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清词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大有从冷门走向热门的趋势，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至今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况下，及时总结研究得失，从宏观和微观的方面对这一领域作一扫描，从而弄清前人的基本思路，明确未来努力方向，无疑是很有必要的。陈水云《明清词研究史》的出版，就具有这方面的意义。

首先，该书搜集资料非常全面，由此拉开了纵向发展的广度。谈明词，即从明初说起；谈清词，则从清初开始。这样，将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打通，不仅能够体现出治学形式的不同给研究对象打上的痕迹，而且也能使读者一目了然，哪些问题在过去已经提出，哪些问题是现代学术的发明，哪些问题在现代学术进程中得到了深化。新世纪到来前后，学术界兴起了学术史的回顾热，经常的做法是百年回顾，或世纪扫描，基本上是从现代学术的框架内立论。这样做，当然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尤其能够体现现代学术的逻辑进程。但是，这其中也蕴涵着一种思维定势，即把传统和现代分为截然相反的两个部分，就像不少学者看待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一样。事实上，不仅古代学术中有着现代性，现代学术中也有着古代传统，分而论之，或属方便，截然分开，实为不必。《明清词研究史》将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放在一起讨论，使读者看到，传统是现代的一个积累，现代是传统的合理发展，尤其具有弘通的眼光。

其次，在研究的基础上从事学术的总结，因而具有问题意识。陈水云是近年来从事清词研究的后起之秀，出版《明清词研究史》之前，已经在清词研究中出版了两本专著，分别是《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和《清代词学发展史》，这就使得他在勾勒研究大趋势时，能够具有专家的眼光，看出学术的走向。如对明词中衰的原因，不少学者都有讨论，陈氏独以台湾学者郑骞《论词衰于明曲衰于清》一文为“立论新颖，论述周密，见解深刻”，这是因为郑氏认为，明代文人多凝重谨饬之士，注重周秦汉唐，诗赋古文，因而视词为后起的末技小道，而放浪不羁的才子们则多以曲来发泄其情怀，所以即使写词，也具有了曲的风格。在清词方面，也是如此。自张惠言《词选》出，经过董晋卿、周济等人的阐发，常州词派已经风行大江南北，常州词学也具有了压倒的优势，以往的清词研究，往往根据流派和倾向划分走向，虽然眉目清楚，却也有可能掩盖某些深刻的问题。陈著特别提出，当时的贵州词人莫友芝有一段论述：“窃论近日海内言词，率有三病：质犷于藏园，气实于谷人，骨孱于频伽。其倜然不囿于习气而溯流正宗者，又有三病：专淮海而廓，师清真而靡，服梅溪而佻。”(《葑烟亭词草序》，《郘亭遗文》卷二)借用常州派名家金应珪词坛“三弊”的话头，对阳羡、浙西和常派都有批评，特别是对常州词派动辄香草美人，比兴寄托之习，未免感到意致有所枯竭。这种敢于向常州词派叫板的论点，“体现出一种过人的卓识和超时代的宏大眼光”。莫友芝并不是一个以词学为专门的学者，但他却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眼界开阔，思想精深，堪称那个时代能够站在较高者。而能够提出这一点，当然也可以看出陈氏的学术眼光。

第三，努力揭示明清词研究之大趋势。虽然总的来说，这部著作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综述的成分比较多，但是，其中不少地方也都还贯穿着史的线索，特别在揭示复杂的文学现象方面，往往心细如发。如讨论民国年间的清词观念，认为有新旧两派人物，前者以胡云翼、谢秋萍、陈子展等为代表，对清词持否定态度；后者以叶恭绰、陈乃乾、吴梅等为代表，对清词持肯定态度。这个观点大致上亦为今人所普遍认同。但陈氏却在普遍性中看到了特殊性，特别拈出新派学者苏雪林对清词的看法：“有清一代学术最为发达，而词的造诣尤为卓绝……。清代不但文学家无不工词，即那些严义正气的理学名儒，究心康时经世之用的庙堂大臣，也有一二卷小词流传于世。所以，清代词人之多，词集之富，实为前代所罕见。……如说两宋是词的黄金时代，那么清代可说是词的第二黄金时代。这好像花卉一般，春天的花嫣红姹紫，馥郁芬芳，一阵阵争奇斗艳，一番番标新立异，我们以为天地的元气已经发泄尽了，造化的匠心已精巧到无以复加了，但经过炎长的夏季之后，来了温和的秋天，于是自然界又有一番绚烂的表现。”(《清代女词人顾太清》，《妇女杂志》第17卷第7号)这对民国初年以来盛行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是一个大胆的挑战。数十年之后，钱仲联为《全清词•顺康卷》撰写序文，明确提出：“夫一代之文学，后世果不能继之乎？清词不足以继宋词乎？抑不徒能继之，且能超越乎？”他更以人的成长过程来论证这一点：“其在宋，犹人之少壮期，生机方盛，而未必无疾疢。其在清，犹人之由中身而趋老，老当益壮，则其因生机未濒灭熄，火焰犹万丈也。”二者相较，一脉相承，可以看出，词史研究的走向并非一蹴而就，其中有着复杂的渊源关系。

