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暮怀亡友是情感上最承受不起的负担,现在写这篇纪念光直的短文,不禁触绪万端,不知从何说起。今年春间,哈佛大学正式举行了一次规格很高的追悼会,我和许倬云兄都曾应邀在会上发言,倬云回忆光直的大学时代,我则追想和他同在哈佛读研究院时期的一些往事。
这篇文字仍然从这一时期开始,所述以我们的私交为限。光直和我同在一九五五年秋天到哈佛大学,他是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我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人。这一年,我们的寓所相隔很近,在同一条街（ＳｈｅｐａｒｄＳｔｒｅｅｔ）的斜对面。当时他和台湾大学的董同?先生、高友工兄同住一所公寓。光直也修过董先生中国语言学的课,所以他们是一师二徒的组合,相处极为融洽。光直不但聪慧过人,而且用功的程度更不是常人所能想像。因此我虽偶然在晚间到他们的住处相访,但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董先生的房里谈话,不敢多打扰他。他也有时走过来凑凑热闹,但不到十分钟便回房用功去了。他自律之严,即此可见。第一学期读下来,听说他的各门成绩都是最优等。他在学术上必有辉煌的成就,我们从那时起便已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了。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也从访问的身份转变为研究生,这才和光直在哈佛有先后六年（一九五五???一九六一）的交往。我和他从相识到相知大概经过了两三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他修完了博士课程,进入写论文的阶段,有了较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他便不再像第一学年那样紧张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他和李卉结婚后,有一年（大概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住在研究生宿舍里。他们两人都热情好客,常常在周末招待一些单身同学。他颇有烹饪功夫,所以偶然也下厨一显身手。这一类的聚会主要是为了舒解学业的压力和排遣旅居的愁闷,所以大家都尽量轻松,打麻将和谈武侠小说是我们的基本消遣。这一年严耕望先生恰好在哈佛访问,也偶然参加我们的聚会。严先生是一位最严肃的学者,从来不看闲书。但在我们的感染之下,竟然也对武侠小说发生了好奇心。临行时,他特别向我借了一部武侠小说为途中的读物。这件事十足反映出我们当时“少年狂”的情况。说起打麻将,也有一件趣闻。一九五九???一九六○年李济之先生来哈佛讲学,光直自然要好好招待业师一番。李先生夫妇也好玩牌,饭后我和光直陪他们打了几圈。我们打牌从不赌钱,输赢只计筹码的多少。这一天光直大败,散局时当然照例一走了之。几天之后,我又碰见了李师母,闲谈中提到了那次搓麻将的事。她老人家说,那天她是大赢家,但光直是穷学生,因此没有算账。我只好对她说明原委,她老人家也不禁为之失笑。我记这些故事是为了透出光直为人的另一面。他的事业心已强到无可再强,但他通情达理,而且富于幽默感。我们相处几十年,见面或通电话时,开场白照例是一些谑而不虐的戏语。所以他有一次说:我们是“开玩笑的关系”（他说的是英文“ｊｏｋ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开玩笑的关系”这句话本身也是开玩笑,我们之间说正经话的时候当然比开玩笑多得多。所以下面我想谈谈他的治学精神。我们不同行,我没有资格对他的学术成就做任何评论 。我从他那里捡到了不少关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知识。虽然大部分是耳食之学,但究竟有转益多师的收获。他的治学规模很大,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与特征（特别是与西方文明相对照）要求做整体的掌握,这可以说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大概他在台湾大学时期便已坚定地建立了起来,到美国之后68他便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恰好五十年代美国考古学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时称之为“新考古学”。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支是聚落考古学（ｓｅｔ 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经过韦利（ＧｏｒｄｏｎＷｉｌｌｅｙ）扩大研究之后,“聚落形态（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成为考古学家注意的焦点。从聚落形态出发,考古学家可以系统地研究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组织,并对考古学上的所谓“文化”提出功能性的解释。更重要的,考古资料中所显现的变迁,聚落形态的研究也可以找出长期内在转化的原因,而不必一定诉诸以前流行的播散或移植的观念。总之,聚落形态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和延续性,这正适合光直当年的需要。
