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从业者，已经二十六个年头了。二十六年不算长，却也不算短。《文史知识》希望我能谈谈自己在治学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和“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与青年学生来一起分享”，我不敢说自己的体会有多少普遍性，不过也可权当一次个人总结，取自我勉励之意。
一 基础与功力
一些刚刚入学的研究生或刚刚从事教学研究的青年学者，面对中国古代文学庞大的遗产，最为经常感叹的，大约就是基础不厚，功力不深，和老一辈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刚考上研究生时，也有同样的感叹。在这方面，先师程千帆先生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所谓基础，只要老老实实把一些经典著作读一些，自然就增强了。这其实正是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的不少前辈喜欢采用的读书方式，如黄侃一生治学，在八部书上下过苦功，这八部书是：《说文》、《尔雅》、《广韵》、《诗经》、《周礼》、《汉书》、《文选》、《文心雕龙》。其实，这些书，在他二十岁以前都已经读得滚瓜烂熟，有的甚至能够背诵。其后，则或不断重读，或兼及其他，触类旁通，就成为一代大师。我攻读学位时，专业虽然是唐宋文学，但是，按老师的安排，精读的书，却大多是唐以前的，如《论语》、《孟子》、《荀子》、《庄子》、《诗经》、《楚辞》、《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唐宋时的当然也有，如《李太白集》、《杜诗详注》、《李商隐诗集笺注》、《韩冬郎诗集》、《苏轼诗集》、《黄山谷诗注》等。这样的阅读，当然是出于以下的考虑：首先，古人所谓文学，并不完全是今天的文体观念，只有将文史哲结合起来，才能了解得更清楚；其次，研究唐宋或唐宋以后的文学，必须对前代的基本典籍有一定的了解，因为，那些典籍正是后代的重要资源，可以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第三，精读任何一部重要典籍，都无异于浏览了一部该典籍所在部类的发展史，这样对古代学术就不会陌生。
其实，有些基本书应该一读再读，读多了，就会像严羽说的，“自然悟入”，治学也就会不断提升境界。只是，现在社会功利性太强，为会议而写作，为升等而写作等，屡见不鲜，要做到这一点，也还颇为不易呢。
二 入门与进境
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起点，即入门之处，这方面如果选择精当，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我在学术上的起步从研究杜诗开始。杜诗是中国五七言诗发展的一个高峰，在诗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重大作用，由此入门，就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对中国古典诗学具有一定的眼光和判断力。由此，杜诗也成为我经常读的书，是最喜欢读的古代诗人的作品。
杜诗的价值，在于既是以往诗歌遗产的总结，也开启了后来诗歌创作的无数法门。1982年，我开始精读杜诗，特别对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浦起龙的《杜诗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下过功夫，第一次尝试写大篇论文，就发表在中国高规格的学术期刊《文学评论》上，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当然也是极大的鼓励。1984年开始，又在先师程千帆先生的精心指导下，系统撰写一批研杜论文，更不断加深了对杜诗的理解。其实，读杜诗，固然可以直接进行研究，但更重要的还是把杜诗作为资源，去认识中国的诗和诗学。我后来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集中在宋代和宋代以后，其中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研杜过程中所获得的教益始终能够贯穿其中。
在研究南宋的江湖诗派时，钱鍾书先生的一个看法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认为，江西诗派提倡学习杜甫，江湖诗派就抬出晚唐来相对抗。 这就和我们平时的认识完全不同，当时的直感是，在文学史上，特别是到了宋代，杜甫的经典地位已经建构起来之后，难道还会有抛弃杜甫的现象存在吗？经过研究，才发现，其实，这只是宋代诗人的一个策略。大家都是尊崇杜甫的，只是，宋代诗人特别看重门径，学习写诗，都有一个入门之处。江西诗人是通过学习黄庭坚、李商隐到达杜甫，江湖诗人为了唱反调，就提出通过学习晚唐到达杜甫，这其中甚至还少了一个环节。这才是江湖诗人的深心，完全没有不要杜甫的问题。事实上，在唐代以后，就很难找到一种有说服力的贬抑杜甫的诗歌倾向。所以，读杜的体会指导了我研究江湖诗派，而研究江湖诗派又加深了对杜甫的理解。
