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伤于哀乐，这句老话人人都说，好像已很平淡，可是一旦身临其境，其中的震撼真是强烈无比。一些没有想到，而且看起来毫无端倪的事，却就那么突然地来到了，真令人倍感世事无常。9月6日，有学生寄来一封邮件，告知卞孝萱先生于9月5日不幸逝世。这消息是那样地突如其来，顿时使我陷入一种恍惚的境地。因为，就在8月15日，我到卞先生的府上，他还是那样健康，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热情爽朗，不过才二十天，怎么就天人永隔了呢？

那一天，我如约到卞先生家去取稿子。差不多半年前，《人文中国学报》慕卞先生大名，希望他能赐稿支持。卞先生慨然应允，约定暑假中交稿。老人重然诺，以八十六岁高龄，说到做到。一见面，他就直抱歉，说是虽已定稿，但比较乱，本应抄录誊清，无奈身体出了点状况，生怕耽误刊期。又体谅编辑的苦衷，再三强调要亲自校对，以确保无误。卞先生不用电脑，这78页的稿子，全是手写而成，一些重要的资料，采用剪贴的方式，粘在不同的部位，整篇稿子充满各种颜色，就似一领百衲衣。我们知道，撰写论文，当然是脑力劳动，但也可以说是体力劳动，其中查找文献，比对资料，谋篇布局，行文撰写，都很是劳心劳力。而且，这又是一篇讨论清代家谱与家族文化的文章，不少资料并非常见，写起来就更加不易。是怎样的不易呢？武黎嵩君对此曾有记述。黎嵩还在中学时，我就非常看好他的文史素养，他后来考上南京大学，选择的是史学，一路读到硕士、博士，卞先生晚年对他非常器重，不仅与他合写文章，也带着他到处访求资料，其间固然有收获颇丰的时候，但也每每失意而回。如到桐城寻找张廷玉家谱，因该家谱在私人手中，多方努力，仍旧不果。今年4月，去南京某图书馆查阅家谱，该馆管理人员以书有破损为由，不予提出，尽管卞先生说明自己已经八十多岁，打的出来一趟要花几十块钱，很不容易，希望能够通融，迹近哀求，却也终于未能如愿。所以，他写作这篇文章，该是付出了多大的心力，这区区抄录誊清的事，当然应该由我们这些后学晚辈来承担。顺便也说一句，卞先生逝世后，看到胡阿祥教授转述武黎嵩君的话，说“卞先生于七月廿八日将与武黎嵩合撰的《没有钱穆名字的钱穆家谱———对锦树堂钱氏宗谱的发掘研究》定稿，并投寄《中国文化》杂志，尚未发表，此系先生生前写定的最后文章”。如果仅从时间上看，也许，这篇《〈宜兴胥井、武进前街董氏合修家乘〉的文献价值》才是“先生生前写定的最后文章”。

卞先生在外面查找资料的辛苦，只有陪伴在他身边的人才能知道，但他在南京大学校园中的风采，却是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经常，在上午时分，南大校园中都会出现一个步履匆匆的白发老人，提着包，几乎是目不斜视地，一直向着图书馆走去。南大图书馆的古籍部藏书之丰富，在全国高校图书馆里可以名列前三名，每天都吸引着许多读者。这些读者中，定期坚持的大都是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青年教师由于教学、科研、社会工作的压力，往往倒不像研究生们那样能够集中时间了。所以，一个经常出现其间的白发老人，就显得格外醒目。事实上，古籍部里的卞先生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以至于有的学生曾说，在古籍部里看到卞先生是他每次的隐隐期待。而且，卞先生的到来，尽管只是作为一个读者的身份，但他给古籍部带来的，可能他自己也意想不到。古籍部的馆员多是年轻人，卞先生的到来给了他们随时请教的机会，他们在工作中碰到的一些疑难，往往足不出户，就得到了解决。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仍然端坐在那里，沉静地读书，无疑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不仅让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们肃然起敬，而且促使大家反思和自省，激励大家不懈地努力。

卞先生成果丰硕，著作等身，都是这样坚持不懈、争分夺秒地工作而得来的。他并不是科班出身，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担任小职员的工馀，只能靠挤时间来读书治学，所以，他非常懂得时间的宝贵，他的节奏，永远像他的步伐，总是那么紧凑。人们都知道，和卞先生见面或打电话，他很少寒暄，总是直接进入主题，非常干净利落，因为他认为有限之生不能做无益之事。他刚调来南大，还住在小粉桥的时候，住处逼仄，我曾因事拜访，不过是在门外相见，立谈几句而已。他那时也没有条件把客人让到家里，因为他的书和资料太多，充塞了不大的空间，以至于他经常感叹，有时明明知道自己有某种书，却不知塞在什么地方，只能到图书馆去借。后来他搬到了汉口路，有了两间房子，稍显宽裕，这种风格仍然不变。有一次，我奉千帆师之命，给他送一份材料，踏进冬青书屋，只见一张大桌子上，摊满了各种资料。那时正是《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截稿之际，作为主编的他，正在非常辛苦地审读一篇篇文稿。他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地客气、热情，却也并不留坐，立谈之中，三言两语把该说的话说完，就直抱歉，说自己在赶工，时间紧迫。现在回想，我认识卞先生也有二十五年了，而且承他厚爱，多有鼓励支持，谈学问的次数不少，治学之外的闲谈，倒也没有几次。

