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亚洲的两场大规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这一决策过程可以说是新中国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处理。在越南战争发展的过程中，中方在援越抗美方针指导下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对策。只是在应对美国从特种战争向局部战争升级时，决策才带有危机处理的性质。本文分析了这两次决策的过程，并以这两次决策为案例，初步总结了中方危机处理的决策程序、机制、原则和基本思路。由于中美双方的原因，在这两场战争中，中国与美国对抗的形式和结果大不相同：第一次是直接对抗，导致了两国的长期隔绝；第二次是间接对抗，对抗尚未完结两国就走上了缓和之路。
「关键词」中美关系/危机处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亚洲的两场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的战争。对于这两场战争，中国人常以“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来称呼。与“朝战”和“越战”相比，这种提法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与这两场战争的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在这两场战争中不同的对抗形式。在应对这两场战争时，中国方面的考虑和决策从总体上说是战略性的，危机处理仅存在于决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
一、中国在朝战中的危机处理：应对美军越过三八线
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至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响第一枪，恰好4个月。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这一决策过程可以说是新中国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处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安全形势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安全形势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看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新生的共和国在国内面临三项任务：巩固新政权、恢复经济和实现国家统一；在对外方面则是争取国际承认和防止外来干涉。
当时，美国是从外部威胁中国的主要势力。中国革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加上冷战兴起的大环境，这使得新中国自成立时起就同美国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虽然中共领导人一直对美国武装干涉保持着高度警惕，但他们总的判断是随着国民党的失败和新中国的建立，美国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正在减退。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近代的经验表明，朝鲜的安全同中国的安全密切相关。在反对日本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中朝两国人民互相支援、并肩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获得了民族独立，但又出现国家统一问题。冷战的发生和朝鲜内部矛盾的发展，使二战结束时美、苏在朝鲜半岛受降的临时军事分界线变成了朝鲜南、北方的分界线，这实际也是冷战在东北亚的分界线。当时，朝鲜南、北双方都不承认美苏划定的“三八线”。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朝鲜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在于冷战造成的态势和亚洲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统一问题之间的冲突。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正忙于自己的事务，在朝鲜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有限。朝鲜局势的发展主要由美、苏两个大国的对朝政策和朝鲜的内部情况所决定。不过，中朝之间由于地缘和历史原因形成的特殊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和战争爆发后的反应。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原先就十分紧张的安全形势立即变得极其严峻。美国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不利于新生政权巩固的国内因素大大增加。在台湾朝不保夕的国民党政权，不仅突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且感到了反攻大陆的希望，残留在全国各地的反动势力又重新活跃起来。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的行动不仅威胁了新生共和国的安全，而且直接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最后一刻打断了中国的统一进程。面对如此严重的挑衅和危机，中国政府不能不做出反应。中美关系由此从对立发展为对抗。
（二）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过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28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这时，整个局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尚未明朗。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但仍按照原计划签署了1950年人民解放军复员工作的决定。（注：刘武生、杜宏奇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战争初期，朝鲜北方军队占据了优势地位，但中国领导人在展望战争前景时并不乐观。几天之后，周恩来就预计，朝鲜战争不可能轻易结束，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9页。）为此，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对策，包括出兵问题。
7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必须立即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中国师，以便在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时进入朝鲜北方作战。他们将这一设想告知斯大林。7月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赞成，并说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注：目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斯大林的电报尚未发现，仅找到了斯大林的有关复电。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第431页。）7月7日、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商定保卫国防和组织东北边防军等各项问题。13日，中央军委正式做出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34页。）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美国取胜就会威胁中国，对朝鲜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8月下旬，由于估计到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毛泽东和周恩来严令东北边防军务必于9月底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保证随时可以出动。（注：刘武生、杜宏奇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137页。）