除了杜甫，我也非常喜欢苏轼。这首先是源于一种乡土的亲近感。苏轼曾经在我的家乡徐州做过地方官，那里流传着他的不少故事，有着与他有关的众多遗迹，我从小就非常熟悉。当然，随着对苏轼不断增强认识，觉得更加吸引人的，还是他身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宋代是中华民族精神真正形成的重要阶段，而苏轼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品质则是宋代士人中最突出的代表：既纯净又复杂，既简单又丰富，既入于世间又超乎尘外，既棱角分明又阔大包容。在他身上，往往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层面，这些层面，倘若换一个人，也许不可思议，可是在苏轼身上却是如此和谐地互相兼容着，充满魅力。
苏轼这个人，秉性洒脱，诙谐幽默，能够开别人的玩笑，也能够开自己的玩笑。他的生活，充满坎坷，却能微笑着对待苦难。当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到潮州，他就已经觉得自己有去无回，只怕要死在那个瘴疠之地了，于是叮嘱侄子：“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可是，苏轼一贬再贬，最后一直贬到海南岛，却仍然充满乐观，不仅宣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崛冠平生”，甚至表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种境界，绝非常人所能达到。苏轼重情，在他笔下，兄弟情、夫妻情、朋友情、君臣情等，无不写得真挚动人，作为文人，也是极致。我还喜欢他的是———好奇。这种品质，让他对这个世界永远兴致勃勃，表现在写作上，就充满探索精神，甚至充满竞争意识。我读他的作品，发现他有一个特点，即如果体认到前人有一种创造，他一定也会尝试一下，而且一定要试图后来居上。最典型的，就是他的恩师欧阳修与同僚相聚，写出“禁体物语”的雪诗，“于艰难中特出奇丽”，使得同时参与者纷纷搁笔。对此，苏轼谨记在心，不仅模仿老师写作一首，而且好多年以后，仍然念念不忘，又写了一篇难度更大的，超越了自己的老师。这种好奇，既是他的写作品质，也是他的生活品质。而理解了这些，当然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原创性问题，也会有一些独特的体会。
三 问题与写作
我们的不少前辈，都取述而不作的态度，仍然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但是，进入现代学术以后，显然无法再如此率性。学者必须写作，以体现自己的阅读成果，也体现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每个学者在治学中，依性分和学养不同，各有自己的取向。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写作习惯是，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予以解释和分析。
比如我研究江湖诗派，就面对着一个非常独特的对象。江湖诗人在当时和后世，也往往被称为江湖谒客，这是指他们在生活中，每以诗歌为谒具，奔走势要之门，干乞钱财。这一现象应该放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去认识，而不能仅仅了解他们的一些诗就算完事。循着这一思路，我探讨了江湖谒客行谒的内容和方式、谒客阶层的形成、谒客的出现与幕府、荐举制的关系、当世显人和谒客自身对行谒的态度等，从而认为，从文化上看，宋代以来，士大夫以其拥有的文化知识参与国政，而较少像唐及先唐那样依据门第，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江湖谒客虽然都是些下层知识分子，但他们在那一特定的时代里，却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他们的种种表现，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理解。不仅如此，从中国的仕隐传统来看，江湖谒客作为一个非官非隐的阶层，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双重性格，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而就对宋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过去往往只注意了其正面形象，经常忽略那些与宋代正统的文化精神相悖的部分，这一探索则可以增强对宋代知识分子的全面理解。还有，江湖诗派的组织者陈起，以一个书商之力，就能促成一个如此规模的流派形成，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为江湖诗人选诗，有目的地组稿刊刻，以及提供陈氏书铺作为活动中心等事实，说明了这位书商在诗派形成中的重要的声气鼓吹和组织联络作用，而这与南宋商品经济的发达，刻书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尽管后世书商并没有像陈起那样与一个文学流派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但他们的作用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明、清两代，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其间，书商的活动往往起了迎合或推动作用。如明代嘉靖年间，翻刻旧籍之风甚盛，显然与复古运动有关；清代乾嘉之际的刻书业，似乎与乾嘉学派的出现互相配合；一直到现代，茅盾、叶圣陶等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等刊物；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主编《创造》诸刊，在当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组织后来形成两个流派，当与他们的出版活动不无关系。站在整个学术文化史的高度，反观陈起的诸项活动，就更能看出其独特意义了。我觉得，在文学研究中，具有一种文化史的眼光，对于开阔研究者的视野，开拓研究对象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四 从宋诗到清词
