被现代研究者所忽略，基本上未能进入文学史撰写者的视野。本书的编写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明清大量女诗人从文学史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其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过程，因为在明清两代，尤其在盛清时期，才女及其诗作曾引起过广泛的关注，大规模的女性写作现象甚至一度成为争论的中心，为何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尤其是“五四”以后，众声喧哗的现象不见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建立起一种妇女观：传统女性是旧制度的牺牲品，是被男性摧残和玩弄的对象。与此相应，她们的诗词只是闺阁脂粉之作，充斥着传统的感情和道德。因此，对于明清女诗人的作品，新式学者要么不屑一顾———无法从中寻找“反封建”、“反礼教”等进步思想的依据；要么将之作为抨击的对象———以之为窗口控诉“吃人的礼教”和“罪恶的旧制度”。而在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之外，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观也排除了明清女诗人。首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一直是文学史编写中的主导思路，如此，则整个明清诗词研究都长期遭到冷落，遑论女性诗词。其次，女诗人创作的个人化，使得她们往往并不直接介入流行的文学思潮，因而面对文学“史”的传统描述难免处于困境。这样，能够在文学史著作中留名的古代女作家就只有李清照、朱淑真等屈指可数的几位，而且并不代表一种倾向，只是点缀而已。至于某些断代文学史，虽然致力于“全面”，落实到女诗人，仍然使人感到“名花谱”式的展示。即使是八九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的引入，也并未给明清女性诗词的研究带来多少生机。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思考，一切既定的说法都有重新解释的可能，可是学者们大多只是把野心勃勃的眼光投向现当代女性和女性文学研究，明清女性文学似乎仍然没有提供什么兴奋点。的确也有人试图在这一领域寻找资源，但出发点却往往像以前寻找“反封建”的蛛丝马迹一样，希望找到的是“性别意识”和“颠覆男权”的声音。明清女性诗词肯定会令人失望，因为女性主义评论家无法从闺秀们温柔敦厚的声音中找到她们所期待的“颠覆”或“解构”。所以，尽管研究已在某些层面展开，她们在本质上依然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与国内的研究状况形成对照，在九十年代的美国，明清女性及其诗词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并得到持续的关注。这一方面得益于全球女性主义运动及美国多元化思潮的影响———非西方民族的女性文学得以从历史的“边缘”还原到“主流”或“经典”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国汉学界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对“东方主义”的检讨———以西方为中心来认识东方究竟有怎样的缺陷？这两点落实到明清妇女的研究上，就出现了两个迹象：一是对明清女性作品的发掘，二是努力还原明清女性在历史情境中的真实地位。于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以明清女性诗词为中心，学者们开始从文学、历史、社会等各个角度探讨明清女性的性别处境和她们自身的历史。这些探讨涉及了众多层面，包括女性接受教育、从事写作的历史情境，以写作为连接的女性文化、性别关系，女性才华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作品中展现的女性生命过程和情感世界等等。明清女性第一次被置于历史的中心来分析。与此相关的是对传统妇女观的深刻反省，学者们在借由丰富的史料建构女性文化历史的同时，也进而反思传统认识中性别构架的不合理。应该指出的是，与许多激进的女性主义研究不同的是，这些研究一直是以相当“平和”与“理性”的方式进行的。学者们关注恢复历史的真实情境远远多过“颠覆”或“重建”，因此，不仅很少有人从现代的立场出发批判“父权社会”，反而致力于以传统中国的观念作为价值认识的渠道，尽可能回到当时的立场中阐释既定制度下女性所获得的权力和能动性。

本书的主要编者孙康宜正是这一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多年致力于明清女性诗词的整理和研究。她的研究在注重文学分析的同时，也注重剖析明清女性文学活动的历史文化氛围，这部作品选正是一系列整理研究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但编写的目的并不仅在于作品的展览，孙、苏二人意欲通过文本的陈列来呈现历史上女性写作的真实状况，抓住了明清妇女研究潮流的核心。由此再来看所谓“改写文学史”的愿望，从表面上说，是填补了原来文学史写作中的遗漏；从更深的意义上说，则是对文学史方法的质疑和对妇女观的更正。