自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便不断采取外交行动，但是，这些外交行动的作用十分有限，不可能起到减缓危机、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的作用。9月15日凌晨，美军实施仁川登陆，攻占仁川市。随后，美军和朝鲜南方军队转入全面反攻，朝鲜战局逆转。
9月29日，在得知美国公开宣称将向三八线以北进军后，中共中央决定对美国扩大侵朝战争的企图予以严正警告。30日，周恩来在政协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做报告时声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4页。）
10月1日，中国收到金日成向中国提出的紧急出兵援助请求，同时，还收到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援朝的电报。（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13页；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571页。）随后，中国情报部门又得知朝鲜南方军队已越过三八线，美军也准备就绪。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警告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66～68页。）印度政府当天即将有关情况通报给英国方面，并称中国人的决定是“最终的”，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意味着朝鲜冲突的扩大化。美国政府很快从英国方面收到了有关信息。（注：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474页。）
10月上旬，中共中央的决策进入最后阶段。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是否出兵援朝。10月2日凌晨，毛泽东草拟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电报，内容是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99页。这本文集在注释中说明，该电报没有发出。）然而，在当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得将这份电稿搁置起来。会后，毛泽东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让他转告斯大林：现在派遣志愿军援助朝鲜“可能会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目前最好“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注：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576～577页。）他特别说明，这还不是“最后决定”，并提出让周恩来和林彪赴苏直接与斯大林商谈。10月4～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出兵问题。尽管在会议开始时与会者仍意见分歧，但到5日下午，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的坚决支持，出兵参战的意见转而占据上风，并最终形成决策。
据彭德怀当时的秘书王亚志回忆，彭德怀最初也不主张出兵援朝，理由是苏联不出面而让中国打头阵，中国军队同朝鲜南方军队交手有获胜把握，但同美军较量则困难很大。为争取彭的支持，毛泽东在私下同他交换意见，列举了中国军队可以出战的三条理由：一是苏联已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二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可能将全部军力集中在亚洲；三是即使中国出兵失利、甚至让美军一时打入东北也没有关系，这样美国就欠了中国一笔债，以后还可以找美国人算账，如果现在不打一下，以后也就没有机会了。至此，彭决定支持毛的主张。（注：采访王亚志记录，2004年8月30日。）在5日下午的会议上，彭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注：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258页。）
6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讨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他在会上强调：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8日，毛泽东正式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通知金日成，中国已决定派遣志愿军援朝。（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在志愿军出动之前，最后一个重要环节是同苏联商讨军事援助和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的问题。10月8日，周恩来和林彪飞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由于事关重大且情况紧急，中苏磋商时间不长，但过程一波三折。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拟详述，只想指出两点：第一，由于斯大林不愿立即提供空军掩护，志愿军出动的时间有所延误，但中国出兵的决心并没有动摇。第二，这个过程其实是中苏之间最后的讨价还价。中国需要从苏联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和保证，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强调的是中国出兵的困难，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在没有证实中国参战的决心之前无意松口。在志愿军首次作战后的第五天，苏联空军第一次出现在鸭绿江上空。这个时间比斯大林在谈判中最后允诺的两个半月早了不少。（注：在朝鲜战争中，苏联空军的任务最初限于保卫中国边境上空，后来扩大到朝鲜北部的交通线，但始终没有承担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
10月19日，彭德怀率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25日，打响入朝第一仗。至此，出兵决策的过程结束。