我原来是研究宋代文学的，分别撰写出版了《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和《江湖诗派研究》二书。前者对自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临安，至元朝统治基本上巩固下来的几十年间文学史上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历史的考察，着重探索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动中，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修养的作家以何种态度、何种方式对待改朝换代的现实，其心灵活动有何发展变化，又怎样反映时代的。宋亡元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全面代替一个汉族政权，因而具有独特性；同时，中国历史上的易代现象并不少见，该书通过宏观的把握和理论的总结，从作家情态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上，对易代时期的文学进行探索，有着一些思考。后者是我研究宋代文学的代表作。江湖诗派是南宋中后期的一个诗歌流派，也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凡是谈中国文学史，都不可能回避这个流派。但由于资料少，难度大，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以致于各种文学史著作只给了它几百字或顶多上千字的篇幅。我做了扎实的文献工作，几乎翻遍了南宋所有作家的作品集，翻遍了浙江、江苏、福建、江西等省的地方志，第一次弄清了这个诗派的基本面貌。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学等方面入手，进行了综合研究。特别是在文化学方面，揭示出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格。这本书在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上也进行了探索，即文学史上存在着许多艺术水平虽不太高、但却很重要的中小作家群，以往学者往往认为他们价值不大，就忽略过去，这部著作所进行的多角度研究，可以为同类研究在方法上提供参考。书写出以后，也得到一些前辈学者的鼓励，如中国古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傅璇琮教授评价说：“这部书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在历史学和文艺学这些基本手段之外，广泛使用了其他学科的知识”，“作者对文学史的理解已达到如此成熟的程度，近于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说的，对于古人的学说，具有了解之同情”。“这部书将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1998年，中国国家教育部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开评，评选程序非常严格。首先，必须是获得大部分通讯评委认可的成果才能进入学科组。其次，在学科组中，必须由外校的评委承担介绍成果的任务，以见该成果在同行专家心目中的评价。第三，必须是学科组全票通过，才能考虑二等奖以上的名次。最终，《江湖诗派研究》获得二等奖。当时获得一等奖的著作都是系列丛书，个人论著最高就是二等奖。不过，尽管人们都很看好我在宋代文学上的发展，后来我还是更多地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清代的词，这其中，也有着非常偶然的机缘。
1985年初，我刚刚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由于千帆师所主持的《全清词》编纂研究室需要人手，就加入进去，经历了一系列诸如抄卡、编目、采访、校点、撰写小传等完整工作，一直做到现在。一个偶然的调遣，就决定了我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水到渠成地撰写了一批关于清词研究的文章，出版了《清代词学的建构》一书。
