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元旦过后第3天，传来二弟的噩耗。3个多月前，我到美国波士顿一座医院看望他时，他已是瘦骨嶙峋，病入膏肓，思维虽然清晰，但是无法表达；事业尚未了结，死神却已节节进逼。站在病床前，我心痛如绞。如今听到他已真的告别人间，更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兄弟四人我居长，他为次。我俩虽有5岁之差，却从小亲密无间，形影相随。但他天资聪颖，学业优秀，小学毕业被保送入初中，再被保送进高中。1946年夏北平一别，音信断绝。再度重逢，已是失散34年之后。那是1980年夏季，年过半百的我和年届半百的他，在北京友谊宾馆走廊碰面时，相视良久，才从彼此历经沧桑的面庞中，寻找出早年一些模样。那时，站在我面前的，已是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和美国著名学府的教授，体格健壮，行动敏捷，精力充沛。那时我才得知，全家从北平迁回台湾后，由于我的缺席，他就成为家庭中实际的长子、长兄。父亲去世后，家中经济窘困，在美国读书的他，每月要从100美元的奖学金里拿出半数，寄回台湾养家和供两个弟弟读书。他努力钻研学术，38岁升任耶鲁大学教授，48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后来又在65岁获美国亚洲学会终身杰出成就奖，据说这是中国考古学者获得的最高国际荣誉。

从首次团聚之后，20多年来他数十次来华交流、考察和讲学，大都经过北京同我家人团聚；我也有机会在纽约、波士顿、台北等地同他会面相处，与他接触越多，我就越发相信他是同父亲一样的“纯粹的台湾人”。“纯粹的台湾人”是台湾已故老作家张深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我父亲的评语。在他们那一辈人看来，“纯粹的台湾人”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那次重聚时，光直赠我一本1979年第3期《考古》杂志，上面刊有他的论文《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文中详细介绍了六十年代以来他主持和参加的台湾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成果，有许多专用名词和学术阐述，我这个门外汉难以完全读懂。但论文的结论是简练明确的：即经过台湾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已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关系，在空间上从福建推到了广西与山东；更在时间上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这篇文章是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的报告整理而成，公开发表时署以“韩起”的笔名，他说这个笔名是台湾话“番薯”的谐音。“番薯”就是白薯，也叫地瓜，因台湾岛形似番薯，老一辈台湾人常称自己是“番薯人”。

光直写那篇文章是在七十年代两岸隔绝时期，台湾当局执行的是反共敌视的大陆政策，他为了出入台湾的自身安全，在文章公开发表时隐去真实姓名，是可以理解的。但自此以后的20来年，台湾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再也没有隐姓埋名的必要了。1998年他在台湾最后出版的一本书《番薯人的故事》中，详细披露了1949年台湾当局镇压进步学生时，他被捕坐牢的经过和所见所闻。书出版时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甚嚣尘上，他在书的起始就开宗明义地说，台湾有人把1949年从大陆去台的人员称做“洋芋”，以区别于本岛的“番薯人”，这是无稽之谈。他明确地表示：自己“毫无疑问地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作为学者，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九十年代后期，他身患10年之久的帕金森氏症日趋严重，全身肌肉包括内脏器官呈现僵直状态，以致走路常会跌倒，趴在地上自己站不起来，加之口齿不清，双手颤抖，真是痛苦万状。1996年底在台湾接受脑组织移植手术，也无成效，仅靠那疗效日微的药物支撑，坚持工作和学术研究。1997年10月最后一次从台湾来北京时，他执意要亲去河南商丘发掘现场考察，当时是用担架抬上火车，用轮椅推到场地的。去年9月我到波士顿看望时，他再次因患肺炎住院，早已不能进食，只靠输入营养液维生。当他看了考古所托我带去的商城挖掘最新报告和急商经费支持的函件后，沉默良久，突然发出一阵表情十分痛苦的躁动，我懂得他的心思，使他放心不下的岂只是尚未完成的古商城挖掘？在国内外都有他已经编撰完成而只待出版的巨著；至于他极力倡导的以整个台湾海峡地区为对象、两岸合作的史前考古，以及在台湾建立单独考古研究机构和台湾省历史博物馆等，这些均离梦想成真甚远，甚远……他的躁动，像是身怀大志的巨人，却被捆绑住手脚失却了自由，而表露出无奈、不甘、苦闷和挣扎。

他的去世或许可以看做是对他身、心难以忍受的痛苦的一种解脱，但却是台海两岸和国际考古界的一大损失，也使我痛心疾首地失去了一位最为亲密的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