但是，一旦和学术有关，卞先生又是很舍得时间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和年轻人的交往中。卞先生以自学起家，在治学的过程中，自觉地转益多师，终于成为文史兼通的大家。他的独特经历，不仅使他深知求学的不易，而且没有门户之见，特别对那些有志于治学的年轻人，更是大力扶持，乐于提供帮助。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多少精力，用去了多少时间，根本无法计算。他逝世之后，有那么多的中青年学者在唁电中饱含深情地追忆，就是明证。我本人当然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甚至我的学生，一有问题，也往往首先想到向他请教。他们知道，来到冬青书屋，就如入宝山，是不会空手而返的，而书屋的主人又是那样和蔼慈祥，让他们敢于，而且乐于亲近。今年春天，我的学生吴玉廉从美国回国做博士论文，她研究清代扬州的盐商及其相关文化的问题。4月1日，她来信说要到南京来，其中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来向不仅饱学，而且是身为扬州人的卞先生请教。她说得很自然，好像是一个已经安排好了的项目一样，完全没有后生晚辈提出拜访大学者时的忐忑不安，也没有觉得自己造次。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她深信能够从卞先生那里得到帮助，而且，她在南大七年的经历，也使她深知卞先生的为人。后来，她在南京果然受到卞先生的热情接待，获益匪浅。在我的学生中，不少都和卞先生很亲近，如周焕卿、李丹等，他们的成长，都有着卞先生的一份心血。

卞先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颇有古君子之风。他出生才两个月，父亲就逝世了，全靠母亲辛勤劳作，在艰难的生活中，将他抚养成人。家里穷，请不起教书先生，但为了让他学文化，母亲就利用自己在学堂帮佣的机会，每天先向老师学几个字，再回家教儿子。卞先生的启蒙教育就是这样在伟大的母爱中完成的，仿佛演绎了一次现代版的欧（阳修）母教子。也正因为这种独特的经历，卞先生一生事母甚孝，他曾经将母亲教自己读书识字的这段事迹写成《征诗文启》，遍请海内名流为之题咏，一时传为佳话。这种“古道不远”的事，已经和卞先生的生命融为一体。我们知道，卞先生的求学过程非常艰苦，他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好几位前辈的赏识和提携，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卓然名家，因此，终其一生，他时时不忘师恩，感情非常深厚。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和卞先生一起参加活动，他在阐述各类学术问题时，往往会提到范文澜先生的见解，总是能够和当下的主题非常吻合。这其实是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宣传范先生的思想，当年范先生编撰《中国通史》时，卞先生作为助手，度过了其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日子，所以总是念念在心。而且，卞先生感于由于时代变化而造成的某些不全面认识，希望完整地宣扬师说，将范先生在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的贡献综合起来看待，使人们更系统地认识其价值，就更是他晚年重要的心愿。还有一件事，我们同门师兄弟谈起来都感喟不已。2000年，先师程千帆先生不幸逝世，学校和家里都设置了灵堂，供人们凭吊。卞先生来到灵堂，扑地跪倒，对着程先生的遗像，连行叩拜大礼。他没有说过为什么要这样行礼。但人们都知道，卞先生来到南大之后的二十五年，是他在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而他之所以能够来到南大，也和程先生对他的赏识分不开。因此，他行如此大礼，除了是把程先生当作长辈看待之外，是否也还有一种对知遇之情的感念在内呢？认识卞先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即感到他身上古风犹存。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略见一斑。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卞先生的大名，那是1980年，我的老师吴汝煜先生和卞先生联名写作的《刘禹锡》，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那时，吴老师四十岁，和许多年轻学者一样，经历了文革浩劫，才刚刚喘过气来。书的出版，在学校里似乎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因为吴老师还是那样年轻，而当时出版学术著作又是那样的不容易。这一切，当然和卞先生的提携帮助是分不开的。我那时已经立志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所以不时向吴老师请教，记得他也向我展示过这本书，卞先生的大名从此就镌刻在脑海中了。真正认识卞先生是在1984年以后，那一年，他从北京调到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而我在1984年12月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随即就进入了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边工作，边攻读博士学位。文献所的所长和编纂室的主任当时都是程千帆先生，两个机构同在西南楼的二楼，而且是门对门，所以，也就开始有了当面向他请益的机会。事实上，他对我的指教尚在成为同事之前。当年的硕士论文，按规定，要聘请同行专家若干人为之审查，卞先生就是审查人之一。我至今仍然保存着他以工整的字体所写的评语，一直非常感谢他对论文的期许和进一步修改的建议。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有些事情觉得是那样遥远，又好像近在眼前，触手可及。最近两年，他每次见到我，都要握着我的手，说说我手头在做的事情，他看到了我主持的《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四册已经出版，还有《全清词•雍乾卷》也在陆续出版（已印出四册），因而非常高兴。不过，他也指出，清代的东西太繁多，太复杂，太缺少工作基础，文献搜求太不容易，进行这项工作，对人力物力的需求很高，让我要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卞先生对清代以迄近现代的文献都非常熟稔，他的看法，真是非常的内行。

梁启超的病情渐趋恶化时，其学生谢国桢等都劝他不要再工作了，可他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后来谢国桢因病住院，有人劝他好好养病，不要再读书，他则举师训不可违以对。最近见到同事徐兴无教授，兴无告诉我说，他去看望卞先生时，先生告诉他，发病那天的上午还往南大图书馆看书，下午小便出血才住入医院，因而感慨卞先生是工作到了最后的一刻。我听了以后，也是久久地感慨，进而联想到卞先生的一生，觉得非常符合他的形象。斯人已逝，风范永存！卞先生的学术成就已经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而他对学术的热爱，也必将继续激励一代代年轻学子，热诚敬业，勤奋追求。他那为追求学术而孜孜不倦的身影，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