清词量大面广，各种现象非常丰富，可以选择的路向也很多，《清代词学的建构》只涉及了其中的若干侧面。学问的对象本身并无高低之分，可是如何去做学问，则大有可以讲究之处。我所努力想达到的，是不仅把清词中的某个问题提出来，解决掉，而且想探讨这一问题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意义。比如理论和创作的关系问题，清代以前的词学理论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作家有意识地用理论指导创作，用创作反映理论的现象还不够明显。到了清朝，这一点却开始突出起来。以张惠言的《水调歌头》五首为例，张氏致力于词的创作时，已经具有了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也带有明确的改革词风的性质，所以他的词作中有着成熟的文学思考。其作品的特点有三，一是继承了杜诗的传统，有意识地以联章之法写词，使得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加强，是对词学传统的一种更新；二是以赋法入词，把柳永开创的、经过辛弃疾发展的这一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三是引进矛盾而又互补的风格概念，体现出沉郁和疏放这两个对立面的熔铸，从而展示了更为丰富的层面和更为开阔的境界。这些，都使作品所承载的家国之思和身世之感得到了强化。以前的研究者多认为常州词派重视理论，不擅创作，张惠言的词作可以说明，常州词派不仅能词，而且有意识地以理论指导实践，有着自己的特色。另外，即使从张惠言本身来说，他的学养也充分体现在其理论和创作中，如对《周易》的研究和对赋的探讨，都以某种形式在词中有所反映。这一事实说明，到了清代，作家的创作环境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应该更多元地去对待并加以探讨。再如对于词和诗的关系问题，尽管清代的批评家并非不知诗词之别，但为了提高词体，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词往诗上靠，形成了清代词学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书中通过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具体探讨了这个问题。《白雨斋词话》所提出的词的最高境界是“沉郁”，这一概念来源于对杜诗的体认。杜诗忧时的情愫，温厚的性情，比兴的手法，都是沉郁风格的基本内涵。具体到词的创作中，则应该本诸儒家精神，发乎性情，用意忠厚，怨而不怒。而通过对词史的考察，陈廷焯又指出，“沉郁”之词以婉约之作更佳，但这却基本上无关乎豪放婉约的正统之争，而是从思想内蕴上立论。至于创作门径，则是以《风》、《骚》为代表的儒家诗教。“沉郁”说的学术渊源虽然主要和前代遗产有关，但也有着同时诗学建设的影响，尤其是沈德潜的格调说，阐扬“温柔敦厚”的诗学理论，几乎和陈氏之说表里一致。这就说明，清代的词学建设，除了向前代寻找借鉴外，也并不忽视同时代的资源，研究清词，要和整个清代的学术文化打通，才能取得满意的成果。陈廷焯的“沉郁”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陈廷焯经常以自己的作品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有时认为自己的词足以阐释，有时则觉得有所不足。这显然为后学树立了样板，也使人更容易入门。这种把理论和创作打通的做法，在中国文学史中其实并不少见，只是我们还缺少应有的认识。
对清词应该怎么看？这是一个大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基本上，我同意前辈学人的见解，即清代是词的复兴时期，清词在不少方面都取得了超迈以往的成就。不仅如此，清词的文学史意义或许比清诗还要突出。我虽然对清诗没有很多的发言权，但就教学和研究所及，似乎清代的诗人不如清代的词人那么自信。在清代词人的品评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如杜诏《弹指词序》评顾贞观：“弹指与竹垞、迦陵埒名。……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谭献《箧中词》评项鸿祚词：“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这些推许，或有过当，却非无缘无故。清代词人志在超越两宋，或者起码双峰并峙，而清代诗人似乎觉得能够达到唐宋之境界就已经满意了。当然这也并不奇怪。诗歌自唐以来，就有宋人开疆拓宇，元明两代，也历经不断探索，各有所成。所以，清代诗人所面对的是非常丰硕的成果，难免更多考虑继承的问题。而词虽经两宋大盛，但由于创作观念没有太大更新，还留有很多发展馀地，加上元明一直衰微不振，在学富才高而又立志廓清“小道”观念的清人手中，把词推向一个更新的层次，也并非痴人说梦。
五 《全清词》的编纂
《全清词》的编纂是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达的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从立项至今，其间经过了三代人。原来主其事的先师程千帆先生已经过世。先师生前，颇以未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宏伟大业而遗憾，曾经郑重把此事托付给我，要我继承他未竟的事业。现在，南京大学校方也已经正式委托我继续担任《全清词》编纂的主持人。
《全清词》的编纂由来是这样的：1982年夏秋之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今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提出了编纂《全清词》的设想。次年，受古籍小组负责人李一氓先生的委托，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程千帆教授出任《全清词》主编，并报请南京大学领导批准，在中文系成立了《全清词》编纂研究室。为了方便操作，《全清词》拟编为5卷，清代每两个皇帝在位时期为一卷，分别为“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咸同卷”和“光宣卷”。
