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四年前，我便听说金冲及先生正在整理当年胡乔木、胡绳等在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时的谈话记录。现在，这些谈话终于整理完毕并成书面世，书名是《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简称《一本书的历史》）。金先生对学术研究真的是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对他来说，这是了结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对党史后学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经典背后的思考
《七十年》是一部经典的党史学术专著。可称其为经典，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这部书可谓党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梳理了党的70年历史的完整脉络，构筑起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丰富内容的框架。第二，这部书充满新意，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与此前出版的党史书相比，其写作的指导思想远胜一筹，对历史的记述力求真实，立论不拘泥成说，选用史料丰富且精当，写作手法亦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第三，这部书代表了老一辈（或第一代）党史工作者对党史的研究和认知。先后主持这项工作的胡乔木和胡绳学识渊博，是党史学界的泰斗。他们不仅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而且长期从事和领导党的宣传工作和党史研究工作，对诸多问题均有深入研究和反复思考。这样的史家也绝非寻常环境所能造就。《七十年》已出版24年，至今仍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保持着很大影响。此后出版的通史性党史著作，或繁或简，大多以《七十年》为蓝本或摹本。
一部上乘的史书，离不开修史者对相关历史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宏大精妙的构思和娴熟的写作技巧，更离不开史家对历史的洞见和领悟。从事过历史研究工作的人大都有这种体验：一段历史，研究它时的思路与编写史书时的思路常常很不一样；一部成稿几经斟酌推敲，虽是思索的结晶，却无法呈现思索的过程及其内容的丰富。在拜读一部经典之后，如果能了解到文字背后史家的观察和思考，那必定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启迪。金先生是《七十年》的主要作者之一，参加了该书编写的全过程，聆听了胡乔木和胡绳的多次谈话。他晚年经过反复掂量后，决定花大气力整理这些谈话记录并付梓，其原因便在于此吧。
关于《一本书的历史》，金先生有两点重要说明。在《前言》中，他说：胡乔木和胡绳在编写《七十年》的过程中，一直在认真地思考，不断提出许多问题来探讨，谈话的内容几乎涉及这70年党史中的各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这种特定条件，很少有可能听到他们这样系统地发表对中共党史的意见。而系统地阅读胡乔木、胡绳的多次讲话，对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一些问题为什么要那么写，对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是有益的。金先生还强调：这些谈话带有探讨和工作性质，并未准备发表。2014年12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说：“严格说来，这本书是胡乔木、胡绳讲的话，我只是记录、整理，没有发表什么自己的议论，更不会以我的看法改动他们的观点。所以署名只有个名字，没有写‘著’，因为内容不是我写的，是他们的话；也没有写‘编’，他们没有授权我编。写我的名字表示我负责任就是了，这里的内容都是严格按我自己的记录整理的。”
《一本书的历史》将胡乔木、胡绳等人关于《七十年》写作的谈话按时间顺序分成6个部分：第一、二两部分是编写任务的提出和编写大纲的拟订，内容涉及写作的指导原则、基本要求和大的思路；第三、四两部分是胡绳在修改初稿时的多次谈话，内容涉及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认识；第五、六两部分是关于《七十年》的出版，内容涉及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此书出版时的讨论和举行出版座谈会的情况。此外，附录还收入了胡乔木的3篇和胡绳的1篇在其他场合关于党史问题的讲话，以及金冲及回忆胡绳的1篇文章。
《一本书的历史》约20余万字，并不算厚重，但读来却不轻松。谈话是在写作过程中陆续进行的，涉及的问题很多，有些谈得比较集中，有些则谈得比较分散；特别是如果要了解谈话的语境和最终处理情况，必须与《七十年》的内容相对照。这本书笔者已经读了三四遍，仍感到难以全面把握。这里，只能就感触较深的几点加以介绍并谈些粗浅的认识。
党史的战斗性与科学性
《一本书的历史》第一部分记载：在1990年3月8日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提出编写一本党史书的任务，其基本设想是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篇幅不大的，便于更多人阅读的党史简本。这里，笔者想就此前的情况做些补充说明。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叶剑英、陈云等老同志就提出要编写一部党的信史公之于众，但那时的条件尚不成熟。1980年初，中共中央成立党史委员会和专门的工作机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1985年，又成立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整个80年代，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大潮下，党史学界十分活跃，党史研究也打破了以往的研究禁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开始进入黄金时代。这一切都为编写一本新的、比较完整的、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党史书创造了条件。
