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究竟为什么要举办大学？是为了让一群教师可以通过到大学教书而领取工资、解决饭碗问题吗？显然不是。是为了让一群学生可以通过到大学读书而找到朋友、解决孤独问题吗？当然也不是。社会之所以要举办大学，是希望大学能培养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大学不能无视社会需要而闭门造车，关于教育发展的基本理论也反复阐明，社会需要是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但问题是：这里的所谓“社会需要”究竟指的是什么？“社会”的涵涉太广，几乎无所不包。作为大学发展之根本动力的“社会需要”是指“社会”中的所有“需要”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社会中的各种需要纷繁多样，鱼龙混杂。有些需要基于公平正义，符合人类普世价值；有些需要则源于贪婪邪恶，违背人类普世价值。有些需要立于开阔视野，契合民族长远利益；有些需要则囿于短浅目光，无视民族长远利益。有些需要充满关爱，着眼学生成长发展；有些需要则缺乏爱心，罔顾学生成长发展。有些需要真实因应民生，恒久存在；有些需要则完全伴随时尚，昙花一现。

大学应当满足的所谓“社会需要”，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道理很简单：只有前一类社会需要，即符合人类普世价值、契合民族长远利益、着眼学生成长发展、真实因应民生的那些“合理社会需要”，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于是，问题随之而来：大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应做到的，难道只是一味“适应”上述合理社会需要、并就此而完全“顺其自然”地推动社会进步吗？大学对于社会进步难道不应承担一种引领的职责吗？

或许不少人会认为，引领社会进步的是统治阶层、是政治家，因为社会发展的所有重大目标、方针、规划、政策等等，最终都取决于统治阶层的意志、取决于政治家的决定。

从日常现实来看，似乎是这样。不过，在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里，社会进步从根本上讲应当是由大学引领的。理由至少有两点：

第一，大学可以通过科学研究为社会进步持续不断地提供思想与理论资源。大学不只是一个传递知识的场所，而且应当是一个生产知识的地方。这当中就包括生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理想、信念、取向等方面的价值性知识，生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历史现象、现实状况、未来趋势等方面的事实性知识，生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动因、条件、影响等方面的分析性知识，以及生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当下目标、基本路径、具体方式等方面的对策性知识。即是说，大学可以生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全套知识，这些知识应当成为统治阶层、政治家们进行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时必不可少的依据。否则，所谓决策便难免会成为拍脑袋、拍胸脯直至拍大腿的过程。

第二，大学可以通过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社会进步源源不断地提供必要的高端人力资源。教育界的许多人士现在经常抱怨，说在外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教育显得非常弱势，非常无能与无奈。但他们忘记了一点：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社会，而明天的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资源就由今天的大学来提供。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其实又十分地强势，因为未来社会进步与否，在很大程度就孕育于今天的大学之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必然能引领社会进步，那要看大学所生产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大学所生产的知识（包括有关社会进步方面的知识）本身是陈旧的、陈腐的，培养的只是循规蹈矩的庸人、贪名逐利的邪人以及趋炎附势的小人，那么，这样的大学不仅不能引领社会进步，反而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帮凶与罪人。

因此，大学必须有自己的魂灵，必须有坚定的信念。这就是：引领社会进步——通过生产知识与培养人才而引领社会进步。大学不能盲目地满足任何的所谓社会需要，而是要把引领社会进步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并且在这个前提下来审视社会需要。大学必须有这种明确的使命意识，否则，就不可能生产出能真正代表社会前行方向的创新性知识，不可能培养出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型人才。

人们经常说社会需要是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现在我要说引领社会进步是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动力，因为社会进步本身便是创新的结果。有了“引领社会进步”这样一种魂灵，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我们的大学才可以说是有理想、有高度的大学。

套用一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用的“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我们说，在引领社会进步这个魂灵指导下的大学才是一所“自为的大学”。倘若没有这样的魂灵，大学的所谓创新人才培养便会失去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