《全清词》编纂研究室成立以后，随即在采访、编目、标点等方面展开积极工作，并主要进行了“顺康卷”的编纂。1994年，中华书局曾出版了“顺康卷”的第1、2两册；2002年，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中华书局将已经编好的“顺康卷”全部出版。至此，距1982年接受编纂《全清词》的任务，整整过去了二十年。“顺康卷”凡20册，850万字，篇幅已经三倍于《全宋词》。如果按照这个规模，则全书编完以后，总字数或许将超过4000万字。
从已经出版的“顺康卷”看，《全清词》的重要价值，大致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展示了清词的整体风貌。清词的汇辑，自清朝初年起，直至清末民初，一直有人在做。聂先、曾王孙的《百名家词钞》，蒋景祁的《瑶华集》，蒋重光的《昭代词选》，王昶的《琴画楼词钞》，以及近人叶恭绰的《全清词钞》等，或卷帙繁富，或编录精审，都保存了许多十分珍贵的资料。这些总集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其本身来说，仍只是一种选本，意在“以词存人”或“以人存词”，并没有想要汇辑所收作家的全部作品。近人陈乃乾辑录《清名家词》，计收有清一代著名词人百馀家，人各成集，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汇辑，但他所辑也只是初步工作，不仅漏掉了清代许多重要词家，而且所用底本多非足本，给使用者带来不便。《全清词》则搜罗完备，是对有清一代词全面、完整的汇辑，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基本文献。
丰富了词史的研究思路。清代词人之众，作品之多，远迈前代。“顺康卷”仅占清词的五分之一，数量就已经是《全宋词》的三倍多了。可是，当我们翻检各种文学史尤其是断代文学史时，发现真正出现在清代文坛上的词人很少，而且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位著名作家。这一现象即使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叙述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这些词人为什么会出现？他们的词风和整体文学趋向之间有什么关系？类似这样的问题往往是模糊不清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缺少对思潮起伏之间的交代，缺少对群体创作活动的论述。事实上，从清初的云间词派，经过浙西词派等，发展到后来的常州词派，不同思潮流派的发展起伏有非常具体的创作予以支撑，而无论是陈子龙、朱彝尊、陈维崧、厉鹗，还是张惠言、周济等，他们周围都有一批志同道合者，互相激发，推波助澜。如果说，这种种关系以前还并不十分清楚的话，那么，随着《全清词》的陆续出版，就可以提供文献上的说明，甚至给出文学史研究的新思路。
为作家研究提供完备的文献。清代词人的集子，存佚情况往往比较复杂，或由其本人编集时加以删削，或时加续刻造成前后不同，或社会动荡导致流失散佚等，以至于后人所见者往往并非足本，即使某些大作家也不例外。这些状况，在《全清词》里都得到了改观。如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的词集，长期以来流传的只是《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蕃锦集》和《茶烟阁体物集》，但《全清词》中收录了从台湾搜集到的其早年词集抄本《眉匠词》(或是其晚年编集时所删)，如此，则一直模糊不清的朱彝尊早年的词风就清楚了(当然，这个词集是否真是朱彝尊的，也许还有争论)。和朱彝尊同时的阳羡宗主陈维崧，尽管一直为治清代文学者所重视，但通行本《湖海楼全集》所收的1629首词，却并非他创作的全貌。《全清词》辑录了他的集外词35首，其中见于《倚声初集》的就有31首，基本上是其少作。这样，就使得对陈维崧的研究也能够避免片面性。另外，被前人誉为“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的著名女词人顾春，其作品在国内长期流传者为四卷本《东海渔歌》，也是在编纂《全清词》的过程中在日本发现了六卷本，从此，这位“清朝第一女词人”的作品终于可以全貌与世人相见了。文献完整的另一层含义是为已佚词集尽量恢复辑本。清代词人众多，每个作家的情况各有不同，虽然不少人都有词的专集，可并不是每个专集都真正能够保存下来。其中原因，或因兵燹战乱或其他人为灾难而毁去，或虽已成集却因无力付梓而流散等，不一而足。在《全清词》中，往往根据选本、词话、笔记等的记载，尽可能地恢复了作家创作的原貌。当然，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有的词人的集子一时找不到，只能通过辑佚的方式展示其面目，而实际上本集仍在，只是不知藏在哪个图书馆而已。现在条件越来越好，相信“顺康卷”中的某些辑本，也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
传记资料可补史传之阙。《全清词》充分利用了海内外的公私藏书，广泛涉及清代经史子集的有关著述，特别是深入考察笔记、地方志等，挖掘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资料。除了汇辑作品，辑佚校勘之外，在人物小传的整理撰写上也有独特贡献。现在已知“顺康卷”共收录词人2105家，按这种状况加以估算，整个清代的词人应该超过10000人，其中不仅一般作家缺少生平记载，即使某些重要作家，也需要仔细考索，才能了解其生平。如体现浙西词派理论观念重要变化的词人沈皡日， 其生年就只能从金人望《瓜庐词》自序中考知。《全清词》汇集大量零碎的记载，经过多方排比考索，撰成词人小传，不仅本身即成为一部延续着的简明词史，而且对清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贡献。