到1990年3月召开党史工作座谈会时，编写一部新的党史书已显得十分必要。除了上述背景和此时距党的70周年诞辰还有一年多时间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因素是：中国刚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上思想比较混乱。这就使得加强党史研究、宣传和教育的任务变得更加突出和紧迫。当时已有的党史书（大部分为“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一般只写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少数的写到1956年前后，个别新编的虽然也写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但相关内容非常简略。
在座谈会上，三位参会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先后讲话。
薄一波首先说：现在急需实事求是地写出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留给后人看，也有现实意义。写历史，就是要真实。
接着，胡乔木就怎样加强党史研究、宣传和教育问题提出6条建议：（一）认清党史工作的战斗性；（二）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三）党史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要更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四）加强和改善党史、革命史的教育和宣传工作；（五）加强对党史出版物的领导和管理；（六）加强党史队伍本身的建设。在这6条中，笔者认为前两条是重点。关于战斗性，胡乔木强调：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党史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将来；我们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的，是为将来而研究过去的；党史工作者必须站在与敌对势力、敌对思潮斗争的最前线。关于加强科学性，胡乔木讲得更多，要点是党史工作者要阐明：就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说，我们党的产生、兴起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党的斗争胜利都是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才取得的。
胡绳在讲话中提出：要重视建国以来40年的党史，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而这段历史和当前现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还说：研究建国后的历史，已有抢救资料的问题，还有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要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这段经历；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新的制度，在产生、发展中间必然要经过许多曲折，没有一套现成的成功经验，不可避免会有复杂曲折的现象。他强调：要使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有坚定信心，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在建立统一思想方面，党史研究工作是可以很有作为的。
胡乔木、胡绳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对党史工作具有长期指导意义，实际也提出了编写《七十年》时所应遵循的原则。
写书要有好的思路、好的见解
《一本书的历史》第二部分主要记录胡乔木在拟订《七十年》编写大纲时的几次谈话。那时，胡乔木准备亲自主持这本书的编写。（稍后，胡乔木把主持编写这本书的任务交给胡绳。原因是这时他的身体已很衰弱，并开始撰写关于毛泽东的回忆，他把有限的精力大部分投入到后面这本书上。）这些谈话反映了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思路。胡乔木反复强调的就是：这本书“要提出一个能贯穿始终的思想”，“要提出一些见解”。他特别指出：“对于过去的一些说法，不能全盘接受。那样，写不出党的历史。”他还说：“不能满足于历史问题决议。那是个骨架。”
在看了最初的编写大纲后，胡乔木显然不满意，认为“思路不清楚，条理不清楚”。有感于此，他说：考虑到当前要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抄老本子就可以做到。不要想得太简单了，要提出一些见解。没有见解，这本书人家就不要看了。事情就这么多，但是要把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不容易。思想上要理出个头绪，写出来要使人读得下去。写得有条有理，不容易。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不行。对历史要有一个观察点。你发表评论，要有一个思路。要使人看了觉得有新意，要说清楚发展的脉络，不是像搭七巧板那样，拼起来就行。要找到一个脉络，才能笼罩全书，才有这么一口气。
关于全书的大思路，胡乔木讲了如下一段话：“70年要贯穿一个思想，就是中国要搞革命，要搞建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怎么结合起来要进行探索，要靠中国人自己来了解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下正确的决心。这中间会碰到各种挫折，但是我们党还是总结了教训。就基本方向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直在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尽管犯了错误，还是要为人民谋福利，把中国推向现代化。整部书要有这么一个思路。”
胡乔木还说明，要出新意就必须有针对性。他说：要写一部70年的历史，如果平铺直叙，像老的党史写法一样，不可能吸引今天的青年和思想界的注意。因为这个稿子一方面要对党的历史做总结性的回顾，有肯定，有评价，有批评；另一方面，要答复青年中间一些重要的跟党史有关的思想上的问题和一些错误的、歪曲的看法。希望写的时候，这个稿子能澄清思想上的一些混乱，有这个目的和没有这个目的写起来很不一样。
循着这样一条大的思路，在主持编写《七十年》的过程中，胡乔木和胡绳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回顾的眼光看，“中国党当年为什么能够成功？成功中也经过种种曲折，在沉重的打击下，能够存在、发展到胜利。胜利以后，又有许多曲折”。从他们前后多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写党史不仅要写党取得的胜利，也不能回避党的错误和失误，并要认真加以分析，因为党是在曲折中成长并臻于成熟的；反映历史的曲折才能真正写出我们党的特点，让人看了之后感到确实有说服力。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十分深刻的。