首先，本书用大约六分之五的篇幅收录明清作品，这种比例安排与以下两点情况相符：一是存世的明清女性诗词远远多于前代，二是明清确为女性写作的盛世。诚然，明清出版业高度发达，时代距今为近，因而刻本大量留存，不像前代作品多有亡佚。但是，明清女性集体写作和刻存女性诗集的风气之盛，确为前所未有。明代、尤其是明末以来，相继有许多女性诗词合集、选集问世，既有如钟惺、赵世杰、袁枚等以男性眼光选编的文集，更有柳如是、王端淑、完颜恽珠等从不同女性立场出发精心编排的作品集，还有数不胜数的私人文集出现。许多女诗人自觉地整理和出版文集，并受到家庭中和社会上男性亲属或友人的鼓励和支持。女性写作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常常是整个家族———母女、姐妹、姑嫂、婆媳都参与到这种作为日常消遣的活动中，而女伴之间结社论诗、风雅唱酬也不在少数。前代得以留名的女诗人，如蔡琰、李清照、鱼玄机等，大多以传奇的经历或不凡的才华名世，而明清女诗人则主要是普通的闺秀和歌伎。当才华成为相对普遍的存在，写作成为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女性不再借助传奇而留名，无疑昭示着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

其次，在文本的选择上，与以往此类选集不同的是，本书并不单纯以美学的价值为取舍标准，而是以“多样化(diversity)”为原则，力图陈列各种类型的女性诗作，进而展现传统女性多样的生命状态。女性自己的作品可以看作女性自叙的历史，即便在中国诗词含蓄委婉的表达之中，也能清晰地展示她们的经历和情感，她们对自身的观照以及与外界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本的陈列本身就是生动的历史叙述。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地展现女性写作及女性历史的各个层面，是本书的重心所在。在序言中，编者说“这本书涉及某种困境(That predicament is what thisbook is about)”。所谓“困境”，指女性如何进入男性的世界并与之对话，这既包括女性写作的存在与被接受的艰辛历程，也包括在文学意义上女性对男性传统语义的承袭与改造。种种“困境”都通过诗作呈现出来。

本书入选的作家包括各种身份的女性，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闺秀外，还有后妃、侍女、歌伎、艺人、农妇等，而且不少女子往往同时一身而兼有多种角色，如画家、史学家、政治家、遗民隐士、贞节寡妇等。另外，入选的女诗人不仅来自文化中心地区，而且有来自边远地区如两粤、关外及属国朝鲜者，如明代部分即收录了许景樊和李淑媛两位朝鲜女诗人。这种编排，继承了传统选集如《名媛诗归》、《国朝闺秀正始集》的做法，旨在呈现中华女性写作的辐射面之广。而在确定选目时，又并非像一些同类选集那样仅仅注意“脱离脂粉之气”或“高超思想境界”之类的作品，而是着意引领读者进入女性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内心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许这些作品在文辞、境界上都不算高妙，但却能展现平凡而丰富的女性世界，因为私人的经验中往往包含着群体的历史，如清代浦梦珠在《江城子》系列中自叙成长的过程和生命中的憧憬与惶惑，也正是每一个普通女性的生命历程。同时，每位诗人都配有长短不一的小传，介绍其身份、生平，尤其强调家庭背景、婚姻背景和交际背景对其写作的影响。而对于关系密切的女子，则以并列的形式加以介绍，并在选篇中体现彼此的关系，如沈宜修和她的三个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柴静仪和儿媳朱柔则，张学雅、张学典姊妹等等，以此引导读者关注纯女性文化中写作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她们是怎样通过写作交换经验与相互理解的。另一方面，诗歌中所展现的女性关系和女性文化是多样而复杂的，除女性彼此的关系外，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也是女性诗歌所体现的重要内容。这包括父女、母子、夫妻、女性与交游男性等关系。在传统社会，尤其是明清时代，很多女子的幼年教育来自于父亲或父辈的男性师长，而女子的文才往往成为其美好婚姻的一个筹码；有文才的女子在做了母亲以后，一般承担儿子的启蒙教育。同时，不少女子婚后无暇写作，只是在成为寡妇或子女成年以后，才重新获得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来延续早年的写作。在女性生命的步骤中，诗歌写作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女子的诗才往往成为种种关系的中心点和联结点。本书收录了许多寄夫、寄子、悼亡之作，在反映女性生活、情感的同时，也折射出女性写作与性别关系之间的冲突与协调。