校勘工作可提供多方面参考。《全清词》沿《全宋词》之例，编纂中也进行了校勘。不过，由于清代多数词人的集子都没有副本，偶有异文，主要出现于选本所选诸作，或其本集因刊刻的先后和在传抄的过程中发生的歧异，其中文字，有的属于改动，有的则属误刻，因此，“顺康卷”中，所有衍倒讹脱者都慎加校订，而明显错讹者则径行改正。清代前期的词集由于种种原因，每多删改，为保存原貌，编纂者均用同时代的别集、总集、选集等细作校勘，并出校记。这样，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清词创作和流传过程中的特点，省却许多翻拣之劳，特别是其中不少材料既零碎又罕见，那就更有助于展开全面研究了。
六 《全清词•顺康卷》补遗
当然，从“顺康卷”也可以看出，清词的文献整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1994年，在《全清词•顺康卷》出版第1、2两册后，我曾受程千帆师的委托，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1995年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重睹中兴之盛》的文章(对这篇文章，目前关注《全清词》编纂之误的学者似不曾注意，如我当时就已经指出，《顺康卷》中的来镕与来集之实为同一人，来集之的三首辑自《东白堂词选》的词，亦全见于来镕《倘湖诗馀》中，惟文字略有不同。此次将“顺康卷”全部印出，由于排版的问题，这一失误仍未改过来，只是在作者索引中特别加以注明了)，提出其缺失大约有以下几端：重出；标点错误；体例不统一；小传文字欠明晰；失校。现在看来，类似的问题仍然存在。
不仅如此，“顺康卷”更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有大量的作品漏收。自从2002年以来，有些学者做了一定的补辑工作。其实，四年多来，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据我们掌握的资料，“顺康卷”中仅漏收的清词别集就达140种以上，初步估计词作数量在6000首以上，如果加上各种文献中的散篇，数量当更不止于此。对这些资料，我正和我的同事们进行整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当年那些参加这一工作的前辈们表示敬重。从事文献整理的人都知道，时代越往后，资料越零散。清词量大面广，收藏情况复杂，流通渠道不畅。“顺康卷”的初稿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时，有关的专题目录几乎没有，几部大型的“四库”系列书也没有出版，全靠一个一个图书馆去摸索，而图书馆又不一定完全配合。同时，作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重点项目，还有一个工作进度的问题。因此，在那种条件下，能够整理出目前这个样子，已是相当不容易。对清词的补遗，肯定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想补齐，恐怕只能是相对的。就连《全唐诗》，虽经若干前辈知名学者补辑，而陈尚君先生仍然能补出三大本，甚至现在在陈补之后，又复有人续补，更遑论离现代时间这么近的清词了。不过，关于补遗，有一个问题也应该提出来，即尽管从存真的角度说，经过补遗，更能体现出一代文献之全，但文献的存和不存，原就有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全唐诗》无论怎么补，也不可能再补出像杜甫那样的大作家。清词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一定有不少的家刻本、稿本、抄本等还不为人所知，应该加以搜集。但是，即使如此，要在其中发现像朱彝尊、陈维崧这样的一流词人，恐怕也相当困难。因此，作为一个亟待开拓而文献又非常零散的领域，将那些传世文献尽可能齐备地收集到一起，对于深入展开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因此，编纂和出版《全清词》，并不会因为漏收了一些资料而变得没有意义。
陈寅恪先生治学特别强调要具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即对研究对象的种种状况予以深察，这真是金玉良言。“顺康卷”出版后，不少学者都写文章予以指教，这是我们非常欢迎的。但有些问题也还要为前人做一些解释。如《全清词》的凡例说：“明清之际词人，大体以作者出处定取舍。凡抗清殉难以及殁于清初而以明遗民自居者，本书不予收录。”但事实上，“顺康卷”中确实收录了不少“殁于清初而以明遗民自居者”，因此，有的先生曾挑出此类共计111人，词作4224首，认为“一部开宗明义号称不收明遗民词的《全清词》，却有板有眼地将绝大多数明遗民词都照收不误了，这无论怎么说，都有点不好理解”。这位先生的细心是应该感谢、值得称道的，而这也的确是“顺康卷”处理问题的不严密之处。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具体情况，是局外人不清楚的，我应该有所解释，使得这个“无论怎么说，都有点不好理解”的地方，也能得到理解。而我之所以能做解释，是因为我是自1984年开始介入这一工作，现在仍然在从事这一工作的惟一的人了，也有义务作一解释。因为，这里面的细节，颇能看出一些古籍整理的时代特性。