关于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所出现的曲折，胡乔木和胡绳曾作过反复思考，一些新的见解便是在思考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在讨论编写大纲时，胡乔木就提出：实际上，在八大以后，党内是有两个指导方针。《一本书的历史》中特别说明：从胡乔木前后多次讲话来看，他不是指领导集体内有两批人，各有一个方针。而是指领导集体内、甚至同一个人头脑里存在着两个思路、两种趋向，起伏不定。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一会儿正确，一会儿错误。胡绳在谈及这段历史时也说：犯错误时也要一分为二，许多事情不是成功的就一切都好，错误的就一切都不好。历史有个总结经验的问题。要搞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个不断加深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
在修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初稿时，胡绳提出：这一段要有个总论。摸索十年，取得经验。遭受的失败也是可贵的经验。最终，这些思考形成了《七十年》第7章第9节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主要指八大前后党提出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主要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两个趋向”的观点意在说明：正确的认识与错误的认识在实践过程中常常混在一起，并非截然分开，一时也难以分辨，这就导致了历史的发展必然有所曲折；而正确地加以总结，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对于这个观点，胡乔木和胡绳都十分看重。今天看来，这个见解不仅对认识和理解这十年的历史，而且对认识和理解党的全部历史都有启示作用。
历史要有政治性，党史要用“董狐笔”
力求真实，这是《七十年》写作之初就确定的原则。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时代的需要。对于编写大纲初稿，胡乔木批评其“思路不清楚、条理不清楚”，首先就是指标题行文没有脱离老套，没有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都加以合理化。”他举例说，对“合作化高潮”之类的说法，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错误的，党内已有公论，要说得公道。
在编写和修改《七十年》的过程中，胡乔木和胡绳有很多思考，或涉及事件，或涉及人物，或涉及对历史的宏观认识和把握。他们许多新的分析、认识和评价，不仅对《七十年》的写作，而且对推动党史研究走向深入起到重要作用。这些思考涉及党史的各个时期，这里限于篇幅，仅举笔者印象较深的几个例子。
关于全书第一章，胡绳把初稿开篇从鸦片战争写起，改为从辛亥革命写起，把原先对历史的长篇记述改为以论述为主。这一改变不仅是为了简洁，而且是为了突出与中共建党最相关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胡绳提纲挈领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说明的问题不是中国现实原本没有的，而是中国本来就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详细研究，只是抓了两个东西：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党，它是以分析阶级力量、依靠阶级斗争来进行革命的党。中国共产党也不同于许多外国的共产党，中国党的特点是从一开始就做群众运动。十月革命使中国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转向学习俄国，但中国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还是以内因为主。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特别强调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当时的背景，是讲给苏联听的，因为斯大林对中国党不放心。
关于大革命这段历史，胡绳提出：不能夸大党在这个时期的影响，好像一开始几十人几百人就影响几千人几万人。实际是慢慢把群众、特别是庞大无声的中间群众吸引过来的。到土地革命时期，对中间群众的影响还缩小了一点。而抗战时期是个大发展。不把这个脉络搞清楚，就容易夸张一些时期的作用，反而说不清楚整个发展的脉络线索。关于大革命的失败，胡绳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陈独秀对右倾错误是有责任的，但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给陈一个人。他主张过退出国民党，这不能说右，还有个尊重第三国际的问题。总之，要不就“左”，要不就右。这么复杂的政治局势，幼年的党怎么应付得了？应当说，他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史学界有不少争论。胡绳从反面设问，巧妙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抗战都是你领导？那么蒋介石也归你领导？他的错你也要负责？是不是叫‘合作领导’？抗战也有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他也想领导，我也要领导。最后他的领导作用给我们限制住了。总的说抗战不是按照他的方针进行下去，而是共产党的一套政策才坚持到底，也限制了投降、倒退和分裂。我们影响了各派政治势力。”《七十年》一书关于抗战一章，没有直接回答领导权问题，而是在标题上使用“中流砥柱”一词来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后来，刘大年先生提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笔者以为，这个观点客观公允，海峡两岸均可接受。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当下十分引人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前30年与后30年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在写作《七十年》的过程中就碰到了。不过，那时是前30年与后11年的关系。对此，胡绳讲了一段话：“我们深感经济再不能大起大落了。这是从30年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用这些来教育干部，同时又不能造成一种印象：过去只有错误的累积。现在这11年，还是在过去30上的基础上搞的，还有教育、经济发展水平，是在这个基础上来搞改革开放的。”的确，历史不能割裂。正是由于前30年各方面的积累，加之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得以开辟。