事实上，从广义上说，女性的每一篇作品都反映了这种关系，这也正是一种写作困境。女人成为诗人，归根结底因为男人是诗人。诗歌在男性传统的社会中是典雅文体和高深才学的象征，女性从事诗歌写作往往因为与她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男性是诗人。闺阁女性的诗才通常被看作家学传统的一部分，聪慧的女性与兄弟们一起承袭父辈的家学，并通过婚姻的形式将其扩散和延续。而艺伎们的诗才是姿色的一部分，以此为媒介，她们通常得以更为自由、平等地与其他人交流，并且广泛地参与到男性的文学活动中。从更广泛的背景来看，女性的诗才愈普遍，愈昭显盛世的清明与恩泽，而很多女性也把自己的诗才看作儒家典范和盛世教化的一部分，从而获得道德上的自我认同。在这些意义上，女性的诗歌才获得男性的鼓励，或者说，惟有获得男性价值标准的认可，女性的诗歌写作才能合法地存在并繁荣。然而，正是在这种看似消极的意义上，女性获得相当大的能动性，她们通过写作证明自我的存在，并发展出与男性不同的风格与文化。在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自觉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女性写作以顺从的姿态进入男性的权力世界，建立起自己在道德和文化上的地位。这里面临着许多两难：女性道德和文化的权力通过诗歌写作得到巩固，而女性又要随时为维护这种权力放弃写作；女性私密的文化空间排斥男性的介入，却必须依赖于男性保障这种空间的存在。编者有意引导读者关注这些困境，于是将女性诗歌写作置于社会背景之中来加以呈现。

我们再来看困境的另一方面，即女性诗歌在语义方面与男性传统的分歧。在序言中，编者对“什么是女性诗歌”做了详细的解释。毛秀惠《乙卯秋外赴金陵省试不售诗以慰之》一诗有这样两句：“谁识天寒倚修竹，亭亭日暮最孤清。”典故来自杜甫《佳人》，却做了符合当下情境的改写。原作中模拟女性口吻所表达的政治隐喻消散了，口吻和典故都指向真实的女性空间，不再是男性的想像和扮演。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繁复的诗歌用典，一直是男性诗人才学的一个标志，而女性诗人的写作相对处于私密的空间，也不被科举应试等功利目的所束缚，因此，女性诗人可以背离男性才学的标准而不受到嘲笑或指责。在编者看来，女性诗歌一方面承袭了诗歌传统中的词汇和典故，一方面又赋予这些隐喻以鲜活的含义，从而在无意之中消解了中国诗歌壁垒森严的典故系统。同样的词汇出现在男、女诗人的作品中，作者的所指和读者的理解都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男性诗歌中的意味深长的典故，如“画眉”等，在女性诗歌中很可能仅仅指的是日常生活的细节。编者认为，这就是困境：女性分享男性的文学词汇，进入与男性世界的对话，把男性的语言改造成女性的语言，从而把一个男性以想像构建的、以男性角度旁观的女性世界还原成为真正的、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性世界。这本选集正是要呈现这种轨迹。

