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至今已近40年。这段历史以2000年为界，可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从研究角度看，第一阶段已结束了十几年，应该可以作些概括和总结；而第二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沉淀的时间不足，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借这次笔谈的机会，我想就三个问题谈些想法，与大家切磋：一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第一阶段中发生了哪些重大转变；二是在这个阶段的实践中有哪些经验最值得重视；三是2000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改革开放第二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何重大差别。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的转变
从1978年底到2000年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大阶段。尽管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对这个大阶段还有更细致的划分，但以更宏观的视野，把它视为一个整体或可更好地揭示中国前进的方向和路径。在这22年里，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四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第一，指导思想的转变。在这个阶段的起点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提出了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实上，在50年代中期，中共曾一度把经济建设置于首位，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坚持。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之后，这个观点被重新提出，并成为全党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第二，政治环境的转变。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二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
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打破了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作法，使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3)取消“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4)取消“大跃进”时期形成的人民公社制度，逐步实行基层自治；(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启用大批年轻人，形成新老干部有序交替的制度；(6)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更大的立法权，加快制订各项法律。
上述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并起到为经济改革扫清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后来，由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成效显著，更引人注目，当初政治方面的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被人忽视了。
第三，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方面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发展不断调整思路。
最初，经济改革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了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交流。那时，“改革”和“开放”多少是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然而，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难以分开的。稍加留意即可发现，如果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那么城市改革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建立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如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外资等。现在，人们已不大记得，“改革开放”这四个字连写在一起出现在报刊文件上并不是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而是到了1984年。那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已出现明显变化，原来只存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原先的计划体制也因此受到冲击和削弱。此后几年，改革实际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战略，即让那些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企业优先发展。不过，直到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思路仍未摆脱“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局限。80年代最后两年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
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以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
第四，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不过，这并非凭空而来，前提是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中国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邓小平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三点：一是对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大判断；二是明确了中国外交从“一条线”向“全方位”发展；三是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体来说，和平就是只要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中国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向全方位发展，就是争取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格局，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不过，均衡并非没有重点，对美外交始终是全局的战略重点。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总起来看，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受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可以说，在新世纪的起点上，中国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事实上，除上述四方面的改变外，还有另外两方面的重要变化，即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前者突出表现在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和人口的自由流动，最典型的就是个体工商业者、民营企业家的出现，乡下人不再依附于土地，城里人不再依附于单位。与此同时，利益多元化的发生和选择的多样性，也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再简单划一。这两方面的变化并非预先设定，而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发生的，其影响既深刻又长远。
总的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一阶段设立的基本目标均如期实现。到20世纪末，中国实现了人均GDP翻两番，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二、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第一阶段是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改革开放自始便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那么，在第一阶段的实践中，有哪些经验值得重视和总结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回顾起来，在第一阶段有两段时间遇到的困难最为突出。第一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要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成功的突出表现就是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第二次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次困难的产生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能够克服第二次困难，关键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一方面处理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既顶住压力，又努力恢复和改善关系，打破制裁；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
除应对得当之外，还应看到，克服这次困难有内外两方面的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已使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受益，亲历“文化大革命”的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也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成功扭转了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第二，有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有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战略。“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是第一阶段最鼓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了实现变革的路径，“翻两番”和“小康”则提出了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定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第一阶段还很快形成了一套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战略，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从经济体制入手，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其中十分关键的一点是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增量改革的方法实现由量变到质变。渐进式的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就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考察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经济体(包括个体企业、乡镇企业、大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条件，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据一定优势，然后再实行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也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这种作法的突出优点是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
第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政府为主导的。但必须看到，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既是一个突出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经验。例如，家庭承包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形成等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和决策，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或将脱离正确轨道，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心和决策，即使形成了也难以贯彻落实。还需特别指出，大量专家、学者的参与是促成这种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并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第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从第一阶段的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从这个阶段的经验看，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三、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与新挑战
当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出现了一个口号——“新世纪、新阶段”，其含义是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却有很大不同。
从上文所述的“四个方面转变”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改革开放第一阶段是在中共执政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那30年所积累起来的。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虽然他的探索并不成功，但为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那一代领导人是历史的亲历者，他们对以往的经验教训记忆犹新，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深刻反思。这使得他们有决心和勇气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他们的眼光、智慧和威望也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变革提供了保障。
进入第二阶段之后，中国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从国内来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第一，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完成之后，如何使新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第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正进入适度稳步增长阶段。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看，这是必然的，而能否较为顺利地通过这个阶段，将对一国现代化的成败产生很大影响。第三，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贫富分化和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都使得这一问题更趋敏感。第四，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最后，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各方、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
上述一系列新挑战表明，中国当前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那些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是改革开放进入更高级阶段才会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出现的。
当然，实际情况要更加复杂。例如，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任务，在进入第二阶段之初就明确提出来了，但完成这一任务还有待不断探索、实践和进一步积累经验。有些问题原以为在前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已得到解决，而实际尚未解决，或有所反复。在经济下行出现之后，推进这一任务已变得更为紧迫和复杂。再例如，腐败和贫富分化问题，这是当前人们十分关注的。这两个问题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是许多国家现代化初期都出现过的，也是市场经济本身会自发产生的。中国历史上对付腐败和两极分化的基本办法，一个是重农抑商，一个是平均主义。历史经验表明，这两个办法都妨碍发展，抑制现代化，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要实现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又要防止腐败、抑制两极分化。要解决这两方面之间的矛盾，根本的出路就在于制度创新和加强法制。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两个阶段所处的发展阶段已有所不同，所面临的问题来源不同，复杂程度不同。要解决当前遇到的困难，不仅要认真借鉴和汲取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经验，还必须有新的探索、新的思路，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然而，最根本的一点是必须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方向前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难而上，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还是那句常说的话：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