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史传统中，“贵远贱近”是一个经常被谈到的话题。曹丕《典论•论文》曾经指出“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情况，以为是人之常情，史家刘知几也对“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之事深致慨叹(《史通自序》)。他们所慨叹的这种价值判断，虽然一直也不乏异议，但仍然有着强大的传统惯性，发展到现代，由于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更加具有思维定势。不过，观今可以知古，在任何一个时代，“当代”文学总是被当下关注的焦点。“当代文学”，不仅有着人们所切身感受的氛围，而且本身也是人们所亲身参与的过程，因此，无疑带有触手可及的切近感。一部中国文学史，是由许许多多的“当代文学”组成的，这些“当代文学”都有其原生态，生成过程充满升降起伏，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文学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学现象，肯定都是过往文学的一种延续，有着鲜明的传承关系，但同时又显然有其重要的“当代性”，从而成为整部文学史建构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忽视这种“当代性”，就无法对文学史的生成形态及其生命力予以准确理解。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一段时间以来，对宋代以后在传统文体的创作中做出巨大成就的一些作家和流派的研究上所出现的模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因而导致文学史损失了许多鲜活的因素。正因为如此，2001年，雷磊君入学不久，我们讨论其博士论文选题，就确定以明代的杨慎为研究的中心，希望发掘杨慎其人在明代文学史、进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以《杨慎诗学研究》为题，写出初稿，受到答辩委员的好评，取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又加以修订，形成一部专著，即将正式出版，我深深为之高兴。
杨慎是明代最为博学之人，大约可以成为定论。 他不仅学术成就高，而且在文学创作上是多面手，其诗学贡献，兼摄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也有很突出的特色。在历代论杜的学说中，杨慎有其非常个性化的思路，如关于杜甫以韵语纪时事，后人尊之为“诗史”，即被杨讥为“不足以论诗”的鄙见(《升庵诗话》卷十一)。这里其实有着杨慎对诗歌发展的一种见解，即诗歌本质的抒情化问题。在杨慎看来，诗是诗，史是史，各有其功能，把诗等同于史并不是对诗的提升，而是对它的贬低。从这个意义来说，杨慎对六朝诗风的推崇，对宋诗的某些批评，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晚宋的刘克庄在批评宋诗时，曾经指出不少的作品不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暗含的理路是对宋代以来诗歌内容无限扩大的不满，这一思路显然可以追溯到杜甫，尽管不能盲目地予以比附。但这又并不意味着杨慎是一个退化论者，他在前后七子影响巨大之时，对学习杜甫提出不同意见，有着深层次的考虑，在诗学思想上值得重重书上一笔。
对于杨慎诗学思想上溯六朝的思路，雷磊给予了密切关注，并顺藤摸瓜，讨论了诗歌史上的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杜甫曾写有《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一诗，云：“中军待上客，令肃事有恒。 前驱入宝地，祖帐飘金绳。南陌既留欢，兹山亦深登。清闻树杪磬，远谒云端僧。回策匪新岸，所攀仍旧藤。耳激洞门飚，目存寒谷冰。出尘閟轨躅，毕景遗炎蒸。永愿坐长夏，将衰栖大乘。羇旅惜宴会，艰难怀友朋。劳生共几何，离恨兼相仍。”杨伦《杜诗镜铨》卷十评云：“诗近《选》体。”“《选》体”，即《文选》之体，但其内涵是什么？雷磊认为，“选体”不单纯是体裁的概念，还有风格、时代等含义，较为复杂，而现代学人甚少涉及，因此，有必要下一番辨析的功夫。辨析的结果，首先，选体从体裁上说，应该是五言古诗；其次，从风格上说，选体有“翰藻”、“典雅”、“新创”三个特征；再次，选体还有时代发展的不同，即经历了建安、太康、元嘉三个兴盛期，并各有其代表作家。将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看，就能明确选体的特征。《沧浪诗话》卷一说：“又有所谓选体。”自注：“选诗时代不同，体制随异，今人例用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如果仅仅把选体指为五言古诗，或者确实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雷磊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述，就显得更加全面，也就更接近其本质。而选体和六朝体又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出发，联系杨慎本人的宗尚六朝诗的倾向，即他对“缘情绮靡”的提倡，其中的关系非常明显。钟嵘在其《诗品》中，曾经将五言诗推为“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这是一种具有历史主义眼光的看法。后来不少人在总结中国抒情诗传统的发展时，都对五言诗给予极大的关注。如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国风》、《楚辞》而后故当继以《选》诗，不易之论也。”明代王骥德《〈古杂剧〉序》说：“后三百篇而有楚之骚也，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后五言而有唐之律也。”直到清代焦循《易馀籥录》提出著名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也是这样的观点：“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将杨慎在诗歌方面的探索和这些理论结合起来看，对其价值当可得出进一步的认识。
