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是世界艺术史翻译工作的一个继续试验，这项工作开始于一九八四年。当时国内开始大批量地翻译、引进学术和思想，我们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始了世界艺术史的翻译，同时试验组合翻译的方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组合翻译针对译丛的翻译方法为：丛书编辑选一批著作，找一批人，分别交给每人一部， 或者每人一段译出，然后由一人统稿，随即出版。组合译法的规范试验，即一种学术著作， 由一个小组来控制术语，小组成员包括在行的专家与译作语言专家（深谙原文和目标语言），通过互相不间断地讨论、研究，形成一种校对机制，而通过术语表和专词，就容易解决上下文一致的问题。

艺术史的翻译和其他翻译一样，实际上需要针对三个问题。

第一种翻译是研究性翻译。由于时代和文化的隔阂，“地有南北，文有古今”，翻译时要对文本进行研究，如若不经过翻译和注释，不仅一般读者看不懂，就连专业人员也要质疑和考证才能作为根据和证据。这是一项学术工作，相当于对母语古代文献的释读，从事外国语研究的专家经常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成就。艺术史翻译从八十 年代就开始筹备“汉译世界名著”的艺术史系列，现在商务印书馆已经逐步有所建树。研究性翻译除了对原文进行翻译之外，还要对历年的校勘、术语注释，甚至重要的注释本（至少对英文、德文、法文以及尽量兼及其他文本的译本）进行核实参考，并对引用文献进行核对，对涉及作品进行历史复原和校勘。

第二种翻译是文献性翻译。这是一种文献情报工作。在全球化时代和数据库时代，我们的信息必须周全，才可以为了解和决策提供依据。这个工作就需要一种翻译机制以使各种知识和情报—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下的—都能迅速、全面地转译，成为统一、可理解的信息，如此才能够建立所谓的人类共同的知识和全面的数据。人类的生活和思想，已经到达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畴时代。所谓第四范畴，就是所有的问题意识并不是出于某一个人和某些人的“思想”和信念，不是根据某一个偏执的立场和某一种利益共同体（从国家到公司）的自我想象，而是在掌握全部的知识和情报之后，通过数据而做出的计算、分析、判断，从而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新时代的转变，对艺术史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要对“一带一路”上的某一个时段的各个文化和各个类型的图像与文献全部尽可能地调查、掌握，至少不能明知其存在而不去顾及，做出图像和文献的数据库，然后我们才能讨论某一样事物，某一种观念和样式，某一个文化是如何传播、冲突、融合和发展的。只不过在艺术史中，文献不仅因讨论的问题而具有巨大的延展性，而且，当我们站在当代艺術的观念中对文献进行观察时，如何看待文献和使用文献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创造性和实验性。同时，这也导致随意割裂档案，以结论假设为前提，取舍使用文献，使历史档案文献变成了一种虚幻的虚拟，成为另一种思想和现实，与真理、真相和真实脱开了关系。核实没有基准，对学术而言就是一个新的隐患。误解和主动误取是自由的工具，也是真实的敌人。我在一篇文章中强调：“对于迪迪·于贝尔曼自由解释瓦尔堡引发的这种潮流高度警惕，在多个国内国际讨论会上抵制和反对如此引申瓦尔堡，因为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受到体制和市场的双重‘捉弄的窘境中，如果‘档案可以随意地被编辑和改造，那么留给微弱到几乎没有权力的普通人和知识界的权力更少，更被消耗，如果没有跟真相之间的对照和核实，对付一切功利目的改造和掩饰，缺乏权力的弱势方将会彻底地与强权和资本对抗最后的基本根据地。既然档案都是编造的，标准就会成为有权和有钱的人任意把玩的表演和娱乐。”（朱青生：《中转站个案：瓦尔堡图集不是艺术》，载《画刊》二0一九年十二期）文献翻译在性质上正好相反，需要坚持与原文献之间的准确对应，这是以坚强稳定的理性对抗人的情绪和意志的较量。

更何况今天的文献不仅包括文字，而且包括文字与图像以及对象“物”之间的关系。图像与对于对象（物）的描绘，相较于语词对于对象（物）的叙述而言，具有突破语言逻格斯中心主义和语法专制的自由的力量，也给准确意义的传达和信息的承载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和困难。数据库时代允许广义文献中词语和图像所指事物同时著录，图、词、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三角，词语对意义的表达只占据三角的一端。今天，我们如果把文献以这种三角的方式呈现，就会观察到意义在这个三角对应中的准确性，在三角对应关系中获得互相的限制和规定。完整的翻译系统在三角对应中展现对比，意义获得整体的转移，既显示出单纯利用词语的不可翻译性，也使我们对全面使用数据库过程中信息转移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有了期待。

第三种翻译是知识性翻译。我们的组合译法实际上针对的就是知识性翻译。所谓知识性翻译就是要让目标语言的读者准确并且有效地获取非母语表述的知识。在自我母语中形成的个体不能掌握的其他语言承载着人类共同和全部的知识， 这一点不言而喻。但是相对来说，不同语言承载的知识各有多寡。据杜维明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推测，汉语翻译过来的英语中所承载的知识只占总知识量的25%。但最近二十年，这一比例有较大增长。这些知识并不仅仅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单独创造并上传于这种语言的，而是全世界各个语种的人为了诉诸交流，把自己的知识转用英语表述而产生的， 其中包括中国人。当然，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近代世界中创造最多，从而其母语被“征用”为“世界普通话”，在以往的历史上并非如此，未来也未必如此。这是人类文明在不平衡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差异。一种语言承载的知识的多少和使用广泛与否绝不意味着这种语言的优美性、精确性、丰富性高于其他语种！我们只要设想比如苗语和瑶语承载的知识内容，就能够理解这个情况（这与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挽救濒临消亡语言的诉求，不是同一个概念的问题），我们既要承认它的存在，同时也要消弭这个差异。按道理来说，未来的人可以有一种“普通话”，无须翻译就能交流和共享，现在的机器（计算机）翻译正在这个方向推进，希望借助人工智能使得每个个体可以读懂各种语言承载的信息和知识。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人类要把各种语言结构和语法充分地解析，使之成为可以对应的翻译之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要变成计算机，就是说人要严格遵守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提法，只能按照逻辑规范来说话，对于所有超出和违背逻辑规范（语言表述事实）的部分，都必须保持不表述（缄默），从而人就不再是人，而变成了机器，成为机器算法的一种肉身载体。如果人还是一个个在母语中现实生存的个体，而目前承载最多知识的英语还没有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普通话，那么我们就要进行知识性的翻译。

