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南方，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草木，一年四季，树是绿的，草是青的，形态不一，颜色各异，却一样赏心悦目。

走进南方的媒体，最先感受到的同样是它们的参差多态，以至于有人说，南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精神概念，许多现行的秩序和惯常的观念因它而打破；许多卑微“不足道”的东西被它放在了目力可及的地方。

生长在南方这片草木繁盛之地，“南方报业”赋予了它的员工们一个共同的称号——“南方报人”。我却常常觉得，“南方报人”四个字，另有深义在焉。

10年前，为了纪念南方日报社成立45周年，报社辑录出版了《我心爱的篇章》一书。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读到黄文俞的《回忆办报二三事》，和附在文章后面的百来字的“作者自述”。这段简短的文字让我大吃一惊。1957年，正值反右高潮，南方日报总编辑黄文俞受命创办《羊城晚报》，办出了一张完全有别于机关报的报纸，在一片萧杀中绽放的这一抹生机，成就了中国报业的一株奇葩。黄文俞却对晚年的回忆之作作了如此评价：“虽然没讲假话，但并未畅所欲言地讲真话，这怎能算是我心爱的篇章呢？”原来，晚年黄文俞立下了“讲真话为写文章的准则”，而在写文章时，“有些虽自以为想清楚的问题又未便写出来”，故而自责。孜孜求“真”一至于此，由不得我心肃然。

在《我心爱的篇章》中，我还读到了刚从《南方周末》主编位置上“安全着陆”的左方先生的文章。他寥寥数语的“自述”不谋而合地提到了黄文俞，坦陈自己办报，就是“奉行黄文俞‘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不再说假话’的箴言”。《南方周末》是新时期报业的传奇，两代报人，一句箴言，穿越几十年的时空，这里面该有着怎样的因缘际会呢。

没想到，一次难得的机缘很快降临到我的身上——1995年秋，我被任命为社委，由于社委会分工的缘故，得以和老左他们一起为《南方周末》工作。然而，当时我是颇费踌躇的，就个人禀性而言，我不喜抛头露面，不惯领导别人，尤其当时正专注于时评专栏的写作，因此内心十分苦恼。农村报的老同事黄荣增看出了我的矛盾心情，看似不经意地提出来：“我带你去见见黄文俞吧，他很关心你的专栏。”

黄文俞住在沙面的一幢旧楼里，记得那天穿过逼仄的楼梯、狭长的走廊，我们走进了他简朴的家。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黄文俞，却从报社不少老同事那里听到过他的故事，这位蜗居一隅的老人，八十年代初就离开报社担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但他好像一直是报社的一员，好像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似的；在他退下来之后，“老南方”们和他就愈发亲近了。也许，这就是“同气相求”融铸而成的血肉联系吧。

更令我意外的是，黄文俞不但对新闻界的现状了如指掌，他甚至注意到了我在农村报的署名专栏，对我那些不甚老到、不甚出色的文字给予了鼓励，我也就不揣浅陋地谈到自己素喜“为文”、不喜“为官”的性格“缺陷”。他淡淡地说，一个人适合干什么，只有自己最清楚。对于写稿写出点名堂就“为官”，“为官”了就不再写稿或写不出好稿的现象，他显然是有所保留的，却没有多说什么，转而和黄荣增聊起了“文革”前办报的往事，当年，他们一个是老总，一个是走出校门不久的年青人，一起编报纸，一起“食夜粥”（上夜班）……听他们娓娓道来，感觉南方日报就像一条坚实的纽带，连结着一种历久弥深的感情。

直到现在，在黄文俞逝世多年后，他清癯的面容、亲切的话音仍让我记忆犹新，想起来就有一种感动：一个党报总编辑，历数十年办报生涯，进入暮年之时，近于决绝地告诫自己和世人：“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是不可以说假话。”这样的决绝，正如陈思和在《巴金的意义》一文里透澈剖析的那样：“‘说真话’，这在激进的年轻人的眼睛里可能不是什么英雄创举，甚至受到轻视，但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说真话’几乎是一个维护良知和操守的武器，‘不说假话’成了他们衡量自己人格的最后底线。”

在《南方周末》的几年里，我看到，从不讳言“师承”黄文俞办报的老左，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坚守说真话不说假话的“最后底线”，并且把它推到了“ 报训”的极致，同时毫不含糊地把“认报不认钱，认稿不认人”确立为《南方周末》的“报格”。丢了“报格”，就意味着丢了“报魂”。为了让编辑能够谨从“认稿不认人”，他很早就宣布放弃“用稿权”，只保留“抽稿权”，以利于编辑部上下共同杜绝“关系稿”、“人情稿”，当然也包括“假话稿”等。一张报纸的公信力，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正是从黄文俞、左方两位老南方报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不仅作为地理概念、也作为精神概念的“南方”的气质，更看到了不仅是那个特定年代所稀缺、也是今后很长时期仍应珍重的“报人”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