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派在联邦制、国家资源分配、国家属性、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和追究复兴社会党等问题上争执不下，伊拉克新宪法草案在推迟一周之后，仍未在8月22日按时出台。在各派政治势力当中，逊尼派反对宪法草案最为强烈。未来的伊拉克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逊尼派部分政治势力最终接受宪法草案；二是逊尼派拒绝接受宪法草案，伊拉克制宪继续延后。从目前情形看来，出现第一种局面的可能性较大。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为伊政治重建设计了这样一条路线：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2003年7月）----签署临时宪法（2004年3月）----举行过渡国民议会选举（2005年1月）----组成过渡政府（2005年4月）----提交伊拉克永久宪法草案（2005年8月）----对永久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决（2005年10月15日之前）----根据永久宪法举行大选，产生正式的议会和政府（2005年年底前）。目前程序已经完成了一半，虽然前阶段中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毕竟已经走过来了。从目前局势看，以后也不会很顺利，但无论如何，伊拉克走上民主宪政之路的大势已不可阻挡。

随着冷战的结束，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口水战和武力战，已让位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口水战和武力战。伊拉克战争和制宪问题，再度引发人们对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重新思考。

在专制国家中，统治者及其理论家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策略需要，把民族主义当作主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利用一切机会在所掌控的主流媒体上大肆渲染，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掩盖国内矛盾和转移民众视线，淡化和阻止广大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而自由知识分子，则充分利用媒体网络化和有限市场化形成的空间宣传自由主义，与官方宣传的民族主义展开论战，形成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阵地。

在国际政治中，专制国家对外推行的也是民族主义，强调“内政不容他国干涉”的国家主权理论。而民主国家则对外推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人权的绝对正当性和普适性，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推行残暴统治，严重践踏人权时，这个国家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文明的民主国家不能对这个政权袖手旁观。

萨达姆被推翻，固然有美国军事力量强大这一原因，但萨达姆也以其残暴统治自掘了坟墓。在现代史上，在镇压人民、制造恐慌和白色恐怖方面，很少有统治者能与萨达姆相提并论，萨达姆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数十万伊拉克人民在他的坦克、机枪和毒气下惨遭横死。萨达姆为维护独裁统治，对反对他的人一概施以酷刑，就连其亲属也不放过。曾一度受到萨达姆信任并担任国防部长的大女婿侯赛因·卡迈勒，因和萨达姆的儿子乌代发生矛盾而逃到约旦。次年，他回心转意，在萨达姆保证不杀他的情况下，又回到伊拉克。但萨达姆仍在他回国之后杀了他及其家族成员共１６口人。

民主国家以推行民主对专制国家实行军事打击，不管其目的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还是出于价值观的内心虔诚，但至少在效果上是符合专制国家民众利益的。不管是为了石油等经济利益，还是为了扩大世界“民主地盘”，美国这次用导弹把萨达姆轰下台，把伊拉克扶上民主宪政之路，对饱受萨达姆残暴统治的伊拉克人民来说，是多年来求之不得的。

当今国际政治规则中，一国对另一国出兵是不是侵略的衡量标准，主要是看军事行动是否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这种做法有一定局限性。从根本上而言，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利益，是事关本国利益的利害权衡，其次考虑的才是国际道义。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各成员国，在决定是否授予一国对另一国家的出兵权时，首先考虑的是往往自己国家的利益。再者，国际政治规则从来就是强者制定的。因此成员国的最终决定，并不一定最符合被出兵国的人民的利益。只有本国人民最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他们的意愿最能反映他们自己的利益。

不仅如此。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这不仅是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民族主义者至少在表面上也这么认为。自由主义同时认为，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当然，如果人民的力量相对弱小，无法直接对抗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统治者，则人民有借助外力的权利，外力当然包括军事力量。因此，国外军力对国内局势的介入，只要是出于本国人民意愿，符合本国人民的利益，就不应该认为是侵略。

不管从自然权利还是从利害角度来看，他国对己国能否出兵，以及出兵是否正义的最终裁定权不应该在国际组织，而应该在本国人民。也就是说，是要“坦克专制”还是“导弹民主”，主要看本国人民的意愿。美军进入伊拉克后不但没遇到什么抵抗，一些民众还在街上欢呼雀跃，由此可见，萨达姆是多么不得民心。伊拉克人民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选择。目前，伊拉克人民已看到了民主宪政的曙光，事实再次证明他们的历史选择是正确的。

（写于2005年9月19日）