我记得他在研究生时期便已在美国人类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洲聚落考古学的论文。这是他为了熟悉方法和技术的一种准备工作,后来他写《古代中国考古学》便运用自如了。正因为他想根据不断出土的中国考古新资料,重新建构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变迁,他平时和我讨论的也都是关于掌握古史整体的大问题。在我的记忆中,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他当年最爱谈的几个题目。由于他重视中国古代文明的延续性,夏、商、周三代的因革损益也是最吸引他的问题。他非常希望考古发掘可以证实夏代的历史性,晚年扶病从事早商的发掘工作也是为了要把三代的历史从考古方面推得更早。他虽然有许多持久不变的大见解, 但却没有让这些见解变成阻碍知识进步的偏见。他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四个字。《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先后修订了三次,最后第四版是一九八六年刊布的。每一版几乎都是重新撰写的,他绝不让抽象理论抹杀具体事实。光直还有组织与办事的才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是一股动力,早年在哈佛时期已见端倪 。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他毕业后,在哈佛人类学系开始教书。像第一年一样,我们又同寓距校园不远的哈佛街,这次则“对门居”,过街便可相访,过从自然很密。我的寓所有一间较大的客厅,周末晚间常常是学文史的中国同学聚谈之地,光直有空也来参加。
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初到哈佛时,学文史方面的中国学生很少,但69经过了四五年,从台湾和香港来的人逐渐增加,这时已有十余人之多。光直觉得我们与其漫无界限的闲谈,不如索性组织一下,变成一个定期讨论会。每次轮流由一个人做专题报告,其余的人听后进行问难和讨论。这个非正式的讨论会先后举行了一二十次,有时大家争辩得面红耳赤,但一点也没有伤和气。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是十分平静的,大学校园更是名副其实的“象牙塔”。我们这一群中国学生当时既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没有政治观点的分歧。我们真的相信“象牙塔”里藏着无限的智慧,正等着我们去发掘、吸收和消化。通过讨论会,我们各自把学、思所得具体地呈现出来,确令人胸怀为之一畅。很多年后,我读了英国思想史家伯林（Ｉ．Ｂｅｒｌｉｎ）的感旧录,其中有一篇描写三十年代牛津大学一群青年哲学家定期讨论会的情况。他说,他们那时少年气盛,目无余子,以为这几个人便是哲学世界的中心。他接着又说,现在回想起来,虽深感不免过于轻狂,但年轻时期如果不经历这一集体发狂的阶段,将永远尝不到智性的乐趣。我们这一群受中国文化熏陶的青年人,直接间接,都知道庄子“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的寓言,绝不敢像伯林和他的朋友们那样“狂”。然而我们曾在忘情的争论中尝到过智性的乐趣,则并无二致。当时的讲题多已不能复忆,只记得光直讲的是从考古新发现中重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史前史。我则不务正业,第一次整理了关于《红楼梦》的新看法,这是十几年后我写《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远源。讨论会为此书种下了元胎,否则连胎死腹中也谈不上,更不必说见之文字了。但光直是这个会的灵魂,若不是他的推动,讨论会根本便不可能出现。
他的推动力在我的生命史上留下了三个清楚的印迹,我必须借这个机会说出来,作为我们相交四十五年的一个纪念。 第一是他主编《中国文化中的饮食》（Ｆｏｏｄ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这部书。他在研究生时期便一再提到要和我合作,结合考古学、人类学与史学,最早曾建议合写中国的节日,如中秋、端午之类。但当时各自有更急迫的研究计划在手,此事终无下文。
一九七二年冬,他忽然从耶鲁打电话给我,很郑重地提议要集合人类学家和史学家,共写一部中国饮食史。那时人类学家如李维斯陀（ＣｌａｕｄｅＬ?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和道格拉斯70（ＭａｒｙＤｏｕｇｌａｓ）都有著名的论著问世,寻求“食”的文化意义。恰好他一向研究的商、周礼器与饮食有极密切的关系,青铜器上的“饕餮”图形更对他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所以这一饮食研究的计划仍是他长期对中国文明起源做整体掌握的一部分。人类学的新潮流不过适逢其会,触动了契机而已。我们经过多次交换意见之后,他坚邀我写汉代一章。我对这个计划十分欣赏,但要我搜集文献与考古资料,写汉代的饮食,我的兴致实在不大。最后我一口答应下来主要是为了和他的交情,同时也算实践了以前关于学术合作的承诺。