写历史要有波澜、有起伏、有新意
在指导编写《七十年》和修改书稿的过程中，胡乔木和胡绳用心颇多的一个方面是，如何把一部比较简略的党史写得有波澜、有起伏、有新意。
撰写史书离不开叙事。大约在写作《七十年》之前一年多，胡乔木在审看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就提出：怎样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使人读起来一方面感到轻松，另一方面感到是老的历史有新的探索、新的见解、新的表述，这样才会对书有新的评价。《七十年》写作刚开始，乔木就提出：不能写成一部流水账，不能是一个微雕，而是要以一个段落、一个段落，说明那些需要回答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被接受。胡绳在修改《七十年》书稿时也说：写作的困难，还在叙事。记事文，怎么写得有点波澜？现在是压缩式的，文章缺少波澜，让人看了没有喘气的余地。其实，胡乔木和胡绳所说的，是一般党史专著的通病。
如何避免这样的通病？首先要做到详略得当。胡绳说：简化也不是平均化，细的地方要非常细，粗的地方可以非常粗。他举《木兰辞》为例说：“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写得很细；而上路之后仅有两句话，“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总之，有的要有概括，不能太琐碎；有的要有特写。那么，哪些地方需要写得详细？胡乔木说：一定要有新的、过去没有着重讲过的，甚至忽略的，而现在需要解释、说明、强调的内容。他还说过：早已作了结论的问题当然不可能不重复，但要尽量减少一些，避免过于重复。不然，不用看党史，只要看决议、毛选就行了。
全书的谋篇布局也有详略问题。胡绳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提出：“文化大革命”一章不能在总的篇幅占得太多，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总的讲，“文革”是个插曲。他还指出：不能把这个时期的党史只写成毛泽东的错误史和林彪、“四人帮”的压迫史。要回答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部分不是写“文革”史，是写“文革”中的党史。主角是党、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部分权力被篡夺是事实，但是党没有完全消失它的力量。
打破沉闷，避免“流水账”式的写法，更重要的是要夹叙夹议。在拟写提纲时，胡乔木就提出：全书要有五分之一篇幅带言论，才有话可说。一方面是自我认识，做出什么评价。对老同志，回顾有哪些根本的经验教训和根本的传统；对普通读者，要能够答复疑问。如果整个都是叙事，就达不到这个目的。一部书应该是一篇长的论文，不可避免地带有论战性；等于一个党史的演说家在演说，不是一个教员在课堂上讲课。要引起广泛的兴趣。他还说：书要写得有分量，要照顾大局，还要有点分析，要使人看了觉得是内行人说的，是懂情况的人说的。要有些议论，真正对人有启发。老说那些说过多少遍的话，读者不会有兴趣，我们也没有兴趣。
事实上，《七十年》中议论的部分远不足全书五分之一篇幅，但这些议论和点评精当而耐人回味，常是书中最出彩之处。后来，胡绳在《胡乔木和党史工作》一文中回忆了《七十年》最后修改和定稿的情况，并列举了五六个例子，很详细地说明了胡乔木在最后审定书稿时所做的修改。胡绳认为：这些修改不但使这本书增加光彩和减少疏漏，而且也反映出胡乔木对于党史的真知灼见；经胡乔木修改后，有些句子才成为真正具有概括性的论断。而贯穿在这些修改意见中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胡绳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要求：“这些议论不是脱离事实来写，不是在事实讲完以后再讲几条经验，那常常索然无味。写事情本身中也有议论，最好画龙点睛地说几句，文间要有点波澜。”从成书看，这样的效果达到了。读《七十年》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厚重而又趣味盎然。
写党史应多采取一种科学的、民主的态度
《一本书的历史》在附录中收录了胡乔木、胡绳关于党史的其他几篇谈话。其中第一篇是胡乔木于1988年9月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书稿的修改。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写的党史，要考虑现在的形势，要有一些新的面目，有新材料、新观点、新态度。这些想法和要求，在《七十年》的编写中也得到体现。
这次谈话是从新史料透露的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情况说起的，随后讲到现在的写法是摆材料多，有一种官方档案汇编的感觉，思想体现得不够，缺乏新的面目、新的态度。胡乔木谈话的重点在于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写党史应抱什么样的新态度？二是怎样才能体现出党史的科学性？
关于新态度的内容和实质，胡乔木讲了三点：
第一，写党史要把人民放在中心。党史是人民构成的历史，跟人民斗争的历史分不开。要讲清楚党在人民中间奋斗，是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引导斗争，密切地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党的斗争不能跟人民的斗争分开，人民斗争跟党的联系也很多。我们要在人民斗争历史的背景下写党史，党中央和领导人要写，但是要避免分量太大。说党在群众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方面要说得很适当。因为有些话我们用惯了，不知不觉随时会流露出来，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把事实说清楚就行了。
第二，党是依靠跟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跟共产党合作的人应当在党史里有他的地位。其中有些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没有加入共产党的那些人，也是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如宋庆龄、鲁迅、邹韬奋、沈钧儒、高崇民、杜重远等，在党史书中他们应占有适当的篇幅。