《全清词》的凡例是该项目上马不久的1983年至1984年间制定的，当时，这确实是从事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样来断代主要是考虑到和同时上马的《全明词》分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快就发现，对词人生平事迹的全面把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入清以后，有些人的生活状况记载详细，有些人不详细，对某些人来说，很难判断他是否为“殁于清初而以明遗民自居者”，甚至个别殁于明代的词人也可能误收进来。作为大型总集的编纂而不是专家之学，同时又有一定的时间要求，要想逐一考订所有作者的生平，显然难度甚大。而《全明词》和《全清词》的编纂事实上是各自为政，无法在细节上彼此沟通。因此，为了不至于两部总集都漏收某一词人，当时即会同古籍小组和出版单位中华书局商定，《全明词》和《全清词》都根据各自在编纂中的实际情况予以收录，标准略从宽。双方交稿后，由出版单位中华书局来决定何人应归《全明词》，何人应归《全清词》。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情况，《全清词》上马之后二十年才出版了“顺康卷”，而《全明词》的出版更在“顺康卷”之后，其中人事更迭、各种复杂事务不一而足，一言难尽，二者的协调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而请中华书局作最后取舍的想法其实也是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因而最终还是按照各自所编的模样出版了。这也就是二书互有重复的原因。回到“自乱其例”的话题，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原来所制订的体例，后来在实际操作中有所调整，而具体主其事者数易其人，后来者又只是按照已经调整过的思路去做，而忘了将体例中的文字改过来。现在看来，以“殁于清初而以明遗民自居者”之类的标准来断代，确实不易操作，类似的问题，在处理清末民初时也会出现，这些，都应该慎加处理，在无法严格标准的情况下，宁可从宽，以为学术界提供更为全面的材料。
总的来说，《全清词•顺康卷》的出版是中国古籍整理的一件大事， 对文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对词学的研究意义重大，堪称新的学术增长点。几年来，以清词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学者增多，特别是博士、硕士论文多有选择这一领域的，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鼓励我们努力做好“顺康卷”以下各卷的编纂工作，争取为学术界提供更可靠、更完备的词学文献。
七 涉猎海外汉学
1996年至1997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第一次参访哈佛燕京图书馆时，就被门口的一张大照片吸引。这是一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顶戴花翎，身着官服，足登皂靴，清癯的脸上生着一双睿智的眼睛。从照片上的文字介绍中得知，这个人叫戈鲲化，1879年从宁波应聘来哈佛任中文教席，燕京图书馆就是以他带到美国的一小批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因而到图书馆检得戈鲲化的三种著作：《人寿堂诗抄》、《人寿堂集》和《华质英文》。后一种尤其珍贵，因为这是本油印的小册子，是戈鲲化在哈佛授课时所用的教材，其内容是中国诗词文的选读，以及写作特点的介绍。这说明，戈鲲化并不满足于教教字母，正正读音，而是想把中国文化更深一层的东西讲解出来。这些都激发我想进一步了解他的生平，因而到了哈佛档案馆，先后查阅了当时哈佛的校长艾略特(Charles.W.Eliot)、哈佛拉丁文教授刘恩(GeorgeW.Lane)和戈鲲化本人的档案，以及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材料等，还在燕京图书馆查到宁波税务司杜德维的档案资料，从而勾画出戈鲲化的一个轮廓。而从哈佛查到的资料中知道戈鲲化和美国第一个中国文学教授卫三畏(Samuel Williams)有交往，于是，又到耶鲁大学去查阅卫三畏的资料，多有创获。做了这些工作以后，我于2000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戈鲲化集》的书，向学术界介绍了这位在美国汉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物。书出版后，受到中美文化研究界的关注，我曾经出席中国美国研究学会的学术研讨会，戈鲲化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同时，语言学界也对戈鲲化感兴趣，如著名语言学家、中国音韵学会会长鲁国尧教授就专门认为，了解戈鲲化赴美教授中国官话所使用的语音系统，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有着重要的价值。这说明，某些原来被我们忽视的现象中，可能蕴藏着很大的学术空间。这些，激发了我进一步修订、完善这部著作的热情。