组合译法已经在《詹森艺术史》的“译后记”里说明：“‘组合译制是美国翻译协会重译《圣经》的方法，当时（一九八五年）在外交学院英语系任教的时和平向美国翻译学会会長讨教这种方法。同时，‘组合译制也是玄奘慈恩寺译场的旧例。方针确定后，我约请了中央美院从事外国美术史研究的毛君炎、李维琨、孔长安，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张保琪，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胡朋组成专业知识见长的一方;同时约请了时和平、秦亚青、孙健龙、顾上飞，以及当时在复旦的汪悦进等专门从事英语教学者组成语言知识见长的另一方。规定各人先试译一段，所有的译者通看所有试译稿，以统一规范。然后两方人员穿插分取原稿段落初译出正稿。接着互校初译稿，专业见长一方的译稿必由语言见长方校改，反之亦然。互校后，再汇集到我手中统稿。统完稿，最后交付邵大箴先生审读一过。”其原则就是让一组艺术史专业的学人和一组从事语言专业的学人合作，完成对原文的翻译，多人同时进行可以提高效率。提高效率的目的并不是说要把一本经典草草译成。只问质量而不论效率是上文所述的研究性翻译，其主要针对词典、史料、百科全书等知识性文本进行翻译，是杜维明所说的25% 以外的部分。如果没有一定的效率，知识翻译不完，因为新的知识也在不断生长。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为了能够提高知识传播的质量，也考虑到国内广大听众（前后二万人次听会）不能熟练听取英文和其他文本，来自四十三个国家的学者也难以听懂中国学者的中文报告之实际情况，同时还考虑到同声传译在艺术史专业问题的知识性翻译上会损失大量的信息（艺术史专业下有无数分支专业，隔行如隔山，即使本门专业术语，我这种做了半辈子研究的专家，都要颇费斟酌，来回推敲。更何况大会学术论文每篇都有创建，都可能使用新创术语或对旧词进行新的解释），而且二十一个分会场找不到那么多既懂专业又会同声传译的翻译人员，所以大会决定将所有的文章配有中、英两个译本，以字幕的方式伴随发言滚动播放，艺术史专业交替传译只在讨论时进入。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四百多篇讲稿的文字翻译，组合翻译的效率就成了必需。

当然，随着计算机翻译的准确程度和辨识能力不断提高，效率问题可望逐步解决，但是如何解决专业知识翻译的质量问题就提上了议程。学术翻译的基础工作需要不断更新、增加和制作术语表。翻译软件能够起作用，其翻译质量依赖于软件与专业契合的程度，在于不断地加入插件—本专业术语表。制定术语表是组合翻译的最基本任务。无论参与人数有别， 还是时效缓急不同，组合翻译都要求严格遵行术语表的组合翻译机制。虽然英文比较通用，但各个语言都要有术语表，而且不同语言之间的术语表有很多约定和规范。艺术史由于涉及广泛，所指特殊，其术语有时一词多义、多词混用，若不确定术语表，外来语的使用容易颠倒内涵，伸缩外延，就有可能词不达意，达不到传播知识的目的，甚至还会发生错误，形成误导。所以使用术语表同时利用组合译法的专业介入才能够奏效。

此次《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组合译法试验由北京大学英语系林庆新教授和我组织一批英语系翻译专业硕士班的同学和几位艺术史专业的研究者共同进行，双方组合兼用计算机翻译技术代入术语表（包括术语多义的选用，专词的配适，人名地名的替代）。这次的试验有不少经验，也有很多教训。

翻译工作最有意思的是文学翻译，人类不得不通过翻译来阅读世界文学，专业的翻译家也于此处成就事业。但是文学中最微妙的词语之间的音韵和言外之意是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呈现的，翻译只是接受了原作的结构和思路，重新写作，尤其是诗歌。当然不排斥有一些天才能够使译作比原作更好。“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虽为译文，原作大概也不能过之，伟大的翻译家就是文学家。专业学术翻译不是文学翻译，所以不在讨论之列。

专业的翻译家都不喜欢参与组合译法。究其原因有二。首先，组合译法有很多限制，同时要求高度的克制，而且同样的任务需要下的功夫要大于个人翻译的二到三倍。由于人的自由意志和情性流动，每个人的意愿选择由自我决定，不愿意被一个规则决定，哪怕这个规则有可能就是其自我参加制定的，也还是觉得是个限制。第二，当人们判断事物意义的时候，尤其是对于理解之间存在的差异，细微之处很难获得统一和认同。如果面对一篇非常经典的文本如《圣经》，大家愿意坐下来静心讨论;但如果面对一般性的文本，甚至这个文本作者的水平还不如译者水平的时候（因为信息完整和多重的需要），就会出现一种无聊和厌恶的感觉，所以组合译法确实要变成一个翻译工程，依赖译场才能成事，而这个译场正尝试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