（三）出兵决策中的难点和关键问题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反应相当迅速。对比之下，中国对美国介入战争的反应则慎重得多，决策过程也长得多。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在决策时面临三个困难：（1）中国是被种种不由自己控制的因素推上解决朝鲜问题的前台，时间紧迫，能做出的选择有限；（2）美国是中国的明确对手，而中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3）国内局势尚不稳定，涉外决策面临的变数多、风险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着重思考和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毛泽东认为，三八线是一条底线。他后来回顾说：“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注：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和抗美援朝决策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周边事务时必须考虑的两个要素：一是国家安全的基本需要，二是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原则。这两者互相联系。即使没有冷战这样的大背景，中国也不能允许另一个大国侵略自己的邻国，把它的军事势力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家门口。如果对此听之任之，中国就没有安全可言，没有国格和尊严可言。所以，毛泽东说：“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注：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257页。）周恩来说，我们“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第二，出兵与不出兵，两种决策的利弊得失的比较。决策期间，主张不出兵的主要顾虑：一是军队的装备差，训练不充分；二是国内困难太多，新中国需要一段和平时间来巩固政权、恢复经济、从事建设。（注：参见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321页。）但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进一步分析认为，不出兵同样会付出沉重的代价：（1）如果美国大兵压境，中国也不可能安心建设；（2）如果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同样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和军力，而且年复一年，看不到尽头；（3）如果对美国不抵抗，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4）中国人在精神上将长期受到威胁，中国周围的民族国家也会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这对于中国、对于和平民主阵营、对于亚洲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运动都是不利的。（注：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3～75页、第112～114页。）与此相反，出兵参战有可能扭转全面被动的局面。正如周恩来所说：“如果给以打击，让它（美国）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5页。）同时，中共领导人对自己久经沙场的军队抱有信心。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利弊比较，毛泽东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4页。）
第三，出兵参战的目的、参战的前景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危机处理过程的决策阶段，行动的目的、前景和目标都必须加以明确。抗美援朝决策的情况也与此相符。关于中国出兵的目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八个字已经说得很清楚，无须赘述，需要说明的是中共领导人对参战前景的估计和他们所要实现的目标。
在决定参战之时，毛泽东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最乐观的是中国军队把美军赶出整个朝鲜半岛，最糟糕的是志愿军越过鸭绿江后即被美军兜头赶回来。在各种可能之中，中国领导人认为，比较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中美两军在朝鲜形成僵持，美国公开对中国宣战，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在10月2日原拟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着重强调了这种可能。（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98页。）不过，在中国领导人的各种决策之中，这只是必须准备应付的最为不利的局面，而不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同时认为，由于有中苏同盟存在，如果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就会变为全面战争、变为世界大战，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实际不大。（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92～93页。）第二种是中国出兵能顶住美国的进攻，挫其锋芒，使战争局部化，然后再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这种可能是中国所要争取的，中国出兵的目标也是据此设定的。这一点常被研究者所忽视。人们往往夸大了毛泽东的信心，以为他在出兵决策时就抱定了要将美国人赶出整个朝鲜半岛的雄心壮志。
对于中国寻求的主要目标，周恩来在志愿军出动后即做了说明。10月24日，他在政协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5～76页。）此后一段时间，他又反复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国知难而退”，使战争“局部化”，迫使它接受和平。“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要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的。”（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92、109页。）事实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最初阶段正是按照这一目标进行军事部署的。在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毛泽东一直强调：“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要力争首战胜利，以“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40～141页。）
简而言之，在新中国历经的各次危机处理中，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可以说是一个经典范例。这次决策有三个特点：第一，决策过程体现了民主集中精神，由于对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做了相当充分的分析比较，这就为下最后决心提供了可靠的基础。第二，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充满预见，出兵的准备工作因此得以提前开始，并没有受到决策过程曲折的干扰。这使得出兵决策一旦确立便可立即付诸实行。第三，参战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根据客观环境，依照量力而行的原则制定的。尽管这个目标在战争过程中有所摇摆，但战争的最后结局表明，还是最初设定的有限目标符合实际。
二、中国在越战中的危机处理：应对战争逐步升级
与朝鲜战争不同，越南战争经历一个逐步升级再降级的过程，分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和战争“越南化”三个阶段。在1961年美军直接卷入越战之前，中国已经确定了“援越抗美”的方针。在越南战争发展的过程中，中方的对策一般说来是循序渐进的。只是在应对美国从特种战争向局部战争升级时，中方的决策才带有危机处理的性质。