第三，要写党的广大干部党员。党中央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党中央不能离开干部和党员就能够使革命发展。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多写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各个革命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虽然不可能详细地写，但是应提到，也要选择一些普通的党员加以描写。
关于党史的科学性，把胡乔木谈话的要点加以归纳，大致有三层意思：
首先，他强调党史要多讲事实，要叙述大量的丰富的事实，因为历史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必要时作点概括。要多用新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要有新的见解，对事实的描述和分析要有新认识，新的思想。
其次，他指出要重视和使用来自各个方面的材料，表明党史是在掌握了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写的。胡乔木说，我们的论断要更多地采用现有的材料、客观的材料，已经发表的材料和没有发表的材料都要用得比较充分。不但是党中央的决定、领导人的著作，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使用蒋介石的讲话、美国人的评论、张治中和李宗仁的回忆录等，如果像这样一批人写出来的东西，我们也尊重，也使用，这才是历史的公正的证言。我们跟这些证人共同来探讨历史。引用多方面的材料来表明我们的观点。这样就使得党史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你不是共产主义者，照样可以看得津津有味。要有这么一种态度，要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写。
最后，他提出写党史要多采取一种民主的、科学的态度，避免一种硬邦邦的强迫别人接受的感觉。胡乔木说，不是说别人的东西都不行，我才能够做最后的判断、最权威的判断。没有这种权威。权威就是人民，权威就科学，就是对历史所做的科学研究。
作为党史研究者，胡乔木和胡绳都非常重视史料，重视学术动态，不仅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一本书的历史》中记载，在修改《七十年》书稿的紧张日子里，胡绳还抽空翻阅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等外国学者的著作。那段时间，笔者正参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编写工作。胡乔木在谈延安时期中共与美国接触时，也询问过国外相关的新材料、新观点，而且听得很认真。品读《七十年》，事实的叙述和把握，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不少地方都表现出那种深厚的学术功力，那种令人叹服的对历史宏观的驾驭。
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永无休止
《七十年》是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出版的。在决定出版的会议上，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力群说：“总的印象，这本党史在已有的范围内，比过去高出一头。”这个看法是代表性的，实际是很高的评价。
稍后，胡乔木为《七十年》写了篇题记，颇有意思。他肯定《七十年》“正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并说“无论如何，写这样的书而能写成这样，是不容易的”。话锋一转，他又说这部书并非“十全十美”，而且只成“一家之言”。看《七十年》的题记和后记，都未提该书是否经中央审定，而只说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审议批准出版。胡绳说，这是为了欢迎大家提出意见，以便在适当时修订再版。附带说一句，这部书是由中央组织班子编写的，署名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胡绳主编。标明主编是学术著作的规范，表示某个具体人要对全书内容承担责任。当然，胡绳是名副其实的主编。不过，他晚年在编辑《胡绳全书》时，唯独没有把《七十年》收录其中。显然，他并不认为这是一部个人著作。
对《七十年》的态度反映了胡乔木、胡绳历史观中一个很深刻的思想，即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研究永无休止。在指导《七十年》写作时，胡乔木就说：历史需要不断重新观察，每次观察要有新的内容。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观察。人们的思想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简单的几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要宣传党的70年，就要看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确实说出些新东西。
从这种思想出发，胡乔木十分反感那种论断式的、以权威自诩的写法。他曾说：写党史的时候，最好减少“一、二、三、四”这种形式的论断，列举出来，而且按顺序排列好。这样好像就是结论，就是权威，但历史研究永远没有最后一页，是不断发展的。当然要有论断，但不要表现出一种姿态，好像在下最后结论。这样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你是在作法院判决，不是让人家来思考，只是让人家接受。我们的党史是开放式的，不是企图把所有的问题全部分析完，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用这种写法，好像不要读者去思考了，好像我们就代他思考好了，这些结论都不能动摇了。要避免采取这种形式。20多年前的这些话，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振聋发聩、感慨万分。
在《七十年》题记的最后，胡乔木写道：“进入下个世纪，如果本书作为素材还多少有用，至少书名将改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之类了。但是，话何必说得这么远呢？”转瞬已不是八十年，甚至也不是九十年，五六年后我们要迎接的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了！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