第四，视野开阔，提供全面的信息。这部著作的重要特点之一，除了历时性的跨度非常大，让人们可以推源溯流之外，还表现在信息覆盖面的宽阔，特别是用不少篇幅谈及海外。不仅有我国港台地区的研究状况，而且更加远及北美等地，这就体现出新的时代高度，即把学术看成一种超越地区限制的，可以在全球化的时代来加以讨论的资源。如第四章第一节中有“我国港台1949—1979年的明清词研究”，第二节讨论1980—2000年的明词研究，有“我国港台的明词研究”和“北美地区的明词研究”两个部分。第五章第四节，以20多页的篇幅，专门介绍“1980—2000年我国港台及海外的清词研究”，第五节则进一步延伸到2005年，讨论“我国港台清词研究的新成就”。这些，无疑给读者提供了更为完整的信息，也是在同类著论中比较难能可贵的。像其中对叶嘉莹、孙康宜、方秀洁、饶宗颐、吴宏一、林玫仪等人的介绍，就是明清词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他们的成就，不仅代表了“海外”，也是明清词总体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我想起前些年总结学术史，许多学者当然是把某一特定领域的学术研究放在全球性的视野中来总结的，但也有不少学者，回顾研究状况，往往只谈大陆，不谈海外，好像大陆学术是可以独立于整体学术之外的部分。事实上，至少在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哪怕是比较专门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也已经越来越融通借鉴，不可分割。谈学术发展而不及海外，肯定是不完整的，当然也就一定是不准确的。

总结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一部好的学术史回顾性著作，也应该能够开创出一定的学术空间，以便从事进一步的探讨。《明清词研究史》涉及的面很宽，虽然无法说得很具体，但其中包含的某些理路，仍然可以接过来，做更深入的思考。

比如，词这一文体样式，发展到近代，是已经走到尽头了呢？还是像诗界革命一样，也可以在古老的形式中注入新的内涵？严迪昌、章培恒和钱仲联都持前一种看法，钱仲联更指出：“(近代词)的成就不能与近代诗相提并论，因为它没有像诗界革命那样，揭起了一个词界革命的鲜明旗帜。相反，自近代一开始，词人们就循着清代常州派的轨辙在步趋……。”(《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卷前言》)通过进一步清理词史，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在诗界革命提出革新的号召之时，词界反应较慢，但是，诗界革命的精神仍然注入到了词的创作之中，其中，不仅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和表现，如钟振振所说，而且，也直接运用了诗界革命的手段，即以“新语句”表现“新生活”和“新境界”。对此，以往研究涉及甚少。2006年，我指导的两位博士生，一位研究临桂词派，一位研究近代粤东词学，都已经揭示出大量的此类现象，他们的成果，当可为词史的发展增添一些新的内容。

又如，明清的女性词，无疑进入了一个高度发展的阶段。以往学人，或进行史的描述，或进行专家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面对如此丰富的生态，总的感觉，还是显得单薄了一些。即如李清照其人，明显是女词人中的佼佼者，也几乎是所有女词人的偶像。但是，在明清女词人的心目中，究竟怎样对待这位前辈的？在我看来，李清照的形象在明清，除了被男性文人表彰之外，也有女作家加入对其形象的建构，而这种建构主要是从创作中体现出来的。一些通常被论者认为可以媲美易安的作家，或许在成就上还有不足，却具有不断延续文学历史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看法：自从宋代以来，李清照的文学形象就处在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中。明清的女词人或许很少有什么具体的文学批评著作，但她们以自己的创作加入了对李清照形象的建构，而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也建构了自己的形象。从这样的思路出发，也许对明清女词人的研究会更加丰富多元。

再如，关于清代词学的研究，确实已经有当代学者做出了较大的成就，但也有不少方面或者涉猎未深，或者尚未重视。(1)研究格局需要合理调整。一方面，从清词的创作成就来说，基本上是两头大，中间小，而现在则大体上以对清初的研究更为偏重，形成清代词史研究格局中的头重脚轻，对清代中期词的关注就更加不够。另一方面，就作家研究而言，也有严重的失衡现象。现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无法反映出清词的一时之盛。(2)专门之学应该引起重视。词是专门之学，除抒情诗的一般特点外，还涉及音乐、声律、音韵等若干学科。在清代的词学建设中，这些都曾得到极大的关注，相关成果如万树《词律》、御定《词谱》、戈载《词林正韵》等，都对当时的词学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在后来的清词研究中，这些部分却被忽略了。(3)研究层面有待多向拓展。如对词的认识影响到词人的创作选择，表现在征调选韵上，也会带动一时风气，因而词史的发展无法回避形式的问题。另外，清代词史要把“接受史”考虑进去。从大的方面来看，词坛流变不外南北宋之争，但对词史的经典确立却并非如此简单。在清代，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建构词史，起码有好几位作家的意义得到了重新估量。还有，清代的词学理论较前代高度发达，但词学研究不能仅仅依靠词话。更重要的是，清代的词学建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践远比理论超前。因此，应该善于从清代词坛的创作实践中去总结理论，把对词学思想的总结置于词史流程中，提升到方法论的层面加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