2001年10月，在结束了对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访问之旅后，我受孙康宜教授的邀请，作为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的访问学者，第三次来到耶鲁。其间，除了在Council for East Asian Studies进行演讲之外，我个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再次查阅卫三畏的档案。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在那些琐碎的档案中，又找到了戈鲲化和卫三畏通信的有关材料，由此可以得知，来到美国不久，戈鲲化就希望在卫三畏的帮助下做一些沟通中美文化的工作。
在耶鲁的日子一晃而过，北美华人作家协会纽英伦分会暨哈佛文化工作坊又向我发出邀请，因而重返哈佛，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沈津和林希文先生的帮助下，又找到了戈鲲化抵达美国之后写给杜德维的有关信件和其他一些资料，都有助于澄清有关史实。
搜集戈鲲化资料的过程中总是会有奇妙的因缘。就在我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国后不久，突然接到沈津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夹带着两封1988年写自中国的信。原来，我一直费尽心力在寻找戈鲲化的后人，不仅亲赴戈氏祖籍休宁做过调查，而且曾委托宁波的朋友在戈氏长期工作过的地方进行过探访；我不知道的是，戈氏的后人也在千方百计寻找自己祖上的历史。两封信都是戈鲲化四世孙戈承华写的。第一封信写于1988年2月8日，是写给当时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和另一负责人楷贤先生的。原来，戈承华当时和1948年到了台湾、彼此失散了四十年的二哥戈承德取得了联系。戈承德上世纪50年代曾在美国留学，到过哈佛，了解一些其曾祖父的情况。三十多年过去了，由于几经运动，屡次被抄家，原先保留的有关文物几乎荡然无存，戈承华希望能从燕京图书馆得到材料。不久，吴馆长复信，寄去一些照片复印件，于是又有了戈承华1988年8月19日的第二封信。
虽然戈承华的两封信对我是意外的惊喜，但还有一点更深的感慨，即戈氏后人对自己祖上的了解并不充分。例如，戈承华信上画了一张戈家自戈鲲化以来的世系图，其中戈鲲化的孩子只有三个，而不是我所了解的六个。但这也更激起我的好奇心。于是，2002年2月2日，我专程从南京来到上海，第二天即造访了位于上海浦东区云台路115号203室的戈承华家。这是一所小小的二居室，戈承华和他的太太居住于此。1988年，戈承华给哈佛写信时是62岁，他那时已经预感到自己无法亲自前往美国拜谒祖先遗迹。而九年以后的1997年，他又罹患中风，虽然电话里听他太太说已经好转，但毕竟也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上了岁数，又有病在身的戈承华基本上不能说话，好在他的太太和儿子戈钟伟都很健谈，这才对这个家庭后来的情形有所了解。他们告诉我，戈鲲化曾遗留下来一大箱资料，估计是在哈佛时的教学日记或备课笔记，其后人在政治运动中害怕出事，全部烧掉了。戈家传至戈钟伟这一代，由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都未能再承续其先人的事业。好在钟伟勤勉好学，而且有意识地搜集其先人的资料，已经颇有积累。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大体上弄清楚了戈鲲化的长子戈朋云的生平行事。我本来就推测经过两种不同文化教育的戈朋云应该在回国后有所作为，现在则可以确定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的身份了。
完成了《戈鲲化集》的修订之后，我又进一步查找卫三畏的资料，写出了《卫三畏与美国汉学的起源》。自此，关于美国汉学在初始阶段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我的研究就告一段落。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现象，美国汉学在其起源时，这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在哈佛大学任教，一个在耶鲁大学任教。直到现在，这两所大学仍然在北美执汉学研究之牛耳。通过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对这一现象作更深的理解。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应该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而中华文明在全球范围内被了解的程度还远远不够。19世纪末，随着传教士把中国文化带到美国，各大学陆续开设了汉学课，从而建立了“汉学”的传统。进入20世纪中叶，多元文化的格局形成，“汉学”传统又有所发展变化。沿至现在，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已经在西方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我对这两个人物的讨论，是希望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人类文明，关注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个争论很大而且还将继续引起争论的领域，看看一百多年前这两个人物的历史作用，或许会有一定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