（一）从“援越抗法”到“援越抗美”
新中国成立时，由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法战争。印支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虽有长期的历史关系，但在1949年之前双方的联系十分有限。
1950年1月，胡志明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和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他要求苏联和中国给予援助。斯大林考虑到二战后世界格局、苏法关系对欧洲局势的影响以及越南地处遥远等因素，决定将援越事项交给中国。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和留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人经研究决定，不惜影响中法建交，也要支持越南抗法。同时确定，主要以介绍经验、提出指导意见、派遣顾问团、给予军援和经援的方式帮助越南作战。这种援助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公开；第二是有限，即规模虽较大，但不直接出兵。这与稍后做出的抗美援朝决策不同。
1950年1月18日，中国在世界上率先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即按商定办法向越南提供援助。在中国的帮助下，印度支那战局很快发生重大转变。1954年夏，在支持越南取得抗法战争的重大胜利后，中国领导人又及时做出争取通过日内瓦会议实现停火的决策。这一决策的成功实施对保障中国的安全、避免再次陷入一场朝鲜式的局部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内瓦会议后，法国逐步从越南南方撤军，美国取代了法国的地位。但是，美国从不打算执行日内瓦协议，让越南通过和平选举实现统一，而要长期维持南北分裂的局面，把越南南方建成一个反共堡垒。这使得中国、越南北方与美国的冲突不可避免。1955年，吴庭艳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了越南共和国政府。从1959年起，越南南方出现了抗美反吴的武装斗争。鉴于形势的变化，越共中央决定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解放南方。
1960年5月，越南北方领导人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阐述了在越南南方斗争的新方针。中共中央对越南同志的决定表示赞同。（注：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中国率先予以承认。这标志着中国确立了援越抗美的政策。
（二）应对美国侵越战争升级
为稳住越南南方的局势，1961年5月14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派遣400名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和100名军事顾问进入越南南方，标志着特种战争的开始。
美军直接介入战争立即引起了越中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越南决定立即扩编武装部队，不仅扩大南方的武装部队，而且加强北方的武装力量。中国也对此做出反应。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内外处境艰难，周边安全受到多方面的威胁，但中国明确地把东南方向作为战略主要防御方向。
1962年夏天，应越方要求，中国领导人决定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营的武器装备。（注：柴成文、黄政基、张常仪：《三大突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页。）此后，中国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援助不断加强。1963年，越南开始担心美国会入侵北方。为此，越方又提出了在美国扩大战争时中越两军协同作战的要求。当年7月，中越两国签署了两军协同作战的文件和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
1964年7月，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党的领导人在越南河内举行三国党的会议。这是越南战争升级前三国党的领导人一次最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不仅确定了中、越、老三国、三军共同抗击美国侵略的基本方针和原则，而且确定了中国应对美国战争升级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战争形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美国强化特种战争，二是美国把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在越南南方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越南北方。不管美国采取哪一种方法，中国人民必将出面支持东南亚人民的斗争。他强调：“我们的斗争方针是，尽一切可能把战争限制在目前范围之内，同时积极准备应付第二种可能的情况。”在发生第二种可能的情况时，中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注：关于1964年7月河内三党会议的情况，参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为贯彻这一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
1964年8月2日，越南北方鱼雷艇部队与在北部湾海面进行挑衅性巡逻的美国军舰发生交火。美国政府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开始侵越战争升级。5日，美国飞机首次轰炸了越南北方目标。同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为扩大侵越行动打开绿灯。
由于中越双方已经对美国的战争升级有所准备，所以能迅速做出反应。1964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命令有关军区和军兵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注：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4页。）8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蓄谋发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是跨过“战争边缘”，走上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第一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这就明确宣布了中国在越南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底线。
1965年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借口驻越美军波莱古基地遭袭击，批准对越南北方实施代号“滚雷”的战略轰炸行动，随后又批准向越南南方派遣美军地面部队。这标志着“特种战争”已升级为以美军为作战主体、以“南打北炸”为特征的“局部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的报纸大肆宣传，称在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样的所谓“庇护所”。在中越边境地区，美国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空进行侦察、骚扰。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战争威胁做出了最强烈的反应，并迅速采取了四项措施：第一，中国再次声明准备派遣人员到越南与美国军队作战。196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国人民“时刻准备着，当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消灭美国侵略者”。