杨慎无疑是明代诗学发展中的一大家，不过他的大家地位是在明代特定的坐标系中形成的。雷磊明确指出了他的承前启后作用。从前者看，杨慎14岁入李东阳之门，追随李东阳16年，其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关系。李东阳论诗重声调，并从格调论出发，强调辨体，师古而反对泥古，这些都对杨慎有重大影响。杨慎论诗强调博学，反对模拟，提倡六朝初唐体诗，推崇含蓄蕴藉的风格，针对的都是七子，而其中的原因部分即来自对李东阳的维护。不过，雷磊同时也指出，杨慎的诗学主张后来渐渐偏离了其师的轨范，而树立起自家的面目。最重要的是，雷磊指出了他们三者是一种纠结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对明代中期以后诗学的演变产生了特别的影响。学者们一般认为，明代诗学是单线索发展的，从茶陵派发展到前七子、唐宋派和后七子等，无不如此。雷磊却认为，如果考虑到从李东阳衍出的杨慎诗学及其引导的学习六朝的思潮，那么它可能会提供一个认识明代诗学演变真面貌的新视角。这也确实是对明代诗学研究的一个新思路。至于杨慎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考察的角度很多，比如晚清王闿运提倡汉魏六朝派，是否和杨慎有渊源关系，就值得好好思考。雷磊对杨慎在启后方面的贡献，有着多方面的思考，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他对杨氏古音学的研究。杨慎的音韵学所传承者为吴棫，而在“古音”概念，古音订补和方法改进三个方面有所发展，并影响了后来陈第的古音学。雷磊指出，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征引的宋以来古音学家主要有四位：吴棫、徐蒇、杨慎、焦竑，直接征引的次数分别是： 5、3、8、4，大体可以反映诸人对陈第的影响程度。同时，陈第《毛诗古音考》引书90种(家)左右，而杨慎考订诗韵引书约100种(家)，后者略多于前者。且从引书之相同性来看，前者几乎未出后者之范围。雷磊认为这绝非巧合，很可能是陈第据杨慎韵书所引材料，去掉其冷僻者，保留了其中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才撰成《毛诗古音考》一书。所以，雷磊指出，杨慎在宋明古音学发展史中是一个承先启后者———吴棫开创了古音学，杨慎将此真脉传与后来者而不坠，陈第则接过火种攀上了一个高峰。我之所以特别提出雷磊对杨慎古音学的研究，是因为这相对是一种专门之学。雷磊所研究的这个对象是如此博学之人，这对研究者的知识积累也是一个挑战，而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当然也无法理解研究对象的价值所在。 我知道，为了把这一点搞清楚，雷磊专门旁听了著名音韵学家鲁国尧教授的课，还专门向有关专家请教问题，虽然有时不免“临时抱佛脚”，却也开拓了视野，使得研究文学者所获的资源又不止于文学。而这，也正是南京大学中文系对博士生的要求之一。
从本书可以看出，雷磊对《文选》下了很大的功夫，这既可以看出这篇论文的重要关注点所在，同时也可以看出研究后段文学的某些思路。学术界共知，研究后段文学，尤其是诗文等传统文体，文献颇嫌其多。所谓多，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本身的创作和周围的文学生态，而且表现在他所接受的遗产。 越是大的作家，接受的遗产往往就越多，越丰富，而对研究者的要求也就越高。很难想象，如果对研究对象的身上所体现的文化资源没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而竟然能够真正理解其价值。应该承认，这些年，随着人们呼吁加强对明清诗文的研究，确实出现了不少好的成果，但也有相当的研究往往就事论事，只知二五，不知一十，究其原，就是没有站在更高的高度，因而也就无法真正确定研究对象在文学史发展中的位置。在这一点上，雷磊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事实上，这篇论文整体思路的形成正是始自他对《文选》的学习，从小到大，由点及面，从前溯后，理解了《文选》有助于理解汉魏六朝，当然也就有助于理解杨慎提倡六朝的动机。我想，至少在这一点上，这本书对研究明清诗文，尤其是研究专家诗文，有着一定的启发。
不知不觉，雷磊毕业两年了，回想师弟相与论学之乐，犹在眼前。前几天，因事路过玄武湖公园，看到樱花盛开，亭亭如幄，就想起四、五年前住在玄武门大树根时，春和景明，偕诸生漫步樱州，围坐于亭中石上，品茗谈诗的情形。去秋赴湘潭大学开会，雷磊已为东道主。几天来，谈刊物，论治学，访韶山，登南岳，见其虽负行政责任，仍然至性不变，更是念念不忘读书治学，所谈即以此书为多。现在全书已经完稿，洋洋20馀万言，和原先的博士论文相比，不仅篇幅增加，而且立论更加精审，思路更加完善，足见他冗务虽多，仍然能够治学不辍。我相信，按照这种状况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能够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