本书非常独特的一个贡献是“批评”部分的设立。编者认为，要恰当地把握女性诗歌的发展，光读诗歌作品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与女性写作相关的各种序言、传记、理论文章等等，因为它们对女性诗歌的界定和论述，使女性文学被区别出来，成为独特的种类。编者甚至建议初次接触中国女性文学的读者应该从这个部分开始阅读。在所收的四十九篇文章中，各种女性诗词集的序或前言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另有一些传记文章如《晋书•列女传》谢道韫条；社会评论如章学诚《妇学》，以及取自笔记、诗话、专论中的少量条目，如孟淑卿论朱淑真及李清照(《太平清话》卷三)。尽管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缺乏严格的规定性，但即使在相对含糊的概念下，本书归入“批评”部分的许多文章，似乎也算不上文学批评。这主要是因为传统女性文学的批评并未以系统的理论或专门的讨论出现，而且对女性写作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无法回避性别问题，因而对女性诗歌的评论就往往超出了纯粹文学评论的范畴。另外，编者也从某种角度上提醒文学批评的研究者扩大视野、更新观念。本书“批评”部分所包括的内容实际上并不限于诗歌，如宋若莘、宋若昭姊妹的《女论语序》和徐皇后的《内训序》，实为女诫、闺范方面的内容；章学诚的《妇学》则更多地在讨论女学的正统与偏失。可见编者所关注的实际上是全面的女性写作问题和广泛的写作背景，这无论对于文学研究还是社会性别研究都十分有价值。不妨以袁枚《金纤纤女士墓志铭》和章学诚《妇学》为例。这两篇文章共同透露出十八世纪女性写作的重要背景，即女性诗歌写作的兴盛和围绕女性才学的争辩，其中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争论的问题不是女性是否应该接受教育，而是应该接受哪种教育，这说明女性的教育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这是女性写作的起点。其二，二人对女性诗歌写作针锋相对的立场，显示了两种男性价值观对女性的不同要求和定位。袁枚推崇女性艺术化的性情与诗才，而章学诚则从儒学的立场出发，猛烈抨击这种唯美主义的才华，倡导以《礼》为依据的古典妇学。在这两种男性眼光中，女性的才学都成为某种价值的象征，成为男性表达美学、哲学及道德观念的承载。这显示出，在十八世纪，对女性角色和女性才学的定位已成为社会的重要问题，研究十八世纪的社会历史不可绕过这一问题。

“批评”部分另一点引人注目的是，将男性评女性和女性评女性加以区别，使男性的他者认识和女性的自我认识形成对照，从而在对照中更鲜明地看出由性别差异带来的“困境”与复杂性。仍旧以十八世纪为例，章学诚和袁枚从男性立场所认识的女性诗歌写作，其实和女性诗歌写作的实际情况有着很大偏差。如完颜恽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序所显示的，有才学的闺秀实际上根本不符合章学诚和袁枚的任何一种女性楷模。又如男性为女性诗集所作的序，多推尊女性诗歌之“清气”、“灵秀”，强调女性诗歌区别于男性的美学特征，而女子为自己或其他女子的文集作的序，则殊少对自身的美学特征做框定，而是更强调女性作诗、留言的艰辛，努力建立女性写作正当高尚的理由，譬如自叙家庭教育与写作的经历，论证作诗是女性的传统与分内，强调写作与女德标准之间的关系。在女性的序言中，许多女性表达了对往世才女的敬仰与追思，并通过比附将自我或当世的其他才女置于才女的传统之中。传统的才女绝大部分的作品是诗，诗集序言是她们所作的极少数的散文的主要形式。这些“序言”比诗歌更系统、更直接地表达了她们对女性自我和对女性写作的认识。阅读和编辑其他女性的作品，使女性得以分享彼此的经验，而女性的评论则清晰地体现出对这种经验的认同，这是男性的评论所无法做到的。可以这么说，男性的序言和评论主要从一种旁观的角度看待女诗人和女性诗歌，带着欣赏与爱悦；而女性的评论则更多地充满着感伤、沉重的基调。如王微《樾馆诗自叙》：“生非丈夫，不能扫除天下，犹事一室。参诵之余，一言一咏，或散怀花雨，或笺志山水；喟然而兴，寄意而止。妄谓世间，春之在草，秋之在叶，点缀生成，无非诗也。诗如是，可言乎？不可言乎？”这些艰辛与困惑，或许能让读者进一步体会女性写作的“困境”。

综上所述，本书既是一本资料丰富的作品选集，又以其独特的编排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过，也许是由于处在国外，寻找资料不便，有些地方未能使用第一手资料，如批评部分的文章，大部分转引自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而不是直接引自原始文献。我们知道，旧式学者引书，往往断以己意，如不加核对，有些地方难免不够准确。这一点，或许可以在重版时酌加处理，使得这部著作真正不仅具有理论的思辨性，也具有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