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年终，都奉函向张光直老师问候新年，报告旧年的教事与学业。这一年，羁逆旅于南国，途中日日挂念写信，倍觉笔沉。不是因为遇事多或旅程紧，而是整年来总听说老师身体很不好，近数月竟消息沉寂，心中惶恐，不敢贸然长信相扰，生怕老师费神，更怕老师不能读。

果然，老师就再也不能读了！除夕，在海德堡收到叶凯蒂递来老师噩耗，初闻喉头一紧，随之心摧。

未报师恩却要先行凭吊！天何不假寿老师数年，使我有机会以慰深望。我在北京大学教书，受老师表率的昭引，虽不配继承师道，更无条件发挥，感应着张先生的风范，总是有希望培养一代新人，使一种精神能传承下去。精神常在，人则不死。可惜我的学生又太年轻，还未到成功之时，听我为他们叙述渊源，而老师却等不及，先去了……

我与老师没有私交，也未能忝居直接师承，甚至如今西望悼祭，都不知老师的生辰。但是，我领受张先生的师恩，主要不是受到知识的教导，而是受到不可言传的激励。这种激励通常是借助学业传授而进行的，但又飘扬于具体的知识教育之上，甚至可以不通过师承，隔山海而相授受。教师能予学生授业解惑是谓师恩，能使学生和学生之外的人沐浴温、文、敦、厚，则为师表。

张光直先生执教哈佛大学，并兼任北大和其他学术单位的教授一生，桃李溢满四海，其为师也恩泽必广。1983年，张老师在考古所讲座，当时我正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硕士，遵系里指示去旁听，这是唯一一次面聆教诲。后曾幸获老师给我去哈佛大学读书的机会，因命运和选择而错过，然而因此却得以向老师通讯请教，或时有晤谈，算来竟一十八年，虽然今年先生在世仅仅3日！18年请益又何止是一朝受业之能比。

先生在考古所讲课期间，系主任金维诺老师派我去接先生来参观中央美术学院。到了先生下榻的客舍奉请，他欣然同意即往。先生衣着齐整，刚从课下归来，突然对我说：“请等一等，我要换件衣服。”我想退出房间，他要我依旧在沙发上坐着，自己隐到屏风之后，换的还是齐整的衣着。我感觉到他对学府是多么敬重，纵使并不需要去讲什么话，见什么人，首先整顿己身。古人每遇礼宾盛事，必先沐浴更衣。现代社会，人事匆忙，学人汲汲于势利；而先生为贵宾，将随一个年轻人作一个平常的顺访，却要重新更衣，我当时就感受到这份庄重。

去到学校的来回路上，先生频频询问国内各种学术状况，我就一一条述，并加上自己不成熟的评说，他一路倾听。到了1985年初我完成了学位，当时正值留美热，当然想去哈佛，羞于向张先生直说，就通过贺龄华老师请求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写一封推荐书给张先生。夏鼐先生仔细了解了我的情况，愿意尽力推荐。不意夏鼐先生在那个暑假中急病身殒。张先生知道此事就给我寄来全部表格。

中央美术学院由77级直考上来的研究生只有我和易鹰（英）二人，毕业都留校任教。金维诺老师找我谈话，说系里外国美术史教学正要用人，培养我们不容易，希望先工作、锻炼几年，留学机会对我们来说很多。我曾感到像张老师那么敬重我们系，系里要我们作一点贡献，理所当然。带着极大的愧意，在赴美准备基本齐备时，具函回绝了张老师的计划和邀请，张老师回信表示理解，未加怪罪。

我还是定期向张老师请教学术问题，我当时的专业方向是旧石器时代和原始艺术，正好兼人类学和美术史。中间调任北大，经历无数世事风波，我在大学工作近6年后，终于获准到了德国海德堡大学跟雷德侯教授攻读博士。

最后一门口试结束，雷德侯教授站起来，与我握手，首先称命我“DoctorZhu”，学业完成，赶紧报信张先生，久久未有回音。

归国之后，才突然收到一封短信，字里行间都是欣喜：“多年来都是不太好的消息，但是，有这最后的好消息就一切都好了！”平时收到先生的信都是平心论学，只有这封短信透着高兴的情绪。曹音告诉我，张老师当时已经病得厉害，请她代为收理信件，所以未能回信。后来才恢复一点。

1995年之后我回到北大当教授，有时会把所开的课程和讲授要旨函告张老师，他常常欢喜地说：“很好很好，这门课我也想听……”。在学术活动中见面，有次他指着一位台湾来的哈佛研究生，介绍说：“你看，在台湾也有和大陆一样好的学生……”。张光直老师就是用这样的温文敦厚之师心，在不经意间激励了周围许多人的学业和事业。

再也不能奉函向张光直老师问候新年了。户外阴雨不住，春息始升，花不能发。念先生温于和世，文以问学，敦为诚信，厚用待人，而如此种种一旦被我们后学觉识到了，就是后学之于后学的春雨，也是后学之后学之于后学的渊源。

学问之外但凭此，张光直先生骨寒心在，可当千古！

2001年1月26日于海德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