但那时我已决定了向哈佛告假,回到香港母校新亚书院去服务两年;这也是践十八年前的宿诺。我预计在港期间的行政工作必定十分忙碌,写汉代饮食章大概只好等到一九七五年回美以后再说。一般合作写书,拖上三两年是常事,所以我一点也没有紧迫感。谁知我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光直这位主编非常人可比,我在一九七三年七月中刚到香港,他八月间已追踪而至,提醒我不可忘了稿约。第二年春间他大概隔两三个星期便有信来催稿。我有一封回信,其中一句是“食指尚未动”。这是顺手拈来的双关语,虽曾博得他一笑,却未能激发他的慈悲心。我知道逃无可逃,只好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还了这笔债。当时我的窘迫,至今记忆犹新。但这是我们惟一的合作成绩,作为友谊的象征,是很可珍惜的。
第二件事是我从哈佛转到耶鲁。我是一九六六年回到哈佛任教的,至一九七七年已十一年,早已定居下来,根本没有想到还会移动,光直可以说是我到耶鲁的最大原动力。一九七六年耶鲁中国史教授莱特（ＡｒｔｈｕｒＦ．Ｗｒｉｇｈｔ）突然去世,光直便想把我搬过去。他一方面向我重申合作之议,另一方面大概也努力说服了历史系的史景迁（Ｊｏｎａ
ｔｈａｎＳｐｅｎｃｅ）,由他出面和我正式接洽。详情在此没有细说的必要,总之,我最后之所以动念,和光直共事合作确是一个重大的诱因。但是我完全不曾想到,就在同时,哈佛人类学系也在积极进行把光直请回来。等到我知道这件事时,我和耶鲁的商谈差不多已至最后阶段,不便出尔反尔了。我和耶鲁历史系、东亚系的同仁都无深交,光直是我惟一的
熟朋友。如果早知道光直可能离开,我大概从头便不会考虑耶鲁的事了。最后我们两人只好同意各自做抉择,结果则是我去他来,移形换位。这是一个巧得不能再巧的阴错阳差,大概只有佛教“缘”之一字可以解释:我们没有共事的缘分。
最后一事则是他推动我访问中国大陆。早在一九七三年他已参加过一个学术访华团,在大陆访问了一段时期。他们的团体回程经过香港时,光直还打电话要我用车子去九龙火车站接他们。他的专业是考古,平时对大陆考古学界的重大成就又深致推挹,他希望多和中国的同行做学术交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九七八年夏天,“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忽然要我担任“汉代研究代表团”的领队,去大陆做一个月的访问,光直也是团员之一。这件事突如其来,我完全没有心理上的准备。这个“交流委员会”事实上是美国官方的组织。我与这个组织素无来往,一个人也不认识。约我做一个普通团员也许还勉强说得过去,承担领队的重任,对我而言,简直是天下奇谈。当然我很快便明白了,这件事完全是光直在后面一手促成的。大概他觉得我对中国大陆太隔膜了,这是使我大开眼界的好机会。我们的代表团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从东京直飞北京,先后参观了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成都等地的汉代遗址和出土文物,最后于十一月十七日从北京启程返美。除了北京之外,这些地方都是我一九四九年底离开中国以前所未到过的。我确实开了眼界。此行我又先后会见了俞平伯、钱锺书、唐兰、唐长孺、缪钺诸先生,他们是我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我个人的收获是十分丰富的。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是对光直感念不已。但是最可怀念的则是在这一个月中,我和光直朝夕相处,无所不谈。在相交四十五年间,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说过这么多的话。这次旅程中我还发现了光直内心深藏着另一个精神要素,令我十分惊异。有一次在火车上,他忽然说,他早年一直有一种向往,即如果能为人类、国家或民族做出一件大有贡献的事,而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那才是最痛快不过的。这使我立刻想起闻一多的一番话: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炸开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光直在表面是十分平静安详的,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竟有此“壮怀激烈”的一面。知人真是谈何容易！光直这句“壮怀激烈”的话时时萦回在我的心中,但并没有深想下去。现在我似乎恍然若有所悟。他的话表示他内心存在着一座“火山”,像闻一多一样,这是可以肯定的。但“火山”不过是一个比喻,实质上这是蕴藏在一个人内部的创造力。创造力特别大的人便会感到内在的火山时时要求爆发。光直早年的向往说明他的巨大创造力已在迫不及待地寻找突破的出口。后来的客观环境使他走上了学术的道路,他的全部创造力便发挥在古代研究上面。火山也不必一定要采取一次总爆发的方式才能放射出光和热。我们可以说: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热已永远留在人间。让我用最后这一段话作为怀念亡友的悼词。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于普林斯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