第二，中国决定对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军飞机予以打击。4月上旬，入侵中国海南岛上空的美军飞机向中国海军航空兵执行巡逻警戒任务的飞机发射导弹。针对美国飞机攻击中国飞机的情况，中国军方立即决定改变以往对入侵美机只派飞机监视，不主动发起攻击的规定，对所有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国军用飞机“坚决打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和空军部队进行了保卫领空作战，在海南岛、广西等地区连续击落入侵美机。
第三，全国开始转入临战状态。4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以防美军轰炸中国境内目标，甚至入侵中国。毛泽东提出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59～360页。）
第四，通过多种途径向美方传话，一方面表明中国希望避免同美国的战争，另一方面表明中国已做好了应战准备。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说：“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历史作证。”他还说：“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44页。）同年4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时，请他向美国转告三句话：第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第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第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周恩来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将抵抗到底，别的出路是没有的。”针对美国某些人关于如果发生美国对中国开战，美国将只进行轰炸，而不使用地面部队，从而限制战争规模的说法，周恩来非常干脆地说：“战争这样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美国在空中轰炸，我们在地面上可以用别的办法到处活动。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所有的军人都了解这一点。”（注：《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43页。）为确保这一口信能送达美方，5月31日，陈毅在北京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再请英方向美方转达周恩来的口信。一周后，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注：参见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2～39页。）
在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之后，越南党和政府的基本方针是：进一步加强在南方的斗争，加强北方的防空作战，力争把地面战争限制在南方，把美国对北方的攻击限制在空中轰炸的范围之内，在此基础上夺取战争的胜利。对越南的这一基本方针，中国是赞成的。
为应付战争升级，中越双方开始就派遣中国支援部队入越问题进行协商。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国防部长武元甲受胡志明主席的委托，率越南代表团访问中国。在中越双方的会谈中，越方向中方正式提出派遣支援部队赴越南北方的请求。会谈后，两党达成了关于中国向越南派遣支援部队的协议。（注：《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时期的中越关系》，载《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曲爱国、鲍明荣、肖祖跃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5月16日，正在中国休养的胡志明主席与毛泽东主席在长沙进行会谈，就越南战争的形势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在此前后，中越两军的领导人根据两党中央会谈的精神，具体商谈了中国向越南北方派遣支援部队的事宜，双方同时商定：中国支援部队进入越南之后，接受越南人民军总部指挥，由越南方面赋予任务。关于中国支援部队的名称，双方最初商定高炮部队称“中国志愿人员参加越南人民军”，施工部队称“中国志愿工程队”，后来则统一改称“中国后勤部队”。
1965年6月9日，第一批中国志愿部队——中国志愿工程队第2支队开入越南。中国支援部队援越抗美军事行动由此拉开帷幕。越南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是中国支援部队出动人数最多、担负任务最为繁重的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任务。到1969年3月为止，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95个团和83个营，总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余人。（注：曲爱国、鲍明荣、肖祖跃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第12页。）
（三）中美从战争边缘走向缓和
军事接触一旦发生，冲突程度的控制往往不是交战的任何一方所能把握的。在越南战场上，中美两国显然都吸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双方都不希望发生正面冲突。正是这一点，最终使得越南战争没有成为另一场中美之间的战争。
在援越抗美过程中，中方决策中最棘手的问题始终是：如何在一方面满足越南人不断提高的援助请求，在另一方面又避免同美军发生大规模直接冲突，特别要防止美国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境内。在应对美国战争升级时，中方竭力使美国明白，中国无意挑起对美战争，中国的反应将是对等的：如果美国的军事卷入仅限于越南南方，中国就不会派兵参战；如果美国对越南北方的入侵只限于海空作战，中国派出的参战部队也限于在越南北方的防空、工程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军事活动。美方显然理解了这一点，始终没有派遣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北方。
除有限的几次私下传话之外，在缺少直接联系渠道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沟通主要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的，即以军事姿态表明自己的意图，并按照表达这一意图的需要来披露或隐瞒相关信息。在这方面，双方都积累了一些经验，因而能达成一定默契。例如，在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中国支援部队是秘密进入越南的，没有使用任何公开名义，也不在一线作战。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既要给美国以警告，又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事实上，美国很快就发现了中国援越部队的行踪。从1965年8月下旬开始，美国飞机连续袭击中国援越高炮部队和铁道部队，随后又多次袭击中国援越国防工程部队。西贡电台广播说：中国“志愿军已开入了越南北方”。被俘虏的美军飞行员和南越特务也供称：美国飞行员接到命令，专炸穿“蓝衣服”（注：当时，在越南的中国支援部队着装有所不同，高炮部队换穿了越南人民军军服，而施工部队则穿蓝色工作服。）的中国人。但是，美国人一直不公开中国军队已进入越南北方的事实。这个姿态使得中国领导人了解到美国并不打算进一步扩大战争。毛泽东说，美国人是“留了一手”的。（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2页。）由于中美双方的克制和彼此都了解对方的克制，越南战争的升级终于得到控制。
1968年，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开始对越南战争实施“逐步降级”，把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范围缩小到北纬20度线以南地区，并于5月10日开始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在法国巴黎进行和平谈判。10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完全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炮击和海上袭击。从1969年1月起，美国侵越战争进入所谓“越南化”阶段。此后，经过中越双方的协商，在越南的中国支援部队于1970年7月全部撤出越南回国。（注：1972年5月至1973年8月间，尼克松政府恢复了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中国应越南要求，再次派出支援部队进入越南北方，担负陆上运输和海上扫雷等任务。）当中美从战争边缘后撤之时，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已在暗中启动。
三、中国危机决策的若干特点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反映了冷战时代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这两次对抗均由中国的邻国所引起。我们经常说在中美关系中总有一个第三者在起作用，但是就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言，这个第三者是具有特殊性的。
当时，中国、朝鲜和越南都面临着共同的寻求民族独立和统一的历史任务；这三个国家都由共产党领导，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同时，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原因，中国同这两个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将它们视为自己的门户。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原则上支持朝鲜和越南两国共产党和两国人民寻求民族独立和统一的主张。中朝、中越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朝鲜和越南既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又担心中国影响其内部事务，因此，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援助并非主动。但当对方提出要求时，中国的回应是积极的，具体的援助方式则视情况而定。由于美国对这两个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武装干涉，使中国本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才使得中美之间的对抗变得不可避免。
在处理这两场危机时，中国领导人几乎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使用武力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实力强大而且抱有巨大敌意的对手；另一方面，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一代中国领导人都是职业革命者，经历过无数次危机，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因此，在面对这两场危机时他们会很自然地考虑到使用武力的问题。但是，考虑使用武力并非意味着希望战争。在面对危机时，中国领导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力争最好、准备最坏。他们处理国共关系的长期经验表明，通过一些小摩擦有可能制止一些大摩擦，甚至以战制战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危机的办法。
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个案例来看，在应对危机时，中方的决策基本遵循一个大致的程序。第一，对突发事件或事态发展做出初步的外交反应。第二，进一步分析形势，确定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第三，向对手发出预警信号，同时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第四，当对手不理睬警告信号并越过底线时，按照既定方针采取行动。当然，如果对手接受了警告，危机就趋于缓解。
在应对这两场战争时，中国内部的决策机制相当简单，重大决策在党的高层按“民主集中”方式做出。党内高层交换意见、统一思想有两个途径：一是召开高层会议，如政治局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二是会外个别交谈，寻求共识。在思想大致统一之后，由毛泽东做出最后决定。朝鲜战争出兵决策是党内重大决策中最能体现“民主集中”精神的一次。对中国来说，在这两场战争中比较复杂的问题是，有些决策需要与盟国磋商和协调。相比之下，朝鲜战争初期，中、苏、朝三方的协调比较困难，而在应对越南战争升级时中越两方的协调则较为顺利。中越出现矛盾主要是在越美和谈开始以后，而在中美和解开始后这一矛盾就迅速扩大了。
从危机处理的角度来看，在应对这两场战争时，中国方面决策的原则和思路基本是一样的：第一，中国不主动挑起对美战争，但不惧怕战争，并做好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第二，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中方决策中最关键的环节是确定出兵参战的底线。在朝鲜战争中这条底线是三十八度线，在越南战争中是十七度线。中国强烈的预警信号就是在美军接近这两条线时发出的。在中国看来，这两条线规定了避免中美直接对抗的安全距离。以这两条线作为出兵参战底线，也表明中国当时的态度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
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显然没有意识到三十八度线对中国的意义，而是错误地认为只要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即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在越南战争升级时，美国则小心谨慎地注意保持与中国的安全距离，其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越过十七度线。此外，由于有了朝鲜战争的经验，在越战升级的过程中，中美双方通过公开宣言、私下传话和战场姿态能够比较有效地实现信息沟通。双方都学会了区分对手的恫吓与现实威胁，都明白对方作战的范围和限度。中国知道美国介入的程度会有多深，美国也了解中国将向越南北方提供多少援助。可以说，双方在对抗中建立了最初的信任。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上述差别使得中国和美国两次对抗的形式和结果大不相同：第一次是直接对抗，导致了两国的长期隔绝。第二次是间接对抗，对抗尚未完结两国就走上了缓和之路。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北京100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